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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共犯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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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孝經的分析

  傳統中國人應守那些角色規範,在《孝經》表明地很清楚。孝經開宗明義認為「孝」是先王用來「順天下,民用和諧,上下無怨」的「至德要道」,故「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章七)。所以只要行孝則能「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章十六)。可知孝經將上下兩代的孝,透過祖先崇拜,擴大成可通天地鬼神。
  所有人須「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父母」(章一),事親之道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章一),從生至死對父母要「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敬」(章十)。但卻一反儒家子不諍父,而大言:「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章十五)。
  依角色不同,天子行孝應「愛敬盡於事親,而德加百姓,刑於四海」(章二)。諸侯應「在上不驕,高而不危,節制謹度,滿而不溢」,如此則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卿大夫應「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如此則能「守其宗廟」(章四)。士應「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位,而守其祭祀」(章五)。庶人應「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章六)。
  既然孝有上述特質,那「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章十一)便是很自然了。孝道文化之盛行不只是理論而已,實際社會亦然,表現在法律上的是義務至上、家族主義、和泛孝主義。
   3、中國式父權制
  孝就其權力而言,家長享有最高權力,但家長依理或史實並無此絕對權力,故發生有關父權制異同之爭。
   (1)瞿同祖的看法
  瞿氏依西方父權制認為:「中國的家族是父權家長制,父祖是統治的首腦,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族所有人口……都在他的權力之下,經濟權、法律權、宗教權都在他的手裡」(二三八p7)。
  依前述分析,西方父權原只是古希羅時依宗教習俗而來的一種權威,因這些權威由家長享有,久之就形成所謂的父權制。在氏族社會父權並非家長的權利,故無遺囑權。自覺權利正當合法性要到梭倫立法和十二銅表法後,家長才有遺囑權,但同時某些父權如賣子權便受限,其實西方的父權隨時間愈近現代愈小。
  瞿氏認為中國家長有羅馬時代的生殺權:
1 以春秋時宋.司馬云:「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只好將之驅逐,為證,認為當時父親享有宗法時代的生殺權(p8)。瞿氏之言大謬,春秋是封建瓦解之時怎會宗法時代?「弗能殺」正說明了想殺但不被社會規範允許。
2 以秦二世假始皇之命賜蒙恬和扶蘇死,扶蘇云「父而賜子死,尚安敢復請?」為證,認為當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都有生殺權……到了後代則只適用於君臣而不適用於父子間了」,其因是生殺權在國君而非一般人民(p8-9)。瞿氏之言亦謬,「父要子死,子不得不亡」是孝道文化畸形之產物,秦以法家立國怎會行儒家孝道文化,法家怎可能將皇帝的生殺權給父親,故扶蘇之意應是始皇要他死就死定了。
3 瞿氏正確理解,漢至唐的法律均禁止家長殺子孫,到宋之後,元明清的法律均明定,如子孫違背孝道而被家長殺死,則無罪,即使受罰也很輕。但他卻不以此了解,中國父權是隨孝道文化的畸形發而愈大,反之西方父權則愈小。
4 瞿氏認為家長有權典質或出賣子孫,他引漢高帝曾詔令民得賣子,《漢書.嚴助傳》云「民得賣爵質子以接衣食」為證(p30)。瞿氏忽略了賣子並非為家長權力,而是為家族的生存。
  潘維和認同瞿氏看法,認為中國的父權與羅馬法下的父權,「並無根本之不同,僅程度上差異焉」(p12)。
  與潘、瞿不同,陳顧遠說:「羅馬法系以權利為本位,中國固有法系以義務為本位,彼此絕然不同。以權利為本位,特別重視人與物之關係,從而課其責任於他人,而不求之於己;以義務為本位,特引重視人與人之關係,課其責任於自己,而不求於人……故在中國往昔,權利云者,爭權奪利之謂,乃極為醜惡之名詞,不能公然鼓吹;義務云者,義所當為之一種任務,無論在法律或道德方面皆然」(二三五p55)。莊孔韶透過田野調查也說:「宗族族長的權力一般認為有生殺予奪之權,但實際上必須善於履行宗族原則,他的權力是有條件的」(一三一○p.273)。
   (2)HAMILTON的研究
  韓氏以義務與權利之對立批評韋伯以家長制分析中國之謬(四五p108)。他認為「在西方,支配集中於司法裁奪權的制度化,而在中國則是集中於角色的制度化」(p26)。又說:「西方政治理論,在具有權力與順從之間安置了直接的因果關係;父親的命令、國王的旨意、教士的裁奪,型塑出兒子、臣子、信徒的決定。有權的強勢者意志,〔造成〕那些在其行裁奪域中的順從」(p34)。相反的,「孝並不指涉強者與弱者間只有因果關係……孝是一種告誡:〔讓人們〕遵從生命中的角色之責任而行動……服從他人可以在不發命令的情況下產生;甚至,連下命令的人也可以不存在。即令父親或丈夫不存在,兒子還是兒子,妻子還是妻子,這好比天子依舊是『上天之子』一樣……在人們順從及孝順之際,呈現出諸意志的和諧,因此,原則上,命令他人的舉止並非發自個人意志之行為,而是義務之舉。權力乃從角色上的順從而導引出來,並非來自行政裁奪上的特權」(p34)。
  韓氏進一步以時間、形構、權力,來分析中西父權之異:
1 就發展而言,西方父權隨著由身分到契約,逐漸減少。相反,中國則愈後愈增(p68-9)。
2 就形構而言,西方中古父權制基礎在封建莊園,而中國父權最大時,莊園已不在,父權範圍只在家族內(p80-1)。
3 就權力對職責而言。「西方父權制強調個人的最終優位;反之,中國的父權制則強調角色的最終優位」(p81)。「人,而非角色,是西方最重要的理念(如救贖、自由、理性、契約)的主體,而且是這些理念相關的西方政治與法律實踐的對象」(p84)。由於中國欠絕對超越的神和自然法(二四0p63),中國人角色是來自服從人在宇宙人生中相互關係的某一位置即身份,有某一身份就應服從什麼角色、享有什麼權力(p84-5)。韓氏甚至說在西方:「個人權力的主題,變成了法典化的對象。把法律與經濟上財產的概念,和政治學與哲學上的自由、理性,〔予以〕法制化」(p87)。
  類似的Dumont也以身份(階序)與權力二分,認為印度的卡斯特社會其階序頂層是婆羅門但與權力不相干,而王權需婆羅門認可(八五九p441)。並批評西方學者在西方重個人主義和平等的種族中心偏見下,不但忽略了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更無視於印度社會的身份權力之分(p443-8)。
   4、小結
  分析完上述,吾人有一疑惑,反對爭權奪利的中國為何走不出民主且政爭不斷?而主張權力鬥爭的西方反以民主來解決權力之鬥爭。
  首先吾人必須正視權力,權力不只是爭權奪利而已,它是出自人的主體之本能,它具有形上基礎(如神、自然法),故權利不只是外在且具有內在極高的價值,亦即具有絕對性。人人為實現各自認為的絕對真理,自然會施展其權力,為對抗破壞其權力之自主性,彼此便發展出制衡權力的民主機制。
  而傳統中國因視人的主體為無限性,人人均可既內在又超越,政治上主張內聖外王,總期望聖王依道統行事。即使發現君王未必如此,還是找些天命、災異、君王教育……等來期望君王成為聖王,而未能找出一有效的制衡之道。

 六、孔孟應為道的錯置負責
 (一)禮的相對與絕對
  張瑞穗認為孔孟荀的禮均是相對的道德義務觀,但荀子將禮政治化,到董仲舒更將禮弄成三綱式(君臣父子夫婦)的絕對道德義務觀,幸好孔孟要求獨立人格的仁義哲學未中斷,故歷代均有大儒力批朝政(二二三p159-161)。持此論者常有美化孔孟貶抑荀子、春秋、礼記的傾向(一三三四p.81-95)
  張氏過於美化孔孟,也忽略董氏禮教並非在上的君父夫有絕對權力可迫使臣子婦,而是強調各角色均須依其規範行事,雖然事實上位者並非如此。董氏甚至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故董氏並不是如論者所言只有反动性(一三三Op.358),而是積極性與消極性兼具(一三三二p.24-6)。由以下孔子言行,吾人可知其並非相對的道德義務論。
  孔子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篇)。孔子不斷崇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崇古)。批評宰我不守三年之喪之論乃「不仁」(陽貨篇)。批評賜認為殺羊祭祀是殘忍,孔子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云:「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急切責人)」(泰伯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篇)。加上〈鄉黨篇〉所載孔子各種形式化的禮儀。吾人很難相信孔子的禮是相對的,亦即禮之僵化早始於孔子。
 (二)忠孝一體化
  劉紀曜認為孔孟荀仍強調「公忠」的傳統,強調臣的諫諍,並以普遍的道德主義做為忠臣對上的標準。但戰國晚期的儒家如《孝經》將君臣關係父子化,以孝論忠,使忠孝一體化(二二三p188-9)。到漢武帝,董仲舒將君臣關係陰陽五行化,使忠只剩臣對君個人的服從且不得諫諍(p191-3)。
  劉氏看法有問題:一、孝經並未將忠孝一體化,反強調子對父要和臣對君一樣諫諍。二、其實儒家含荀子、董仲舒、朱子均主張要以天道做為忠君的標準,忠君的目的也是為民。故不能將董氏誤解成君命臣從不得有議,相反,就是因他太堅持己見才差點喪命。
  其實孔孟就已泛孝化將孝僵化了。孔子說:「孝,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人之本與」。「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矣」。「孝……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學而篇)。「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勞而不怨」。「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里仁篇)。孟子說:「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滕文公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離婁上)。「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離婁下)。
  林安悟在〈道的錯置〉認為孔子將政治社會的規範及秩序的最後軌持者交給天子(即聖王)是一種困結,隱含著倒反、翻轉、異化而有被反控的可能。並在將依德性主體而來的道德教化之人性社會,與依血緣性而來的父權家長制的宗法社會,結合為一之同時,忽略了開出如西方契約性的客觀獨立之政治社會,導致個人人格的獨立性受限於血緣性宗法社會及皇帝專制(二四一p4)。又認為孟子「民本」的人民乃宗法社會下的「天民」,而非西方的「市民」,又視天子為聖王,故傳統的革命陷於一治一亂的暴力(p6、9)。林氏認為傳統儒家,將血緣性的「父」、聖王性的「君」、及道德性的「聖」,三位一體,造成道的錯置(p10)。但林之錯置論仍未究竟,可是比一般善惡二元論者可取,一般人不是將儒家美化吠是貶抑為惡源(一三二八p.32)。
 (三)崇古與聖王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力批君王的私天下家天下。他認為三代以前的聖王:「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即堯舜禹聖王)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而三代之後的君王:「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以我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篇)。
  黃氏雖對君王不再有幻想,但他的崇古和聖王又使他認為,應恢復三代的「井田」「封建」「學校」之法制(原法篇)。主張天下的是非應由學校公議而非天子私議。學校只能由儒者教五經、兵法、算曆、醫、射,其餘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等全部焚毀。其餘寺、觀、庵、堂等沒充學校。民間節慶只能依《朱子家禮》行事(以參見學校篇)。另外黃氏早在康熙十年〈周節婦傳〉就云:「今聖天子無幽不燭……」(引自二四四p172)。到二五年更在〈與徐乾學書〉云:「今聖王特召,入參密切。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也。五百年名世,于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二四三p162)。
  由上可知被後人推為反專制大師(如二四三)、反清之中國民族主義者(清未革命家)、改革之自由主義者(如二四五),其實相反,是個聖王崇古者、是個天下道統論者、是個文化專制者。
 (四)崇古與改革
  李孝悌認為中國的改革會採取托古改制之因是:一、中國政治思想家除少數如柳宗元、王充、王夫之等有「自然秩序觀」外,其餘大多持「一切社會、政治、道德、秩序的起源與發展,都是出於古代聖王與聖人有意的創設」之「人為建構觀」。二、退化史觀。認為三代以下歷史不斷退化。三、重權威、敬祖先之心理。四、出於認知需要,以舊體解釋新事物的「中體西用」。五、以託古安撫被改革的挫折感(二二二p467-470)。看看李登輝如何掛著「中國」國民黨和小蔣、國父的羊頭,賣台灣的主權、文化、悲哀、民族之狗肉。
  中國三大改革之敗因(戊戌變法後述):
1 王莽變法。王莽利用古代的天命、禪讓及當時流行的五德終始說,奪得王位(二二二p472
-3)。為解決貧富不均、豪強富賈兼併壟斷的不公平現象。他依《周禮》描述的理想社會,推出王田、五均賒貸、六管等經濟管制措施,試圖以政治力量控制一切經濟活動。其改革因昧於事實,「一昧託古,又欠慎重周密的計劃,朝令夕改,法令繁苛。結果不但既得利益階級起來反對,連一般人民也怨聲載道,叛亂四起」(p479-480)。
2 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所處時代和歷代王朝中後期一樣,農民橫遭來自國家賦稅及豪強兼併的雙重迫害。加上北宋特有的重文輕武、冗兵、外患等弊病。歷經真宗、仁宗兩朝,王禹稱、宋祁、范仲淹、司馬光等建言改革失敗後,到神宋任用王安石全面變法(主要依據仍是《周禮》)。經濟上行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軍事上行保甲法、保馬法、置將法。教育上廢詩賦帖經、改試他頒的《三經新義》,立太學三舍法(p484-7)。
  上述二王變法失敗除託古、保守勢力反抗、和用人不當等因外,改革者總試圖以儒家一元意識形態來解決複雜的經政社軍文化等問題,而不是就各領域該有的機制來改革,結果舊問題沒解決,反製造了更多的難題。

 七、中國家族主義
 (一)德性主體、祖先崇拜與家族主義
  中國自西周封建瓦解之後,社會結構之基本由氏族轉至「家」,其中有二個深層的理念影響家族主義:
1 一是人文化過程,將絕對超越的宇宙實體,轉化成可透過人的無限主體--德性主體而達到既內在又超越的境界。如此一來,人事物和社政經的最終判準就在個人良心而非西方外在的神或自然法而來的客觀法則。在客觀法則不存在,良知作用無力(因只有少數聖賢才有此能力)或無能(一元的良知不可能解決多元的衝突),社會規範又是家族主義而非理性契約的個人主義等因素之下,中國傳統社會幾乎為家族主義所制約,使得良知的自律異化成外在的恥感、面子、關係。
2 二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以同血緣為主軸,透過泛孝,在理想上將宇宙人生的一切皆統攝在人格化的親情中,但實際上卻產生:一、中國社政經各領域實權均由「自家人」享有,而造成以下弊病。1、外部人財物力不易進入,內外無法同心同德。2、財產均分,不利於永續發展
。3、同財共居養成依賴又易衝突(以上三者是家族企業常見,這就造成即使美国其家族企業也占全美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占GNP的百分之五十,卻只有百分之三+九能伝至第二代(一二三七p.29,51))。4、在上者含君父官等之權威來自先天,不像氏族共同體領袖需不斷與成員溝通服務並負一切責任,也不像契約社會領袖為其地位和權力需努力表現成績。所以中國各類團體常發生在上者不負責的情形,比如李登輝陳水扁政權從他本人享總統大權但不必向那個憲法機關負責,到其親信只要聽話即使政績敗壞亦能受重用。更不用說李政權的政商裙帶親戚關係(一三八二),陳水扁的老婆更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大搞股市內線交易。。所以日本企業負責人和南韓官員能為敗績負責而下台,在台灣是不能的。二、中國社會其實就是家族的擴大,而非像西方個人主義的契約社會或日本集團主義的氏族社會。
 (三)家族主義的功能與影響
  中國家族制度是一極具彈性的制度,小自只有夫婦子女的核心家庭、到加上媳婦的主幹家庭、到再加祖父母孫子女的擴大家庭,大到同姓同宗共同祭祀的「宗族」,及包含父族、母族、妻族的「親族」(二四七p22),甚至整個村都可是一個家族組成。
  家族主義因具有:一、家長或族長享有經濟、宗教、及家規之大權。二、家庭同居共財,宗族尚有族產(義田、祭田、祠堂)。三、強調道德規範的約束力。四、家族成員彼此互助等特質。所以造成互助、團結、講孝順弟貞等正功能,但也造成了依賴心、易起衝突、婚姻不自由、卑幼不自由、重男輕女、只知家族不知國家社會等負功能(二四八p6,二四七p26-7,29)。
  家族主義又有以下影響:一、政治社會上。家國一體化、欠自主契約性橫向結合的團體、泛孝泛道德化、家族政治、講人情套關係。二、經濟上。小農經濟、家族企業、中小企業。三、教育上。以家族之力支持子弟熟讀儒家經典通過科舉做官,之後反過來負擔全家族的生計、出路及興衰,造成官僚體系敗壞。影響至今的升學主義、文憑主義、教育功利化、和各種考試文化。四、法律上。傳統中國人因輩份不同而不同的法律地位、權益和懲罰。民國之後一些兩性不平等的法律如子女冠父姓等皆源自家族主義,且不易解決,因修法易但改深層結構難,就好比日本在法律上已廢長子繼承權,但實際大多依舊。

 八、二種謬誤的中國結構論

 (一)孫隆基的深層結構論
  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以其自認的「由現象本身去尋找一種內在的關連性,其可能性之擴散,以及擴散之形態」的結構主義方法(二四九自序p8)。認為人的生物本能受到外在人造訊息所組成的意義、價值、及象徵符號等之支配,所設計出來的「良知系統」是一文化最基本的深層結構(p7)。
  孫氏認為深層結構是一個文化不曾變動的部分,西方的深層結構是:「具有動態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趨向無限的權力意志,因此,任何『變動』都導致不斷超越與不斷進步」(p8)。而中國「則只有靜態的『目的』意向性……任何『變動』總不能導致進步與超越……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動都只可能是一次亂」(p8-9)。這就使「中國整個歷史發展呈現出來的『深層結構』遂表現為一個『超穩定體系』的形態」(p10)。
  孫氏認為中國文化下的「人」唯有在社會關係下才能體現,故不存在一抽象的「人格」,「仁者,人也」指的二人的關係(p11-2)。中國人的「心」是人情的心(heart)統攝知性的心(mind)並不二分(p23)。並將意志道德的心(conscience)和自由意志,亦化作人情的心(p24)。以致造成知性、道德、及情欲的心不彰(p27)。同理,中國人的「身」是將人格(如「人身攻擊」)、知性、領悟(如「體驗」「體會」)、生命(如「明哲保身」)、一生(如「獻身」)、道德(如「修身」)、甚至情緒性疾病均化為身體疾病(p20-1)。
  如此中國文化的「良知系統」便以倫理人情的二人關係取代獨立自主的個體,將知、情、意均化為「身」「心」不分上。反之西洋文化則是肯定獨立自主的精神(良心、靈魂、權利)主體,並以之控制人的身(肉體)心(情感)(p30)。
  孫氏並以上述看法推演出中國文化所謂的口腔文化傾向、他律人格、無「性」文化、自我壓抑的人格、專制文化、大一統思想、鎖國心態。
  孫氏以上謬論很明顯地是以一套預設將各種對中國文化的偏見推論在一起,以下要析判其自相矛盾的循環論證。他認為結構主義不是因果關係的方式(自序p8),但他卻先界說良知系統(因),再推演出該系統在中國文化各領域的影響(果),這犯了自相矛盾之謬。另外,良知系統本應是文化現象支配而成,但又將它視為文化的深層結構,這犯了循環論證之謬。
 (二)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論
  金觀濤以自然科學的系統論和控制論,認為所有的自然和社會結構,因內部會產生「無組織力量」(二五0p350-1),故結構終必瓦解。由此可知金氏之論也是決定論和命定論,且同犯自相矛盾和循環論證之謬。他先認為分析歷史和社會應從整體下手,由整體才能決定細部,但整體是個廣大的關係網,所以只能從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下手,如此即以子系統代替整體來分析歷史和社會。
  金氏認為人類社會結構的變化有二種模式:
1 舊結構被破壞失去恢復能力,新結構取而代之,如西洋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2 中國社會的「舊結構的崩潰,消除了子系統中互不適應的因素,消除和壓抑了三個子系統中尚未成熟的新結構的萌芽,這樣就使得大系統回到原有的適應狀態……此稱為超穩定狀態,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穩定性,另一方面表現出周期性振蕩」(p14)。

 九、中國人的心理

 (一)傳統中國人的性格
  社會學家所謂的中國人性格是立基於現代化理論的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所以Wright才會說傳統中國人性格有:服從權威、服從法律、尊重過去和歷史、好學尤其好學正統經典、循例重俗、君子不器、主張逐漸的改革、中庸、與人無爭、任重致遠、自重與自尊、當仁不讓、待人接物中規中矩(一六四p78-9)。
  金耀基認為Wright的看法最周延,他自己則提出:一、封閉性人格。孤立、默從、惰性、不主動參與公共事務。二、權威性人格。服從在上者的權威,雖有安定功能,但扼殺了創造力、欠成就動機。三、對自己有關係者講人情,不相干的外人則無情欠公德心。四、禮的形式化,使自尊化為面子,內外不一(p80-4)。
  民六一年由中研院民族所集合各科學者研討並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認從古至今中國人皆權威性格的傾向。Adorno認為權威性格有以下特質:一、因襲慣例,遵循習俗。二、不加批評地服從權威,尤其是理想化的道德權威。三、好攻擊違反習俗和砍壞陳規者。四、迷信,特別相信命運。五、思想刻板,愛用二分法。六、重視權勢,強調嚴峻。七、不信任他人,總懷疑別人正在進行某種陰謀。八、反科學,對自然採有靈觀(二五四p31-2,二五三p122)。  韋政通認為中國傳統的權威性格來自將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人格,透過崇古取向、兒童教育、學習經典、及整個社會禮教的配合(p14-5,23-4,31-2)。
  文崇一則認為中國傳統儒家道德倫理和重農輕商重功名等價值取向(p51-4,61-3),造成權威、保守、依賴、順從、禮讓、謹慎、勤儉、忍耐、安分等性格(p75)。
一般人總以為重傳統才是權威性格,其實不然,比如反傳統的毛澤東不只是權威還是極權性格,而自認是進行民主化本土化改造的李登輝陳水扁則是權威加集權。由此也可知現代化論者將現代性格與民主、現代結合,將權威性格與極權、威權、傳統結合,是二分說下的偏見,此種美現代貶傳統的偏見含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在美化現代的同時,忘了批判現代性格或現代化更多的弊病。
 (二)家庭社會化過程
  曾玟煌依精神分析方法,從本身的經驗和觀察、臨床資料、學者之觀察和描述、兒童教材和養育習俗等,認為中國人格發展有以下特點:一、嬰兒期,嬰兒受相當關愛,充分滿足口欲,並容許養成依賴性。二、孩童早期,要求情感之抑制,不重視自主自發,強調與人和諧。三、孩童後期,避免孩童間衝突,忽略性教育,強調恥感。四、少年期,開始嚴格管教,培養勤勞吃苦的習慣。五、青春期,嚴防兩性關係,要求謙虛之自我觀念。六,青年期,服從權威,尊重傳統(p246)。這些人格發展又影響到權威性格的國民性(p247-8)。
  另外李芬蓮以人類學田野調查也得到類似上述看法(二五八)。
  現代性論者又認為中國人欠現代個人個式成就動機(二五二p30-1),故不利於現代化。但東方為家庭、為集團的成就動機卻造就了NICs、日本等的現代化,所以張得勝在 《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便質疑成就動機與現代化的關係(二五五p252,260)。其實不只是成就動機,即便權威性格只要有適當的環境均能有利於現代化,所以傳統、現代、理性、與非理性等之間是辯證的,而非簡單的函數關係。
 (三)現代中國人性格
  以現代人性格研究現代中國人性格的祖師和權威--楊國樞認為:「與美國相比,中國人可能比較內向、抑制、退縮、多疑、小心、羞怯、少衝動、不喜社交、少安全感、少客觀性、拘泥細節、情緒不穩、世故冷漠、謹慎固執、敏感少話、少團體活動、少支配性與攻擊性等」(二五三p112)。因從小、從傳統、從家庭開始,中國人就被教以無條件、無理地服從在上者,故「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權威態度』或『權威人格』自屬意料中事」(p123)。
  權威在政治上更形詭異,Lucian Pye認為權威喪失的危機是中國清末以來現代化失敗的根本原因(二五七p5)。照理台灣解嚴後權威性格應會減少,這些很容易從實證調查中得知。但從社政文化的觀察和批判,卻不然。比如台灣民族主義,李登輝陳水扁政權對黨政軍特警和媒體、文化、社會等的操控,其策略與技巧和二蔣時代並無本質差異,所差大概是在台灣情結下,可以民主自由方式操控,而二蔣是在中國情結下以權威方式操控。
 (四)心理學的中國化與本土化
  台灣心理學界研究中國(含台灣)人心理,其實是無根的,而是隨著西方理論和現實環境在變,民六0年代在現代化理論和台灣做為研究中國的範例下,弄出前述的《中國人性格》;到民七0年代在各種反現代化理論和儒教文化圈現代化成功的背景大,倡言社會科學中國化;到民八0年代,隨著台灣現實,又高呼本土化。果真有根,至少要像日本一樣以普遍的情性結合日本特有的集團主義,像西方以普遍的理性結合西方特有的個人主義,而以普遍的德性結合台灣特有的家族主義或「打拼」「硬頸」「出草」。但他們在反傳統中國文化和台灣情結下,是不可能如此。
在此單析判黃光國,至於楊國樞等人見本書他處。黃氏認為「儒家倫理、社會取向、和集體主義等等抽象層次甚高的概念,其實是透過一套由人情、面子、關係和報所構成的社會機制,面對中國人的社會行為產生實際的影響」(二五六p126)。如果此說通,那黃氏也應反批:「西方的民主政治、個人主義、現代理性等等抽象層次甚高的概念,其實是透過一套由契約關係、自私自利、爭權奪利所構成的社會機制,面對西洋人的社會行為產生實際的影響」。但吾人可能見到自由派如此反批?
  黃氏認為人情等社會機制是一種權力遊戲,透過社會機制:「中國人可對家庭以外的其他人炫耀自己的權力;可以操弄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可以改變別人的態度、動機、或行為,使其順從自己的意志;還可以閃避別人權力的影響」(p127)。同理,黃氏也不會以權力為切入點來析判台灣知識分子尤其自由派和左派在知識、政治、學術、及社會運動的權力遊戲(這是八幾年之論,從李政權後半期開始到陳政權,黃氏在自由派算是批評力最強的,可惜未免為時已晚?)。更不可能觸及本書所析判的傳統中國的權力、權利、與義務間之辯證關係。
  黃氏認為中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分成三種:一、情感性關係,對象是家人,用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則。二、工具性關係,對象是彼此為獲得某些物質目的,關係只是獲得目標的手段,比如店員與顧客、司機與乘客,用的是公平法則。三、混合性關係,必須靠人與人之間不斷互動的關係網來維持,而不像感情性關係是永恆親情的關係,用的是人情法則」(p130
-4)。
  人情法則平時「個人應當用餽贈禮物,互相問侯,及拜會訪問等方式和其關係網內的其他人保持連繫及良好的人際關係」;當危急時,關係網內的人應對受害者發揮「不忍人之心」的同情心「做人情」給他,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即是此意(p136)。這實在是對儒家的一大扭曲,析判見後。
 (五)現代中國人的認知結構
  在《緣現論》曾論及中國人思惟模式是關聯性思考,表現在語言上的是主謂詞可省略、文法詞性不完備。在此分析中國語文對認知的影響:
1 中國學生受平時閱讀密度大且簡潔的非拼音的中文之「躍視」習慣影響,閱讀英文時速度會慢下來(二五二p48)。
2 中文使用者的大腦右半部發達,英文反之(p65)。左腦司思考,右腦司記憶。
3 中文使用者數學強(因中文是組合式的空間文字),但獨立思考能力弱,此二者是矛盾的,故其因是社會化過程影響獨立思考之發展(p77)。
4 中文使用者以語言表達內心想法的能力弱,這與家庭社會化過程不豉勵表達而強調尊敬長輩有關(p96-7)。
5 中文使用者花大量時間於熟悉中文字及背誦,使得擅長於記憶(p100-2)。
6 中國人比西方人欠語言的流暢性,其因不在中文的語法結構本身,而是前面因素使然(p118)。
儉、忍耐、安分等性格(p75)。

第五章 儒教文化圈之分析

 一、日本之分析
 (一)地緣政治與經濟
  日本比同緯度的地區有較溫和的氣候,比熱帶地區四季分明,造成日本山明水秀色彩繽紛的田野、山川、湖海,而中國大陸則是一片黃土、江河混濁,以致日本人可對自然撒驕,而中國人只能嚴酷地面對自然(二六一p39-43)。日本與大陸間海面不穩造成的航運不便,使日本易於孤立(二六0p14),但卻有助於以自己主體吸收消化外來文化,甚至排外自大(二六五p4),形成日本文化發展的連綿性、吸收外來文化性、同化性、及融和性(二六0p3-7,二六三p2-3)。上述地緣使外患不易入侵,所以日本多河多山雖造成國內之分離、封建、和地方割據,但各單元仍有民族文化的一體感(二六六p32-3)。颱風和火山地震帶來天災,也養成了堅忍的耐力(二六六p37)。全日本可耕地只占16%,其中的14%又在寒冷不宜耕種的北海道(二六0p5)。以上不利因素,加上礦產稀少、人口眾多(二六0P21-4),促成了日本人的危機、憂患及命運與共的意識。這些意識又激發日本人的成長意識,和對外的侵略。
 (二)日本民族的形成
  現今日本列島形成於距今二萬前冰河期結束時,海平面上升,於是列島與大陸隔離(二六四p2)。之前大陸的住民及文化早就隨追逐獵物通過冰橋傳到日本(二六四p2),至元前二、三世紀發展出繩文文化(二六三P2)(随著出土文物、時間愈往前推至五六千年甚至万年前,這不免令人有「日本文化早於、獨立於中國文化」之感),這些早住民及文化被元前一世紀從西伯利亞經庫頁島南下的蝦夷人消滅或同化(二六0P32)。繼蝦夷族之後,又有出雲族、天孫族渡海來日,因天孫族的人數、武力、及文化均占優勢,故出雲族被吞併同化,蝦夷族則被北逐至北海道。天孫族最後移至本州奈良附近的大和,稱大和族、大和國(二六0P32-3)。另有印度支那族在西元四、五世紀被大和族同化;印度尼西亞族在平安朝時同化於大和族;來自印度的矮黑人被淪為奴隸。至於漢族和朝鮮族在日本史上雖有重大影響和貢獻,但日本也以夷(漢人)制夷(舊漢人),並歧視朝鮮人(二七八p4-5)。至今日本對少數民族和賤民的歧視依舊(二九四p27-8)。
  繼繩文文化的是彌生文化,依《後漢書》記載當時:「倭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台國」(引自二六0p38)。可知已產生區域性霸權,其中又以北九州的邪馬台國及本州的大和國最強(二六四p9),征戰結果在西元三、四世紀時大和國完成日本初步的統一(二六0p41)。
 (三)大和國的社政經文化結構
  大和國的統治方式是:一、大王(天皇前身)透過中央官僚體系直接統治其所屬人民及土地。二、大王分封土地人民給豪族及貴族。
  人民分三類:一、奴隸,來自少數民族、戰俘、罪犯、及奴婢,占生產人口的一成,沒生命及自由權。二、準奴隸,大王和王族直接統治的各類專業「部民」,如耕種的田部、土器的土師部、鐵器的鍛冶部……,占生產人口的1/3,無人身自由,產品全歸主人所有。三、農奴,前二者之外在主人田莊耕種者(「氏民」),無人身自由,但可自由支配所餘糧食及時間,占生產人口的六成(二六三P19-21,二六四P19-20)。
  大和國還在朝鮮半島建立「任那」殖民地,並與百濟結盟,當百濟、任那分遭高句麗、新羅攻擊時,日本曾數度遠征,但均失敗(二六三p25-6)。對外失利助漲了長期就存在的天皇與貴族、貴族與貴族、貴族與豪族間的鬥爭。本來大和國的中央實權一直掌握在蘇我氏、大伴氏及物部氏的手中(二六四p23),但大伴氏因主張將任那殖民地割讓給百濟而失勢,物部氏又因遠征失利而導致地方豪族叛亂,史稱「磐井之亂」。物部氏雖平亂,但朝廷在天皇及蘇我氏主導下加強對地方控制,將本來透過氏族長間接統治的部民和氏民,收編由中央或貴族直接統治(二六三p26-7)。
 (四)聖德太子的中央集權
  蘇我氏順著人民要求擺脫氏族長統治的潮流(二六0p58),利用京城內的漢、韓等文人及手工業者(二六三p26,二六四p26),配合儒家的尊王忠君、佛教的平等信仰、及隋唐的政制等(二六0p58),與聖德太子合作消滅物我氏,並立己甥為崇峻天皇,但又因崇峻妒蘇我氏而殺之,於593年另立外甥女為推古天皇,並以聖德太子為攝政(593-621)。這段期間,聖德太子主要進行了以下三項改革:
1 依個人才能功績而非之前的世襲,授予共分十二階位的「冠位」。其目的在建立中央管理的官僚制,及打破世襲的貴族勢力(二六三p28,二六四p24-5)。
2 綜合日本傳統神道和中國的儒、釋、道等做為國家意識形態,並公佈《憲法十七條》、編篡《天皇記》。認為天皇乃神聖萬世一系的,全國的官吏、人民、土地均歸天皇統治。統治之道在上下依禮以和行事,並主張信奉佛教可揚善止惡(二六0p59-61,二六三p28,二六四p25)。
3 推行平等自主的外交,對中國皇帝以日本的「日出處天子」「東天皇」對稱為「日沒處天子」「西皇帝」(二六三p28,二六四p26)。但聖德太子在《法華經疏》仍自稱為「大倭國上宮太子」。最早用「日本」的是孝德天皇646年的《大化詔書》(二六0p35-6)。
 (五)大化革新與律令體制
  聖德太子雖創輝煌的「飛鳥文化」(二六四p27),但蘇我氏勢力大漲,且貴族豪族並不因改革而減低對中央的威脅。聖德太子(622)和蘇我馬子(626)死後,政權落於蘇我蝦夷及其子入鹿。天皇和貴族於是組成反蘇我氏陣營,經長期鬥爭,於645年6月12日殺入鹿,政權歸還孝德天皇,年號大化。
  孝德推動仿唐的法政制度之「大化革新」,開始了日本的律令體制。其目的雖想中央集權,但傳統的階級結構及特權並未消失(二六三p31)。相反,是以日本特有的連續性和圓融性,兼利中央與地方,完成改革而非革命。
  律令體制雖仿自唐朝,但因應日本環境也做了調整,此調整利弊兼具。比如天皇的神聖一系,天皇除統治百官人民外(政統),亦透過神官兼掌國家意識形態(道統)。這有利於日本之團結、改革、及建設,但也造成人民的盲從,尤其野心軍閥挾持天皇甚或與天皇狼狽為奸,造成長期的封建統治和近代的軍國帝國主義。又比如為因應貴族豪族的勢力,律令體制偏向其利益,這不利於中央集權且造成律令體制瓦解,但也使得改革過程較順,地方勢力不致於被中央消滅。至於官制常隨需要而變更、廢止、合併,尤其「令外官」逐漸奪去原官制的功能及權力,造成了皇權旁落,外戚奪政(二六二p104-111)。
  律令體制下的日本政治和社會有以下特質:
1 行政系統分國、郡、鄉三級,其「國司」、地方郡官、鄉里長,分由中央指派、豪族、及戶長擔任,這些官員均享特權,替天皇統治全國(二六三p34)。
2 社會階層可二分為:一、良民,含十四等階位的皇族、三十等階位的貴族、農民、雜戶、品部。皇族及貴族依階位授予位封(給糧)、位田(給田)、位祿(給布)。有功勳者另給功封、功田。有官職者則給職封、職田、季祿。階位在三位以上的子孫、五位以上之子,無需考試便可蔭位(p35-6)。中央設大學、地方設國學,分別教育不同階位者,教育內容及選拔方式均以唐朝為典範,但實際仍以蔭位為主,只有極少數的事務官才是真正具儒學素養(p53)。農民乃大化革新之前的田部及農奴解放而來,負擔了主要的役稅。品部及雜戶則是尚末解放的專業手工部民,專為統治者生產。二、賤民,含陵戶(守護山陵)、官戶(統治者佣人)、家人(農民佣人)、及公私奴婢。官戶及家人能過家庭生活,且不可被買賣,公私奴婢則可。賤民不可與其他階級者通婚,違者子女淪為賤民(p36)。
3 土地與稅役。律令仿中國均田制,班予六歲以上男子農民每人19.8公畝的「班田」,女子減為2/3。統治者另有位由、職田、功田。班田公有,死後收回,目的在防止貴族豪族的兼併。統治者免役稅。仿租庸調法,農民每年交班田收穫的3%為田租、服十天的庸役(或納二丈六尺的免役布)、交長8.5尺寬2.2尺的絹調,並服十五天不等的雜役及三、四年一次的兵役(p36-7)。
4 仿長安,持統天皇於694年在飛烏地方建京城「藤原京」,710年又另建「平城京」,京城營建有利於中央統治的穩定及擴張(p37-8)。以京城為中心又展開了宗教、藝術、文學等文化,雖以唐為典範,但實際無論在意識或生活之裡層仍是日本傳統的。比如當時頂盛的佛教也偏重政治,以僧尼令管理僧侶、僧官控制僧團、禁止僧侶向民間弘法(p48-9)。又比如代表當時文學、歷史的《萬葉集》、《古事記》便以假名漢文共用的「萬葉假名」書寫(p54-6)。
 (六)中日韓漢字存廢之分析
  漢字從甲骨文開始便發展出一套異於表音的表意文字系統。由於漢字與韓音有別,故三國時代即借漢字的音、訓來記錄韓國語言,這也影響到萬葉假名(二六七p104)。
  雖有韓文及假名,但韓日精英尤其官方文書和學術著作,均以漢文書寫。可是日本早在大化革新之前,便以假名創作文學,且已成傳統,這影響日本以兼具假名及漢字的日文為國語而不能廢漢字。而韓國精英極少如此,加上1446年又創韓文--「諺文」「訓民正音」--以28個字(即音)作為易學易用的通俗語言(p328)。雖然知識分子當時不願用,但隨著韓國民族意識高漲及現代化衝擊下,漢字終遭廢而全面使用諺文(姓名除外)。
  漢字在日本因長期就與假名共用,為文化延續,加上大量的同音異義字需以漢字辨識(二六0p26-8),故漢字仍在使用。
  漢字在中國的困擾更大,因漢字的表意特質、與中國文化一體化、及大量的同音異義字、尤其漢字的書同文統一各地方言的分歧,造成幾千年來漢字與中國文化的共生,所以五四反傳統文化者及台獨文化論者,勢必走上廢漢字不然不足表現其反中國文化,但上述特性不但使得漢字無法廢除,反使得廢漢字論者除非完成拼音化否則仍不得不使用,這也是中共長期拼音化實驗失敗之因。
  針對韓、日文能獨立於漢文之外而成為民族文字,大陸學者趙麗明以女性主義為觀點,認為同是女性文字的中國「女書」「諺文」及「假名」(其實後二者一開始並非女性所為,只是在當時女性不可學漢文之下才成為女性文字),由於「女書」受限於女性封閉系統和父權文化,而後二者從上層女性最後成為全民族語言,故「女書」無法成為族群的共通語(一0四六p148-176)。趙論忽略了語言產生的關鍵不在性別,而在是否合該民族或族群所需。由於韓、日語的語法、語義及語音均異於漢語,故需修改或另創漢文才能合己用。而「女書」的語法、語義甚至語音均同於漢語,如此,「女書」怎可能取代漢語而成為共通語?更何況以女性主義觀點來解釋也有問題,不然以女性文字為共通語的日、韓,其父權文化為何不少於中國呢?
 (七)律令體制的瓦解
  律令體制的支柱在貴族能依律令、均田制及府兵制而統治,但貴族的特權和人口的增加破壞了體制所需穩定的農家結構,和健全的戶籍、班田、軍區。
  到713年共班田12次,但8世紀初已難推行,其因是:一、人口增加,土地不足分配。二、政府各級官員以位田、職田、功田等名目將土地占為私有。三、政府鼓勵墾荒,貴族將新墾地占為私有,政府不得不在723年同意新墾地可三世私有,到743年被迫永世私有。除了貴族外,各級官員、寺院、及地方豪族亦大量占地。政府沈重的稅役及貴豪族的剝削,造成大量農民逃離班田、府兵及戶籍所在地,向享有不必負擔稅役及不受公權力管轄等特權的莊園投靠。因府兵制破壞,中央無力保護各地安全及秩序,莊園於是建立自己的武力、法律、和自足自給的經濟(二六0p101-3,二六三p61-7,二六四p55-7)。
  中央雖在902、1045、1055、1069年四次整頓莊園,但卻使莊園合法化,主其事者並透過沒收非法莊園坐大成大莊園(二六四p57)。弄到最後連皇帝也不得不加入建立莊園的行動,如此全日本均淪為莊園割據(二六三p102)。莊園化的同時也加強了農村共同體的共同體意識,日本氏族社會的共同體意識,不像中國在家族主義和中央集權下消失,而是在家與家之間透過村長和村民間,彼此的信任和參與建立起來的(p64)。政府的整頓導致成員為自衛或被村長強迫而武裝起來,並建立了武士制度(p67)。以上可比較羅馬帝國、英法、戰前德日俄等類似之經驗。
 (八)攝關、政院、及幕府
  律令體制的破壞表現在精英層的是天皇、貴族、豪族及武人間的奪權。首先是天皇權力被外戚藤原氏奪去,藤原氏透過:一、打擊其他氏族力量(二六四p63-4)。二、經濟上成為全日最大的莊園主。三、政治上與皇室聯婚,前後立外甥、外孫為天皇共有八任,還規定嫁皇室的女兒懷孕時必須回藤原家中接受教育直到成年(p65)。四、在律令官僚外另立「攝政」及「關白」,將政權從天皇及官僚手中奪來(p66)。1068年即位的三條天皇與藤原氏無姻親關係,三條為擺脫攝關的牽制,乃於1086年讓位給其子八歲的堀河天皇,自稱上皇,在宮殿設「院廳」做為發號政令的中心,並聯合反藤原氏的貴族、中下階級官僚、及寺院僧侶,打敗藤原氏的攝關統治轉為政院統治。但三條此舉並無補於健全律令體制,反產生了另一新武士貴族強權--源氏,並在天皇之外另立一太上皇,加劇了政爭。
  武家因控制了政、經、軍的實權,故在上述政爭中脫穎而出(二六0p109,二六三p72),其中又以源氏和平氏二家最強。從十二世紀後二家展開慘烈的內戰,源賴朝於1192年大勝並取得「征夷大將軍」頭銜,將鐮倉政權改名為「幕府」,從此日本進入幕府時代(二六0p110,二六四p83)。
  幕府雖取得政權,但:一、天皇依舊享有中央八省的社政經大權,且天皇乃合法的國家統治意識之來源(二六四p89)。二、幕府的權威建立於大將軍能有效地統治各地豪族(「御家人」),並要能持續地賜予新封地(p85)。三、1199年源賴朝死,源賴永年少又輕視元老而重用岳父,引起關東武士不滿。經一番鬥爭,政權落入外戚北條氏(p86)。
  北條氏的統治不但濫權,又無力統治御家人,加上蒙古軍入侵(p92-3)。後醍醐天皇趁機於1324、1311發動二次倒幕運動,雖敗但激起了全日倒幕勢力的集結,1333年鐮倉幕府終亡。後醍醐親政,又因「大興土木,擴建宮殿,強行發行流通貨幣,征收重稅,對倒幕武士的論功行賞極為不公,激起了各階層的不滿」(p95)。足利尊氏(曾背叛鐮倉幕府投靠後醍醐天皇)趁機又再背叛,而於1336年建立了第二個武士政權--「室町幕府」。
  因室町幕府是建立在大封建武家(「守護大名」)的鬆散聯合政權上,故統治期間戰亂不已(p99),後期陷於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戰爭結果新的「戰國大名」取代了之前的「守護大名」。這些新大名有其軍力後盾,獨立於幕府之外,有自己的「分國」(藩),藩內實施獨裁統治,規定家臣的封地只能由長子繼承,禁止買賣或移轉,家臣子女的婚嫁需大名批准。軍事上,兵農分家,職業武士(軍官)和「足輕」(步兵的槍枝隊和弓箭隊)構成軍隊的主體,並開始用火炮。農業上,沒收農民武器,丈量土地,調查人口,將農民及土地納入管理,不許農民自由遷移,以增加勞動力。同時興修水利及開墾農田,在農忙時不發動戰爭。鼓勵手工業、採礦、及冶金。保護商業,免除商人的徭役及關稅,維持營業自由。以上之目的均在增強各戰國大名的戰力,以便稱霸全日(二六四p114-8)。
  至十六世紀中葉,織田信長在天皇和幕府將軍足利義昭的倚重下取得統治權。織田信長雖在1573年迫使足利義昭投降,而結束了室町幕府,並在1575年敗武田信玄之子武田勝賴。但1582年卻在家臣明智典秀叛亂下被迫燒殿自焚,統一霸業功虧一簣(p118-9)。部下豐田秀吉繼續統一霸業,到1591年終統一全日本,之後即想攻下朝鮮、進占中國、西征印度、稱霸全亞洲(真是大東亞的前身)。於是在1592、1597發動二次征韓侵略,但被韓將李舜臣及明援軍分別從海陸大敗。1598年8月18日憂鬱致死,12月日軍撒出半島(p127-130)。豐臣秀吉死,部下德川家康趁機取而代之,1603任大將軍,建立江戶幕府,1615滅豐臣氏結束戰國時代,統治期長達二百多年(1603-1867),直到明治維新。
  德川為其統治:一、規定各藩國大名只准留一城,其餘須拆毀。二、天皇須聽命於幕府。三、嚴禁各寺擁兵自重。四、將人民分成士、農、工、商、及賤民(p134-8)。
  德川為經濟利益而鼓勵對外貿易,商人原社政地位雖低,但憑著經濟實力,逐漸成為各藩國城下町尤其江戶及大板之要角。可是對外貿易也造成西部藩國勢力高漲,成為幕府潛在的威脅。鼓勵工商又打擊封建小農經濟,而瓦解了幕府的統治基礎。隨著貿易而來的舊教宣揚平等主義,並成為歐洲殖民的前鋒。以上因素均可能瓦解幕府,故德川決定鎖國,從1641年只准中國、荷蘭商人在長崎通商,直到1853年美國強迫才開放門戶(p140-1)。
  鎖國除造成日本自外於世界發展潮流、自大封閉外,還使國內商業資本無處投資,只好用於農村土地兼併,用於城下町的商業、手工業,及各地的礦業、紡織業、釀造業。這些商人與上層結合,壟斷全日的土地及工商,導致小農和下層武士破產(p141-6)。也造成後來的明治維新是以中央、封建主、及商人三者為推動改革的主體。
 (九)唐風、國風、及武家文化
  日本文化即使在律令體制吸收唐文化最盛之時,亦以本身特殊性來吸收。進入平安時代(794-1191)之後,因攝關統治加上中國正處唐末五代亂世,故日本不再遣使到中國,日本也趁機消化唐風文化而形成國風文化(二六三p73,二六0p91)。國風文化是貴族以「和魂漢才」為精神,以假名為書寫工其,創造出以「和歌」如《古今和歌集》及「和文」如《竹取物語》《源氏物語》等為主的貴族文學。它反映了貴族重技巧、形式、及浮華生活下內心的苦悶,有高度的藝術成就,但失去自然的生命力而陷於浮華文弱(二00p94,二六三pp77-80),並影響日本近代小說重內心探討的特質。
  奈良時代後期佛教勢力大增,並試圖干政,桓武天皇乃遷都至平安京(今京都),並以留華剛返日的空海及最澄,以改革名義統合政教力量對抗舊有的六大派佛教。其實空海最澄和之前舊派佛教均以鎮護國家為最高使命,並將中國的密宗、天台宗融合神道,高倡「本地垂跡說」(神佛同體),認為天皇、奴僕在現實人間雖有別,但皆可成佛。所差只是舊派依附天皇而新派依附貴族(二六0p96-7)。日本佛教除少數如道元外,大多均依附權貴、支持甚至參與崇拜國家天皇和政爭(十七p301-340)。  
在此同時,因律令體制瓦解、政權旁落貴族攝關,人民在政府和貴族的雙重壓迫下,痛苦萬分,故末法西方淨土信仰在民間盛行,並漫延至下中上層貴族(二六三p74-5)。
  武士本來只強調「弓馬之道」及對上之忠心,從鐮倉幕府開始,統治者將中國的禪宗、朱子學、陽明學等,以斷根的方式,去除禪宗的明心見性、大破大開,朱子的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天命,陽明的致良知等,偏重禪宗較為形式的坐禪樸實無私力行、朱子的忠君、陽明的知行合一等,而形成武士魂--忠孝、勇武重名分、尚節操、講究封建道德。除武士魂外,武家文學亦偏陽剛的戰爭文學如《平家物語》《太平記》,武士另外在「能樂」「茶道」也有高度成就。
 (十)日本的集團主義
   1、日本家族主義與縱向社會
  日本家庭結構到鐮倉時代仍以血緣為中心,但隨封建發展,非血緣的異姓加入,形成以維持家名和永續經營為目標的家意識,強調家人依家規要求的角色規範行事,而非中國血緣性的角色規範或西方契約性權利義務關係(二六九p79,二七一p63-4,二七0p249-250)。
  中根千枝將日本上述特質稱為「縱向社會」,強調的是依「場」的規範彼此共同參與永續經營,而非「橫向社會」的依某一特定「資格」如中國的血緣、印度的Caste階級、西方的能力職業或學歷等(二七二p17-8,9.13-4)。
  中根之論忽略了日本社會的年資、輩份、尤其各集團特質不也是種資格。且將中西印同歸橫向社會,更無視於三者的極大差異。如以中根將「縱」看成上下主從關係,那西方的官僚制和中國的三綱更合乎縱向社會,他雖認知此,但又辯稱不要以此與他的界說弄混(p40,42)。
  如以一社會成員能否突破先天性的身分或血緣限制而能在社會間橫向合作,來判橫縱,那中國屬縱向社會,而日、西是橫向社會。
  日本橫向社會同時兼具血緣性親情及氏族性參與之特質,故不易發生中國上對下不負責下對上離心,不易發生西方契約性權利義務關係帶來的理性異化及無情。
  李永熾認為日本式家庭結構完成於德川時代:
1 武士階級:一、以長子繼承家名(指名譽及一切財產),無男子則由養子繼承。於是發展出不同性質的養子如「婿養子」(養子嫁女兒)、「順養子」(以弟為養子)、「急養子」(臨死前緊急向主家申請所立之養子)、「假養子」(德川後期禁急養子,故立假養子,當兒子出生即廢之)、「嫡母養子」(以妾生之子為養子)、「繼母養子」(以前妻之子為繼母之子)、「父計養子」(無妻無子者所立之養子)、「母計養子」(未婚女子或寡婦所立之養子)。二、以「總本家」(元家)-「本家」(由長子繼承之家)-末家(長子之外諸子繼承之家),不斷繁衍成同族(二六九p81)。
2 農民階級。德川幕府禁止農民的土地分割繼承,而以長子繼承,於是形成「本家」與「分灶」(分家)的家族村落共同體。「分灶」有三種:一、「灶」指有血緣關係的分家。二、「養子灶」指本家內具養子身份的「奉公人」(如長工之類)所分出之家。三、「名子灶」指非養子身份的奉公人從本家分出之家,或售土地給主家再向主家租田宅者。以上本家與分灶構成強烈的同族意識,以賞恩報思方式,維護村落的水利、山林等之使用(p82-3)。
3 工商階級統稱町人,其中又以商人為主。商家成員含親族(從當主〔家長〕-主婦-嫡子-庶子-女兒)及非親族(從看頭〔掌櫃〕-手代〔夥計〕-丁稚〔徒弟〕-下男-下手)。當主是家產和祭祀的負責人,為了家的永續經營,重大事情均由同族主要成員(當主、主婦、兒子、看頭、手代)評議後才能決定。如當主有不利於家業的不當行為,族員可令當主退穩。當主的繼承以能力為主,家族中的奉公人(看頭、手代、丁稚)尤其有機家繼承(p84)。以上影響到日本式管理的繼承能力主義、終身職、從基層做起、注重人才教育、注重各級人員的溝通、全體共同參與決定、輩份主義、公司內競爭文化、以同族心照顧員工或服務公司。
  町人的分家是分「暖簾」(商譽、招牌、財產、管理等),透過它形成商家家族(p85)。日本後來的財閥、關係企業即受此影響。
   2、中日家族主義的不同
  中國家族因強調同血緣的祖先崇拜,不易接納外人,加上失去氏族共同體的親和及上對下負責,又欠契約性共同體的合作性,故將個人良心和相對倫理,異化成個人依家規,下無條件服從上,上不負責。反之,日本家族主義兼具了血緣的親和性,及契約的效率、參與、競爭等。
由這些及其它結構性差異,吾人可知,「某某能,台灣不能?」的期待是不實際的。南韓官員及日本企業家能為其敗績主動下台、新加坡日本南韓香港政府的效率、美國日本的社區意識,台灣當然不能。但這不能如有些貶中美日者認為非得去除中国家族主义才能現代化(一三三五p.262-8),其实伝統與現代的關係是辯証的,在不同時空下是有不同的作用與評价,比如被誇為日本第一之原動力的日本集团式家族主义,在新經濟的時空下卻成為日本崩潰的內因?而中國式的家族主义,不論兩岸三地,在亞洲金融危机下仍發揮積極作用。
  日本家族主義的另一特點是士農工商各有其本分及價值依歸,而中國商人在明末之後地位雖受肯定,但商人價值依歸仍在科舉。這使得日中現代化有以下差異。日本的武士階級有大量的人肯投入於新知識追求、進入現代化的官僚或產業;商人階級在手工業、家族式管理、各藩國重經濟等基礎上發展出現代化;農民階級的富農投入現代化經營,中下農別成為穩定的糧食、賦稅、軍人、工商勞動力等之來源。明治政府則透過有效率的官僚體系將這些統合起來,完成了綜合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等之現代化。反之,中國的現代化則在天命說改朝換代、滿漢民族衝突、士大夫階級價值一元化、小農經濟、工商受制於中央集權、官僚腐化無能、列強入侵等之下,陷於困阨。
   3、日本式的愛
  日本集團主義有種特殊的感情--「依愛」。土居健郎批評西方要求人需自主自立的精神分析,因否定了人與人的愛與被愛,故將導致人的無助無力(二七七p30-1)。土居認為被愛或依賴於某人的愛是全人類共有的心理,但日本表現的最突出(p39)。依愛有縱容、驕寵、撒驕之意思(p40)。日本的賞恩與報恩之間是以依愛為人情之核心(p44-6)。因報恩在深層中內化著對愛的回報與渴望,故當無法報恩未能盡到義理本分時,內在則湧起罪惡感而不只是潘乃德所謂的外在恥感(p60)。
  土居對西方精神分析和恥罪感文化之批評,雖有其立基於日本集團主義的特殊性和依愛情性的普遍性,但如同西方現代化理論一樣,在立己批它的同時均各有其謬。可是卻少見像中國學者那樣自賤,如本書多處批判的現代化論者或自由派。在此,余德慧認為中國的「疼」只是物質性欠濃厚的依愛、「黏」是自我意識喪失而非依愛、「人情面子」只是工具性交換手段順便副帶情份(二七七p8-11)。令人不解,高倡心理學中國化本土化的余氏等怎只知「美外」而吝於呈現疼、黏、人情、面子、關係等背後的情性或德性。如說他們是在實證或批評,那他們怎不同理去實證或批評西方、日本?!甚至從人的整體來析判各文化之偏。
   4、日本的國民性
  西方對日本國民性(NICs亦然)的研究並非如實證論所言是客觀的,而是立基於敵友及成敗,戰後日本迅速現代化,學者的看法即變。
  戰前大多有負面性評價,如Corer云:「日本的國民性有一種強迫性傾向,顯示出一種講求形式、整潔、和次序的習慣。這主要源自早期嚴格的排泄訓練,也導致了壓抑性潛意識的攻擊」(二七六p242)。LaBarre也認為有以下強迫性特質:「隱密性,隱藏自己的情緒和態度;堅忍性及持久性;憑良心的;自以為是的;投射性態度傾向;狂熱性;傲慢;暴躁易怒;追求精確與完美;整齊及儀式的清潔習慣;拘泥於儀式;遵從規定;虐待與被虐待狂的行為;憂鬱傾向;疑心重;嫉妒心重;自炫博學;多愁善感;喜歡春宮淫戲和肛門性快感」(p243)。
  到潘乃德的《菊花與劍》則以比較美日家庭教育等(在此改為中日)下手,中日相近者有--喜歡搖小孩使易入眠,不鼓勵小孩活動說話,口腔期的滿足,較不嚴格的排洩訓練,兒童期的放縱,青少年期的嚴格,重視學校教育且壓力很大,外在性成就動機。但日本的常泡澡、性的鬆弛、報恩、義理、依愛,異於中國的少洗澡、性的嚴格、人情、面子、禮教(二七六p256-266)。
   5、日本集團主義的弊病
  Clark認為日本的集團主義因兼具縱向(官僚主義)橫向(共同關心),故具有西方所欠的共識和親密(二七八p270,66)。但過分強調集團,加上日本人輕理性契約重感情交流,故很在意外人批評卻不能容忍批評自己的國家社會(p8-9,36)。學術上注重集體小組的研讀,但限制了個人的創造性及彼此的批評反思(p59,二七二p104)。為顧及集團內的共同參與及和氣,而強迫溝通、無所不管的照顧關心,但也限制了個人的能力主義,發生縱容的現象,當和氣不在則易分裂(p71,p73)。
  福武直認為:一、將長子看成繼承家長的後嗣、將次子看成代長子繼承家業的後嗣、將女兒看成出嫁的貨品,雖有結合家族的功能、能迫使次子獨立發展、使女性成為社會家庭的勞動力,但卻造成三者的不平等(二七三p13-4)。二、服從家庭及社會既成的習慣或權威,而不依良心的自律及合理的判斷。平時所有領導階層皆依附天皇權威,事情發生又推卸責任(p21-3)。
  丸山真以「超國家主義」或「極端國家主義」來分析日本集團主義在國家方面的表現,他認為日本的超國家主義將國家化為真理本身,所以惡行均可以此合理化掉(二七九p7),透過天皇制及集團主義,發動侵略的軍部首領陷於集團尤其極端狂熱份子(如中下級軍官、極右派)的壓迫性氛圍內(p86),但他們並未自覺是行使權力而發動侵略,故東京大審時他們均未意識到要負責(p90-1)。即便戰後日本人的反戰也是基於自認是大戰的受害者,而非為其侵略而悔罪,故世人大多仍疑慮日本軍國主義是否會再起。如對比於戰後被罪感壓得不斷認錯侮改甚至反彈為新納粹的德国,日本人在恥感下不但自己不認錯不道歉、還對他人不時提及不悅,日本更顯的謬誤(一二八九p.12-13,440-4)。正因如此,二戰時遭日本侵略的地區尤其東北亞的中韓,至今對日本面對戰時的態度会不斷地質疑其未來軍國主義再生的可能性。
3 集團主義的「親分」與「子分」透過社會結構機制展現到農村共同體、工商團體、官僚體系、政黨派閥、學閥、甚至黑社會的頭目及手下。亦即所有日本社會皆受其制約,並產生團體內外有不同的行為規範,在內謹言慎行,在外則胡作非為(p24-30)。
 (十一)幕府瓦解與明治維新
   1、幕府瓦解之因
  德川幕府能有效統治靠:一、幕府能充分地控制各藩國。二、武士能以官僚體系和封建體制統治農工商。三、以健全的戶籍和土地制度將農民固著於土地,以提供穩定的稅役。四、工商階級只能提供經濟資源,不能越位奪取社政經文化大權。五、以鎖國政策杜絕外來影響。
  但上述條件隨封建發展而逐漸消失:一、幕府與藩國勢力彼此形成消長局面,尤其西南的藩國有效的改革使國力大增,逐漸威脅幕府政權(二六0p191,二六四p164)。二、工商發達,町人的經濟力量破壞了武士的統治權威和小農經濟。政府只好靠提高農民賦稅、扣減官俸、向富商借貸、及發行貨幣等來茍延,最後政府被迫賣官鬻爵、中下層武士則秘營小差(二六0p192)。三、外力來襲,1854年美國先突破鎖國,接著俄、英、荷……等依樣要求訂不平等條約(p194-7)。
   2、幕府及藩國的改革
  面對以上危機,幕府及藩國均試圖改革。1841年德川家慶展開「天保改革」:一、限制消費、提倡節約,但打擊工商,造成市面蕭條、商店倒閉、工人失業。二、限制農村經營家庭手工業以保護農業,並開發沼澤、興建水利。三、限制物價和壟斷、向商人徵高稅、取消武士欠商人的利息、鑄劣幣,商人則以休業及降低商品的質與量來對抗幕府。四、為鞏固海防,強迫江戶大阪附近的藩屬地改成幕府的直轄地,但遭抗而敗(二六四p162-4)。
  西南藩國因較早接觸外來科技與文化,故改革先於幕府。長州藩於1838年即以藩國力量行使重商主義,強迫富商富農取消下級武士債務,並開放下級武士參與藩政(p164)。薩磨藩1830年則由下級武士負責推行專賣制度。肥前藩1835年開始便以沒收商人在農村的土地,禁止地主經商,減少農民佃租等來保護中小農。各藩國在打壓町人,保護武士農民的同時,並積極建設軍事工業(p165)。
   3、倒幕過程
  幕府於1863年8月靠薩磨、金津二藩勢力,將長州藩勢力趕出京都。1864年8月幕府又趁英法美荷四國為報復長州藩炮轟列強船艦而進攻下關時,下令調集共35藩的兵力征討長州。長州大敗,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等決定與列強議和,放棄盲目的攘夷,並開港,全力倒幕。但長州的保守勢力趁幕府征討之機奪權,並向幕府表示恭順謝罪,鎮壓改革派。改革派則在武士、農民、富農、地主等的支持下奪回政權,並表面對幕府恭順,實則趁機倒幕。
  1865年5月幕府又進行第二次征長,但薩磨等藩唯恐下一個目標是自己,乃反對再征長,反倒支持長州。從此倒幕勢力高漲。1867年9月19日長州、薩磨、安藝三藩組成倒幕同盟。10月14日德川慶喜被迫上奏「奉還大政」,天皇接受(二六四p176-181)。因慶喜乃緩兵之計,故諸薩仍一連串地以武力倒幕。1868年5月3日慶喜得到七十萬石領地回老家水戶藩為條件,開江戶城投降。隨後又進行一年多的掃蕩殘餘保守勢力,到1869年6月27日攻下北海道之後,「王政復古」才真正完成(p185-8)。
   4、明治政權之建立及其屬性
  因明治政府是建立於支持天皇的諸藩武士,故雖有以下諸多措施,但中央要職均由倒幕武士奪得(二六四p188-192)。1868年4月6日天皇頒「五條誓約」:「廣興會議,萬機決定於公論。上下一心,大展經論。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舊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6月11日又頒《政體書》規定中央由天皇直接統治,中央的「議政官」(立法)、「行政官」、「刑法官」(司法)等三權分立,地方行府、縣、藩三級制。
  明治政府鞏固中央權威的方法除了建立天皇萬世一系神話、視神道為國教、貶佛教屈屬於神道、令僧侶及神官共同替天皇負「教諭」國民的責任等之外,更重要的是「奉還版籍」和「廢藩置縣」。首先任舊藩主為「藩知事」,並以藩收入的10%作為「家祿」為代價,收回各藩土地(「版」)及人民(「籍」)。但各藩仍有反抗者,中央進而以「廢藩置縣」除去藩知事,其職由中央指派。並將舊藩主的年貢改為俸祿,最後發放一次公債取消俸祿。
  同時又將舊的貴族改造成新的「華族」、舊武士改造成新「士族」。華族和士族透過官僚體系,將公債投入產業及掌控高等教育等,形成了政社經文化的實權者。
  明治政府為爭取民心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乃實施土地私有制及減稅,但獲利的是富農、富商、及新官僚特權分子(p197-9)。另方面又透過現代化官僚體系配合家族主義、地方共同體和國家主義,鎮壓了農民的反叛,並因而提供了現代化和對外侵略所需的稅收、兵源、及勞動力。
   5、明治維新的具體措施及其結果
  王政復古後,明治政府一方面與舊藩主鬥爭,一方面就已展開了整體的國家建設計劃。好比大化革新出使唐朝學習考察治國之道一樣,明治維新的出國考察團(48位政府官員和59位華族士族出身的留學生)從1871年12月13日到1873年9月回國,共花了百萬日元。考察的國家有美、英、法、荷、德、俄、丹麥、瑞典、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考察的領域含蓋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制度及生產技術。認真地考察了各國的政府機關、工廠、學校、醫院、郵局、兵營、法院、監獄、甚至貧民窟。考察主要得到三個結論:一、工商乃富國強兵之本。二、普及教育和鼓勵科技。三、從日本國情出發,英法美超出日本甚多,普俄封建帝制與日本較接近(二六四p205-6)。
  明治維新的整體可用「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來概括,為達這些目的,明治政府有以下措施:
1 教育上。1871年設文部省,1872年頒《學制》,1879年頒《教育令》,1885年頒《學校令》,1890年頒《教育敕語》將忠天皇愛日本作為教育的根本目標。到1894年全日本有24046所小學350萬學生,就學率達61.7%;中學103所,學生3萬;各類專科、師範、及大學113所,學生逾2萬。1895首次高等文官考試,大批帝國大學畢業生進入政府任高級官僚(207-9)。
2 殖產興業:一、以公債取代武土俸祿,配合政府的貸款、低價賣給國有地、無償分配荒地提供資金旅費開墾北海道。這使得少數華族士族將資金投向金融及工商業而成為資產階級。但為數高達二百萬的一般士族及其家屬,因欠資金和務農經驗,多數破產(p209)。二、發行貨幣,成立國家銀行。三、對外掠奪。1874年侵略台灣向清廷勒索白銀50萬兩,1893年掠奪韓國大米用於購得853萬日圓黃金(p210),甲午戰爭取得中國3.4725億圓賠款(二八三p69)。四、接收舊有幕府企業,引進新技術發展官營企業,而後再低價賣給三井、三菱、川崎等大企業,形成政、軍、商三位一體的財閥(二六四p210-1,二六0p251-2)。
3 富國強兵。1872年《征兵告諭》實施全國性征兵(二六四p212),並大力發展國防工業,與大資本家結合。隨著軍國主義發展,國防軍需工業成為日本企業的主體。
  依井上清研究,因日本現代化一開始就極其侵略性,加上企圖從鄰近地區找回受西方列強壓迫的損失(二八三p2,7)。再配合上述的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於是造成天皇制、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及地主制等合為一體的日本式帝國主義(p93)。
 (十二)日本現代化之分析
   1、日本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認識之不足
  明治維新成就雖非凡,但新興知識分子也開始以英美的自由主義、法德的社會主義來批評政府。「明六社」雖強調自由主義、政教分離、民主政治、功利主義,但武士參政傅統、尤其強烈的富強動機,使得他們的主張在面對國家利益優先時,皆被打了折扣或投靠政府成為官僚派學者(二六0p282)。即使自由主義的頭頭「福澤渝吉」其動機也在富國強國,所以他才會主張「脫亞」對外侵略,並視中日甲午之戰為「野文」之爭(二七四p21-5)。另一激進民權運動領導者「中江兆民」,其民權目的也在求國權發展,故面對對外侵略時(他本人即致力於對中韓侵略),民權也就萎縮了(p39-41)。李永熾研究認為因日本知識分子弄混了國權與民權,故除少數絕望而進入學院搞學術、或投入探討自我的文學之創作外,大多均加入國權運動(p43-8)。
  即便社會主義領袖「幸德秋水」,依井上清研究,幸德也曾站在帝國列強立場,主張日本加入瓜分中國的行列(二八三p130-143)。井上清感慨地說:「日本人,不用說天皇制官僚和統治階級,就連最先進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也如此深入而廣泛地被帝國主義的思想和心情所束縛」(p134)。
   2、中日現代化之比較
  因日中在歷史、地緣、文化、西方挑戰、及國際環境等皆類似,但二者的現代化卻成敗不同,故學者會試圖比較而找出所以然。
  Lockwood1965年的〈日本對西洋的反應:跟中國的比較〉認為:一、社會結構上。日本的社會階層是職位取向而非身份取向,故高職位要求的是資格、責任及義務而非特權,身份低者是心甘情願的模仿而非卑屈的盲從。二、日本有融合外來文化的傳統,而中國則頑守傳統價值。三、日本的政治結構較多元,有較多自治。四、面對西方挑戰,日本的統治階層能迅速有效地推翻舊的封建秩序從事改革,而中國則沿著舊傳統(二八五p124-7)。
  Bella1957年的《德川時代的宗教》認為融合了儒釋神道的日本宗教之特質,是將報恩與追求存有結合為一。故追求存有並非寂靜的諦觀或被動的服從,而是主動的實行。武士道透過勤儉節約、無私奉獻,不但完成了報恩,也達到與存有一體的境界。商人的經營也非利己主義,而是勒勉節儉、發揚家名、重視誠信。這些與韋伯的新教倫理一致。故德川宗教在經濟上產生了合理的經濟行為,政治上產生了天皇體制,而有利於現代化(二八五p129-133)。
  Reischauee1963年的〈十九世紀中國與日本的近代化〉認為日中現代化成敗的原因是,曰本和西方一樣由封建發展到現代,而中國則欠此特質(二七四p236-7)。日本封建有以下三個特性:一、習於吸收外來文化。二、有利於學術、經濟、思想、及面對挑戰時等的多元之產生。三、各階級有自己的價值依歸,故日本的階級是「目標志向性」,古中國則是「地位志向性」(p228-234)。
  許介鱗批評以上:一、偏重日本封建的優點,忽略了其內在弊病。二、先有一套現代化理論,再從各國歷史中抽出合理論者,又再用以解釋各國歷史,這是一種同義反覆,只是將成敗合理化而已。三、日本的現代化是建立在「超國家主義」上,對內是天皇制,對外是帝國主義(二八五p145-7)。許氏認為:1、中國頑守華夷之分,被動被迫開放門戶,且將西學視為器。而日本則迅速地吸收西方科技知識,雖亦主張「和魂」「尊王」(p154,158-9)。2、兩國的社政經結構不同(p165-7)。
  由此可知將日中現代化的成敗,簡單地歸諸「和魂洋才」對「中體西用」、封建體制對中央集權、或誤比日本具有西方資本主義精神及中國的義利合一(二八0p17,111,129,二八一p11,二八二p166)均謬,而不知日本特有的條件必須在特定歷史時空及風土才對其現代化有利。(徐水生在《中国古代哲學與日本近代文化》結語︰「日本哲學的近代化,並非完全的西方哲學化,而是和魂中以中国哲學為主的思想與西方近現代哲學溝通、涵化、融合的過程」一三二五p.4。)
   3、日本的憲政發展
  雖然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和政治特權人物曾大力推動民權立憲運動,但因欠西方中產階級、對天賦人權的形上絕對性及人的有限性又不明、加上陷於集團主義和國權主義,故在天皇權威、對外伸張國權、及中央分化打壓下,民權立憲運動之敗是很自然的。
  倒幕大將板桓退助在征韓論失勢及西南戰爭失敗後(明治政府雖早就有征韓計劃,但以穩紮穩打方式為之,導致西鄉隆盛等激進征韓論者不滿,而於1877年2月15日發動西南戰爭),結合林有造等自由主義者,,於1874年1月12日組成「愛國公黨」並向政府提出「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明治政府敷衍之,到1882年3月才派伊藤博文等赴歐考察憲政,認為英國立憲主義不合天皇制。回日後費時四年祕密審議,到1889年2月11日才公佈《大日本帝國憲法》(二六0p212-5)。
  立憲期間,民主立憲運動不得參與政府立憲,政府並立用御用政黨與之對抗,結果自由政黨相繼淪為政府的友黨。形成自由黨(1890年10月18日由愛國公黨改組而來)、進步黨(由1881年3月14日大隈重信成立的立憲改進黨於1896年改組而來)、立憲帝政黨(1882年3月18日伊藤博文以政府的機密費所成立)三者間因以下差異而來的政爭。理念依據不同(法國共和主義革命思想、英國功利主義、德國國家主義),構成分子不同(失勢士族和受剝削農民,故作風激烈不修篇幅;失意政客、有地位的市民、縣議員、學者及富人,故西裝畢挺能言善道;政府的既得利益者、得勢政客及特權分子,故以明治政府為依歸)。所以自由黨攻擊進步黨唯利是圖陰險刻薄,改進黨攻擊自由黨不學無術言行粗暴,帝政黨則依天皇神話、主張絕對王權和中央集權、反對普選(二六0p221-4)。
  1889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有以下特質:憲法由天皇欽定,天皇萬世一系有絕對王權,修憲權在天皇,皇室的一切均在議會審查之外,天皇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權,內閣對天皇而非對議會負責,貴族院實權大於眾議院且不得被解散(二六二p172-6)。貴族院由以下人員組成:一、所有皇族男子。二、所有公侯為終身議員。三、伯子男分別從各自階級選出18、66、66名任期七年的議員。四、天皇從有勳功有學識的社會人士中,選出225名以內的終身議員。五、從帝國學士院院士中,互選出4名任期七年的議員。六、從大額納稅者中,選出66名以內任期七年的議員(p179-180)。另外眾議院實權小,且選民人數受限於財產資格。
  由此可知明治政府根本不是民主政府,但1890年首次眾院選舉,自由進步黨(統稱民黨)獲過半席次,並聯合反對政府,迫使山縣內閣收買自由黨部分議員才渡過危機,可知日本政黨政治一開始就腐化(二六0p226)。第二屆眾院民黨仍反對政府,1891年12月26曰內閣解散眾院。到1892年更動用警察干擾民黨候選人,動用公費大事賄選,導致全國動亂,軍隊鎮壓死25人傷338人。但民黨仍勝選,並提出「內閣不信任案」,迫使內閣改組,另由伊藤博文組成「元勳內閣」,以天皇的詔諭和暫停議會來對付民黨。
  甲午戰後,軍方權勢大增。雖然1898年6月自由進步兩黨合併為憲政黨,並迫使政府首次成立政黨內閣,以大隈重信為首相、板桓退助為內相,但卻因閣員分配鬧內鬥,五個月後瓦解,政權又落藩閥手中(二六0p229)。之後藩閥、資本家、地主、軍方、及民黨等又展開一番彼此互利的權力分配(p230)。到1900年伊藤博文及西園寺將憲政黨弄成親政府的「政友會」(p231)。
大正之後,在野政黨雖在1913年的「陸軍政變」中發起了首次的護憲運動,在1918年的「米騷動事件」中又試圖振作,但均不敵天皇、軍部、資本家、大地主、及藩國等的特權統治力量。隨著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對政黨政治、政治運動、及人民的各項自由等的控制愈來愈嚴格,政黨本身也更墜為政府、軍部、及資本家之工具(p235-248)。
  日本上述發展,依原口清研究,早在明治政府初期,日本就已成為具有天皇絕對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質的國家了(二八四p237-258)。
  二次大戰後,在美軍政府改造下,在《日本國憲法》的理論上已成為民主立憲國--國民主權主義、嚴格保護基本人權、永久放棄對外宣戰權、國會中心主義之內閣政治、司法獨立(二六二p187-194)。但實際上軍國主義陰影不斷。政黨政治深陷金權和派閥,其因是:一、在日本集團主義下各候選人必須經常出席選民的婚喪喜慶等活動,這些交際費、招待費、懇親會,加上各項遊說費、宣傳費、會議費……等需大量金錢。故議員需有募集政治獻金的能力,而工商界便是最大的來源(p657-666)。即使有「政治資金規定法」,但各種政治獻金醜聞仍不斷在以自民黨為主的政界發生,卻不足使自民黨下台,直到1993年7月才因自民黨分裂而下台。二、派閥產生於:1、傳統的親分與子分。2、中選區制使候選人必須要派閥支持。3、黨中央幹部及內閣大臣,依派閥大小分配。4、派閥能有效地募集資金,分配閥員利益,解決閥內爭論,協調閥間歧見,支持閥員當選,化解閥員醜聞等(p629-632)。
  日本人期望1993年7月自民黨分裂,新黨的羽田聯合內閣能透過選區劃分來改革日本的金權派閥政治,但1994年4月羽田仍因本身的政治獻金和內閣的派閥而下台(四八p47),接下來的二任聯合內閣仍受困於派閥。由此可知,先天上集團主義不良、後天上斷根於西方民主的日本民主政治,即便有理論上的完美,但實際上卻不如此。故吾人便見,1996年12月首次依「小選區比例代表並列制」選出的新內閣不但無法達到原先期望,三百席小選區和二百席比例代表的設計,還因得票率與席次的不成比例(一0一四p62),而造成有利於兩大保守黨(自民、新進)的弊病(台灣的李登輝式民主遍汲世界諸劣質民主制度,繼學法國雙首長制之後,又處心積慮地想學日式選制,比爛似地想以更低的比例席次來封殺新黨),自民黨雖以239席組閣,但閣員卻重蹈派閥覆轍(p64)。日本前後豉治的獨大與混亂對比伴随著絰濟的第一與泡沫。
 (十三)剖析日本第一
   1、日本第一的緣相
  造就所謂的「日本第一」的原因並非孤立而是整體的,為分析方便,在此從前述集團主義下手。日本集團主義因兼具親情及序位、要求賞恩與報恩,為團體運作的圓滑,溝通上強調「和」而非自我意識或理性,表現在企業(其他公私團體亦然)的是共同參與決定,故企業在找新進人員時,要求的是有潛力但還沒強烈自我意識者(二八六p199)。而日本的家庭和學校的社會化過程正提供這種人,以致造成女性服務於家庭、社會和男性的角色、及嚴苛的中學和鬆弛的大學之教育(二九四ch.4-5)。
  企業選拔進來的人才不分科別,一律先分到基層接受同職同酬的培訓,經一連串的講習、訓練營、實習,尤其「引導者」給予新人整體性(從工作到私生活感情)的教育,完成「白紙染色」的改造工程。往後再經幾年一次的輪調,在輪調中不斷地選拔各級主管。
  日本企業的終身雇用制、年功薪資制、及整體性照顧,並未造成官僚作風,反有激烈的競爭(二八六ch.6)。其因是,在親情和報恩下,成員為了榮譽及昇遷,自然會全心全力投入工作,當然也要付出龐大工作時間(絕大部分用於協調、開會、及應酬)、龐大的交際、福利和人事費用、不景氣時的冗員等之代價。
  集團主義還表現於企業與企業間,透過關係企業、控股、銀行融資(日本企業自有資金約三成,其餘靠銀行提供,並以銀行為中心形成集團)、總合商社提供商業情報和輸出入產品材料等,而將戰前的財閥從戰後被解散中重建成財團(二八八ch.3)。企業與政府間也透過官商交流,官僚充分為企業服務,企業則配合政府政策並接受退休高官任公司顧問,而形成「日本公司」。
  集團主義也使得源自西方以職業別或總體式設立的、並與資本家對立、為勞工爭權益的工會,改造成日本勞資合作的企業別工會。亦即在大企業內成立工會,工會幹部和資金均由企業提供。工會內勞資以恩報義理來協商工作條件、福利、薪資、尤其年終獎金(二八六ch.8)。故日本工會早期雖有左派激鬥,但之後即使為爭獎金和薪水的「春鬥」大多也能以「和」收場。
  日本第一除經濟指標外,勞資和諧,社會秩序,治安,公害防治,和國防只占GNP1%等亦然。但這並不表示人民生活素質很高,因日本財富集中於企業和政府(二九六p176-8)。大企業從政府、員工、及協力廠奪來的財富花在政治獻金、員工福利、對外貿易、及企業擴張上。在土地方面,土地少且人口集中於東南沿海都會區,不良的土地政策無力壓抑財團抄作土地,造成高房價低品質。在消費方面,政客為農民選票、人民對村落共同體的好感、及為糧食自足,使得政府以各種法律保護小農、小商店、及限制農產品進口(直到1993年在美國壓力和自民黨下台才被迫開放稻米進口),而造成高糧價和高物價。
  集團主義也使日本雖狂熱於吸收外來資訊,卻在民族和文化上很排外。
  以下就經濟發展史來分析日本第一。
二次大戰日本損失慘重,死傷253萬人,財富損失36%達1057億日圓。戰後美國對日展開以下整頓:審判戰犯、解散財閥、重建民主憲法、土地改革、解放勞工、「道奇方案」、瓦解以天皇為中心的軍事及教教體制、和嚴苛的賠償等(二九0p52-3)。以上整頓因韓戰爆發而未能徹底,使得日本復興速度增快,也造成迫使日本對其侵略謝罪及賠償的時機失去。
  1946年的土改使全日佃農比率由50%降至10%(二九0p50),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和農民收入,也提供了工商產品的市場和政府的稅收,而有利於穩定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發展。但也造成了之後的農地零細化、兼業農戶大增、及政府的保護和補貼,而阻礙了貿易自由和高糧價(二九0p51,二九五p149-152)。
  1949年開始的道奇方案以大量縮減政府支出、禁止發行公債、不再提供新貸款、及提高利率等來解決通貨膨脹(二九0p55),雖造成了商品滯銷的不景氣,但韓戰使得「特需」增加,不但化解了道奇方案的副作用,並使日本在五年內賺取16.2億美元(p63)。
  另外日本也實施複匯率政策(進口1美元比120日元,出口1美元比500日元)以減少非民生必需品之進口並對外輸血式出口,將較高購買力的匯率進口的原料加工,再以較高競爭力的匯率出口產品,在一進一出中賺取國家建設和發展所需之資金。至1949年4月才訂單一匯率1:360,到1971年才改浮動匯率,其間日本一直以低估的匯率促進外銷,再加上高房價高糧價,而造成日本的高物價(二九0p56-7)。
  第一次石油危機,日本在教訓之後以正確地貨幣信用之緊縮政策(二九0p125-9,132-3),充分地反應石油成本,使得產業迅速地往高附加價值、低能源使用、低污染等發展(p135,151
),加上日本產品輕薄短小的特性,使得日本產品在世界不景氣中一枝獨秀大敗美國。
  日本的高度成長和對美大量出超,相對的,美國低成長、大量入超和赤字預算,造成美日經貿磨擦,美於是迫使日幣大幅升值,由1:360升至1988年的1:120(二九0p157,到1995曾一度升至1:80),並開放市場、設限出口至美國之產品。但日本以大力提升生產力、到外國投資、降低生產成本、增加高附加價值等來化解危機。可是1993年之後,日本面對自民黨下台、泡沫經濟、板神大地震、政黨分分合合、聯合內閤更替頻繁、東京地鐵毒氣事件、美國貿易壓力加劇、銀行擠兌風潮等危機,日本第一的神話似乎開始解構了。至1997年7月底在始於東南亞並波及東北亞甚至全球的金融凤暴中,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更形惡化,為解決危机,日本政府多次推出一連串包括公共建設、減稅、刺激投資及消費、豎頓金融等高達十几兆日元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但皆因沈苛太深而收效不大,相反,呆帳高達二成的金融業反更不被日本民眾信任,而導至日元大量兌換成美元,日元1998年6月一度貶至1︰146,直至2004年美国經濟衰退、美國試圖以貶值來解決財政及外貿的双赤字,日元才回升。
由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可得出以下教訓︰一經濟體的壯大著實不易,但其衰敗似乎在瞬息間,其中雖有潛伏期。在現代資訊科技及国际投机者的操作下,即使像日本一樣,有高素質的人力及生產力、堅強的科技、及健全的社会,只因集团式的產官學界共犯下錯誤的金融政策及投資,便拖垮了整个日本經濟(一二二七p.31-48)。這似乎也否定了Porter在《国家競爭优勢》中所謂的鑽石体系理論(影响國家及產業的四大因素,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援產業、企業策略結構與同業的競爭力、再加机会及政府能力,其中以企業創新為核心。一二五九p.104-8)。因為在二十世紀末的這波危机中,日韓產業在創新上並未喪失競爭力、而美国產業也沒增加什麼競爭力,除了網路經濟、CP凵等之外,但随著綢路泡沬及資訊業成熟,這些創新又怎麽了?
   2、日本第一的批評與應用
   (1)日本第一的批評
  Wornoff在《日本管理的危機》以西方的理性效率為判準,認為日本生產部門的高效率可取,但行政部門卻效率低且浪費了大量時間、人力和財力。其他,偏記誦為考試為就業而辦的教育體系、受不平等待遇的女性、受保護的農業及小商店,均不合理性效率。故日本第一是充滿危機(詳見二九五)。此論只知理性效率,不知情性效果,不知理性之異化。
  Wolferen在《日本國力之謎》認為日本的教育、經濟、社會、文化……均受制於集團性、無中心、且無西方式權責一致最終負責者之體制,故在種種優越背後充滿矛盾、不安、及衝突的權力之爭,而非表面上的服從、和諧。他甚至認為解決之道要從解散「東大」開始再從教育……等瓦解體制的制約(詳見八六0)。此論雖能凸顯日本集團主義背後的權力成分,但其解決之道不甚高明。
   (2)日本第一之應用
  Vogel在《日本第一》分析出日本第之因--優秀的官僚體系、官商充分合作、全國性對知識及資訊的渴求、高素質且平等的教育體制、良好的社會秩序、尤其優越的企業文化等之後,認為西方國家可以向日本學習:一、建立一套可行的工業和貿易政策。二、建立永久性的高級官員之小核心。三、建立團體與共的胸懷。四、各方利益的統合(二九二p226-231)。但他認為引入日本模式可能會有以代價和危險:1、扼殺了個人權利、性格和創造力。2、忽略了反對派和少數民族的利益。3、對適應不良者過於非難。4、過度刺激民族主義。5、容易發生僵化現象(p232-8)。
  日裔美人W.大內在《Z理論》認美國的A型企業,可向日本的Z型企業學習管理哲學。
A型企業有以下特色及缺點:「強調速度--立刻爭取表現,立刻給與獎勵;強調個人--高生產力,即有高報酬;強調數字--具體的數字是一切考核的標準,抽象的內涵不受重視;強調利潤--公司只關心股東的利益,漠視員工、社會各方面的需要……在速度、競爭、數字、利潤不斷地循環刺激之下,美國企業變得急功近利,缺乏高瞻遠矚的見識。就美國汽車業而言,因為貪圖大型車所帶來的厚利,以致今日市場成為歐洲和日本省油小型車蠶食的對象。另一方面,美國企業的員工得不到接受訓練和謀求發展的機會,只能長期從事單調的工作。就社會而言,工作與生活無法融合,員工與公司形同對立,在在使得個人產生強烈的孤獨感,無所歸屬,無所認同。」(一五二譯序p10-1)。
  而「日本企業的特色在於團體意識。精密的分工、高額的利潤、穩定的員工、卓越的技術,這些都不是日本人追求的最終目標;日本的企業經營者最津津樂道的是自己的『經營哲學』,他們以在企業中實踐個人哲學為傲。哲學與企業融合為一,使日本企業中滋生出家族式的共同意識,培養出外人無法理解的信任、微妙與親密關係。對內,員工社交、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在公司的安排下得到滿足。對外,企業長期通盤的計劃不受短期利潤的干擾,可以逐步付諸實施,同時企業各部門不會各自為政,能夠進行整體的配合。」(同上p11-2)。
  日本企業管理的優勢甚至危及美國的資訊業,Rogers在《矽谷熱》認為美國資訊業成功得力於高創造力(二八七p104-9,352)。但此種企業文化使人工作過度且早衰,一但能力不足或不景氣發生時公司便會無情地裁員(p236-9),家庭生活及結構容易瓦解(p249-255),排斥工會組織(p295),排斥政府介入(p329)。
  但日本資訊業則在通產省與大企業共同合作下進行的(p326),故日本資訊業在「第五代電腦及超級電腦方案」下對美國構成極大的威脅(p331-3)。美國的矽谷不注重員工的教育與福利,品管又差於日本(p337)。日本對美國資訊業了若指掌,而美國則對日本毫不知情(p352)。
  日本資訊業除政商合作外,還透過垂直及水平分工,使得產品的品質有保障、成本能降低、且阻止了外國產品打入日本市場(三三六p63)。

 二、韓國之分析

 (一)韓國的地緣與民族的形成
  朝鮮半島位居亞洲大陸與日本列島之間,而成為歷史上多方勢力的角逐場。也造成韓國長期來習於以某一強權(如明朝、美帝)來對付另一強權(如豐臣秀吉、蘇中共),或以某一強權攻打對手(如新羅以唐軍攻打高句麗而統一了半島,南北韓分引美、蘇中攻打對方),為現實利益常有事大主義、如南韓在兩岸間選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三00p1-2,三一九p55-6)。事大主義又與民族意識互成張力,如新羅反唐、南韓學生反美。此種崇拜外國與強烈民族自我意識間的張力是韓國人辣椒性子(三一九p50,三00p247)或可說是韓國人的外交智慧(一三六七p.35)之一,也表現於南韓的經濟發展、交通建設、公共工程、體育競賽、反政府運動……等之上。
  朝鮮半島存在著大量舊新石器時代的遺跡,這些早住民被後進的貊族(存在於中國西北到東北,一支以熊為圖騰的民族,與滿、蒙、回有共同祖先,統稱通古斯族)所同化或驅逐渡海到日本,成為出雲族或天孫族,故現今韓民族是以貊族為主融合其他各族而成(二六七p15,二九九p9-12)。
 (二)氏族、城邑、及三國時代
  韓國到元前九至四世紀的青銅器時代(二六七p27,以下略引此書碼)發展出城邑國家,如以平壤為中心統治大同江遼河流域的「檀君朝鮮」、松花江流域的「夫餘」、鴨綠江中游的「瀛貊」、東部海濱的「臨屯」、漢江以北的「真番」、漢江以南的「辰國」(p36)。
  西元三、四世紀時,中國處秦漢之際,局勢不穩,秦在燕國的遼東郡落入衛滿氏,並趁機利用流民及韓國人,奪取檀君朝鮮而建立衛氏朝鮮,並攻下真番及臨屯,禁止辰國與漢朝來往。漢於是在元前108年攻下衛氏朝鮮,分別在檀君朝鮮、臨屯、真番、及瀛貊等設立樂浪、臨屯、真番、及玄菟四郡(p44)。這些殖民地除樂浪因統治較寬且當地上層階級崇仰漢文化而成功外,臨屯及真番因邊長莫及在元前82年即廢,玄菟則在元前75年被高句麗占(p44-6,50)。
以上各王國及其所轄小國,均是由國王及貴族以城市為中心,透過豪族統治四周的村落而成,村落則存在著豪族-農民-奴婢之結構(p56-8)。
  各王國隨著人口、生產力、及文化的發展,加上中央逐漸集權,到約中國南北朝時,半島軍事的征伐,形成了北有高句麗、西南有百濟、東南有新羅等之三足鼎立(p71-7)。
  三國除吸收中國的律令制度、佛教、及儒家來壯大國力外,彼此還利用中國南北朝的分裂和日本大和國,展開遠交近攻。如高句麗與北朝交惡,而利用南朝和新羅牽制百濟。百濟則利用大和國及高句麗牽制新羅。到隋唐之際新羅受百濟攻打,求救於高句麗,但高句麗要求新羅割讓漢江流域為出兵條件,新羅於是轉向與唐結盟,並於663、668年攻下百濟、高句麗,統一了半島。之後新唐又交惡,經一番交戰,676年唐勢力被逐出半島(p83-8,121)。
  三國社政經結構如下:
1 高句麗。理論上政權在王族,實際是由五個部落貴族角逐,尤其「大對盧」(首相)是經貴族互選出。貴族將全高句麗分成五個區域,再將土地分給農民佃耕,農民則交布糧當稅租、另需服勞役(二九九p83-5)。
2 百濟。因受中國影響較深,故國王由貴族中最強的夫餘氏世襲,其他八個部落貴族則以十六級的官階及廿二級的中央官員之官僚體系來統治農民,統治方式三國類似(二九九p86-7)。
3 新羅。因位處東南,受中國影響較少。統治層以血緣分成王族的「聖骨」(父母兩系皆王族)、「真骨」(父母只一系是王族)、及貴族的「骨品」(從最高的六品到最低的一品),此即「骨品制」(二九九p88)。國王的選舉和國家重大事件,由各部貴族和官員以「和白」會議決定(二九九p89)。在社會上產生「花郎」組織,講求「相磨以道義,相悅以歌聲,遊娛山水,無遠不至」,平時教以儒家忠孝及佛教慈悲、並習武,戰時則保國衛民(二九九p110-1)。
 (三)新羅王朝
  統一後的新羅以下述方式加強中央集權:一、原貴族之馴服者賜以官職,其餘不馴者及其人民和俘虜則貶為賤民或奴婢。州郡縣之長官由中央指派,村長及各級吏職由地方土豪擔任(p132),但各地指派一位土豪至京任職並為人質(p115)。二、王族金氏以叛亂為由打壓其他姓氏之貴族,金氏因此壟斷了中央及地方各級之大官(p129)。三、中央於689年廢除貴族世襲的祿邑,改分以職田取租,但757年又恢復祿邑而廢職田(p134)。四、將全國武力集中於中央管制(p135)。五、引進唐的太學和科舉,雖有助於教育和政權的開放,但這些特權又為六品頭的貴族所壟斷(p143,二九九p123)。可是如同日本的大化革新一樣,對比於中國,其中央集權化並不成功。
  被中央排除在外的勢力造成:一、金氏之外的其他真骨貴族聯合對抗中央,但獲勝恢復祿邑之後,彼此又各自據地擁兵為雄,以角逐王位(p160-1)。二、六品頭雖掌有教育與科舉,但並未享政權,故力批骨品制而主張實施科舉(p162-3)。三、地方勢力夾在貴族間無出路,只好大力往海外貿易(p164)。四、防守邊境的軍鎮,趁王族與貴族間的鬥爭而抬頭,其中以出身莞島豪族的張保皋最強。張氏將青海鎮的海陸軍納為私兵,並以海外貿易所得補給後勤,逐閔哀王當上神武王,但846年遭暗殺(p166)。五、此時其他地方勢力紛紛以城市為中心,控制四周的土地人民(p167-8)。
 (四)高麗王朝
  新羅後期,中央在王位爭奪、官吏腐化、人口增加、土地不足、各地方勢力興起、及農民抗暴中瓦解。分崩離析中,原三國勢力掘起,其中以百濟的甄萱和高麗的弓裔最強,經一番征戰,弓裔部下王建於918年建高麗王朝(p170-2)。王建以下列手段試圖建立中央集權:一、與新羅公主聯婚,以示承傳正統。二、以《政誡》《十訓要》做為政治意識形態,強調國君的權威及為臣之道。三、以科舉建立中央官僚體系,排除開國功臣,引起不滿,至其子光宗時,中央加以鎮壓(p177-180)。
  光宗的鎮壓對豪族雖造成打擊,但引進許多科舉及非門閥出身的學者,在光宗一死,即被六品頭的儒家貴族奪權。這群新貴透過科舉、聯婚、及蔭任而成為統治精英,其中又以金氏、李氏勢力最大(p187-9)。
  全國土地理論上公有,但功田、蔭田和鄉吏、軍人的丁田仍是世襲,即使文武百官的科田隨著貴族勢力壯大也成為私田。中央貴族及地方豪族憑著開荒及土地兼併,不斷奪走了中央的土地和稅賦,並使國家負擔全集中於農民身上(p207-210)。
  理論上以太學為主的教育和科舉是開放的,實際平民無權參加,貴族又透過蔭任取得政權,地方豪族則透過科舉和教育進入中央(p202-4)。
  軍人不滿中央的重文輕武,不滿政治和土地等實權被貴族奪,憤而反叛。這些軍人並無王室或官僚意識形態為憑藉,勝敗完全取決於軍力,征戰結果,1196年崔忠獻獲勝,他以挾天子(先後立四任高麗王)以令諸侯方式統治(p239-243)。
  崔氏政得中央後,首先鎮壓寺院,因寺院龐大的僧兵及寺產是國王及文臣的靠山,而後鎮壓農民奴隸的抗暴(p243-6)。鎮壓雖暫穩局勢,但各地由武人私兵統治的強權仍存在,加上蒙古入侵,崔忠獻之子崔瑀1323年逃守漢江上江華島(p255)。文人士大夫集團投靠蒙古取得政權,並以科舉、蔭任、返鄉等方式,取得中央及地方的社政經文化大權(p271-2)。
  到恭愍王時,因內有紅巾賊外有倭寇為患,兩大武將崔瑩和李成桂因而得勢。恭愍王死,隅王棄親明政策改親蒙古,並由崔瑩攻遼東。李成桂反對,自威化島率軍回京,逐前二者,掌實權(p275-7)。李氏掌權後,依理學派士大夫獻策,以科田制瓦解前朝依附元政權的士大夫、寺院、農莊。1392年李被擁為主,開始了李氏王朝,自稱朝鮮,定都漢城(p278-280)。
 (五)李氏王朝
   1、李朝的階層制度
  李朝是一階級分明的社會,每一階級皆有其特定的身分、職業、使命、義務。
1 兩班階級。文班是通過科舉取得官職的士大夫,所學是理學為主的儒家學問,擔任政務官和各級長官,享有大量土地及地方教化。至於技術官僚如醫生、翻譯、天象、會計、司法、抄寫、畫員、胥吏等,由地方世族擔任(p296-7,306)。(因文班享有李朝社政經文化實權,又面對西方挑戰失敗且亡國於日本,故後人認為韓國儒學要負責,這類似中國)。至於武班雖享有世襲特權,並壟斷武科仕途,但李朝重文輕武,故武班身分地位不高(p307)。
2 農民階級。理論上農民由國家分配科田,政府再征稅,實際上大多被迫耕種兩班之田而為佃戶。政府並以「號牌」和五家互保,使農民固著而無遷徒自由(p312-3)。
3 工匠。官匠負責公家機關尤其軍需、私匠則為兩班生產(p315-6)。
4 賤民。其中公奴在1418年時有11.9萬人。公私奴乃世襲,可以買賣、贈與、繼承。其他賤民有屠夫、製革、藝人(p304)。
   2、階級間的鬥爭
      文班的士族由於人多官少,加上意識形態、門派、地域、書院、及血緣姓氏之不同,而造成了黨爭。初期以代表功臣、寵臣、及御用學者的勳功派,與代表文章、經術的士林派,相互間的鬥爭稱之「士禍」。士林派經多次挫敗之後,終於以其在地方穩固的基礎,逐漸掌有李朝的社政經文化實權(p347-9)。奪權後的士林派又分裂成以沈義謙、金孝元為核心的東、西兩派之內鬥(p352)。內鬥起起落落,起時占有中央政權,落時退到以書院為中心的在野基地,準備反功。不過實際享有社政經文化大權的總是以朱子學為國家意識形態,被排擠在外的知識分子則試圖從陽明學、實學、西學等找尋出路(二九九p365)。
  實學因立場不同可分:一、以改革農業為國家社會重建基礎的「南學」,主張土地國有、實施均田制,泯除士農之分、使接受教育及參加科舉的機會均等,防止商品及貨幣經濟打擊農村經濟(p393-4)。二、代表漢城工商階級的「北學」,則主張應發展工商以繁榮社會,批評兩班為「無為徒食」,主張廢除身份階級、各人應依能力分工原則、發展實業(p397-8)。
  東派中失勢的「南人派」利用從中國傳入的「西學」(舊教),以原罪及平等之教義批評門閥、富農及巨賈等壓迫弱者。因西學反對儒教,政府終於在1785年判西學為邪教,並展開鎮壓(p404)。
  士族間的鬥爭,不但使兩班瀕臨瓦解(p423-4),也使金祖淳能以外戚身份掌有政權,稱為「勢道政治」(p404)。
  農民則以「契」和「東學」反抗政府及西學。農民在政府無力保護他們安全下,為抵抗流民及盜賊的危害,彼此組成「契」共同體(p421-2)。另外受西方外來文化及經濟侵略的同時,在農村產生一種結合儒、佛、仙、及民間巫術信仰,主張人神合一、人類一律平等、輔國安民、改革腐敗政治的「東學」,在哲宗時代(1849-1863)大為流行(p438)。
   3、李氏王朝的瓦解
  李朝末代皇帝高宗十二歲即位(1863),其父大院君輔政。大院君以平衡各派士族、強征士族賦稅、及廢除書院等方式,打壓門閥和勢道政治。但因士族反彈、不顧民生凋弊反向人民強征各項稅役以營造王宮、加上西洋日本及舊教等外力入侵,大院君終於在1873年下台(p443
-452)。高宗在內外壓力下推動文明開化,但造成「改革」的閔妃、開化黨、親日,與「保守」的大院君、保守派、親清之間的爭鬥(p458-469)。於是李朝命運便決定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滿清自強運動失敗。當東學黨暴動發生,滿清以宗主國身份援助李朝平亂,日本則趁機進軍,導致中日甲牛戰爭,日本大勝。韓國從此步步淪為日本殖民地。
   4、韓國儒學功過論
  李相殷在〈韓國儒學功過論〉析判玄相允《韓國儒學史》對韓國儒學的評價如下(三0一p20-6):
1 慕華事大主義,妨害了民族自主與獨立精神。李氏認為儒教好比耶教只是一種世界觀而非國家觀,所以日本接受儒教和西方接受耶教,並不妨害其自主獨立。李氏的反駁忽略了儒教、耶教均曾是入侵者的文化帝國主義。
2 黨爭。玄氏認為儒家嚴別君子小人故造成黨爭。李氏認為黨爭正是未能徹底實行儒家精神所致。李氏反駁忽略了君子小人之別的判準本身才是黨爭的根本原因。
3 家族主義。李氏認為儒家嚴別「公私義利」,故家族主義不顧國只顧一家之利,並非儒家重孝之過,而是家族主義本身的問題。李氏反駁如參見本書前述有關義利及家族主義之析判,可知過於簡單化及合理化。
4 階級思想。李氏不同意玄氏引三綱五常、「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君子莫治野人,非野人莫養君子」等來證明儒家有階級,其理由是這些區別是種官僚制或分工。李氏反駁顯然不知現代的官僚和分工。
5 文弱。玄氏批評儒家雖言「文事者,必有武備」,實則「崇文賤武」。李氏認為孔子並不輕武,且「偃武修文」乃和平主義的表現。李氏反駁忽略了實際上重文輕武之事,至於本質上是文弱或和平乃界說之爭。
6 產業能力低下。玄氏認為儒家輕視工商、兩班不事生產、大家庭依賴心理等,導致產業能力低下。李氏認為儒家的不事生產乃一種分工,為公義不求私利是要求商人照顧百姓。由本書前述析判可知李氏反駁顯然也不通。
7 尚名主義。李氏認為「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經也」乃道德的自我實現,並非希求外在名譽利得。李氏反駁忽略了儒家的自律道德在家族主義下大多呈現他律。
8 復古思想。李氏認為儒家並非復古保守,而是託古改革。李氏反駁忽略了本書前述所析判的崇古改革之限制及後果。
 (八)韓戰後韓國政經分析
   1、南北韓的分裂
  二次大戰後,美國為提早結束戰爭,於是決定讓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美蘇分占半島的南北就決定於開羅、雅爾達、和波茨坦等會議。1945年8月10日蘇占北韓,9月8日美登陸南韓,12月美蘇雖於莫斯科決定在韓共組委員會、成立臨時政府、韓在五年交由四強託管,最後成立民主國家(三一0p3,5-6)。
  但美蘇均怕對方有獨霸世界之野心,美反對蘇在東歐及巴爾幹半島的擴張,蘇則反對美獨占原子彈、反對美在西歐及太平洋的強權地位(p2-3)。美軍政府於是宣稱南韓為朝鮮半島唯一合法的政府,禁止左派公開活動,繼續留用部分日本官員和警察,尤其將權力交給親日的官員和地主組成的「韓民黨」(p3-4)。南韓的政治鬥爭於是分裂成反託管的右派(李承晚為主)和同意託管的左派(共黨及人民黨),軍政府1946年2月20日開始鎮壓左派(p6-7),並在12月12日成立半民選半官派的「立法議院」,韓民黨占56.1%席次。立法議院並於1947年6月3日自行改名為「南朝鮮過渡政府」(p10-1)。
   2、南韓第一共和
  1948年5月10日南韓在美國指使下選舉國會,7月17日公佈憲法,由國會選出大統領李承晚,8月15日成立大韓民國,開始了第一共和,12月12日在美國主導下,聯合國通過南韓為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府(p14),1949年9月北韓成立「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之對抗。
  南韓在美軍政府和李承晚統治下:一、日帝統治時期「北工南農」政策造成南韓工業及基礎建設不及北韓的1/4(二六七p620)。二、南韓土地大多落入地主和政府手中,而土改在右派執政下未能實行(三一0p16)。三、日帝產業被轉為私人產業,加上特權分子利用銀貸和通貨膨脹大肆掠奪,造成失業率達20~30%(三一0p17-9)。四、政黨林立,黨爭不斷。1950年二屆國會選舉,韓民黨只得56/210席(二六七p626)。
  相對的北韓則:一、以共產主義為意識形態,透過知識分子、學生、青年等革命精英,成功地帶起了革命風潮。二、整肅親日分子和地主,進行土改。三、產業國有化有效地吸收就業人口。四、共黨極權統治使政治迅速穩定下來。四、戰前北韓有步兵十師、戰車一師、空軍一師。而南韓只有八師裝備極差的步兵、無戰車、二十架訓練機和戰鬥機(二六七p625-6)。
  以上對比促使北韓在1950年6月25日發動南侵,戰初北韓雖迅速占領南韓大部分土地,但聯軍(其實即美軍)參戰後則局勢改觀,之後中蘇共也參戰,雙方糾纏到1953年7月27日才停戰,韓戰除造成南北韓鉅大人命財物損失外,並增加了統一的困難(二六七p627-8)。
  韓戰加劇了南北韓的獨裁或極權統治。李承晚深知無力選上大統領,故以共黨威脅為由,於1952年5月25日頒戒嚴令,逮捕反對派議員,強迫國會通過修憲,8月5日在警察介入的人民直選中當選大統領(三一0p24-5)。戰後,1954年5月20日三屆國會選舉,李承晚的自由黨得114/203席,11月27日政府以四捨五入方式(只得135票欠1票不足修憲所需的2/3)強迫國會廢除總統連任的限制(p26),1956年5月15日反對派候選人猝死,李承晚獲選連任。之後李政府利用國家保安法(1958年2月24日通過)和選舉法(1955年1月25日通過),壓制反對勢力、限制選舉活動(p31-2)。但因:一、半島的國際情勢,美蘇已由冷戰對決轉為和平共存,此時李承晚強硬的敵對態度已不再獲美支持(p35)。二、新興財閥與政府勾結,利用通貨膨脹和政府的扶持(如低率貸款、占有銀行股份、特許經營等),壟斷了主要工業,並導致農村凋弊,人民受苦於通貨膨脹(二六七p631-2)。三、到1959年,二成的富有階級占全南韓一半的財富,政府的預算67.8%用於國防(三一0p46)。導致1960年總統選舉中,學生以李承晚政府,動員公務員及警察進行粗暴的三人相互監視投票、事前投票、換票、及妨害在野黨競選等為由,發動一連串的示威,4月18日漢城高麗大學加入示威,25日教授團也加入,最後連戒嚴軍均不聽指揮不鎮壓示威群眾,終於結束了李氏第一共和(二六七p633-4)。
   3、南韓第二、三、四共和
  1960年7月29日國會選舉,反對的民主黨以175/233席執政,第二共和因民主黨內部分裂、學生運動變質為「民族統一全國學生聯盟」、加上前述的經濟問題,導致軍方在1961年5月16日發動政變結束了第二共和(三一0p43-4)。軍政府實施戒嚴,解散政黨及國會。11月14日軍政府領袖朴正熙訪美獲支持,1962年3月26日通過「政治淨化法」鎮壓反對勢力,到4月15日共有有4374人遭禁從事政治活動(p47)。1963年11月15日朴以46.6%得票率當選大統領(p48),並在12月17日公民投票通過第三共和憲法(p50)。
  朴政權的統治是仰賴軍人尤其情治系統,透過政商勾結大力(向外舉債、向內掠奪)輸血給大財團,以刺激經濟成長及出口。為解決這些造成的衝擊,對內推動「維新運動」以刺激人民的勤勉、互助精神的農村新社區運動為主(三一二p78),對外進行北方政策(p130-6)。
  到1972年朴氏為解決長期來的社政經問題,乃以公民投票91.3%支持通過「維新憲法」,開始了第四共和(三一0p64),其中總統權利大幅擴大,總統也由直選改由國民會議間接選舉,以確保朴政權穩固(p66)。
  朴政權雖帶來高度的經濟成長,國民所得由1972年的304美元增至1980年的1510美元,出口由16.24億美元增至175.5億。但低工資、低米價、高貧富差距、高物價、不均衡的地域發展(自古半島西南的百濟地區便遭中央壓迫、歧視及不平等待遇,故東學黨事件、反日、兩次光州事件、及反對黨金大中勢力等發生於此,小選區更加深了地域問題)、企業獨占、公害、及石油危機等,造成了社會經濟的不穩,尤其各種反政府的學生、宗教、勞工、及反對黨之運動風起雲湧。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終遭中央情報局長金載圭刺殺,結束了第四共和(三一0p75-7)。
   4、南韓第五、六共和
  朴被殺後,政府宣佈戒嚴,並由國民會議於12月6日選崔圭夏為大統領,但南韓已陷於政治紛亂。工潮和學潮相互激盪,終在1980年5月18日爆發光州事件,軍隊殺死至少二百名示威者。5月31日政權移轉到以全斗煥將軍為首的委員會,全氏並在8月27日當選第十一屆大統領(三一0p81)。10月22日公民投票通過全氏的第五共和憲法,規定大統領由五千名以上的選舉人團秘密選出,任期七年不得連任。國會一屆四年,採用比例代表制,並取消1/3議員由大統領推舉之規定。1981年2月25日全斗煥因金大中、金泳三、金鐘泌被禁參選,故全斗煥以90.23%得票率當選第十二屆大統領(三0五p13-4)。
  至1985年全斗煥為政治和諧及團結民心,而釋放政治犯,金大中亡美二年後於2月回國。2月12日國會選舉,執政的民主正義黨得148席,金大中的新韓民主黨得67席,金泳三的民主韓國黨得35席。二金於大選合併為「新民黨」,席次雖少,但48.7%的得票率卻高於民正黨的35.3%,且南韓尚未實施地方自治,故新民黨推動要求總統直選、地方自治、及釋放政治犯的修憲運動(三0五p14)。透過學生、宗教、及勞工運動等之壓力(三0五p16-7),終在1987年10月30日通過新憲法,規定總統直選任期五年不得連住(三0八p27),年底民正黨的盧泰愚當選大統領。
  1988年4月27日三屆國會,民正黨以125/299席挫敗(三0八p24),在金泳三希望盧泰愚期滿能以民正黨力量打敗金大中、新民主共和黨的金鐘泌也想藉三黨結合來分享政權,故三黨於1990年1月22日結合成民主自由黨(三二五p19-20)。但民自黨的結合不但令南韓人民反感,且內部亦爭權不已,加上通貨膨脹、外債、赤字、出口減少、工資上漲……等經濟問題,終在1992年3月24日的十四屆國會中,民自黨以149/299席失敗,金大中的民主黨得97席,現代集團鄭周永的統一國民黨得31席(三二五p15)。年底總統選舉成金泳三、金大中、鄭周永三雄爭霸,12月19金泳三長期來的權謀成功,終於當上總統。至1995年底,金泳三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利用民意壓力將全斗煥、盧泰愚以涉及光州事件、政治獻金等罪嫌,提起公訴,另創一「台灣不能」的奇蹟(不過許信良倒想學金泳三,試圖與李登輝勾結搞修憲等政治豪賭,來接收李登輝政權,雖然前往南韓取經,但二千年大選仍是陳水扁得利,陳在2004年大選時又以南韓為師,選舉時反美、贏後再修補,陳雖靠319槍擊詐術贏了,但卻惨遭老美修理,這叫「台施效韓」,台灣沒玩的本錢嘛!),1997年4月全、盧被最高法院判無期徒刑、17年(金1998年2月屆滿前應會特赦二人,金果然在大選後随即特赦二人)。但南韓金權政治的痼疾好比日、台,金泳三之子亦捲入政治獻金醜聞中而被審判。此一痼疾不但使修金泳三五年試圖建立南韓清廉政治之理想幻滅,並在金融危机的大選中丟失了執政杈,讓金大中得以一圓幾十年來之總統大夢,可惜隨之而來的是南韓經濟近乎崩潰的爛攤子。
   5、南韓的改革特質
1 政黨的合分及黨爭,以各自的政治利益為優先,幸好南韓沒有國家認同的危機。
2 歷次的修憲均以能否奪取政權為優先(三0五p13)。這可比較二蔣及李登輝所為。
3 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特權集團。學生則結合勞工、宗教等,以政治神話、依賴理論、解放耶學等,來反政府、反美、反帝、反多國企業(詳見三0三,三0九)。這亦可比較台灣的李陳政權、民進黨、學生、知識分子等。
4 南韓動員式的政治參與(三0四p75-6)終在歷代政治運動中被除去。相對的台灣在民族悲情下,三黨均有重回動員式參與的情事。
   6、北韓的政治特質
  北韓金日成政權不像毛澤主是靠長期內戰及革命打出天下的,而是因南北韓分裂、中蘇共扶持、及韓戰之後歷經多次派糸鬥爭而來(三一0p345-8)。金日成的極權統治方式與其他共黨地區大同小異,但在兒童政治化上特別徹底,從小就以國家幼稚園灌輸金日成的「主體思想」(三一0p323)。六0年代開始建立的主體思想以金日成思想取代馬列主義,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權威(三一一p151-2)。主體思想除了有確保體制合法化、統一思想、及動員群眾的功能外(p155-8),並結合韓國傳統的家族主義,指定金日成之子金正日當繼承人(p160)。至1994年美帝唯恐北韓發展核武成功,乃伙同南韓、日本脅迫北韓開放核子設備,雙方交勁結果,繼任的金正日輸掉面子(接受檢查、接受南韓提供)一座輕水式核電廠及美國提供石墨式核電廠受檢時過渡期的發電用油,但贏得裡子。事後美日韓反悔,北韓則繼續發展核武,多方交勁的結果於2003年開始一波多折的六方会談(中、南北韓、美、日、俄)。
 (九)南韓與台灣經濟之分析
  南韓和台灣是戰後不平衡及均衡兩種經濟發展成功之典範,二者雖有類似的威權統治、家族主義、出口導向、還算廉潔有效的行政、美援、日據基礎建設、及成長的國際經濟。但南韓是將國內外資金輸血給大企業,不平衡地優先發資本技術密集的重工業如石化、煉鋼、造船、汽車、電氣、資訊等,而台灣則在「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原則下依農業改革-輕工業-重工業-策略性工業等均衡之順序發展公營大企業(尤其初期)、私營中小企業(三一六p84-5)。故二者在經濟和出口成長上雖相近(p40-50)。但二者的優劣勢不同,南韓在資本及技術密集的大企業占優勢,其產品雖質中價低,但產銷較欠彈性,故1993年一度因連續三年貿易逆差及GNP成長率下降而被世界銀行從NICs除名。而台灣產品除少數外大多質低價低,但中小企業善用彈性,可迅速地將島內外優勢零組件依市場需求組合起來,這就是為何台灣資訊業在經三年國際資訊業動盪後,1995年能再創佳績之因。另外南韓過度仰賴外債及政府支援的大企業,在1997的金融危机中,就充分地暴露出其成本高、效率低、及欠彈性的弱點,以致拖垮了政商關係密切的南韓經濟,不得不向IMF緊忿求援五百五十億美元(一二四O)。而台灣的大型企業如IC晶圓廠,則類似台塑的成功一樣,充分地發揮了低成本及高效率的优勢。但如同危机是危險與机会的一體兩面,南韓在危机中的激烈改革所帶來的机会,對比於台灣在危机中的自滿,導致民八九年開始的經濟危机。
  同理,二者所要解決之問題及其結果也不同。南韓要減少對大企業的輸血(三一三p103-7),增加對受剝制者補償,但同時造成了政商對立,如前述鄭周永。台灣則要設法將低效率及寡獨占的公營事業民營化、將勞力密集及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往高科技的策略性產業轉型,但政治轉型期阻礙了民營化、財團政商勾結熱衷於土地股市投機及中小企業無力轉型,所幸大陸吸收了大多勞力密集產業,而島內中小企業又善用彈性,故仍能持續發展。南韓也因大企業因素,而使得工運壯大及環保較有成效。相反,台灣因中小企業,而使得工運局限於少數公營及私營大企業,環保則在公營事業無生存壓力官官相護及運動者著重於求償或為反對而反對下、效果不佳。
 (十)分裂國家之分析
   1、德國分裂之分析
  德國分裂的命運早於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上,美英蘇就已決定分占德國(三一四p29)。1949年4月蘇聯在所占的東德通過憲法,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5月23日美英法則在所占的西德通過基本法,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東西德分裂純是強權使然(p31),強權均不願東西德統一以免坐大,但蘇聯更想將東西德永久分裂,要求東、西德中立不可加入「華沙公約」、「北大西洋公約」,西方不同意,於是國際上兩個德國的政策確立(p34)。
  不管國際環境的阻礙,西德總理艾德諾從1949至1962年堅持一個德國政策,1955年西德雖與蘇聯建交,卻宣佈「哈爾斯坦原則」反對西方與東德建交,並主張西德代表全德國(p39)。1963年繼任的歐哈德因:一、東西方國際冷戰和緩。二、西方無意支持兩德統一。三、西德企業家希望加強與東歐貿易。四、西德政府仍企圖孤立東德(p39)。到1966年西德雖停止孤立政策,在事實上承認東德,但仍未廢除西德唯一代表德國的「哈爾斯坦原則」。至1969年布蘭德任總理後才展開「東進政策」(p41),在1970年的「德蘇條約」,西德接受既有的兩德、奧地利、波蘭間的國界(p42)。
  東進政策之後兩德間的政經文化之交流大幅增加(p42-5),1972年訂「東西德基本條約」,建立了「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德國模式(p42)。但西德認為東德並非外國,故所派非大使而是「常駐代表」(p50),貿易非兩國而是區間(p42)。可是東德卻一貫地自認是獨立的新國家--獨立之初尚自認全德唯一合法代表,1953年主張一個民族兩個國家(三二七p46,三二八p66),1970年更主張二個民族二個國家(p51,p66)。
  由此可知,兩德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東西強權對抗,東德因內外環境處劣勢故在民族及國家主權上一再撒退。而西德則在主觀上一直自認擁有德國民族文化及主權的正統,但在國際事實及法律之主權上則隨局勢而有彈性,並持續研究及準備統一事宜。所以吾人看到當蘇東共黨瓦解之際,西德才能趁機迅速併吞式而非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漸進地統一東德,故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負擔、失業問題、種族衝突等(詳見四六p234-5,五六七p52-7)。
  也可了解主張「分裂或統一」與「民主或極權」並非必然關係,而非台灣某些御用學者所宣傳的,中共極權故抱大一統觀,台灣民主故要求獨立,畢竟民主只是種政治制度,但統獨則事關主權及民族主義,更何況台灣要求獨立的民意也是被造出來的。另外由加、英、俄的例子--即使三者皆已民主,但魁北克、北愛及波海三小國均要求獨立--可知,李政權宣傳「要統一在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之下,只不過是獨台的煙霧而已,因為即使大陸全達標了,台灣國、民兩黨為了台灣民族主義也不會同意統一。也可了解一些政客及專家學者以兩德分裂經驗來解泱雨岸問題是不通的,這除了分裂原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西德的一德二国是在求一个德国統一不可得之下的不得已主張,而台灣的一中二国則反之,是求台獨不可得下的偽形騙術,但就有些意在求統一的蛋头學者会上當。
在此將主權分成主觀、法律及事實並非文字遊戲,就台灣來說,比如民進黨的台灣共和國在事實及法律上並無台灣主權,但他們主觀上一直認為有,並不斷地衝出成績;台灣事實上並無釣魚台主權,但在主觀及法律上卻認為有;台灣事實上有金門、馬祖、太平等島之主權,但在法律上並無,因那些是屬中華民國。李政權和民進黨故意不去區分三者,但卻利用台灣民族主義在搞台灣主權,而後高唱什麼「中華民國在台灣」「金馬撒軍」。
  德國模式及兩德統一給李登輝極大的參考,在台灣民族主義及國際現實政治不利下,李氏逐步從法律及主觀上均放棄一個中國政策,而將主觀、法律及事實主權等瞬昧不分地主張兩岸分裂分治或一國兩府,以躲避中共及反李者批評李實為「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之獨台或台獨,並以兩德統一為例強調統一的代價而不讓人民反思「一國兩制」(中共宣稱保有台灣既有與主權不衝突的社政經文化結構,而只代行外交及國防)是否如此,在此同時台灣的學界及輿論界也普遍地從二蔣時代的主權民族文化之堅持,撒退而呼應之。李的技倆雖在島內民粹威權主義及國際反華勢力上獲勝,但卻招來中共以中國民族主義強烈的文批武嚇,造成島內反李陣營勢增、島內股市房地產金融及信心安全之危機、島內國家認同混亂、及國際普遍不明到底台灣只要求事實上的兩岸分治還是客觀法律上的獨立甚至以何種名號獨立。相反的,中共則拒不承認分裂的事實,而緊抓他在國際的優勢,從聯合國到與其建立國均承認或默認「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而打勝了台灣法律主權歸屬之爭。順著李登輝、陳水扁亦然的路,台灣要在法理上能自圓其說,勢必走上宣佈台灣法律主權獨立,其國號或中華民國或台灣共和國之爭已純屬口舌之爭,至於國統綱領更無意義。事實也是如此,李陳都是半斤八兩的騙子,在位時騙老美中共不搞獨立,私下或下台時則大搞並大罵對方是个不教台獨的騙子,問題是用騙術來事大,鑑之古今中外,下場大多悲慘。
   2、韓國分裂之分析
  南北韓的分裂除類似東西德的強權介入外,還加上內戰的仇恨。北韓金日成政權也不像東德在國際上太受制於蘇聯,故蘇聯的「重建」政策鬆動了東德的統治,但北韓所受影響很小。在政治文化上,東德戰前曾受民主風潮洗禮,而北韓是傳統的中央集權及日帝殖民統治。在經濟上,東德已歷經多次失敗之改革,而北韓一直是中央極權計劃經濟。
  雖然北韓的中央極權計劃經濟存在著國防重工業比重過大(國防支出占GNP的20%~25%,而南韓只占5%~6%),輕工、農業比重過低,及發展不平衡等之弊,但1970年代之前,北韓內向型及自主性的發展模式仍帶來比南韓更高的成長,只是之後南韓獲得美、日支援,更突顯南北韓發展模式的優劣(至1992年,南韓GNP已達2730億美元,而北韓只有233,之後二者的差距更拉大)。70年代尤其80年代之後,北韓為改善不平衡及滯後的發展,而調整產業比重並加強對外開放,但因痼疾沈重、國際能源危機、外債過重、「蘇東波」衝擊、和美日歐抵制等不利因素,尤其其自身的投資環境不佳、市場狹小、基礎建設不足、專業人才不過等,而限制阻礙了北韓的調整及開放(一0三二)。
  因以上特質,故南韓的北方政策,要到戈巴契夫時代,蘇聯為化解東西方對立、引進南韓投資、緩和半島對立等,才同意美蘇日中共交叉承認南北韓。但蘇聯瓦解,在南韓已取得蘇中共承認後,北韓反因喪失強權支持而未得美日承認,處境更不利,如不是有效統治,可能像東德已被南韓併吞了。所以自1994年7月金日成病亡之後,國際間(傳媒下的所謂國際指的其實是西方及其眾奴)便盛傳北韓會因繼承問題、糧食危機等而瓦解,其實這些看法均是反北韓偏見下的失真觀察(一0三一)。
  南北韓自分裂以來均未曾放棄統一的目標,亦未曾放棄對全韓主權的要求。即使七0年推行北方政策後,南韓在1973年6月23日的「六.二三宣言」主張南北韓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可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的政策下,共同參加國際組織,進行雙重承認。到1977年與南北韓同時建交國家有45個(三一0p277,281,289)。南韓希望與北韓簽訂和平協定,但北韓以美軍撒離及廢除防衛條約為條件,拒絕(三一四p88)。南韓北方政策亦受制美、蘇、日、中共為各自利益而皆不願南北韓統一(p71,77)。

(楨:比起《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孫隆基的《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愈加謬誤:否定了《中》所言「西洋文化則是肯定獨立自主的精神(良心、靈魂、權利)主體,並以之控制人的身(肉體)心(情感)」,不然那會「弒母」!另參本館:台灣共犯體(4) 什麼《母性》特質 《殺夫》)
 
孫隆基 维基百科
 
孫隆基(1945年-),台灣歷史學者,專長是美國史、俄國史、中西文化比較、世界史。他出生於重慶,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及史丹福大學之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坎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田納西州孟菲斯大學(University of Memphis)和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現任教於中華民國(台灣)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為學者型教授。
   著作
 《歷史的鳥瞰》,臺北市:大西洋圖書公司,1970年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香港:集賢社,1985年。 台北:古楓出版,1986年 台北唐山,1990年。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未斷奶的民族》,臺北:巨流,1995
 《歷史學家的經線:歷史心理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台北:臺灣大學 2010
 
另參本館:台灣共犯體(4) 八、二種謬誤的中國結構論

 (一)孫隆基的深層結構論
  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以其自認的「由現象本身去尋找一種內在的關連性,其可能性之擴散,以及擴散之形態」的結構主義方法(二四九自序p8)。認為人的生物本能受到外在人造訊息所組成的意義、價值、及象徵符號等之支配,所設計出來的「良知系統」是一文化最基本的深層結構(p7)。
   孫氏認為深層結構是一個文化不曾變動的部分,西方的深層結構是:「具有動態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趨向無限的權力意志,因此,任何『變動』都導致不斷超越與不斷進步」(p8)。而中國「則只有靜態的『目的』意向性……任何『變動』總不能導致進步與超越……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動都只可能是一次亂」(p8-9)。這就使「中國整個歷史發展呈現出來的『深層結構』遂表現為一個『超穩定體系』的形態」(p10)。
   孫氏認為中國文化下的「人」唯有在社會關係下才能體現,故不存在一抽象的「人格」,「仁者,人也」指的二人的關係(p11-2)。中國人的「心」是人情的心(heart)統攝知性的心(mind)並不二分(p23)。並將意志道德的心(conscience)和自由意志,亦化作人情的心(p24)。以致造成知性、道德、及情欲的心不彰(p27)。同理,中國人的「身」是將人格(如「人身攻擊」)、知性、領悟(如「體驗」「體會」)、生命(如「明哲保身」)、一生(如「獻身」)、道德(如「修身」)、甚至情緒性疾病均化為身體疾病(p20-1)。
   如此中國文化的「良知系統」便以倫理人情的二人關係取代獨立自主的個體,將知、情、意均化為「身」「心」不分上。反之西洋文化則是肯定獨立自主的精神(良心、靈魂、權利)主體,並以之控制人的身(肉體)心(情感)(p30)。
   孫氏並以上述看法推演出中國文化所謂的口腔文化傾向、他律人格、無「性」文化、自我壓抑的人格、專制文化、大一統思想、鎖國心態。
   孫氏以上謬論很明顯地是以一套預設將各種對中國文化的偏見推論在一起,以下要析判其自相矛盾的循環論證。他認為結構主義不是因果關係的方式(自序p8),但他卻先界說良知系統(因),再推演出該系統在中國文化各領域的影響(果),這犯了自相矛盾之謬。另外,良知系統本應是文化現象支配而成,但又將它視為文化的深層結構,這犯了循環論證之謬。
 (二)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論
  金觀濤以自然科學的系統論和控制論,認為所有的自然和社會結構,因內部會產生「無組織力量」(二五0p350-1),故結構終必瓦解。由此可知金氏之論也是決定論和命定論,且同犯自相矛盾和循環論證之謬。他先認為分析歷史和社會應從整體下手,由整體才能決定細部,但整體是個廣大的關係網,所以只能從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下手,如此即以子系統代替整體來分析歷史和社會。
   金氏認為人類社會結構的變化有二種模式:
 1 舊結構被破壞失去恢復能力,新結構取而代之,如西洋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2 中國社會的「舊結構的崩潰,消除了子系統中互不適應的因素,消除和壓抑了三個子系統中尚未成熟的新結構的萌芽,這樣就使得大系統回到原有的適應狀態……此稱為超穩定狀態,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穩定性,另一方面表現出周期性振蕩」(p14)。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12518016
 
《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書評 蘇其康(文藻外語學院校長)
  
『美國大眾心態史』在取材和方法學上,實在融入了史學、文學和哲學的內涵和詮釋方法,並非狹義的歷史哲學論述。
   然而串連這幾個學門的大原則卻是佛洛依德心理分析對性的論點。孫隆基在心態上是緊抱佛氏的論點來看美國的狀況,比如在討論「現代文明的困境?」時,便很篤定的說:『對「男子漢」和對「自然」的定義都因文化而異;在主流的美國白人文化裡,文明表現為對原野的征服,男子漢表現為對女性化的否定,男性成長則是「殺母」』(頁77)。
   這個否定女性或女性化的思維,在書中列出了一連串的例子,如美國婦女遲至1920年才有公民投票權,猶太教被視為女性化的宗教,又如英國小說家勞倫斯的仇母情懷,以及尼采的仇母論等。不過仔細的分析,其實勞倫斯的小說和他實際的人生並不完全一致,所以孫隆基也說:「歸根到﹝究?﹞底是理論多於親身經驗」(頁103),如此,小說不能適足代表作家勞倫斯的人生,孫書便要多加解說這部小說如何影響了美國大眾的心態,否則這個例子便難成立;同理,尼采的仇母論也需多加與二十世紀美國心態連結,以增加說服力。不過孫隆基可能沒有注意到,在英語裏女性化(effeminate)這個字,從十五、十六世紀以來,透過清教徒的闡述,已成了負面的語意,清教徒的想法早已在美國生根,不一定需要尼采的規格來觀看。避免女性化的想法早已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了。
   在女性性解放的風潮和同性戀的議題上,孫著回歸到母女衝突以及「男性變成了對女性的一個逆反」(頁267)的論述上,這些論據在某種層次上,是佛洛伊德所主張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和「依麗特勒克情結」(Electra complex)的延伸,所以全書的主軸是由心理分析的性愛衝突所組合而成。
   像這樣一部體大思精、引據詳實的論著,要沒有瑕疵是不太可能的。首先是每一章節都有「楔子」和偶有「結語」,但全書卻沒有整體性的結論,雖然有七篇長短不一的附錄。其次有幾個地方文句不通順,可能是校對的問題,也可能是編輯過程的疏忽。其三是這樣厚厚一本著作(574頁),專有名詞和術語非常之多,卻沒有索引,似乎有點向讀者記憶力挑戰的意味!本書成為台大出版中心「人文研究」系列第一本著作,也象徵了某種的開創性,在「書被催成墨未濃」之際,不知中華文化的讀者閱畢之後,會否沾上美國男性「神經衰弱」的焦慮?如果答案是「否」的話,本書正好提供了一個中西文化差異的詮釋實例。
http://post.books.com.tw/bookpost/blog/20818.htm
 
我對大曆史的興趣是如何培養成的  南方周末 孫隆基
 
   當編輯要我推薦書單時,有無從入手之感,因爲一生看過的書很多,同時也在進行將近十項研究,有些不見得是適合大衆趣味的。但編者提到我慶祝千年之交的一篇文章《中國千年回顧———一個全球史的鳥瞰》,卻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那份應景之作是我30多年前之舊癖好的複蘇:宏觀式的史學思考。   我在臺大念大學本部時,當時市面上有盜版書,能廉價地購得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12卷本的《曆史研究》,一開卷就不能自休,認爲史學家“大丈夫當如是”,當時我還給湯因比寫了一封信,但在大師面前倒也不存“彼可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斯賓格勒從歌德的生物學立論,認爲“高級文化”都是含有自身風格的有機體,其展現的生命是一千年左右,當其特殊形態發揮殆盡後,就進入僵死的“文明”階段。湯因比宏觀地把世界史化爲21個文明的生命傳記,他擯棄斯賓格勒的宿命論,改采柏格森的創化論,認爲文明的誕生、成長、崩潰、解體皆視能否成功地回應來自環境或自身的挑戰。但他說過去的文明都解體了,碩果僅存的西方亦面臨崩潰的危機,其悲觀論調正與斯賓格勒相同。
   後來發覺自己在曆史系內有給人“不務正業”的印象,待到去美國留學時,這個對曆史哲學的興趣就讓位給馬克思主義。此時正值1970年代美國反越戰、流行新左派和“中國熱”,港臺留學生受其影響,出現“回歸認同祖國”運動。我雜在這些人裏頭,原本以爲找到了談馬克思主義的對象,沒料到其中一些人的“向左轉”是民族主義情緒性的,談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我又變成了“不務正業”。
   其時,我在美受到邏輯實證論的曆史哲學訓練,理解了因果律和可預測性都是一個語言問題。舉例說:1605年英國發生天主教徒陰謀用炸藥炸毀國會案,萬一真的炸成了,其前因後果可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在這裏,C1是“火柴”,C2是“火藥”,C3是“天主教徒對英國國教的仇恨”,物理學家會選擇第一因,化學家會選擇第二因,曆史學家則會選擇第三因。曆來從事大曆史者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學”和“邏輯時序”。後者是指不論在任何時地“因”必先于“果”的邏輯結構,這個結構就是可預測性。前者則指某一個特定時空的事件繼另一事件而起。即使一個國會炸藥案,其因果關系已是千頭萬緒,乃一個獨特的、不會重現的複合體。湯、斯等人卻以整個文明爲單位,去尋找同步調的法則性,是對因果律和預測性的誤解,並且取消了“真正的曆史時間”。
   經此消炎後,我的大曆史熱就冷了下去。但這個冷淡未免過早。近來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其實是湯因比曆史哲學的複活。它不奢望預測未來,也不具20世紀上半期兩次大戰造成的文明危機感,而是把湯因比的“文明”作爲一個單位加以分類,是概念性工具,用來討論當今世局。湯、斯等人的曆史哲學固然有時代局限性,但仍值得推薦:它們讓讀者擁有全球史的視野,而這個格局又是我那些“太務正業”的同事們缺乏的。
   至于我如何寫成《中國千年回顧》,因爲邏輯實證論教導我避開湯、史等人的途徑,遂試圖把“在時空裏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提升爲“本質性”現象,不把它們淪爲某類普遍性法則的“例證”。這個嘗試並非羅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讓它們在保留“真正的曆史時間”之身份下呈現出普遍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環顧公元10至11世紀的世局,發現該時乃東北亞步上世界史舞臺的時代:日本經漢化而轉入本土化,今日疆域範圍的韓國之形成,遼朝的興起,皆在此時。它們剛好配合宋朝的建立,定都開封,中國的重心東移至大運河一線。同時宋人開始進入南洋,閩粵成爲開創“熱帶中國”的前哨站。千年之交也是今日東南亞的奠基期:越南獨立,小乘佛教成爲中南半島(除越南外)的文化底色,皆在此時,東印度群島則于此時開始擺脫印度的影響,走上本土化,並爲13世紀後逐漸伊斯蘭教化鋪路。這些變化,加上宋人之進入東南亞,就爲今日的南洋奠定基礎。
   綜觀這一千年,中土亡國滅朝的契機多來自東北(包括蒙古,蓋蒙古的發源地是滿洲西部,屬古東胡系統),中國有三分之二的時期受到東北亞民族的統治(包括金朝統治華北期間),千年首都之北京必須同時位于運河終端和東北國防線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團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權也成爲一種規律,因爲這個千年裏已出現“華僑”,起源于北溫帶的中國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帶。同時,中國的向東位移,則使古代中國的重心如關隴地帶淪爲落後的“大西部”。
   公元1000年前後的世局是“在時空裏只發生一次”的獨特機緣,但如果它決定了此後一千年的規律,那麽也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我的這個思考,多少受了法國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啓發。布羅代爾認爲地中海作爲一個單元在16世紀呈現穩定的結構,但他的“長時段”結構頂多是一個世紀,我卻鬥膽把這個“長時段”拉至一千年。這不該妨礙我們探討自從公元1000年開始是否出現了一個新型中國。梁啓超的《中國史敘論》曾提出有不斷脫胎換骨、推陳出新的“中國” 之命題,許倬雲師悲歎如今遭人冷落,這個悲觀是過早了一點。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6691.htm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唐山出版,1990
 
●●導論
⊙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具有動態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趨向無限的權力意志,因此,任何「變動」都導致不斷超越與不斷進步。...至於中國文化,則具有靜態的「目的」意向性...中國人總是「動」與「亂」連稱,成為「動亂」一詞,而每一次「動亂」都是使「深層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少。(p.10)
⊙在中國歷史上,老百姓的「剷平主義」與統治者的「專制主義」是相互配合的。(p.10)
●●良知系統
▼人的定義
⊙「存在」的拉丁字源為existere,有「站出來」之意....中國人則認為,「人」是只有在社會關係中才能體現的。(p.13)
⊙儒家正是「心學」(公益),道家則可以說是一種「身學」(私利)。(p.17)
⊙陰陽調和、儒道合用的中國文化裡,一方面出現「大公無私」的表態,另一方面又存在不能去定義的「私心」。(p.22)
⊙人一生的事業,在英文裡是career,源自法文carriere,其原義為競賽場的跑道,用作動詞則具「全速前進」的意思....在中文裡則曰「安身立命」,除了形象化地安置身體之外,還有去符合命運並靜態地謹守它的意思。(p.24)
⊙西方文化是強調「個性」的...在拉丁文化中,則偏向於欣賞個人是否熱情....至於中國人,則欣賞一個人能否處處以對方為重地「做好人」。(p.38)
▼身體化傾向
⊙「養」、沒有「靈魂」、「不朽」、「慮病」、「進補」、「食物藥物化」、「藥物食物化」(p.43)
⊙「為腹不為目」傾向:請客吃飯、民生、家宰即是宰相。
⊙口腔化傾向:西洋per capita翻譯成「人口」,吃虧,吃鱉,吃苦,吃癟,吃得開,吃得消/吐苦水,不吃那一套。禮教吃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生人,熟人,吃裡扒外,食古不化。(p.48)
⊙酷刑:剮(肉絲),醢(肉泥),鍘(腰斬),烹(下油鍋),炮烙(燒烤)(p.49)
⊙吃教:傳教士派麵粉與食物。白蓮社。
⊙整個印度哲學所表現的是「大腦皮層右半部」的內容(亦即是直觀對整體型態的掌握)....中國人...是將「腦部中層」的內容,亦即是哺乳類共有的「動物感情」抬到了首位。(p.52)
⊙被渠道化的「心」,其主要活動就是照顧對方的「身」。(p.55)
⊙對「安身」與「安心」的過份強調,排除了個人冒險患難的意向...完全排除男女關係中的浪漫成分。(p.59)
▼人心邏輯
⊙「生熟之分」(人情的口腔化)
⊙「內外有別」(對外客尊而不親,對自己人親而不尊)(p.69)
⊙「心力」:唯一的出路是由「人治」走上「法治」之路。(p.82)
▼心對身的照顧
⊙在冷暖變換時提醒對方更衣的習慣....足以成為一個暗示,令一個成年人自己連冷暖寒暑都不知道,而必須常常由別人提醒。這種態度也可能是造成中國人怕冷、怕感冒、怕虧等傾向的原因之一。(p.85)
⊙一對美國夫婦:「我們並不認為子女是自己的財產,他們只是上帝暫時寄託在我們這裡的。」(p.88)
⊙十億人是美國、蘇聯、西歐、日本人口的總和,古今中外從無一個政府能負起使這樣的一個人口都「有一口飯吃」的任務。相形之下,台灣與香港這樣小地區的經濟「奇蹟」,又算得了什麼?(p.92)
▼心對身的組織
⊙口腔化與非性化:這個「身」的開展方式不是「成長」(growth),而是生理上的「年長」(aging)....正是在這個「老年化」與「兒童化」兩相夾攻之下,中國人的「青春階段」就被整個地剷除掉。(p.100)
⊙肛門期訓練太差(缺乏自我控制):隨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當眾挖鼻屎、搓身上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飯時將骨頭吐在桌上、將公眾場所當作可以丟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時間、不守規則、沒有排隊習慣、對身體的動作失去控制(隨便撞人、抖腳)。
⊙用噓聲催促孩童大小便...養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線不明朗」....既然對自己的權利麻木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現不注重別人權利的傾向。(p.103)
⊙中國人必須「做人」,而西方人則「是」(to be)人。(p.107)
⊙「自戀狂」的幻想....唯其缺乏可掌握的心理渠道,其表現反而是氾濫式的。在民國時代,魯迅譏諷中國人之性想像力,云:只要看到女的穿露背之旗袍,就會聯想到她光肩膀,然後用想像力一件件地剝下去,終至於在腦海中把她脫個精光....這種「心靈超速」其時也是一種以維繫道德作幌子的「意淫」。(p.111)
⊙中國人的問題是「非性化」多於「性壓抑」。(p.115)
⊙將性愛「肛門化」....將性當作骯髒、並公開聲討之....口腔化傾向至為嚴重的廣東人就有「鹹濕」一詞。(p.122)
⊙「寵壞」的人格....幻想對方會無限度地來遷就自己....對待妻子或愛人的態度,就好像對待「作為奴隸的母親」一般....美國人士盡量想壓抑掉這個「桃源」之緬懷的,他們嚮往的無疑是「荒原」....中國人「自我」往初生嬰兒狀態逆退的願望。(p.125)
⊙中國人破壞自身魅力的方式包括:不控制身體的動作、抖腳、放屁、當眾挖鼻屎、隨地吐痰、擤鼻涕、說話嘩啦嘩啦,以及種種不登大雅之堂之舉。(p.128)
⊙「老子」提供了一套維持「活死人」狀態的死亡崇拜。(p.130)...一套「木乃伊學」...社會墓葬。(p.134)
●●二人關係
▼和合性
⊙美國人交友的方式是「先小人後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維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狀態....反觀中國人...「以君子始而小人終」。(p.145)
⊙中國人對待自然的態度也是「和合式」而不是「抗爭式」的。...所謂「風水」就是不去改造現有的自然,而是調整自己這一方去順應它。(p.151)
⊙中國人認為與人保持距離是「拒人於千里之外」;在英文中,則只是「拒人於一臂之遙」(keep one at an arm's distance)而已。(p.161)
▼他制他律
⊙羞恥感文化:「耳止」,從「耳」從「止」,亦即是自己在聽到別人在說自己後,就將想作的事停止不作了。....「厚顏無恥」....「人品」的「品」字就是三個「口」,因此,中國人的「品」是由眾「口」而成的。...這種「面」、「口」、「眼」的制約,就是中國人受到外來人情約束的渠道。(p.172)
⊙尼采:「不能服從自己的,就將會被命令!」(p.185)
⊙Ibsen:「在我是女兒與妻子前,我先是一個人。」(p.190)
▼代間關係
⊙整個新教文化是訴諸「大腦皮層左半部」的功能,強調的事個人對自己的理性組織...舜的神話在結構方面與Oedipus神話十分類似,但是結局卻完全相反。(p.193)
⊙如果西方文化可以算是一種「殺父的文化」,那麼中國文化就不妨被稱為「殺子的文化」....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p.195)
⊙將成人當兒童:「老萊娛親」的故事,就很明顯地表達了一個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恆童年」狀態。(p.207)
⊙少年的老年化:中國人稱呼人,不是「小張」、「小李」、「小孫」,便是「老張」、「老李」、「老孫」。...老靠、老實、老練、老成持重、少年老成、未老先衰....(p.209)老於世故、老謀深算、老奸巨猾(p.212)
⊙撒嬌文化:含蓄、不自我表現、被動、不好意思、「勸進」、「陷於不義」....中國人為了保持與環境的和諧,因此不善於表達進取,並且期待對方也如此,但萬一對方有進取性,中國人表面上唯有忍讓,心底卻存著憤恚。從西方人的角度看,這有一點近似嬰兒時期的「自戀狂」。(p.220)
⊙美國人的兒童化表現:Freud:宗教將整個宇宙化為一個大「育嬰院」。(p.222)
●●中國人的「個體」
▼社會專制個人
⊙個人作為配種工具、私人狀態不發達
▼自我壓縮
⊙蔣介石口號「攘外必先安內」改寫成「讓外必先按內」,也頗符合前述之中國人文化行為(奴性、受害者地位永恆化)。(p.238)
⊙逆來順受、存天理滅人玉、不敢為天下先、訴諸「心」(腦中層)而不訴諸「腦」(大腦皮層左半部)(p.248)
⊙魯迅:「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p.258)
⊙中國人搞「自我擴張」,就必須作「人上人」,而不能像西方人那般,在同一個平面上讓每一個「個人」都有「自我擴張」的權利。(p.263)
▼個人的不發展
⊙魯迅筆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茅盾筆下的韋玉、巴金筆下的高覺心、周如水,以及錢鐘書筆下的方鴻漸,都是被弱化的個人形象。(p.266)
⊙類型化的傾向:亂扣帽子的邏輯....是「共產黨」又是「台獨」、無限上綱(p.278)
⊙傾向於把「人」變成工具,而不是當作目的....在自己化為對方的工具同時,對方也變成自己的工具,是之為「互助」。....顯然不是訴諸對方理性思考與批判能力(大腦皮層左半部),而是「攻心為上」,亦即直搗腦部中層(凡是哺乳類都很發達的「動物感情」)(p.286)
●●國家與社會
▼專制主義
⊙在傳統中國,老百姓無理性的大爆發,基本上被視作與自然災害相同,皆為天道失常的徵候。(p.297)
⊙商君書:「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國家(政統)與社會(道統)是對著幹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p.306)
⊙康有為:「宜全用諸國競長之法,而不能毫釐用一統閉關之法。」(p.309)
▼大一統傾向
⊙中國人能否真的「現代化」,就要看是否能夠搬走這一塊取消億萬大腦的大圖騰。(p.317)
⊙重京師抑郡國:「京」在甲古文字形上與「高」相通....是唯一可以通天的地方,當然也有高出一切地方的意思...「縣」有懸在本國以外之附屬物的意思。(p.319)
⊙內部邊區地帶、農村包圍城市....地方「局部利益」不合法、老百姓缺乏「個體利益」(p.326)
⊙「超穩定」在地名上的反映(p.327)
⊙中國人要求「在一起」的慾望是如此地強烈,以至任何政權只要能夠維持「統一」的局面,就可以使人民不會過份地要求「民主」。(p.332)
▼剷平主義傾向
⊙太平思想:唐末的王仙芝自稱為「天補平均大將軍」,而黃巢則自稱為「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元末農民大起義,則喊出了「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殺盡不平方太平」。(p.345)
⊙馬克思:在貧窮的基礎上實行「共產主義」,結果就只有出現「嫉妒的普遍化」。(p.351)
●●面對世界
▼鎖國心態(缺乏外求意向)
⊙魯迅:「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p.397)
▼現實感(缺乏超越意向)
⊙許琅光Homeostasis「仁」:較少出現不安感、焦躁感、以及缺乏歸屬感。他對環境並不採取對立的態度,而是由內到外的一片連續延伸感。(p.414)
⊙將別人「枕墊化」的效果是:傾向將成人世界當作溫馨的童年之延伸,夫妻關係趨向母子化、或父女化。(p.415)
⊙中國人很少產生原則性強、理論觀點明確的保守主義者,但卻存在廣泛的欠缺立場(by default)的保守派。(p.420)
 
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 (孫隆基 臺大出版 2010)
 
《殺母的文化》一書,作者孫隆基從構思到完稿耗時幾近四分之一個世紀。書中,作者由「殺母」這一極為新穎的角度,深度剖析二十世紀的美國歷史文化。他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從眾多好萊塢影片如《驚魂記》、《魔女嘉莉》、《沉默的羔羊》、《午夜牛郎》、《超完美嬌妻》、《凡夫俗子》、《兇手就在門外》……,以及從小說、詩作、電視劇作等大眾文化的內容著手,一字一句地爬羅剔抉,證明「殺母」文化乃美國二十世紀大眾文化的主流。 事實上,「殺母」這個議題在美國大眾文化中無所不在,雖然有時遮隱藏其內,有時強顯揚於外,但整體而言,美國文化中關於「殺母」的資料份量,多到令人驚訝。因而,作者歸結成一句話:「殺母」意識乃是美國文化長久存在的暗疾。
  關於美國「殺母」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殺母的文化》可說獨步天下。本書絕對是一部原創性十足的書。這一點,就連美國人都未由此角度詮釋自身的歷史文化,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作者孫隆基,借鑒於中國文化「慈祥及雷鋒化的媽媽」,和美國「妖魔化的媽媽」做對角線式的比較,反而看出了美國文化中的「殺母」真貌。多年以前,孫隆基寫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對中國文化予以硬心腸地批判;如今,他把矛頭指向美國……
  本書共32萬多字,有些「份量」,但它不但內容有趣,而且容易閱讀。這只要看看本書目錄,即可感知一二。本書內文共分13分章、98節,外加附錄7篇。內文的章節之間,環環相扣,層次分明。作者將美國文化裡廣泛彌漫的「殺母」意識,追溯至19、20世紀之交的「世紀末」,指出它是一股與基督教背道而馳的世俗化潮流。該股潮流發展至世紀中葉,又與尼采傳統的仇母論與美國性別角色論匯聚成一股巨流,譜成「殺母」的文化背景。1960年代,則是美國「殺母」經典著作的高峰期,「殺母」意識成為美國文化中的「八股」與「共識」,出現於無數的電影、小說、詩作、專書。此時期的「殺母」,幾近泛濫程度,一如當年台灣的「反共抗俄」,成為一「時代精神」。繼之,作者探討至二十世紀末期「殺母」的後續演變與發展,包括:女性主義與殺母意識之間不同層面的互動,以及與「殺母」相關的「殺子」、「殺狂慕者(粉絲)」等議題。作者認為美國大眾文化的發展,其實是「分離和個體化」的深化過程。在這個「個體化革命」的過程中,「媽」代表人生的早期,被定位成個體成長的「路障」或「絆腳石」。要奪回或擁有自己的人生,唯有將「媽」除之而後快。
  此外,本書的附錄共有七篇文章,對「殺母」主題從不同角度予以補充,包括:美國人如何看中國人性格、美國文化中的殺父幻想,「殺母」是否接近尾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對影響美國文化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及其作品,皆有著墨,如達爾文、尼采、懷寧格、勞倫斯、佛洛伊德、蘇理文、馬爾庫塞、沙林傑。當然,書中也論及女權、女性主義者對「賢妻良母」的重炮抨擊,以及如費理丹(Betty Friedan)、黎契(Adriene Rich)、法拉黛(Nancy Friday)、亞堪納(Judith Arcana)……等人的重要作品。
  本書同時也解答了美國文化史上一些重要課題,如原野理想、殺父娶母、大媽咪主義、邊疆理論、世紀末思潮、白色願望時代、杜鵑窩情結、性別教條、陽具型女人、吉力根學說、哈林的文藝復興、自然寫作、多樣相的變態、芝加哥七君子、M體質 W體質、「婦之性」(gynesexual)和「母之性」(matrisexual)、父母子「永恆三角」等等,全方位提供讀者對美國文化發展的深度理解。
  《殺母的文化》一書,不只是具有學術的深度與創見,它論理邏輯清晰,脈絡清楚。本書可成為各大學歷史系、心理系、女性研究、文化研究等各學科的必備參考書。但同時,因本書保有作者一貫的獨特文字風格──筆鋒平實卻又批判冷冽,所以你可隨翻隨讀,放鬆心情跟著作者進行一場對無數部電影、小說有深度又趣味盎然的美國文化知性之旅。 2010年,如果你只讀一本書,建議你讀《殺母的文化》。
  作者簡介
  孫隆基 1945年生於重慶,成長於香港,先後獲臺灣大學歷史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俄國史碩士學位,及斯坦福大學東亞史博士學位。後任教於美、加多所大學,現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孫隆基的學術專長是美國史、俄國史、中西文化比較和世界史。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未斷奶的民族》等專書及中英文論文多篇。其中尤以一九八O年代出版之《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引起知識界的廣泛討論與關注。
  目錄
總論
1.成書的背景
2.「殺母」是美國的國民特徵?
3.章節內容的歷程:從迎合女性主義路線開始
4.章節內容的歷程:超越女性主義的角度
5.未完成的交響曲
  第一章   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黃色禍害、白色大願和男性危機
楔子
1.「世紀末」文明的轉型危機
2. 世紀之交的時代里程碑
3. 時代精神的聚焦:老羅斯福
4. 作為美國「新邊疆」的太平洋
5. 「黃禍論」成為時代話語
6. 帝國主義文明與「男子漢氣概」
7. 原野的理想和神經衰弱氣質
8. 野性的呼喚
9. 世紀之交的美國男性焦慮
10. 神經衰弱成為「時尚病」
11. 神經衰弱與陽剛隳沉的夢魘
12.白色人種的大願望
結論
  第二章  現代文明的困境?
楔子
1. 女人是物種的守成者
2. 男女教育分途說
3. 建立「美國童子軍」的路線鬥爭
4. 還有比現代文明危機更深層的因素
  第三章  尼采式超人論與仇母情結
楔 子
1. 尼采與他媽媽來自不同的「國度」
2. 懷寧格:男與女=靈與肉
3. 勞倫斯和媽媽劃清界線的〈宣言〉
4. 曼契金如何「捍衛」婦女?
5. 歪理對「大媽咪主義」的鞭笞
6. 超人與母親
  第四章  美國性別的兩極化
楔子
1. 性別觀:從生理到心理
2. 佛洛依德話語的來臨
3. 蘇理文的「杜鵑窩情結」
4. 將性別曖昧與「精神病」混為一談
5.「性別」作為一種「角色」、一種「認同」
6. 美國性別教條的形成
  第五章  世紀中期:美國的性別角色出現嚴重危機
楔子
1. 「性別角色論」在世紀中期大眾想像裡的掠影
2. 不稱母職的「陽具型女人」
3. 宜家宜室的「女性型女人」
4. 女性成長的歧途
5. 美國電影把「陽具型女人」漫畫化
6. 理論的修正與戲劇化效果
7. 婦女「非女性化」面貌之蛻變
  第六章  山雨欲來:「殺母」幻想之前奏曲
楔子
1. 人類墮落之源:夏娃
2. 女性意象的一分為二
3.「與敵同眠」(男性版)
4. 譴責媽媽「缺乏愛心」
5. 父母子的「三角」是永恆的嗎?
6. 從「殺父娶母」過渡到「殺母」
  第七章  六十年代:「殺母」的經典著作時期
時代背景
1. 媽媽代表人生早期,是「成長」的絆腳石
2. 徘徊於異性戀還是同性戀的十字路口
3. 媽媽「居高臨下」的威脅
4. 被媽媽宰制的「小丈夫」
5. 靈魂被媽媽占據的犯罪型人格
6. 劃時代的經典傑作《驚魂記》
7. 「殺母」成為時代精神
8. 攻擊母親成了「八股」
  第八章  戰後女權意識的初步:殺母
楔子
1.「殺母」作為一種共識
2. 媽媽對女兒的宰制
3.「母親」角色與「女人」角色的牴啎
4.「媽媽/家庭主婦」的病態學
5. 炮轟「家庭主婦」角色
6.「史德福妻子」症候群
7. 口腔欲望之壓抑與吃食錯亂症
8.「性成長」的政治
9.「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政治
  第九章  女性主義如何重建「母親」
楔 子
1. 男性的成長:斷裂和異化
2. 一九八0年代的「母親」熱
3. 女性的傳承:連結與關懷
4. 電影故事裡的「女性思維」
5.「連續性」與「個體化」的矛盾
6. 女性化與東方化
  第十章  言不由衷的母女親和論
楔 子
1. 離家的喜悅
2.《通靈女士》裡的母女情仇
3. 對「最親愛的媽咪」口誅筆伐
4. 法蘭西絲的苦難
5. 電影裡母女關係之妖魔化
  第十一章  殺父殺母的心理倒影:殺子
1.「戰後嬰兒潮」世代
2.「魔童」文類系譜學之濫觴
3. 憤怒世代之「街頭的狂野」
4.「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世代自身遭否定
5.「魔童」文類的里程碑:《露絲瑪麗的嬰兒》
6.「魔童」文類的經典著作時代
7.「魔童」文類隨時代遞嬗
8. 恐懼身體被侵犯與對人身自由的執著
結束語
  第十二章  失去的地平線:愛慾化的人生早期
楔 子
1. 個體心理學成為整體文化的圖式
2. 對「人生早期」的愛憎雙重情感
3.「性解放」狂□時代的吹號手:馬爾庫塞
4.「母親」與人生早期
5. 從性的共產主義到性的斯大林主義
6. 諾曼.布朗的性組織解散論
7.「不再有分離的夏娃」
8. 一些揭櫫「多樣相的變態」的文藝里程碑
9. 母親與死亡
10. 遠在天邊的「東方」
   第十三章  自我疆界之捍衛:殲滅「狂慕者」
楔 子
1.「忠實的信徒」之原型
2.由恐懼媽媽到恐懼「狂慕者」
3.人格不獨立等同「人我界線不明朗」
4.竊取他人「認同」的人
   附錄一A  美國人如何論說中國人的「特性」:性篇
1.二十世紀中期的一場「中國人性格」的研究
2.把「人格」當值「文化」的轉喻
3.中國式的人生早期
4.中國人「性別角色」的倒錯
5.美國研究者透露的「閹媽恐懼症」
6.藐視「被動」與恐懼「被耗盡」
   附錄一B  美國人如何論說中國的人「特性」:暴力篇
1.爸爸缺了席的「父權社會」
2.中國式人格的攻擊能力受損毀
3.把「被動」與「被虐狂」性別化
4.缺乏性與暴力的人格乃「非美國式」的
5.美國大眾文化把東方人塑造成「第三性」
   附錄二  美國大眾文化裡的「殺父」幻想
前言
1.「國王必死」
2.「浪子回頭」
3. 下一代比上一代道德上更優勝
4. 謹防「爸爸陷阱」!
5. 抵制上一代的「殺子」圖謀
6. 爸爸對兒子的心理摧殘
7. 父權的解構
8.「男兒本色」的顛覆
9. 附錄的附錄:畫虎不成反類犬
   附錄三  「殺母」意識滲入美國的犯罪學思維
附錄四A  後經典時代「殺母」的成語化(至20世紀末)
前言
1. 大眾想像裡一類歷久不衰的犯罪型人格
2. 自私的「母愛」
3.「母愛」殺人
4. 但缺乏「母愛」亦會引發殺機
5. 真實案件還是戲劇化?
6.《迷離佈局》這部片子
7. 母子關係的負面化
8. 重父輕母意識
9. 同性戀、亂倫、性侵犯與童年受虐
   附錄四B  後經典時代「殺母」的成語化(進入21世紀以來)
1.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殺母」依舊
2.「母親」與病態殺手結下不解緣
3.《鬼影人》的個案研究
4.《割破的傷口》的個案研究
5.「殺母」接近尾聲?還是已全球化?
6. 異軍突起:產後憂鬱與門喬森症
   附錄五  是否也有與「殺母」唱反調的?
《殺母的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章節簡要
總論 交代成書背景與方法,以及全書章節結構的邏輯。
第一章 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黃色禍害、白色大願和男性危機
分12節,闡述世紀之交的美國在面臨大陸邊疆窮盡之際、把「西部」原野神話化,並以此為雄健性的表徵;追尋新邊疆的美國其實轉型為「亞太國家」,開始有大量東亞移民湧入,同時面對國內日漸高漲的婦女與黑人平權運動;又適值西方「世紀末」文化氛圍,神經衰弱成為時尚病,遂有人敲響男性陽剛墮沉、人種退化、文明沒落的警鐘,其表現為白種男性的危機:黑人成為追求雄健性的白人妒羨的對象,而黃色人種則常勾起女性化和性無能的恐懼。
   第二章 現代文明的困境?
分4節。首先從美國心理學協會創立人G. Stanley Hall主張男女教育分途說起講,主張男孩在成長過程中必須「重溫」從初民到文明諸階段,以保留一個「野性」的內核,女孩則毋需。這個回歸原野的號召導致了1910年美國童子軍的誕生,其誕生過程經由路線鬥爭:主張模仿印地安人、並以大母神代表自然的Ernest Thompson Seton敗給仿軍事化並獲基督教男青年會支持的Robert Baden-Powell-後者的方案成為全世界的典範。
   第三章 尼采式超人論與仇母情結
分6節,以尼采、懷寧格、D.H.勞倫斯、曼契金(大陸譯作門肯)、懷理和冰心六人的文本發揮。尼采批判直線進化論,認為「進化」云者只現於每個時代都存在的「超人」與「末人」的對立,迄今為止婦女從未達前者境界。尼采因此認為自己和媽媽來自兩個不同的國度。懷寧格將男性與女性等同於「靈」與「肉」並且還把這個對立形而上學化。D.H.勞倫斯拯救文明頹廢的法子就是「成立一個防止母愛的聯盟」並在男孩身上激發「父親火花」。曼契金與懷理乃庸俗化的美國尼采派,後者以發明「大媽咪主義」(Momism)一詞而名傳後世,並且是超人論與好萊塢的橋樑。他們的同代人中國作家冰心卻認為醫治「超人症」的良方就是叫他「回到媽媽身邊去」。
   第四章 美國性別的兩極化
分6節,從20世紀上半期達爾文主義直線進化論式微,心理學開始擺脫對生物學的全面依存,出現種種過渡的學理型態,例如Lewis Terman模擬IQ測驗,測量先天性的男性化(M)與女性化(F)氣質,得出「同性戀是最大偏差」之結論。此時佛洛伊德學說的介入促成心理動力學(psychodynamics)角度的學術霸權,性別變成後天的:「男性」乃擺脫媽媽、從FF跑到MM的終點線才形成的,「女性」則只需在原地踏步便得。美國化的新佛洛伊德學派之泰斗Harry Stack Sullivan以母子紐帶解釋男性精神分裂症的成因,並把它等同「同性戀」。至戰後,社會學大師派深思將佛洛伊德學說與社會學的「角色」範疇整合,令醞釀已久的「性別角色認同論」水到渠成,美國性別教條於焉形成,至1970年代方才動搖。
   第五章 世紀中期:美國的性別角色出現嚴重危機
分7節,偵察「性別角色認同論」在20世紀中期美國大眾文化中的掠影:這些「性別角色」之刻板印象化,彷如大陸文革時代的革命樣板戲。然而,在當時的文藝與大眾心理學論述中透露的反而是對「性別角色」錯亂的焦慮,而且特別指責否定自身性別認同-尤其懷有「陽具願望」-的女性不宜為人母。在女同志仍不能浮出水面的當時,「性別角色」倒錯的女性往往被冠以「陽具型的女人」的帽子。但關鍵仍懸於男性危機,因為太多的現代女性不宜為人母,在二戰、冷戰、韓戰中頻頻徵兵的美國軍方遂將身心都不適合服兵役的男丁歸咎於「母教不良」。
   第六章 山雨欲來:「殺母」幻想之前奏曲
分6節,指出20世紀中期美國對代表陰暗勢力的女性之防範甚至還動用到《聖經》中的「夏娃」意像,形成罕見的好萊塢及其宿敵基督教的統一戰線。但偉大的美國制度異性戀羅曼史仍需進行,男性仍需憑藉獲得女性來證明自身的性別,兒童中心教養論更期待母親無私的奉獻。於是,在當時的故事裡遂將女性意像一分為二,一般出現一男兩女,一乃謹守自身性別角色的正面教材、另一為「陽具化」的反面教員,有時這個矛盾會統一在同一位女性身上。因此,筆者斷定「與敵同眠」文類肇始於20世紀中期,乃男性所發明,待20世紀末才為女權所接收,並反戈一擊。男性的荏弱化與女性的「陽具化」造成佛洛伊德式「父母子」永恆三角的不穩定,美國的心理學與大眾想像都從異性戀的奠基石「殺父娶母」朝異常的「殺母」方向滑倒。
   第七章 六O年代:「殺母」的經典著作時期
分8節,指出美國的性別危機被20世紀中期的性解放革命所激化,蓋開放式的兩性關係非「媽媽的乖兒子」所能處理。因此,靈魂被媽媽佔有的男子淪為同性戀甚或專對女子下毒手的系列殺手之故事紛紛出籠。這個時代給了我們《夏日痴魂》(1950年代末)、《驚魂記》、《滿州候補員》、《扼殺犯》《籠中的夫人》、《不能如此對待夫人》、《波特奈爾的訴苦》等作品,有些還是里程碑,成為大眾文化裡週而復始、歷久彌新的成語。「殺母」成為1960年代的時代精神,攻擊母親成為無須辯解的「黨八股」。
   第八章 戰後女權意識的初步:殺母
分9節。戰後女權運動復甦,跨出的第一步是炮轟「賢妻良母」的角色,順利成章譴責母親是這類角色的輸送帶,基本上以「殺母」為起步線。當時婦運的旗手Betty Friedan甚至沿用媽媽是兒子病源的陳說,雖然其目的是為了遊說社會讓婦女走出家庭。這個家內空間是病態叢集的邏輯,令大眾文化複製《驚魂記》的女性版,把女兒性成長的阻滯甚至人格分裂症都怪罪媽媽。在糾正了這個偏見的1980年代,仍有女權理論家用「女兒嘗試成為爸爸的兒子,但終歸逆退回媽媽缺乏意志的婦女之軀」來解釋婦女的飲食失控症。
   第九章 女性主義如何重建「母親」
分6節。1970年代下葉,女性主義者已覺悟再提倡「殺母」的話是中了男性的計,遂改弦易轍提倡母女連結論,試圖重建女性傳承,並將同一套性別形成論顛倒過來:舊說認為擺脫媽媽、從FF跑到MM的終點線才能形成的「男性」乃披荊斬棘、任重道遠,如今卻被重新詮釋為迷失本鄉和流離失所。1982年Carol Gilligan提出女性思維論,認為男性思維重抽象邏輯、女性則從關懷出發,雖云平行發展,但不無較優越的弦外之音。但這個女性思維擺脫不了美國男女皆鄙視的「東方化」陰影,蓋美國女權的所謂「女性思維」居然和跨文化心理研究建構的「東方人思維」出現同構現象。同時,堅決反對傳統角色的一派女權分子則譴責女性思維論乃「賢妻良母」幽靈之復活。
   第十章 言不由衷的母女親和論
分5節。母女連結論涵示母子對立、母女親和,卻拿不出任何證據顯示美國的母女關係特別好,反證卻一大堆。本章採用了加拿大世界級作家Margaret Atwood的小說《通靈女士》、鍾歌羅馥的養女Christina Crawford的回憶錄以及三十年代紅星Frances Farmer的回憶錄三個仇母文本予以說明。這些記錄都反諷地證實了重建母親派的「母女紐帶」命題:情感上比較遙遠的爸爸從來沒給女兒這種「必須像母親」的壓力,因為父女並不相像、不認同、也不模仿,母女則如鏡子般相互反照,容易反目成仇(當時還未刮起1990年代女兒控訴爸爸是性侵害的衣冠禽獸之政治颱風)。母女紐帶論者忽視了美國除了性別敵視之外,更強調的是代間斷裂。
   第十一章 殺父殺母的心理倒影:殺子
分8節。如果1960年代是美國大眾心理「殺母」的經典著作時代,1970年代則呈現「殺子」的高峰。戰後的嬰兒潮世代人多勢眾,乃有史以來最叛逆的一代,他們控訴上一代,不限於反戰、反種族歧視、反性別歧視、衝破性壓抑的藩籬,甚至以崇拜東方神秘宗教來動搖基督教、以迷幻藥經驗顛覆西方的理性主義主流。無怪乎1970年代的美國大眾文化營造類似「末法」的氛圍,大量出產下一代乃「魔鬼誕生」的文類。但我在這裡亦看到一個重疊,蓋戰後嬰兒潮世代乃「殺父殺母」最起勁的一代,至1970年代他們自身達到為人父母的年齡,這個處身永恆「後青少年階段」的一代對子女的來臨也具排斥性,雖然Generation X對戰後嬰兒潮世代之「否定的否定」至1980後始明朗化。從此以往,一代否定一代成為制度化常態。
   第十二章 失去的地平線:愛慾化的人生早期
分10節。美國文化既強調「分離與個體化」,視人我界線不明朗為困陷於人生早期,但另一方面,在醞釀性解放革命的1950年代至叛逆的1960年代卻出現一股思潮:對人生早期緬懷,歌誦孩提階段「多樣相的變態」的性無政府狀態。本章以新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以及佛洛伊德派的諾曼?布朗(Norman O. Brown)的文本作詮釋。美國性解放革命固然解放兩性的性愛,同時朝衝破異性戀框限的「多樣相的變態」方向發展。在這裡,孩提化乃比喻,象徵母親還未成為異性戀對象前母子不分離的伊甸園狀態,亦反過來證明在殺母文化中唯一受歡迎的母親是「愛慾化」的母親。但佛洛伊德將愛與死等同的「涅盤原理」乃一把雙刃劍,它亦導致「母親的毀滅性說」。在美國文化中,個體性的喪失常以「死亡」象徵。此外,一方面強調「分離與個體化」,另一方面強調泛性愛,勢必導致濫交後的性侵害訴訟,而1960年代「性的共產主義」終於變質為1990年代動輒得咎的「性的斯大林主義(=警察國家)」。
   第十三章 自我疆界之捍衛:殲滅「狂慕者」
分4節,分析一個世上獨一無二的美國現象:「粉絲恐懼症」,造成僅出現於美國大眾文化的「殺粉絲」文類。我指出粉絲恐懼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親恐懼症:母親永遠是兒子的粉絲,兒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濟,在媽媽眼裡總是大天才;母子關係是沒有「離婚」的,對「分離與個體化」重於一切的美國個體來說,它符合關係終結後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為模式。母親對兒子的攀附乃粉絲攀附偶像的原型。傳統婦女除了當妻母外並無其他的人生、把子女當作自己的人生,也成為美國驚悚電影中塑造自我掏空、竊取他人的人生作為一己認同的變態殺人犯的靈感。美國「分離與個體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絕對化乃產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是「殺母」始作其俑。
   附錄一A 美國人如何論說中國人的「特性」:性篇
分6節,整理我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特藏室處挖掘的20世紀中期未發表的「當代文化研究」的材料,該計畫為大型多國國民性研究,由潘乃德(Ruth Benedict)和瑪嘉列特?米德主持,其下「中國小組」得出中國男性受媽媽影響過深、造成陰盛陽衰、性別倒錯的結論。該計畫雖云採取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但在思想深層處不脫懷理的「大媽咪主義」成見,而且有當時流行的「閹媽論」的蛛絲馬跡。美國人研究的是中國,流露的卻是自己心底的焦慮。
   附錄一B 美國人如何論說中國的人「特性」:暴力篇
分5節,處理「當代文化研究」的後續:中國人「權威主義人格」的論述,文本採1960-1970年代之交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及其弟子Richard Solomon的著述。他們把「當代文化研究」的母子角度改為父子,闡述中國人之現代化不類其他建國過程中出現認同危機,而是衍生「權威危機」,因此不反權威,而是嫌權威性不夠才造反(以文革為例)。此論調基本上是當時美國人悲鳴父親喪失權威、不足為兒子男性角色楷模、造成兒子逆反之投射。白氏師徒倆卻從此得出結論:從未經過「殺父」一關的中國個體發揮進攻性的能力受損毀。他們強調的雖非父母子三角的另一環:「娶母」,然其個體之攻擊能力受損實即等同性無能。附錄A&B令我得出一個結論:缺乏性與暴力的中國人格用「非美人格」定義便得。
   附錄二 美國大眾文化裏的殺父幻想
本章指出美國的殺父幻想並無高峰期,而是瀰漫在各時代,因為它是制度化的常態,但亦不妨順此母題的時代變幻權分列8節:(1)「國王必死」;(2)「浪子回頭」;(3)下一代比上一代道德上優勝;(4)謹防「爸爸陷阱」!(5)抵制上一代的「殺子」圖謀;(6)爸爸對兒子的心理摧殘;(7)父權的解構;(8)「男兒本色」的顛覆。此外,還多了一個『附錄的附錄:畫虎不成反類犬』,專談香港電影對美國殺父故事的模仿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
   附錄三 殺母意識滲入美國的犯罪學思維
本章無分節,集中揭發一個現象:在美國的犯罪學想像裡,黑道人物是純陽剛的,他們的作為乃觀眾心底欣羨但實際上不敢為者,黑道的領袖人物尤其是「超男」(alpha-male)的典型。相形之下,心靈被「媽媽化」的變態殺手則具令美國人極度不安的「陰」素。他是一種人格缺陷,其情感狀態困陷於人生早期、與成人的「現實」脫節,其「性別」無法形成自不待言,在「異性戀」這個偉大的美國制度面前束手無策,必須訴諸殺害婦女的下策。心靈幽暗的罪犯文類在美國大眾文化裡蔚為大宗,造成在現實統計數字裡男性殺人犯罪率明明高出女性許多、但犯罪心理學卻把它「女性化」的怪現象。
   附錄四A 後經典時代殺母的成語化 (至二十世紀末)
1960年代「殺母」文類全盛期後,朝成語的地位轉化,其持續之久不能用劇本荒解釋,而是一種大眾共識的進一步凝固。附錄四A&B可謂該成語的史料大全彙編,並採兼顧主題鋪陳與時序排列的方式予以整理:該成語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反映時代的遞嬗,在20世紀期限內者即分成9節。
   附錄四B 後經典時代殺母的成語化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
紀錄「殺母」成語進入新千年後的變奏,第一節『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殺母」依舊』一語道破它之周而復始,歷久彌新。餘下的五節按今日的時代精神剖析該陳年舊語,最後一節指出近年的異軍突起:今日已遺忘掉20世紀中期女性「陽具化」、男性荏弱化的危機,而改用「產後憂鬱症」與「代理性門喬森症候群」(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等時髦話語來包裝母親的毀滅性-該毀滅性則亙古不變。
   附錄五 是否也有與殺母唱反調的?
為避免全書論述的以偏概全,本附錄儘量蒐集反證,但這些作品多不成氣候,無法引起共鳴,甚至似是而非。因資料的稀少,本章沒有分節。
美國,一個文化上殺母的國度?──《殺母的文化》作者孫隆基教授專訪
20多年前,孫教授以《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引起廣泛討論,贊同的、批評的、反駁的兼而有之。時隔多年,孫教授又一本中文著作即將出版。打從出版社幾個月前第一次提到這書,我們就知道,他這次研究的主題也勢必將成為話題。
   孫隆基這次研究的主題是「殺母」。
「我為什麼會從這個角度去研究美國,主要是因為看到美國人怎麼談中國。」
孫隆基老師當年在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時候,看到一些研究中國的英文著作裡會提到:為什麼中國男人怕虧?為什麼會說男性的精子是有限的,女性的吸收能力是無限的?為什麼中國男人會怕『精盡人亡』,是不是因為他一生沒有擺脫媽媽的陰影?美國人為什麼這樣想?「美國是從他的角度去看。對所謂中國國民性這個議題,提出一連串發問。可是從這些發問,我看出美國人心中執著的是什麼,因為我們中國人不會問這些問題。」
   美國人認為媽媽雖然扮演的是照顧者的角色,但是同樣造成你不能脫離她、依賴她;「或是以前美國人常說的,媽媽會造成所有女性你都看不上,因為你會拿所有女性跟她比,可是其他女人不會像媽媽這樣包容你。」
   孫教授說這看很多美國電影就知道。比如說《扼殺犯》(The Strangler)。這部電影將媽媽醜化的相當厲害:她長期住在醫院裡面,將兒子的財產幾乎吃乾抹淨;兒子還每天都要來探病,晚到半小時就被罵的狗血淋頭。「結果那人就將他媽媽殺了。他這裡反應出美國人擔心,一個人如果過分困陷於童年的安適狀態,就不會想改變,可是這在美國是行不通的。」
   聽到這,我問教授:所以這主角把媽媽殺了,不只是表面上受不了,其實是表示主角要根本脫離所謂媽媽照顧的『安適環境』囉?
   「是。尤其五O年代,美國的男性一定要主動,不只是男性,所有的人,都認為主動比被動好;甚至教英文作文的寫作手冊,都會說儘量避免用被動詞。主動的話是winner,被動的話就是loser。可是如果一個人童年任何事情都是媽媽代勞的話,他對女性的態度是沒法子轉變過來的。」
   一般來講,我們每個家庭裡面如果沒有什麼不幸的遭遇,總是有個媽媽。有人對媽媽的態度可能相當平等,有的可能態度很不好、虐待老人什麼。「但是如果我們心底深處總要有個投射、總要有個媽媽的形象的話,可以說這個人是不夠成熟的。」美國人擔心,這樣會變成以後你遇到女性的對象,都會覺得她是一個比你強大的力量,自己在她面前不能勝任。所以他就很容易將這種情形解釋成一個人沒有脫離媽媽的陰影。
   「美國人對媽媽的心理是分兩方面,一方面是童年時候,要盡母職;但成人以後,尤其我注意力轉向同代的女性的時候,你還在那兒夾纏不休就不行了。他們叫做smothering,母親前加個s,就是窒息。」
   所以這也算是個成年禮囉?美國人『殺母』的『目的』,其實是因為他們把人生的每個階段分得很清楚。當他覺得自己要過渡到下一個階段了,就必須要跟前一個階段做徹底的切割。
   『我不認為你有多偉大,你其實跟我一樣』。就是這念頭把爸爸殺掉了。
「可是我跟美國人談他們殺母,他們說沒有啊,我們哪有殺母,我們是殺父。我說你們殺父已經制度化,殺母是『暗疾』,這東西不能講出口,因為是變態的。」殺父?「因為父親代表權威。」
   「這裡的殺父不是說你用個槍用個斧頭將他砍死,是說人成長的過程中,必須要將他心底的爸爸的陰影去掉,這樣叫殺父。有個女小說家,叫做Mary Renault她寫本書叫做「國王必死」(The King Must Die)。國王不死呢,就像英國今天的查爾斯王子,他到60歲還是儲君,他們認為一個人要避免這樣的問題。所以殺父是為了我要取代你,我要變成國王。」
   「這跟殺母很不一樣,男人殺母絕對不是他想變成女性,而是他想將他心裡面的女性化、柔弱化、被動化的因素刪除掉,到後來還是要變成像他爸爸那樣的男子漢,但一山不容二虎,兩個男子漢一定要火拼,這火拼不一定用拳頭火拼,有時候是他心理上到了某一天某個時刻,就認為『我不認為你有多偉大,你其實跟我一樣』。就是這念頭把爸爸殺掉了。」
   女性呢?女性的殺父,是將父親描寫成童年時姦污她的衣冠禽獸。
聊到這,我問孫教授:從開始您都是以男性做例子,那女性呢?我想現代的女人應該不想取代媽媽的角色了吧?「女性也有殺母,女性的殺母其實是想殺掉賢妻良母的角色,」她不要做媽媽?「對,而且看到媽媽那個樣子就很討厭。七O年代我在美國看到的情形是,如果有人跟一個女的說你很像你媽媽,這是一個很大的污辱。」「至於女性殺父,主要從殺夫開始,經典作是『與敵人共枕』。一般女性殺父的電影,多半不是將父親殺了,是將父親描寫成童年時姦污她的衣冠禽獸。」將爸爸衣冠禽獸化、妖魔化,變成是殺父的一種方式。孫教授說,九O年代太多例子了,比如說改拍的『李爾王』。大女兒二女兒為什麼這恨她爸爸?因為她們被他姦污了,小女兒因為沒有,因此就倒向爸爸那邊。以前莎士比亞認為她是孝女,大姊二姊是壞人,可是到了九O年代重拍,爸爸就變成衣冠禽獸。
   「我說美國女性殺父,是有點像美國男性殺母,她是說我受到你的損毀,就像男性受到母親的損毀一樣,就我受到你的損毀,我變成性無能了;女性我受到你的損毀,是性侵害。這我後來就歸結出一個,美國女性殺父跟美國男性殺母,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它不是一種制度化的東西,意思就是他們自己不認為是常態。」可是他們潛意識是有這個想法的?對。
   雖然我們討論的是個看似大逆不道的議題,不過氣氛一直是非常輕鬆的。其一是孫教授一點不給人嚴肅說理的感覺,這點跟讀他書的感覺很像:議題是嚴肅的,不過用辭口氣卻沒那麼生硬,讓既非學者也非專家的一般人如你我,不需要太費力就讀進去了。其二則是因為打從一開始,教授就一直舉非常多的電影做為例子解釋。
   其實在新書《殺母的文化》中有滿大篇幅在討論美國電影中反映的殺母文化。只是,為什麼講的是電影?照教授的說法,因為電影是大眾文化。在大眾文化中的例子夠多,才足以反映一般人普遍都是這麼想的。不只要有人拍,更在於要有人看。
   驚魂記』你在香港放,大家只當作驚悚片在看。他不是抗拒,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一來是要夠廣泛,二來,我找到了連鎖。我書裡講尼采超人論那段,提到有個懷理,他反對『大媽咪主義』,可他會替好萊塢寫劇本耶。像現在漫畫裡飛天的那個超人,有一半是他構想出來的。他沒有掛這個名字,可是最原始的靈感是他提供的。漫畫的超人跟尼采的超人不是一回事。不過我好像找到一個連鎖,就是懷理,菲利普?懷理。」教授說,他發現有些電影裡暗示了美國人這個殺母的心態,開始往這方面研究才發現例子竟然多得不得了;所以又看了更多電影,不只看之前不看的,還會反覆看好幾遍,只是為了確定電影裡到底有沒有那個意思。
所以教授覺得這是有模仿性的嗎?可能一開始懷理在他的劇本裡寫進了這心態,後來就一個一個學下去?
   「像我剛說的,電影要有觀眾才行。像『驚魂記』在香港放映,人家只當作一個驚悚片在看,根本看不出什麼道理。」教授說的是最原始的那個版本,電影主角的靈魂被媽媽佔有,他不能進行同代的性愛關係,因愛成恨一連殺了七個女人。只是他殺人,不是「他」去殺的,是他人格分裂以後,媽媽的那一半去殺的,所以他殺人時穿上女裝、戴上假髮。
「這故事你在香港放,大家都看啦,沒有人模仿。香港台灣專門偷好萊塢劇本的,可是這東西沒有人模仿,模仿不了的,因為大眾心理沒法接受那個東西。他不是抗拒,是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如果東方人看不懂,那歐洲呢?
「美國的殺母,我看有一半是來自於歐洲,只是在歐洲沒辦法落實到大眾文化的層次,就好萊塢那個層次。可是你看歐洲哲學家的思想裡是有的,尤其提到世紀末思潮的,比如說尼采。書中有一章,我就專門講尼采、懷寧格、勞倫斯,沒有一個是美國人。」世紀末思潮顧名思義是一種悲觀主義,好像是說文明已經走到盡頭了,文明沒落最明顯的一個表徵就是男性的女性化。勞倫斯說文明沒落、人種退化,主要就是因為西方的男性已經不像男性了,所以他提倡在每個男童身上要激發父親的火花。
   「像我剛剛提到懷理發明的那個『大媽咪主義』,其實就是母親沙文主義,是要打倒的東西。可是懷理本身是孤兒啊,他沒有媽媽,所以不會是因受媽媽虐待他才痛恨媽媽。這根本是看書看來的。他看誰的書?大概就是這些人的。可是這是高檔文化,不是大眾文化。所以你知道西方菁英文化是有這一脈思想,只是歐洲沒有好萊塢化而已。」
   不過好萊塢感覺到危機了:沒有男人,將來那一代美國人會變成什麼樣子?
「現在回頭看當時電影我覺得恍如隔世。」教授提到從五O年代起父親權威的失落、七O年代起離婚率開始壓倒結婚率,一直到九O年代美國的女性的「殺夫與殺父」狂潮,「現在電影又開始大書特書爸爸,你看『博物館驚魂夜』、『防火牆』,都是說家裡沒有爸爸不行。為什麼?因為美國連好萊塢都感覺到這個危機了,家裡面沒有男人不行,沒有男人將來那一代美國人會變成什麼樣子?像『世界大戰』,已經被老婆趕出去了還要拼命回來找兒子;『24小時反恐』也是,他一邊在外面反恐,一邊還是要回來看女兒,女兒被綁架了,他還暫時出賣國家要先救回女兒。」這完全是最近小布希上台以後新的風氣,其實有一點亡羊補牢的感覺,因為單親家庭越來越多。爸爸要怎麼『回來』?即使一個禮拜履行一次父子義務也好,他希望美國男人有這個東西。
   所以他算是一個大眾宣導短片囉?我問。「我開始以為這是美國宗教右翼的宣傳攻勢,誰知道現在變成主流。這其實是九O年代女權革命的一個逆反,因為現在覺得他們搞的太過份了,甚至有人提倡單母親家庭是比雙親家庭優越的。因為美國家庭已經在瓦解了。」我很好奇,這跟中國文化有關係嗎?比如說東方熱帶起的中國傳統家庭的觀念?
   「你看過功夫熊貓沒有?看了就知道,裡面特別強調功夫熊貓跟他爸爸的關係。人家說,你看他功夫學我們中國的,父子關係也學中國。我說這不是學中國的,是剛好美國現在流行父親熱,這就是美國的東西。另外還有兩部電影,一部叫『大智若魚』,一個叫『盛夏獅王』。」盛夏獅王是講一個小男孩跟兩個叔叔住,叔叔一天到晚灌輸他們當年的英雄事蹟,我們看起來以為是吹牛的,什麼中東呀、阿拉伯呀,英雄救美救公主啊。後來叔叔死了,他們當年講過的那些人通通來送葬。兩部電影完全一樣,為什麼連著兩年同時出現了兩部一模一樣的電影呢?「現在不只是說全家被綁架,爸爸回來將壞人殺了。他要的男性,是能夠讓小男孩模仿,是偉大的,不是凡人,不是窩囊廢。」
   中國傳統就是個殺母文化?
最後,其實是我們一開始就想問的問題。殺母,這個顯然在中國文化中更屬禁忌的話題,尤其我們知道教授接下來還有出版簡體字版的計畫,「教授覺得,中國人,或是我們說接受中國文化教育的人,能接受殺母的觀念嗎?」
   簡體版我正在談,他說殺母兩字不太好,問我改成「弒母」好不好?」殺皇帝才用『弒』,殺君主耶,書裡還提到殺夫,怎麼弒?「可是弒有大逆不道的意思。你弒君,沒人會贊同弒君,可是可以研究,這就沒有違反他的價值觀。」
   教授還提到,他覺得中國人比較不能接受的還有關於獨立跟依賴的觀念。「美國人強調獨立,強調分離與個體化,最怕的是中國人這種人我界線不明朗的狀況。另外我也說中國人的母親崇拜跟集體主義有關。」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母親崇拜是什麼?是要媽媽變成耶穌,受盡苦難,然後被犧牲掉。美國人說我為什麼要這樣為兒女犧牲呢?我也有基本人權。但是東方人期待一個人作了母親之後,就沒有人權,他的生命不是為他而活,是為子女而活。
   所以我們根本可以說中國傳統就是個殺母文化?
「對,而且他殺得更高明了,他的殺法是把你供在神壇上。」
   幾乎是在一個如此大逆不道的結論中,我們結束了訪問。聊了近三個小時,教授前後提了10幾部電影,藉由電影片段的描述來向我解釋他的殺母理論,除了教授本身對美國文化的透徹了解,他看電影看得非常深入,加上史學訓練的嚴謹,很特別,很有道理,也很有意思。聽著他跟我們細細聊著,殺母,不僅僅只是個驚悚的標題。
序《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
  1. 成書的背景
  我在1983年出版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後,進一步批判中國人的「母胎化」,涉獵了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人研究「中國人性格」的資料,其中有「中國男孩身上母親的影響過重」的論斷,這批資料我如今把它們整理在本書附錄一裡頭。我在同時期的美國小說和電影中,亦留意到大量的「殺母」故事。這兩者難道是偶然的平行?
  待到在一九九O年代寫作《未斷奶的民族》時,我試圖把中國人的母親崇拜與美國人的「殺母」合論,對兩者都作出批判,結果是內容超載,思路旋繞,題材陌生,並不理想。我當時的構想是,將來如有機會改寫這部著作,會只留下探討中國人的部分,關於美國人部分則另獨立成冊。
  我在2002年發表了中國國民性的論述史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把美國人這部分當作第六章,但重點仍然是美國人如何在談中國人,美國方面的文化背景仍有待深入。2005年遷台後,拿到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補助,得以全面展開以美國為主的「殺母」主題研究,在此對國科會特致銘謝。
  2. 「殺母」是美國的國民特徵?
  「殺母」這個題材大逆不道,難於被人接受,尤其是東亞讀者。當今可以有同志和變性人的研究,並且組成團隊、形成網絡,但「殺母」研究將是獨步天下,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它在世俗陋見無視的、蒙眼的、否認的、噤聲的、鎮壓掉的一些角落裡建構了一整個透視美國文化的角度,其重要性不亞於從基督教角度去理解美國—事實上與該角度同等重要。本書把美國的殺母文化追溯至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世紀末文化」,它是一股與基督教背道而馳的世俗化潮流,而且專挖掘人性的陰暗面與非理性成分,並已成為今日大眾文化的主要內容。
  美國的殺母文化的源頭固不限於「世紀末」思潮,也包括與它共時的達爾文進化論,甚至長期內含於基督教文明的「夏娃論」,透露文化詮釋的多元性質,但「殺母」是否即呈現美國的國民特性?固態與原質的(hypostatic)「國民性」是一個陳腐的觀念。我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已避免用這個二十世紀早期的陳跡,但不少讀者仍挾此固態立場去理解我的「深層結構」。思想沒受過訓練的人,傾向將一組用詞指謂的對象當作該對象的本質,並視其能涵蓋該文化整體,或至少是它的「劣根性」大全。他們不會考慮是從哪一個角度看?相對什麼來說?為何而發?
  但是,自詡為思想受過訓練者又如何?荷蘭學者馮客(Frank Dikter)視《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為眼中釘。在他心目中,連「中國人」這個名詞都是不合法的:你如果只研究了兩百份材料,就只能談這兩百份材料裡的「對象」!在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法下,他最明目張膽的「西方中心論」就紛紛出籠:中國人搞種族主義、尤其針對白種人;中國人缺乏個體化的情慾,後者只用來替傳宗接代服務;中國人的世界觀是整體主義的,非但模糊了個人與社會的界線、不信任多元民主,而且與現代科學相左;中國文化又是家長式的,允許國家權力對個人進行道德改造;甚至連清朝不成功的禁止鴉片煙之舉,都是干涉個人的權利,等等。馮客可以心安理得說:我並沒有涉及全體中國人,只在談有限材料給予的對象而已。白馬非馬,局部非整體,他絲毫沒有涉及「中國人」!
  馮客這種文字遊戲騙得了誰?他僅僅抓住語言只是符號這點,認為符號背後沒有固定的「本質」,就將「中國人」這個意符整個地架空。孰不知先設定有些意符所指對象必須是空的,即涵示另一些意符所指是實有的,這樣的設定其實是將「空」「有」都予以本質化。這好比學佛學了半調子的人,只知道說「一切皆空」,卻被中觀學說糾正:執著於「空」與執著於「有」是同等的執著,執著於「非空」與「非有」也是執著:「有法不應生,無亦不應生,有無亦不生。」中觀論相當符合今日的解構論,因為設定有「自我」,並從自我的立場設定「他者」,才有了我與他,兩者皆有,也可以是皆無:「若無有自性,云何有他性,離自性他性,何名為如來?」馮客在論說一批材料時建立了自己這個主體—沒人說這就是馮客該人的「本質」,只是由兩百多份材料的客體構成的那個「馮客」,被他構成的「中國人」,固然如他所說並非全體「中國人」,卻畢竟是在他的話語底下被「他者化」的「中國人」。
  「殺母的文化」是否呈現美國的國民特性?答案是:它不是實證主義意義裡的客體、供在那裡讓我們去發現的對象,而是我從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親崇拜引申出來的一個題目,它與中國人母親崇拜呈對角線狀的對立。這個現象既然是非中國的,自然成為了「美國的」,事實上乃是美國人與中國人相互把對方「他者化」的產品,是在同一個話語裡打轉。後結構主義心理學家夏克.拉岡(Jacques Lacan)即說:「言語總是主觀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
  3. 章節內容的歷程:從迎合女性主義路線開始
  一開頭,美國的殺母幻想似乎與「男性理想」絲絲相扣,到後來卻發現並非那麼簡單,但追蹤這條線索仍得從該理想開始,指出「殺母幻想」乃其很重要的一環。本書的第一章把追蹤的起步點設定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該時代透露出強烈的男性焦慮,表現為對「原野」的嚮往和對「神經衰弱」的防禦,前者為對「雄健性」的追求,後者乃對「女性化」的恐懼。由於時代的限制,該時對「雄健性」和「女性化」的思考仍以國家與族群為單元。但從第二章中已清晰看見:原野的理想落實到男童的性格培養,背後透露的焦慮具有當時流行的達爾文思想的背景。
  交代了世紀之交的背景,即兵分兩路,追蹤兩條線索,一條是「雄健性」、「女性化」一類話語從族群化朝個體化方向之演變,由談種戰與國家決鬥轉向談人格,其具體表現為美國「性別研究」的成形,它組成第四章的內容。從一開頭,已可看出男女的兩極分化被當作常軌、同性戀成為最大偏差。這種靜態的分類至戰後演變成心理動力學模式,亦即:視男性的形成為從與媽媽不分化的階段到全面對立階段,該過程同樣是一個理想,也在前提上預設了對不完整的過渡階段衍生焦慮。「心理動力學」基本上打上佛洛伊德性慾化的人格成長論之烙印。與此同時,佛洛伊德亦被美國化,新佛洛伊德派把祖師的人格內發階段論修正了,改成對「母子關係」的強調,並視男子與母親認同為精神分裂之導因,同時把精神分裂等同於同性戀。
  因為線索的紛繁,本書在第三章開始追蹤另一條線索:尼采一脈的「仇母論」,其背景是世紀末思潮的文明沒落、人種退化、陽剛隳沉氛圍。尼采將「文明再生」的希望寄託在「超人」身上,同類思想家包括奧國的懷寧格、英國的勞倫斯、美國的曼契金與菲利普.懷理。後者以發明「大媽咪主義」一詞著名,也替好萊塢寫劇本,直接與美國大眾文化連線。三、四兩章的提供的線索至二十世紀中期匯聚成為一股巨流,引發了世紀中期性別危機與它的伴隨現象:憂慮父親做主的傳統家庭之動搖以及對「陽具型女人」的恐懼,並把女性被當作黑暗勢力的代表。這些題材在第五、六章中獲得發揮。
  第七章聚焦於一九六○年代美國電影的「殺母幻想」高峰期,也是該母題的經典著作時代。當時,美國進入性解放的革命,「媽媽的乖男孩」不能適應新式的自由性愛方式,譴責母親造成兒子的性無能,幾呈歇斯底里狀態。其時,戰後的嬰兒潮一代也長大成人,變成叛逆的一代,也是「殺父殺母」最起勁的一代。「殺父」並非本書的研究重點,因此被收入附錄中。更關鍵的是:父親的權威在當時已被視作蕩然無存了,它其實與陽剛隳沉、母親霸權(大媽咪主義)的悲鳴前呼後應。而且,打倒父權是美國男性的「成人儀」,是人格成長的制度化,也沒有湧現特別的高峰期或經典著作時代。相形之下,美國「殺母幻想」的材料就廣泛得多。
  我的「殺父殺母最起勁的一代」歸根到底仍以「殺母」為主的洞察是精準的,事實上,緊接著一九六○年代男性「殺母」的高峰期是女性在一九七○年代的東施效顰。戰後女權的第一炮也從「殺母」開始:要「殺掉」由母親這個模範輸送的「賢妻良母」角色。女性真正出現「殺父」高峰期是一九九○年代,主要表現為與女性「殺夫」相互呼應的殺父幻想,乃女性對男性進行的「文革」—這是本書續篇《男性的邪惡王國》要處理的題材。在本書的第八章裡,我們止於女性「殺母」的高峰期:一九七○年代。
  4. 章節內容的歷程:超越女性主義的角度
  到目前為止,我的分析架構不離美國女性主義立場,但再探討下去,該框架即遇到了極限。戰後女權運動復甦,走出的第一步也是「殺母」還情有可原,說是受了男性意識的洗腦。它很快就促使女性主義跨出第二步:擺脫與男性中心觀點任何沾邊,強調母女的延續性與傳承。第九章〈女性主義如何重建「母親」〉追蹤了這個發展。男女分道揚鑣逐漸湧聚成一九九○年代的「殺父」與「殺夫」高潮,出現兩性形同敵國的局勢。這一路的發展仍然具一致性,如果把女性主義革命堅持到底,一九九○年代的極左思潮乃其邏輯的歸宿。
  然而,女權分子提出的「母女親和論」不論與美國社會或大眾文化都不符。沒人注意到美國人的母女關係特別親和、會超出母子關係,大眾文化裡女性的「殺母」仍照行不誤。性別觀點終於觸礁,因為它忽略了其他角度,例如:代間。美國文化的「殺父殺母」不可能只是性別政治問題,它更多地反映了代間衝突,男孩反母親、女孩一樣反母親。此現象在第十章〈言不由衷的母女親和論〉中深入分析。
  自此,「性別對立論」就讓「代間斷裂論」占了上風。這個轉折令我挖掘到美國文化更深層的原則:分離與個體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既然下一代必須與上一代徹底斷裂,方能成形,個體之間自然也力圖避免人我界線不明朗的狀態,否則自我疆界就無法維持、個體性(individuality)遭到威脅。這可以解釋美國式個體為何亟亟於擺脫人生早期狀態,把母子關係設想成最大的陷阱!這原本是男性的成長觀,視「人我界線不明朗」為來自母親的威脅,並把這個威脅氾化成婦女這一整個性別的屬性。女性主義者為了對抗母子對立的命題,轉而強調母女的延續性與傳承,行得通嗎?
  母女親和論終於證明是曇花一現,成為女權運動史上被遺忘的一章。進入一九八○、一九九○年代,美國的女權思潮走上另一條與男性分途之路:楚河漢界、形同敵國、兵戎相見。性別的兩極化不再是「男性追求分離與個體化、女性搞人我界線不明朗」,而是索性成為各自分離的單元,「分離與個體化」脫離男性的專利,終於成為全民理想。在「反思鄉、反懷舊」的文化總氛圍中,也只得如此。
  兩性形同敵國將成為本書續篇《男性的邪惡王國》之內容,本書剩下的部分是它的前奏。第十一章〈殺父殺母的心理倒影:殺子〉繼續追蹤代間矛盾這條線索,用美國人的「殺子幻想」來反證「殺母幻想」的代間斷裂性質。「殺子」雖然仍屬代間斷裂,但已與反權威、反宰制無關,更不能用性別矛盾去解釋,只能理解為純粹「斷裂」。第十三章則討論一個更令人意外的現象:殺狂慕者,狂慕者俗稱「粉絲」。從這個奇特的幻想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國人對「人我界線不明朗」的恐懼,它幾近被害妄想,其保衛「自我疆界」則呈歇斯底里狀態。殺狂慕者的幻想其實有殺母幻想的迴響:母親與狂慕者都是沒有「自我」而黏上別人者,都是用投射自己的願望限制被投射對象的自主權,甚至用取消被投射對象的存在來實現自己,因此,到後來演變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第十二章〈失去的地平線〉是全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它探索了另一脈美國思想,亦即是把「母子不分離」當作是最完美的、渴望重溫的終極性愛境界。前面各章都謂「母子不分離」導致人格困陷於人生早期,在美國遭大力聲討,如今又如何解釋這個一百八十度的逆轉呢?在某一個意義上,它是自我疆界絕對化、人與我界線勢同涇渭的人格對「失去的樂園」之緬懷,卻暗示了母親唯有在「愛慾化」的情景中才能被接受。
  這是什麼心態?佛洛伊德早已從嬰兒身上發現了性慾,這個見解且成為現代西方文明的共識,雖然在連成人都有點非性化的東亞,它並不構成什麼「現代」意識。縱使佛洛伊德十分有創見,嬰兒身上的性也不過處於萌芽階段,因此,所謂「愛慾化的人生早期」並非兒童的思考,正是成人的幻想。在性成長與性別認同的意義上,「愛慾化的人生早期」乃由父權代表的文明還沒對人的原慾摧殘前的理想狀態,在這個階段上,原慾還未被強迫納入異性戀的渠道,它容許「多樣相的變態」。
  因此,在殺母文化中出現這個環節,非但沒有否定殺母文化,而是替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同性戀、雙性戀的主流化找理論根據。它基本上製造了更多的新認同、更另類的分離主義、更多途的分道揚鑣,更多面的勢同水火,也與女權左翼的「異性戀是父權社會底下男人剝削女人的制度」命題互為犄角。
  5. 未完成的交響曲
  說到這裡,《殺母的文化》就不得不與它的續篇《男性的邪惡王國》切割。原本計畫是一氣呵成:我追蹤男性「殺母」與「殺父」這類線索,蜿蜒至一九九○年代女性「殺夫」與「殺父」的高峰期,發現基本上用的是同一個模式,亦即是主體受到宰制,必須打倒或消滅主宰的他者,個體從被動的「受害者」(victim)反客為主,變成「能動的主體」(active agent),否則「分離與個體化」就沒有完成。這種自我的徹底完成(coming into one’s own)在心理上不會為他人留下空間。代間否,定還牽涉到權力移交問題,在這一點上,美國男性成人儀的「殺父」替一九九○年代的女性「殺夫」提供了一個典範。
  在病態學方面,一九九○年代女性的「殺父」與一九六○年代成形的男性「殺母」經典範式則在大同底下出現小異。男性的角色模範原本是父親,殺父是儲君繼承王位,由兒童變成像父親一樣的男人;男兒受到母親宰制卻是變態,是性別角色錯亂,造成心理畸形和性無能。女性受爸爸殘害的方式則是童年受到性侵犯,造成花痴(nymphomania)或多重人格分裂症(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子女受到心理摧殘皆同,差異在於:母親的加害方式是「閹割」,父親的加害方式則是「強姦」。一者是被剝奪性能力,一者是被性強加於身。它是一種什麼邏輯?顯然,主動地獲得「性」乃能動的主體之健康指標,但「性」之為物又是顛覆自我疆域的。這也算是美國文化的一個死結吧!
  本來認為必須要說到這裡,「美國的殺母文化」才算交代完畢。但這將使內容超載,重演《未斷奶的民族》一書的錯誤。而且,書寫得太慢了,已挨過一九九○年代女性「殺夫」與「殺父」的高峰期。進入新千年後,出現新的發展,亦即引起了反彈,促成小布希年代的美國大眾文化大力宣揚父子感情。把這個新發展與一九九○年代的美國「文革」合論似乎更為恰當,它證明歷史是一個說不完的故事,它還在發生中,本書只能築一條人工的堤,把歷史河流隔斷於某處。
推薦序 十年磨一劍 by黃光國
  這本《殺母的文化》是作者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未斷奶的民族》之後的第三本鉅構。孫隆基教授在撰寫這一系列著作的時候,心中關注的焦點其實是「中國人的性格」。然而,任何人想要描述「自我」的性格,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個跟自己明顯不同的「他者」,作對照性的描述。所以孫教授在寫完前兩本有關中國人性格的著作之後,就再接再厲,花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完成這本鉅構。這種作法跟許烺光寫《中國人和美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或我寫《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是十分類似的。
  然而,每一個學者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都會因為自己所受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旨趣而有不同的視域,他們對於同一問題的詮釋方式也會有所不同。許烺光是人類學家,他用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收集各種文化材料,撰寫他的著作;我是社會心理學家,根據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建構理論,從事實徵研究。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孫隆基教授,他以心理分析學派的理論作為基礎,用歷史心理學的方法,從中、美兩國大眾文化的產品中找尋材料,來支持他的論點。
  這本書有個副標題《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換言之,孫教授收集的材料,時間橫跨一百年,他研究美國許多著名電影和文學作品的情節,分析每一個故事中的親子關係,說明美國文化中個人的所謂「成長」,就是要從依附父母的狀態中獨立出來,完成「分離個體化」的歷程。相反的,在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之下,中國文化強調的是親子之間永遠不斷的照顧和回報,以及家人之間的相互扶持,這種講究關係主義的文化,孫教授稱之為《未斷奶的民族》,美國人的強調個人主義,他稱之為《殺母的文化》,其理論依據都是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如果要將本書易名為《殺父的文化》,其實亦無不可。
  正因為這本書的內容主要取材自美國大眾文化中的故事情節,這本書的撰寫不僅有學術的嚴謹性,而且有文學的趣味性。作者對於書中所引的每一部文學作品和電影故事,觀察入微,描繪深刻,而且文筆流暢,可讀性極高,讀來讓人感到興味漾然。古人有云:「十年磨一劍」,看到寶劍的鋒利,就可以想像主人磨劍所下的功夫。讀完這本書,除了佩服作者分析事物的洞識之外,令人感佩的是他長年的投入和堅持:沒有數十年的「磨劍」功夫,怎麼可能寫成這樣的作品?
   內容連載
   摘自第一章第8節:野性的呼喚
美國人欲維持自然之粗獷,是極力把自然男性化,而「男性」的行為規範是主動和宰制。
   中國男孩在成長過程中很少有與人打架的經驗,因此較難理解老羅斯福的童年遭遇具有典型的意義。今日美國新男性運動的理論家山姆‧基恩 (Sam Keen)回憶他十四歲時發生的「最後一場真的打架」(last real fight):說起來真丟人,他被一個「娘娘腔」(sissy)揍了。「當天晚上,好像在一個漫畫故事裏的場景般,我發誓在未來永遠不挨他媽的娘娘腔的揍」,他開始鍛鍊身體,矢志把「一個九十八磅的荏弱者轉化成一個既精瘦又兇狠的打鬥機器。……多年以來,一直到三十五歲,我都一直在青年會做健身運動。」 由此可見,從二十世紀之交到二十世紀之末,美國這個男性理想是歷久不衰。
   老羅斯福的原野理想,使他認為西部才代表真正的美國,也令他大力促進保護美國境內自然環境的運動。他的政府圈定受保護的國家森林地區,比他的三位前任加起來還要多;他的總統任內把國家公園的數目增加了一倍,其保護自然環境政策使後代受益匪淺,但其精神和今日的環保很不一樣。後者往往和女權、和平運動與非暴力主義連在一起。老羅斯福的一個嗜好則是狩獵。他在1909年卸任總統職後即前往非洲狩獵,為紐約的自然博物館收集動物標本。至於今日家傳戶喻的「泰地熊」(Teddy bear)正是由他的名字(Theodore=Teddy)命名而來,其淵源相傳是由於他施恩不殺一頭老態龍鍾的病熊。
   顯然,老羅斯福保護不被人工破壞的原野這個意圖基本上不是道家式的崇尚自然,而是維護粗獷的野味,以便抵制都市化的柔弱和本能退化。這個透過「原野」來讓生命力重新湧現的憧憬,也表現在他同代人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Call of the Wild)中;在這部發表於1903年的小說裡,一頭家犬回歸自然後恢復為狼,但牠是先受過文明的洗禮才去「重溫」野性的,因此又比一般狼狡猾,反而成為了狼群之首。老羅斯福和傑克‧倫敦筆下的「自然」並非是自然本身,而是經人工賦予了價值的「自然」,它毋寧是一個文化符號。中國人傾向把自然想像成「母懷」者,也並非真的讓自然擺脫人為的機心、還她一個天真純樸,仍然是人追求逍遙安適的意圖之投射。美國人欲維持自然之粗獷,則是極力把自然男性化,而「男性」的行為規範是主動和宰制。
   因此,老羅斯福的保護「自然環境」不排除人力對自然的積極干涉,例如,利用聯邦政府的力量大量灌溉西部的荒地、填平沼澤,以及從事大規模的植林。他說1902年填平沼澤的工程需要克服的障礙和巴拿馬運河工程的一般艱鉅,他的政府為灌溉工程而築的水壩也「比先前在世界任何地方築的都來得高」 ——倒是有點像當時的「三峽工程」了!它除了為後人保留資源的理智思維之外,也表現人對自然的優勢地位。
   一位研究美國人原野理想的學者說:「美國人對未經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不斷把原野理想化的嘗試終於製造出一門貧瘠的、充滿公式化的藝術:『西部故事』。」 西部故事裏的「獨行俠」(The Lone Ranger)正是這個原野的神話化。它透露美國文化中男性的雄健理想:一人一馬一槍,馳奔在原野間。這個「原野」並非如母懷一般的大自然,而是響尾蛇與帶刺的仙人掌充斥,個人並不從她的懷抱裏尋找慰藉,而是「雄健地」征服她。然而,老羅斯福時代已聞環保運動的先聲,當時西方文化裡湧現「歷來由土著與遠東文化持有的觀點」,即自然界非因人而存在,有其自身目的存焉。 老羅斯福具有「大獵物的狩者」(a big game hunter)的一面「不一定為公眾所喜愛」。
   摘自第二章第2節:男女教育分途說
在1873至1874年,哈佛大學的校監愛德華‧克拉克醫生(Edward Clarke, 1820-1877)發表了《教育得看性別:女孩成功有多少機會》(Sex in Education; Or, A Fair Chance for Girls)以及《腦的建構》(The Building of a Brain),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老生常談提供了科學的基礎。他引用最新的權威:達爾文於1871年發表的《人類的由來》,書中指出進化階段越高、性別亦越分化,雄性的新陳代謝率高於雌性,因此多變異,具有更多的屬性面對自然淘汰,變得更強、更聰明,雌性在新陳代謝方面已經不利,又被母職加諸其身,唯有依賴雄性一途,既然無需全面投入生存競爭,就越來越落後於雄性。達爾文又將心智功能排成位階,最高是理性,然後依次是想像、直覺、情感,最後是本能,男性偏向上方,女性偏向下層。克拉克把達爾文學說應用到教育學上頭,並敲響警鐘:要求女子承擔男子一般的教育會使她的大腦受損、胸部退化、子宮萎縮,經期停頓,非但成不了事,反而對社會糟蹋了當好母親的材料。
   從同一個達爾文主義前題出發,美國心理學泰斗史丹利‧賀爾(G. Stanley Hall, 1844-1924)在19-20世紀之交提出男女教育分途說。賀爾乃現代心理學創始人馮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的美國大弟子,他回國後從事改造教育的工作。賀爾於1892年與其他25位學者創立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並出任首任會長。賀爾反對中學男女同校,似乎和民國初年中國的保守派觀點相同,但後者是基於「有傷風化」的考慮,賀爾的論據則是以生理爲根基的心理學。他認爲男與女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長的關頭上,必須在不受對方的影響下,任何一方才能「順乎自然地」發展得完整。賀爾不是性保守的衛道之士,他甚至支援婦女解放,不過他的看法是婦女該從男性理想底下解放出來,而不是去變成跟男人一樣:
   男人與女人不論在活動範圍、感覺、皮膚、器官、能力、所犯的罪、所患的疾病各方面都不同;這些差異被今日的科學加以推演、加以強調,因此文明日進,兩性差異必日增。在原始狀態,男女身體結構與從事活動都差不多,真正進步發生在兩性分殊,把原先存在的差異予以繁衍與加強。性別之間的差異,在具性活動的階段就達到了頂峰。小男孩與小女孩玩在一起,做同樣事情,在多方面品味相同,對性無知覺。人到了老年階段,兩性的差距也開始復合──老漢與老婦變得彼此相同,在此意義上,也成為了無性別。
   唯有在青春期,兩性的差異最顯著。在此階段上,幾乎世界各地有此共識:男女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在這個緊要關頭上至少需有二至三年彼此隔離,讓心身都發生醞釀作用,達到功能的成熟,導致婚姻生活。這個傾向亦充份表現在家庭生活上。從十二到十四歲之間,兄弟姐妹過著比以前更彼此脫離的生活,無論在家內的操作、遊戲、興味,皆出現分殊。這全是生物學現象,是正常的。因此,學校及其他機關就該把這個分殊推至極端,使男孩日益成爲男子,女孩日益成爲女子。我們該尊敬性別差異的自然法則,切不可忘記做母親與做父親是大不相同的。男女當各自中止相互模仿,中止相互爲對方設下楷模,好讓各自發揮本性,在兩性交響樂中奏出和音。
   顯然,在「對性無知覺」的小孩階段,兩性不分化狀態並不礙事,但為了成長以後「導致婚姻生活」,就必須「使男孩日益成爲男子,女孩日益成爲女子」,這是由異性戀體制規定的一項急務。賀爾爲此重彈了「文明越進化、性別越兩極分化」的濫調,無什創意。他的創新在於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階段必須「重溫」(recapitulate)人類進化的初民階段。「重溫說」的創始者是德國進化論大師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 1834-1919),他認為人從懷胎到誕生是在九個月之內重溫從單細胞到人類的千百萬年進化過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階段則相當於「初民」的進化水平。賀爾則把它應用在教育學上,他責備現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師把小男孩柔弱化,再演變下去會造成人種退化。 既然男孩成長的各階段會「重溫」人類文明的進化史,待到了成年階段自然會超越「初民」階段,但卻能保留一個健康的本能內核,使文明建立在一個更健康的基礎上。然而,賀爾卻不主張女孩去「重溫」初民階段,在他的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對復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靜止了,沒有男性帶頭衝鋒的文明就是守成。這正是他的男女教育分途說的精神所在。這個分途說的出發點顯然是達爾文「雄性是物種的革命派,而雌性則是物種的守成者」的命題。
   摘自第七章第6節:劃時代的經典傑作《驚魂記》
而《驚魂記》裡的一段話卻透露美式思維所念念不忘的「權力」因素。在第一集裡,諾曼‧貝斯……
   1960年,希區考克製作了至今仍膾炙人口的《驚魂記》(Psycho)這部電影。其故事有關一個外表成人心理卻是兒童的人(man-child):諾曼‧貝斯(Norman Bates)。他是一個處於偏僻地點的小旅館的主人,他的精神病使他前後殺了七個路過的女住客。他年幼時母親精神有問題,害得他在精神上也從未斷奶。在諾曼少年時代,他媽媽與情夫搞關係,令他妒火中燒,遂把兩人都毒死。犯了殺母的大罪,他的精神就全面失常,他把媽媽的屍體挖了出來,製成標本,放在家中,又把自己的人格一半分給媽媽,把自己的聲音變成男女兩種,互相對話,恍如母子在一起過生活,事實上,他變成一身具雙重人格、陰陽兩性。亡母的陰影既盤踞他的心靈,他對凡挑起性慾的婦女都予以殺害—在他扭曲的心靈中,則是「占有欲很強的媽媽」必須置那些侵奪兒子的婦女於死地。在殺害那些女子時,他穿上媽媽的女裝,戴上女人的假髮,變成了媽媽,而不再是他原來的自己。
   希區考克的《驚魂記》改編自羅拔‧勃洛克(Robert Bloch, 1917-1994)發表於1959年的同名小說,該小說被收入西蒙與許思特(Simon & Schuster)出版公司的疑案小說系列中,同系列亦出版艾拉‧勒文的《死前的一吻》—可見這個仇母主題並不孤立。勃洛克的故事亦非純屬虛構,而是真事的改寫。小說家住在威斯康辛州的一個小鎮,離該小鎮三十九英里的另一小鎮普蘭斐爾德(Plainfield)在1957年發生一宗駭人聽聞的案件:警察因追查一名婦人失蹤事件,在一個孤獨者愛德‧堅(Ed Gein, 1906-1984)的農莊中,搜出來自十幾個女人屍體的人骨、人皮,以及人體的其他部位,有些人體是被他謀殺者的遺骸,有些則盜墓所得,而他所盜的墓都在他亡母的墓附近。這些女屍的臉、前身與頭髮被他製成面具、前胸帶乳腺的人皮背心和假髮,他晚上就把它們戴在身上,把自己變成女人。也有蛛絲馬跡引起他可能與媽媽發生亂倫的猜想:他農莊的大屋二樓有五間房間,其他都塵封,唯有客廳與亡母的睡房打掃得一塵不染。該系列殺手被終身關進精神病院,死於1984年。勃洛克把他改寫成「諾曼‧貝斯」。根據作者說:他還加進一些佛洛伊德的「戀母」理論。
   但勃洛克的佛洛伊德理論是美國化的版本。奧國人佛洛伊德理論底下的「戀母」是男孩走上異性戀這個「正途」的起步,這個「戀母」和「殺父」相輔相成,乃正常男子漢的成長必經關卡。勃洛克所理解的「戀母」則具未斷奶之義,它非但不是男孩對異性感興趣之肇始,反成了他日後進行任何異性戀的阻障。如此「戀母」也不具由父母子永恆三角界定的「家庭羅曼史」—這齣在親情裡夾帶敵意的戲劇,乃人格形成過程中神經官能症(neurosis)的導因,但終究有父親代表的「現實原理」之制衡,戀母的「快樂原理」才不致如脫韁之馬,演變成社會現實不容許之勾當。然而,不受「家庭羅曼史」制約的戀母就變成母子二人的「相依為命」,乃心理與現實脫鉤的精神病(psychosis)之契機。因此,《驚魂記》與其說根據佛洛伊德的「戀母」理論,不如說成了美國心理學泰斗蘇理文的學說之注腳更為恰當。在第四章裡,本書已交代蘇理文的學說,他把男性的精神病態歸咎於「造成精神分裂症的媽媽」(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驚魂記》在1983年、1986年拍了第二、第三集,都是鼠尾續貂,故事明明已完了仍繼續硬編造。第二集一開始,已過了二十一年,諾曼心理治療成功、被判釋放,但上集裡被他殺害的女主角的家屬不肯罷休,遂到他家裡潛伏,故布疑陣,讓他以為亡母又回來了,企圖把他再度逼瘋,以便重新關進病院去。但後來陰謀害他的人一一被殺,暗中似乎有人保護他,該人最後終於露面,是他曾打過工的餐廳裡的一位老太婆。她說在第一集裡被諾曼毒死的母親是她的妹妹,她自己被關進精神病院,因此託付妹妹領養自己的孩子,現在掃除了一切障礙,方能如願回來和諾曼團聚。她說「讓我們相依為命」(we have each other)。於是,諾曼走到她背後,一鏟敲下去,把「媽媽」再殺一遍。殺了以後,又製成標本,把自己的人格分一半給她,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的生活周而復始。
   製作標本這個橋段源自《驚魂記》故事所本的愛德‧堅一案。該犯把女屍的臉、前身與頭髮製成面具、前胸帶乳腺的人皮背心和假髮,他晚上把它們戴在身上,讓自己變成女人。《驚魂記》在當時社會容許的尺度下無法在銀幕畫面上處理如此噁心的細節,不像它的九○年代的後繼者《羔羊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Lambs)那般可以展示剝了皮的人體。《驚魂記》只讓變態者穿上媽媽的女裝,戴上女人的假髮,變成了媽媽。但愛德‧堅在他農莊裡藏有中年婦人的肢體並製成皮革,讓媽媽雖死猶存、和他一起過日子,在故事裡則便成了諾曼在媽媽的皮囊裡塞稻草、把她製成標本。
   但真案裡的愛德‧堅之所為體現的是母子不分離心態,而《驚魂記》裡的一段話卻透露美式思維所念念不忘的「權力」因素。在第一集裡,諾曼‧貝斯在和女主角的談話中提起自己有製作動物標本的嗜好,尤其是鳥類,因為它們是被動的、無害的。我們參照上述美國文藝裡鳥的意象系譜,就一目了然:活鳥代表女人「居高臨下」對男性的撲擊—最適合這個形容的自然是輩分年齡都占優勢的媽媽—但被製成標本的鳥則是被動的、在關係裡是讓己方為所欲為的。
   這裡也有「性無能」的涵示。1999年的電影《大家都愛約翰‧馬可維奇》(Being John Malkovich)裡有一個異曲同工的橋段:一位男士打一位女士的主意,當該女問他是幹那一門行業而他回答是玩木偶戲時,女方立即不要跟他來往。該女腦筋動得奇快,而且任何事情都和「性」扯上關聯——她肯定那個男的善於操縱死物、真正做起愛來可能就欠一把勁。的確,該男對她垂涎以久,但一直以來都只能把她和他兩人的面貌畫在木偶的頭上、透過它們之間的演出來滿足自己。
   一位研究日本的西方學者看出這類「差勁」和母親崇拜有關。他指出日本影視有一個叫做「媽媽物」的種類,故事總是讓身為媽媽的婦女去犧牲、受苦,先失去丈夫,含辛茹苦把兒女養大,兒女偏偏不感激她,甚至忘恩負義(如果媽媽是當妓女把他們養大的,則子女還必然地嫌棄她),最後媽媽慘死,令觀眾熱淚盈眶。在日本的春宮片裡,女性受害者總是被剝光、捆綁,然後承受各種性虐待、性蹂躪,但這使她得嘗禁果,性愛獲得解放,一發不可收拾,因此被強姦者總是千篇一律地愛上了強姦者。這類春宮的女演員,與「媽媽物」的女演員一般,總是在銀幕上受害越多者越紅,而日本的春宮也往往與「媽媽物」合而為一。日本男性對女性施性暴虐的幻想透露出性無能,因為故事裡出現太多男人用鞋拔子插女人陰道的情節,事後,施暴者往往痛哭流涕,對被害者說:這是他唯一滿足性慾的方式,於是遂觸動了受害人的「母性」,到後來,反而倒過頭來安慰施暴者。
   《驚魂記》第四集(Psycho IV: The Beginning)製於1990年,但在故事上則回到諾曼‧貝斯的少年階段,倒敘他與媽媽的關係以及精神病的成因。劇本寫得很拙劣,老年階段的諾曼接受電臺訪問的一段臺詞,基本上照搬四○年代以來流行的「壞母親派」心理學濫調:媽媽性壓抑、喜怒無常、情緒不穩定,用兒子作為發洩對象,等等。在諾曼少年時代的鏡頭中,描寫他替媽媽按摩,媽媽當時身穿褻衣,與他嬉戲,兩人滾在地上,但因過度放縱、一個身體壓在另一個身體上,媽媽臉色突變,馬上責罵他、把他的名字改成女性的「諾瑪」(Norma),強迫他穿上女裝,把他關在衣櫥內。有時,媽媽在罵他時,說狠毒的話:「我生你的時候就該把你弄死!」諾曼被媽媽強迫穿上女裝,乃他後來性別錯亂、穿媽媽的衣服行凶的起源—這種說法是否科學真是天曉得,它完全是用來附會美國的「性別角色論」。
   在第四集裡,從精神病院放出來的諾曼已和一位護士小姐結婚,但因媽媽的陰魂不散,幾乎又要把妻子殺害,但終於倒過頭來把故居放火燒掉,媽媽的幽靈也就灰飛煙滅,象徵他終於擺脫了人生早期,開始了正常的人生。一個男人如果靈魂被媽媽占有,勢必造成第二女性的死亡—這個簡單的道理,其實毋須像美國大眾文化裡那般戲劇化,其日常性的例子在東亞地區俯拾即是。
   在公然搞母親崇拜的東亞,男子在心理上把媽媽當作「第一夫人」並不罕見,他和其他女子進入關係,勢必把後者降處「第二女性」地位而淪為犧牲品。即使是亡母,如陰魂不散盤踞心頭的話,該男子也必然把他的「母親情結」移嫁給「第二女性」,造成她個性的「死亡」。在東亞,輩分關係仍相當重要,個人卻不如西方那般優先、社會規範的話語壓倒心理化的話語、男女的異性戀只是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裡的一個環節,沒有被突出到中心地位用來印證個人的「性別角色」。總的來說: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裡「性」並非最重要事項,因此,出現上述傾向,也不至於像在美國那樣駭人聽聞。
   摘自第八章第6節:「史德福妻子」症候群
遇害前令她最不爽的是那個唯妙唯肖的替身之乳房比她本人的要來得豐滿。
   女性主義炮轟「賢妻良母」角色、粉碎「家庭主婦」牢籠的攻勢,雖然用上了「殺母」成語,但歸根到底仍然是反抗父權社會的宰制。一九七○年代對這個主題最具劃時代意義的陳詞就是艾拉‧勒文(Ira Levin, 1929-2007)的《史德福妻子》(The Stepford Wives),是小說,也是電影,於1975年面世。故事說一名婦女瓊安娜拗不過丈夫,放棄了自己在紐約市的事業,全家搬入康乃狄克州的一個寧靜的中產階級郊區。這個史德福住宅區太完美了,簡直像烏托邦:每一個家庭都布置得宜家宜室,每一個主婦都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子女全體都穿著整整齊齊,而女士們又都和藹可親得過了頭。片中最令人震懾的景觀是所有的家庭主婦都衣服光鮮打扮亮麗地推著購物車在超級市場採購的一幕。
   但這個烏托邦給瓊安娜一種壓迫感。她遂與志同道合的波比組織一個婦女讀書會,在串門子召集別人參加時,闖入一家大門沒關的家中,聽聞得樓上妻子在大白天正與丈夫做愛,亢奮得連聲叫床。這類過分戲劇化的表態在美國是一種笑話,瑪丹娜在一首歌曲中即挖苦女人偽裝性高潮來取悅男伴。但在《史德福妻子》裡,那位妻子除了叫床之外,還歡呼:「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國王!」這個讀書會當然辦不成:每當瓊安娜要談有深度的論題時,都被史德福社區的領導人狄茲(Diz)的老婆岔開去,變成談料理,其他婦女也跟進,開始比較廚房地磚。
   然後,怪事接二連三地發生。和瓊安娜與波比還談得來的夏緬,原本活活潑潑的,喜歡發揮自己打網球的才能。但有一天,瓊安娜與波比到她家拜訪,卻發現她家後院的網球場正被挖洞、改建游泳池。夏緬說這是她丈夫的主意,但躲在背景裡的丈夫並未發一言,反而由夏緬侃侃而談,講出該改建游泳池的一番正確道理。更嚇人的是:有一天瓊安娜去找波比,發現她已經圍上圍裙在焗烤甜餅、而且眼神異常,瓊安娜要和她說正經話,她卻像壞了的唱片一般重複要招待她吃甜餅。瓊安娜在外頭到處與人說史德福社區隱藏著大陰謀,除了她的心理醫師外,無人相信她的不經之談。
   該故事到了結局處變成恐怖劇。在一個電光閃閃的晚上,瓊安娜的丈夫眼含淚水,似乎和她永別的樣子,然後就到社區的會所去了—那是只准男士進入的場所,瓊安娜跟蹤了去,犯規地闖入男子俱樂部,發現社區的領導人正在等候她來到。他綽號「狄茲」,是因為以前曾在「迪士尼樂園」任工程師。如今他控制了這個社區,為了實現他的理想:將不安於「賢妻良母」本分的妻子統統換成機械複製人。當瓊安娜發現她的機械人替身時,知道大限臨頭,但遇害前令她最不爽的是那個唯妙唯肖的替身之乳房比她本人的要來得豐滿。
   一九五○年代以來,美國大眾文化出現了表達恐共病的「攫取身體者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body-snatchers)的主題。「史德福妻子」的身體被攫取,卻說明了美國人恐懼自我被外力侵奪已不限於共黨統治,而是發生在婚姻裡。被複製的機械妻子之眼神空洞,原本也是反共電影中被共產黨洗腦者的造型,說明美國的反共心理有比保衛私有制更深的文化背景。其實,製作《史德福妻子》的一九七○年代,反倒是大眾文化渲染個人被大公司文化吞噬的年代。在1975的《霹靂球》(Rollerball)這個故事裡,未來的極權主義社會是被大公司統治的。但直接關係到《史德福妻子》者是1973年的《西部世界》(Westworld)和1976年的續篇《未來世界》(Futureworld)。前者描寫一個迪士尼樂園式的度假村,在裡面服務的機械人與真人一般無異,但被顧客欺凌久了,就起來造反,把他們統統殺死。在續篇裡,度假村大屠殺事件的震撼已經淡下去,那家大公司又重起爐灶,蓋了一個比原先更高科技的度假村,並邀請各國政要(包括一名蘇聯的元帥)來玩,但他們回去時,已經被機械複製人掉了包—這是大公司控制全球的陰謀。凡是「集體」都會對美國人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造成威脅:共產黨統治、大公司、婚姻、家庭。事實上,一人以上的二人關係已可將人「非人化」。美國在2004年重拍了《史德福妻子》,但與1975年的原版比較,在兩性權力形勢的對比上卻出現顯著的變化。
   在葬禮完畢後,媽媽望著兩子一女說: 「我猜你們都長大了,但我還沒有,但我會…我會努力嘗試的!」
   1958年的《熱昏》(Hot Spell)這部電影,是一個家庭的故事。故事剛開頭給人的印象是媽媽乃家庭團結的維繫者,爸爸對她漠不關心、在外面另有年輕的情婦、子女亦各管各的,似乎都讓觀衆同情她。
   但故事愈開展,就愈暴露出媽媽的愚昧,反而,爸爸的粗魯不文——例如,故意用言辭傷害大兒子的自尊心,存心把他挑起來與自己對抗——在觀衆眼中,反倒顯出他懂得如何在兒子身上培養男子漢氣概。反觀媽媽,則在女兒交男朋友方面出了個餿主意,把整件事給搞砸了。媽媽還整天在做脫離現實的夢,認爲目前家庭不團結,是搬離了很久以前曾住過的一個小城鎮的緣故,因此她總是主張舉家再搬回去。這裏象徵地說明:媽媽根本不懂得人的成長就是「分離」,她試圖逆退回人生早期階段,把大家都固定死在她心目中的「家庭團結」裏。
   爸爸在無可容忍下,決定離家出走,與年輕情婦開拓新的人生。他離開前對媽媽說:她只懂用愛「小孩子」的方式愛他與已成年的子女,她「從不能愛一個男人」。但爸爸與情婦在路上出車禍喪生,遺體歸葬於出生地的小城鎮。媽媽終於如願,和全家回到了小鎮。但小鎮代表的不是「家庭團聚」,而是「死亡」。媽媽一直憧憬的過去黃金時代,在觀衆眼前也不過是破屋一棟。
   這種思想感情又是典型的美國式「反思鄉、反懷舊」。在葬禮完畢後,媽媽望著兩子一女說:「孩子們,我還有你們!」他們都很不以爲然,但不好說出口。至此,媽媽才恍然悟到自己畢生的錯誤,遂進行自我批判:「我猜你們都長大了,但我還沒有,但我會…我會努力嘗試的!」至此,故事由始至終一直籠罩上空的一股熱浪也散去,媽媽說:「熱浪終於散去了!」換而言之,由媽媽的蒙昧精神造成的全家的熱昏,也已痊癒。「熱浪終於散去了!」和《樓梯頂的黑暗》(詳第五章)到結尾時重見光明異曲同工——兩部作品都含示:不明事理的婦女會造成家庭功能的喪失。
   在《熱昏》裏,爸爸責備她只懂得用「愛」小孩子的方式對待他和已成年的子女,這種整天都在婆婆媽媽、寒暄問暖、照顧吃飯穿衣的女人,對有性愛需求的男人來說,的確是不對胃口。她不理會人的成長、不懂得把待人態度順隨人生過程調整。面對這種無理可喻、作繭自縛的女人,爸爸理所當然地離她而去,就如同《獻給愛結儂的花》這部小說裏的爸爸一樣。而爸爸出車禍死亡的罪責反可歸咎於她——在這裏,美國的編劇是把「成長的停頓」和「死亡」之間劃上等號。當媽媽要把造成爸爸死亡的那一套重演在子女頭上時,遭到他們消極抵制,才理解大家都「成長」了,只有她自身還未曾。
   前兩章已指出:該時代傾向把家庭功能喪失的罪責推到女人身上——爲人妻母的她,不是太黏纏太缺乏自我,就是「陽具性」過盛、把丈夫和子女都搞垮掉。似乎有點反諷,在今日女權勢力籠罩底下的大衆文化,不但將「分離與個體化」常態化,甚至把瓦解家庭當做革命行動,但罪責卻統統堆在爸爸身上——不是他的暴虐造成妻離子散,就是如《折磨》(Affliction, 1997)一劇裏描寫他人格出了問題。即使如《美國心、玫瑰情》(American Beauty, 1999)那般抓到問題癥結所在——家庭功能喪失是由於每一個成員都自私自利、各走各路——首當其衝者仍然是那個任何「角色」都扮演不了的爸爸。
   從往日把「維持家庭團結」當做是媽媽的罪狀到今時將「每個人各走各路」當作革爸爸的命,可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今日的女權是真的推翻了舊體制?還是把美國文化的「分離與個體化」邏輯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們不該被今日的「革命行動」的表面說詞所迷惑。今日什麽事情都怪罪爸爸是一套新的「黨八股」(party line),和舊的一股腦兒責怪媽媽的「黨八股」在性質上有什麽分別?
   摘自第九章第4節:電影故事裡的「女性思維」
近數十年來美國電影裡女性造型蛻變的軌跡是:從接受「英雄救美」,到女性自救,到擊敗男性,……至今日,則已出現男性已不足道而剩下兩個女強人之間競爭的戲碼。
   1995年的《抄襲殺人犯》(Copycat)是一名女警察與一名女心理學家聯手消滅一名男性系列殺人犯的故事。男凶犯模仿過去一切系列殺手的做案手法,沒有一次相同,換而言之,就是不留自己的「簽名式」,和兩名女對手競賽誰比較聰明,但終於敗在女人手下,因此是典型的女權主義宣傳。故事裡還安排男殺手被母親宰制—甚至有母子亂倫的暗示—後來又把母親殺掉的情節,因此是一部公式化充斥的電影,在這些舊的八股上面如今又加入吉力根的新八股:女性思維。片子開始不久,女警M.J.和她的男搭檔廖賓(Reubin)在警方的射擊場練習射擊,男警只要看到有嫌疑犯的紙板模樣滑走出來,就手槍連發,把子彈都射光,而且槍槍中要害,M.J.則不然,她只發一槍,卻射肩膀部位,廖賓說如此做很危險,因為紙板上的凶嫌疑犯是持槍的,M.J.回答他說:嫌疑犯舉槍也可能是準備投降,如果每槍都射他的心臟,他就沒有機會了。
   在這裡,除了顯示女性比男性「關心」別人之外,還表示女性思考之面面俱到,而不像男性那般直腸直腦。後來,警局裡發生變故:一名被上了手銬在押的越青分子從一名警員的抽屜裡盜取了一把手槍,開始行凶,M.J.謹守她的原則,只射行凶者的肩膀,結果反導致廖賓被殺。雖然遇到了這次教訓,M.J.仍保持她的原則,到了結局時,心理學家海倫被殺手脅持,M.J.趕到現場救她,再次射傷對方的肩膀,把凶犯繳了械,負傷的凶犯在近身時,卻亮出刀子,終被她擊斃。因此,廖賓的死亡不過是伏筆,以便在結局時賣個關子,而片子既達到讓觀眾大快人心的效果,同時標榜了女性思維在道德上的優越性。
   這部片子裡政治化的「性別」造型過分雕琢,近乎文革時代的革命樣板戲。M.J.無疑是新女性理想:她能夠像男性般使用暴力,同時保留吉力根式面面俱到的「女性思維」;她具有必須在男性世界—尤其是警界—生存的進攻性,卻沒有因此養成母狗般令人生厭的嘴臉。電影頗花了些筆墨描寫她對待男上司的棉裡裹針策略:她對分局局長總是稱呼Sir、笑臉迎人、從不鬧情緒,但當後者沒立即給她一件罪證以方便她辦案時,她則堅持到令他讓步為止。在局長的辦公空間裡,局長聚精會神在聽她的匯報,沒留意她把他擱在菸灰缸上的香菸弄熄滅,她用的是翹起小指亦即是蓮花指的手勢、十分之女性化,但在上司的空間裡公然抵制了他的抽菸習慣,可謂斗膽之極,同時做得神不知鬼不覺。這個在日常每一細項中都留神要占上風或至少扳回平勢的權力計較,確實也做到了毛主席教導的「一分鐘也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電影這個大眾媒體卻將吉力根的「男性思維」庸俗化—這個概念並非魯莽的同義詞,而是指在一個難局中選擇一條清晰的道路操作下去,其應用的準則則是抽象的理性,少顧及人情。但有必要向電影觀眾交代得如此複雜嗎?
   另一個例子是1997年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故事裡的男主角傑利(Jerry)是一位計程車司機,他相信世界上發生的大事都是政府或國際陰謀造成,家中藏了許多資料檔案,還裝置把一切銷毀的引爆機制,他出車時總是和客人陳述他的陰謀理論,卻不料有一次被他說中,幾乎導致殺身之禍—詳情細節和結局如何無關本篇的宏旨。我們只留意吉力根學說在該片中遺下的蛛絲螞跡:傑利向他愛慕的女律師愛麗絲(Alice)求助,害得她也被政府情治部門追蹤,愛麗絲就索性停下來,將車頭調轉,主動去接觸她的追蹤者,後者有點愕然,她對他說:我不必像你們男人那般把車子的輪胎開得嘎吱作響、把垃圾桶都撞翻,以便逞強,我這樣做也可以解決問題。
   在這裡,硬插入一段已淪為黨八股的吉力根學說,有點牽強:因為電影裡的追蹤者是友善的官方,換做敵方,如此做不啻是送死,人要逃生時無分男女,平常比較受保護的女性還必須學習幾分男人的蠻勁,才方便逃出生天。電影出於政治考慮,卻藉此宣傳女性思維的優越。但即使在大眾文化裡,這類「女性思維」只剩下點綴功能,總體來說,近數十年來美國電影裡女性造型蛻變的軌跡是:從接受「英雄救美」,到女性自救,到擊敗男性,打倒男性也從學習男性對準對方鼻子一拳開始,後來演變到女性化地朝對方下體一記撩陰腿;至今日,則已出現男性已不足道而剩下兩個女強人之間競爭的戲碼。
   摘自第十三章第1節:「忠實的信徒」之原型、第2節:由恐懼媽媽到恐懼「狂慕者」
美國大眾文化似乎更傾向誇大此面向,把它改編為崇拜者對其偶像的控制意圖、失望、暴怒與殺戮衝動。
   「忠實的信徒」一詞一般用來形容政治煽動家的追隨者,或者邪教教主的門徒。被煽動家利用的徒眾,對其野心並非視而不見那般簡單,他們心甘情願地追隨,乃由於本身的自大妄想找到一個清晰客觀的聚焦。教眾對邪教教主的盲從,也因自己心靈邪惡的一面如今可藉最神聖的渠道表露,而教主乃最敢作敢為、以身作則、堪稱表率。「母愛」人間常見,似乎不該和此等反常現象混為一談。我們抓住的是它們的共同點:母愛如脫離母職性質,成為一種痴戀、一種盲目,也會墮落為精神上不獨立、理性的自我疆界無法確立、自身認同全面外緣化。反過來說,子女如果滯留在童年的戀母階段,也會把母親當作教主般崇拜—在西方人眼裡,東亞文化的母親崇拜或多或少都有這個味道。母子戀滯留在人生早期形態,先於一切與煽動家與邪教教主的認同,該是「忠實的信徒」症候群的原型。這無疑是母子關係的陰暗面,但人際關係都有陰暗面,問題在於大眾文化把它誇張到哪一個程度?本書在還未涉及「忠實的信徒」論題前,在探討犯罪型人格的章節裡,已指出美國大眾文化常把該型的成因歸咎於來自母親「望子成龍」的期待,男性的犯罪率明明比女性高,卻被上述邏輯說成是罪犯身上的女性化甚至媽媽的因素造成。
   同一個美式思維也把「忠實的信徒」塑造成起殺機的危險人物,不是指他們被教主派去殺人—─這種情形在歷史上常發生,也曾出現於電影,但信徒形同機械人,殺機非由己出。耐人尋味者,信徒對教主也會動殺機,在他們的投射作用底下,教主並無客觀的存在,已變成信徒自身願望的化身,如背叛這個投射,動搖他們認同的根本,也會觸發殺機。美國大眾文化似乎更傾向誇大此面向,把它改編為崇拜者對其偶像的控制意圖、失望、暴怒與殺戮衝動。偶像本身有無蠱惑仰慕者的動機,似乎無關宏旨,但身不由己令人傾倒,效果則同。美國主流價值傾向保衛主體性,能散發魅力者理屬「贏家」,它完全鄙視的是無「自我」而攀附他人者,此類人屬「輸家」。因此,故事情節鼓勵被奉為偶像者把狂慕者消滅,以確保一己的人生。這裡卻出現一個悖論:偶像都必須得人望、靠擁護者支持,但這樣也等於把自己整個人生都抵押給他們。在1967年的一部英國電影《特權》(Privilege)裡,一名只生活在別人期待裡的全民歌手最後用麥克風對歌迷說他痛恨他們,從此他的生涯也告終。
   1990年,美國有一部根據史蒂芬‧金的1987年小說改編的電影《危情十日》(Misery)。故事裡,保羅是書寫維多利亞時代背景的浪漫小說的名作家,他到遠離城市的一個勝地從事寫作,脫離他暢銷的系列,創作了一部半自傳式的小說,離開時卻出了車禍,被該地守候他行蹤的一位「第一號狂慕者」(number one fan)安妮救了回家療傷。她既然像媽媽一樣「賜予」他生命,遂思全面控制之,他則動彈不得,任由擺布。她不滿意他新近完成的手稿,就用停止給他止痛藥的方式懲罰他。在這段期間,他小說系列最後一本上了市,以女主角苦兒(Misery)死亡告終,安妮卻是與這個人物徹底認同,看了以後狂怒,離了家一段時間,讓保羅餓飯、停藥,苦不堪言。她回來後,逼他把新創作的手稿燒掉,命令他回頭寫作苦兒系列,讓她復活,保羅只好與這位瘋婦人虛與委蛇。為了逃出生天,保羅乘她不在的時候到處搜索,發現安妮的一些資料:她有系列殺人的嫌疑。他的不規矩行動被安妮覺察了,她也發現他的傷快養好了,就用斧頭把他的腳砍斷,然後用燒焊器的火焰替傷口消毒,保羅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有一天,一名警察上門查詢他的下落,保羅想法驚動他,卻導致警察被安妮殺害。處理了警察的屍體後,安妮希望與保羅一起自殺,把他永遠占為己有。保羅只好施計,說書將完成,在完工以後將遂其所願。在書完成後,他把安妮騙進房間,然後當她的面把稿件在廢紙筒裡點火燃燒,安妮發瘋一般去搶救,連臉龐都燒掉了,保羅用打字機砸她,只中背部,但她掙扎起來後卻被打字機絆倒、撞到壁爐架上,腦部受震盪死亡,此時,群警趕至,保羅終於逃出生天。
   電影把安妮用斧頭砍掉保羅的腳改編為用大鐵錘把他的足踝擊碎,以便保持他日後身體的完整,較為觀眾接受。電影中亦有某些暗示,流露美國人的媽媽恐懼症。在一段對白裡,瘋婦人說要播李貝拉齊的唱片給男主角聽,男主角無可奈何,語帶諷刺地說:「可以想像總是坐在第一排的捧場者是誰!」李貝拉齊(Liberace, 1919-1987)是死於愛滋病的演奏鋼琴的娛樂家,他在拉斯維加斯演奏時,媽媽總是列席,說得上是「第一號狂慕者」。
   據說,史蒂芬‧金的《危情十日》的原始靈感是披頭士約翰‧藍儂(John Lennon, 1940-1980)被他的狂慕者馬克‧大衛‧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 1955- )槍殺事件。在1980年12月8日當天,查普曼在槍殺藍儂前,還要求他的偶像在唱片套上簽名。凶手的動機有多扭曲,如今只能猜測,他鎖定了藍儂,後者乃其心中的執念,殆無疑義,但查普曼在行凶時也把自己想像成另一人,據其供詞:「今天早上,我到書店去買了一本《麥田捕手》。我確定我大部分是書中的主角荷頓‧考爾斐耳德(Holden Caulfield)。有小部分的我必定是魔鬼。」沙林傑這部1951年的小說從憤世嫉俗的青少年眼光看虛偽的成人世界。查普曼是否憤恨進入了中年的藍儂已經背叛了理想?還是他把自己想像成是一個比藍儂本人更純潔的藍儂,後者不除,他就無法頂替他。無論如何,凶手無自我內核,他的自我認同已被淘空,餘下的問題是他竊取別人的認同是單一的?還是雙重的?
史蒂芬‧金的《危情十日》或許是受藍儂案件啟發的最成功作品。
   摘自附錄一B第5節:美國大眾文化把東方人塑造成「第三性」
如果性別角色錯亂的邪惡是美國文化的不變話題,《羔羊的沈默》的時代性則在於突顯當代女權的抬頭……
   我們放在最後分析的是1991年的產品《羔羊的沉默》。在這部電影裡,一名女聯邦調查員為了追捕一名連續殺害婦女的凶手,專程拜訪請教另一位被關在極度安全措施的精神病院內之犯人—他是漢尼波‧勒克托(Hannibal Lecter),乃心理醫學家、天才、瘋子,因殺了人並食其肉而被關禁。他從案情裡揣測犯案者有可能是他從前的一位病人,該人心理的問題是出在性別角色錯亂。他殺死女人,並剝她們皮,勒克托猜想是為了製造人皮衣給自己穿上,因此總是挑胖大的女子下手。勒克托醫生猜想該心理變態者曾向美國唯有的三家特別醫學中心申請施行變性手續,但因具犯罪紀錄而遭拒絕。後來在劇中現身的變態凶手詹米‧甘拔(Jame Gumb)果真是在家中縫紉、塗口紅、穿女裝、在乳頭上戴環,並裸體披了薄紗翩翩起舞。當女探員闖入他家,被他困在黑暗裡,他用紅外線眼鏡看到她「太纖細,對他無多大用場」,那層皮雖不管用,但她那頭秀髮倒可以剝下來做假髮。
   甘拔喜歡養飛蛾,並在每一位被害的女屍口裡放一隻飛蛾作為他的簽名式。在與女探員推敲凶手的心理背景時,敏銳的勒克托醫生立時作出聯想:飛蛾是行凶者的自我意象,「意象」的拉丁文字源乃imago,即有翼的昆蟲之義,飛蛾是可以從毛蟲化蝶的昆蟲,象徵他希望從男性化為美麗的女性;但imago亦為精神分析學的一個專用詞,「乃從嬰兒期起即深埋在非意識內的家長的意象,它與嬰兒式的情感有密切關聯。」這裡強烈暗示凶手男性性別角色不穩定,可能乃童年時受到父母性侵犯所致—按照一九九○年代美國的時代精神,多半是男性長輩。
   我們還可以作一個跨文本的參考。《羔羊的沉默》作者哈理斯不知有否參閱赫佛洛克‧藹理斯(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 藹理斯在討論「性的逆轉」(sexual inversion)的一節裡即引用飛蛾研究的成果:
   兩個不同族類的個體交配的結果,例如兩個不同族的蛾類(在蛾類裡這現象是有人特別研究過的),其子息往往不太正常,雄的子息可以有向雌性方面發展的趨勢;或者,在其他情勢之下,雌的子息有向雄的方面發展的趨勢。在研究的人的印象裡,前者的血緣似乎是「轉強為弱」,而後者則「轉弱為強」。
   這裡所指的「有人特別研究過」,即加州大學教授苟爾德斯密特(Richard Goldschmidt)。他是動物學「間性狀態」(the intermediate sex)的專家,在1938年發表這方面的權威性著作。所謂「間性狀態」,亦即「中性」,或本節所指的「第三性」。蛾類研究或許是這個現象的典範例證,但從昆蟲學範圍飛躍到社會領域的「純性別論」甚或「純種論」,則是透過文化仲介的意識形態產品。
   《羔羊的沉默》原著小說中,凶手簽名式所用的飛蛾很普遍,從加拿大到墨西哥灣到夏威夷都找得到。但電影把它改了,說聯邦調查局找專家驗證的結果,發現這種飛蛾是只有在「亞洲」才找得到的品種。劇終時,聯邦調查局女探員把凶手擊斃,鏡頭則轉移到他家牆角上掛的一個用竹和紙糊成的日本式螺旋,用大特寫強調上面的東洋畫就是一隻飛蛾。
   如果性別角色錯亂的邪惡是美國文化的不變話題,《羔羊的沉默》的時代性則在於突顯當代女權的抬頭。為了投射兩性權力對比的主客易勢,它用戲劇幻想的敘事把傳統的性別角色對換掉。陽剛原理如今由茱蒂‧福斯特(Jodie Foster)扮演的女聯邦調查員克萊理絲‧斯達爾淩(Clarice Starling)代表:她能打鬥、具殺傷力,但並不亂殺人,而是站在正義和執法的一方,用高度的理性組織能力和敢於獨闖龍潭的膽子,把社會的禍害剷除掉。相形之下,代表邪惡的男性,卻是想申請施行變性手術,亦即是希望被閹割。他人格瓦解、理性失去控制,得用殘殺婦女來重掌「控制」權。但《羔羊的沉默》在把女性「男性化」、把男性「女性化」之餘,同時又把後者東方化。該部電影得該年度奧斯卡五項大獎,在洛杉磯舉行頒獎典禮時,美國同性戀運動者在場外遊行示威,抗議電影對同性戀的醜化。其實,該故事是在發揮「性的逆轉」之主題,不涉及誣衊同性戀者,他們無疑是過度敏感。相反地,亞裔則毫無知覺,無人去示威。
   美國今日的大眾文化裡是女權當道,但女權與否,在美國文化的價值觀裡「女性化」邪惡如故,連女性都想把它卸掉,希望把它轉嫁到男性身上。這既然是陽具爭奪戰,前提仍然是在崇拜該物,要把它從原物主身上搶過來是不容易的,不幸卻在過程中把「東方人」拿來作陪斬,可見東方主義思想傳承確實由來已久。
   摘自附錄四B第1節: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殺母」依舊
在美國大眾文化裡,縱使罪犯是男性,他的成因來自「媽媽」。
   進入21世紀,女性「殺夫」與「殺父」浪潮已退落,將母親問題化卻仍然持續,它或許已忘卻20世紀中期的原初背景:閹媽恐懼症,但卻更為普及,成了各種病態人格必備的心理基礎。1990年代的女權意識曾參照此模式,將童年遭父親強姦說成是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成因,但進入新世紀後已偃旗息鼓,煙消雲散,有待史家去作考古挖掘。無疑,當今的潮流是重振家庭價值,大眾文化亦大書特書「父親」在一個人生命裡的重要性。 但是,即使在這個新的時代精神照耀下,「母親」仍令美國人忐忑不安。
   這個不安已超越性別,成為一個過度發達的理性主義極端不信任「母親」代表的情感失控狀態之表態。在半個世紀前,還可以將這個狀態等同於整個女性性別,如今,連這個「半邊天」亦已走上理性化之路。1991年的《羔羊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一片最具說明性,在劇情裡,「執法者」這個傳統男性角色已被女性取而代之,變態的吃人男兇犯則被關在籠子裡,另一個在逃的男兇犯專門虐殺婦女,因此表面上是女執法者消滅壞男人的故事,但該名男兇犯曾申請動手術改變性別,殺害婦女也不過想剝她們的皮和頭髮戴在自己身上。因此,到頭來仍然是謳歌理性主義的勝利,雖然它已改由女性代表;被妖魔化的仍然是「情感失控狀態」,如今讓它戴上男性假面只是障眼法,並無改於深層的仇母邏輯。
   前面早有提示:在美國大眾文化裡,縱使罪犯是男性,他的成因來自「媽媽」。2001的電視片《飛行的荷蘭人》(The Flying Dutchman),又名《恐怖的冰雕》(Frozen in Fear)。 故事開頭處,一名年輕的媽媽給兒子看自己收集的水晶小擺設,其中一座是天使,象徵純潔。過了不久,媽媽和情夫通姦,被爸爸抓姦在床,把她槍殺,才五歲的兒子西恩(Sean)從此不再開口說話。西恩長大後成為薄有名氣的畫家,導致藝廊代理人蕾絲(Lacy)親赴他居住的蒙坦拿小鎮與他接洽。兩人很快地墜入愛河,西恩表現得很恩愛,而且失語症也痊癒,似乎心靈的創傷受到愛情的治療。未料到的是他心靈的幽暗面:鎮上年輕女子頻頻失蹤,成為西恩系列殺人的受害者,連蕾絲暫離期間派去的女助理波莉(Polly)亦幾乎遇害——她們被他剝光了用冷水凍成冰雕,似乎想重建他母親的純潔水晶收藏!
   在2001年的《複製殺人魔》(Replicant)這部影片裡,一名系列殺手專挑婦女下手,殺死後加以焚燒,另一個規律性是被殺死的婦女都是母親。國家安全局用在現場收集的遺傳基因資料把他複製了,利用這個複製人協助破案,因為他與兇手分享遺傳記憶,兩人之間也心靈相通。系列殺手名曰「愛德華」,有指涉1950年代威斯康辛州戀母狂殺手愛德‧堅(Ed Gein)的暗示——該人物已經啟發了多部影視作品,最膾炙人口者乃《驚魂記》(1960)。《複製殺人魔》裡的煞星專挑有孩子的婦女下手,是發洩他心中對自己母親的怒火——他的母親曾責備他是「壞孩子」,而且幾乎將他燒死。這個故事亦透露好萊塢的題材荒,因為仇母、好壞雙胞胎,以及認同混淆等題材都是不斷被翻抄的。
2002年的《吸血鬼女王》(Queen of the Damned)根據安‧萊斯(Ann Rice)的吸血鬼小說系列(The Vampire Chronicles)改編。 片名雖來自第三集,其實由二三兩集合併而成,而且插入原著中沒有的「殺母」結局。在該系列中,世上所有吸血鬼的老祖母是阿卡沙(Akasha),在電影裡,已經化石的阿卡沙被她的子孫輩的年輕吸血鬼勒斯塔(Lestat)的歌聲驚醒,就把自己的千年老伴殺了,選取勒斯塔作為她的新王,還用自己的血喂他,增強他的法力,但她有毀滅世上大多數男性的雄圖,只剩下女性並要她們尊自己為后,其他的千年殭屍想法阻止她,阿卡沙有勒斯塔在身旁,把他們打敗,勒斯塔開始時還順從她的意願,但當阿卡沙要求他消滅女朋友時,他就糾合了其他千年殭屍們攻擊阿卡沙,吸淨她身上的血,使她變成灰燼,隨風飄散。原著中並非如此:殺死阿卡沙的是其他千年殭屍,與勒斯塔無關,也不涉及他的女朋友。電影故事是為了迎合捍衛同代之間的異性戀權利必須消滅上一代的公式,此外,大家將老祖母的血都吸乾了來增強自己的魔力,也具吸食母親養分乃理所當然之義。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show_series.php?item=0010456268&pag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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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沒有像韓國一樣廢除漢字?日本人這樣說2017.5.25新華網

  漢字文化圈,顧名思義,即歷史上受中國及中華文化影響,使用漢字作為傳意媒介,並且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國家。
  漢字文化圈的興起源自漢朝,在唐朝時向南擴張。15世紀早期,鄭和下西洋,中國的影響力達到頂峰,一度延伸到印度洋以外。
  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韓國、日本,以及越南等國都屬於漢字文化圈的一員。
  此前曾經介紹過,韓國執意廢除漢字,已讓民眾嚐到不少苦頭。
  其實,不只是韓國。越南也是一個想極力擺脫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在越南,可以從當地的民俗活動中輕易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是“去中國化”的痕跡同樣明顯。
  相比之下,同為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日本人卻能坦然接受自己被中國影響的事實,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美國“問與答網站”Quora上,有網友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一位美國網友表示,這與日本早期的經濟成功和文化出口有著莫大關聯。
  日本人十分擅長文化輸出。儘管綠茶、筷子、漢字和漢服是中國人的智慧結晶,西方人卻把它們當做日本的。對此,不少日本人一般都毫不避諱地坦承:“是啊,這些都是我們從中國借來的,但我們做得更好。”
  相比承認中國影響力的日本人,韓國人和越南人卻一直在努力想要“擺脫”中國痕跡。他們拼命試圖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認同,甚至聲稱“一些中國文化的發祥地來自他們國家”。
  日本學者內田樹將日本人的心理形容為“邊境人”心理。這個民族因為原本文化上的落後,從面對中國,到後來面對歐美時,都有著深深的自卑感,所以從一開始就將自身置於邊境的位置。面對主流文化,日本人的心理是要去學習、適應,而不是要讓自己成為主流。
  曾經,日本將中國奉為文化主流,但是,在面對西方文明入侵時,日本也曾果斷“脫亞入歐”。
  即使現在,日本也還是保持著這種“邊境人”的態度。
2017-05-26 11: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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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廢除漢字曾經是亞洲地區的共識,一是因為亞洲經濟落後,二是當時社會文盲率高,社會上普遍將原因歸咎的漢字上,毛澤東魯迅等,都是主張廢除漢字的,建國後推行簡化字,也是為了廢除漢字做準備,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一是廢除漢字的國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二是,漢字在掃盲過程中,漢字的學習並沒有出現阻力,三是,亞洲的漢文字文化圈的經濟發展,遠勝通用國際語言英語的國家。所以80年代中期以後,國內廢除漢字的呼聲逐漸消失了。

《台灣共犯體》第五章儒教文化圈(六)中日韓漢字存廢之分析

  漢字從甲骨文開始便發展出一套異於表音的表意文字系統。由於漢字與韓音有別,故三國時代即借漢字的音、訓來記錄韓國語言,這也影響到萬葉假名。
  雖有韓文及假名,但韓日精英尤其官方文書和學術著作,均以漢文書寫。可是日本早在大化革新之前,便以假名創作文學,且已成傳統,這影響日本以兼具假名及漢字的日文為國語而不能廢漢字。而韓國精英極少如此,加上1446年又創韓文--「諺文」「訓民正音」--以28個字(即音)作為易學易用的通俗語言。雖然知識分子當時不願用,但隨著韓國民族意識高漲及現代化衝擊下,漢字終遭廢而全面使用諺文(姓名除外)。
  漢字在日本因長期就與假名共用,為文化延續,加上大量的同音異義字需以漢字辨識,故漢字仍在使用。
  漢字在中國的困擾更大,因漢字的表意特質、與中國文化一體化、及大量的同音異義字、尤其漢字的書同文統一各地方言的分歧,造成幾千年來漢字與中國文化的共生,所以五四反傳統文化者及台獨文化論者,勢必走上廢漢字不然不足表現其反中國文化,但上述特性不但使得漢字無法廢除,反使得廢漢字論者除非完成拼音化否則仍不得不使用,這也是中共長期拼音化實驗失敗之因。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12518016
2017-05-26 11: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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