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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尤克強

六月十七日澄社的十三位社員和陳水扁總統面談了近九十分鐘，提出新政府「用人酬庸化，改革決心不足」等四項質疑。由於澄社一向被視為「與民進黨關係友好、挺扁色彩濃厚」，因此這番「諍言」也就被描述成「知識分子的良知」，免除了「意識型態」的凌遲。澄社成員楊重信教授在當日下午的記者會中表示「陳總統對『用人酬庸化』的觀念沒有很大的感受…」，絃外之音，頗堪玩味。

有趣的是六月十九日，被阿扁總統尊稱為「國師」的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鴻禧在他的「榮退演講會」中表示：「國民黨沒有倒下去，民進黨才不會腐化，絕對的權力會造成絕對的腐化…。我現在最擔心的反而是國民黨、親民黨不爭氣，連戰、宋楚瑜要加油…」李教授身為台灣自由主義的拓荒者，在退休前夕，眼見台灣「民主與人權不進反退，當權者可能腐化墮落」（報紙用語）的現象，因而產生以上的憂心與焦慮。

我想探討的不是總統的「權力和責任是否相符」這麼複雜的政治和憲法的問題，而是「為什麼權力也會使賢人腐化」這個基本的人性問題。權力當然容易使「愚人」或「凡人」腐化，因為愚人沒有自我檢討的能力，而凡人不容易抗拒權力所帶來的利益的誘惑。但是賢人呢？依理，賢人應該有反省的能力和節制慾望的智慧，為什麼在歷史上，似乎只有在兩種情況下「賢人」沒有腐化：第一，賢人在來不及腐化之前，已失去了權力；第二，賢人在尚未腐化前，先死掉了。最令人景仰的領導人是那些趁自己尚未腐化之前願意主動放棄權力的賢者，譬如美國的國父華盛頓。

為了讓自己有一個比較「言之成理」的答案，我查閱了手邊一些「組織行為」、「社會心理學」、「權力論」、甚至「蒙田隨筆」等相關的文章。我發現權力學不是抽象學理的探討，而是實證的觀察，屬於「質性」（Qualitative）和「個案」（Case study）的研究。但是前人研究的部分結論有點出乎我的意外，例如：權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夠透過他人的行動以達成自己的目標，故所謂的「權力狂」（為權力本身而爭權）是無謂的幻象，沒有個人目標的權力是毫無意義的；掌握權力的人和一般人一樣，會因為基本的「人性」而表現出同樣的行為，如「即使犯了錯誤也要顧全面子」、「明知他人諂媚而仍沾沾自喜」等。

經實際調查，掌握大權之人「喜歡做的事」依序包括了：專心從事個人外交、探查權力轉移的真相及機會、改變局勢、創新、創造個人傳奇及塑造組織中的新明星等。以上的排序所透露的訊息是：權力人士們往往花了太多的時間在他們喜歡做的事情上，而不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情上。當權力人士們沉溺於這些雖令人興奮卻耗費時間的活動上時，就忽略了現實世界和原來崇高的理想。

社會心理學家研究發現，上述的情況（「真正」做的和「應該」做的不一致）發生時，人們會產生「認知失調」--一種生理的緊張。為了降低這種緊張所引起的「不舒服」，人們會出於本能地「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當用以說服他人的「外部理由」（external justification）不足的時候，人們就尋找內部理由（internal justification）來說服自己。最後人們甚至會改變自己的道德觀，並習慣用各種藉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這就是「腐化」的開端，無分愚、凡、賢，只要是人，就逃脫不了的「人性」─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