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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從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不易讀出前評《法國大革命》所補貼的＜托克維爾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解釋＞之要義呢？

這個嘛！如同托克維爾的另一名著《民主在美國》（後評），除了特殊的寫作風格外（界於學術論著專文與政治評論散文之間），如同托氏界於保守與自由派之間的學經歷身分（簡傳補貼於文後），造成了如下文所言：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解釋是對當時保守派與民主派的大革命史觀的反撥。

托克維爾關于法國大革命起因的解釋
劉北成（北師大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給出一種完美的結論，而是提出了引發後來者思考與探索的問題。對于150年後的中國讀者來說，托克維爾的解釋不僅具有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價值，而且它對我們關于法國大革命乃至各種革命的"常識"構成一種挑戰，因此值得我們重視。本文僅僅討論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起因的解釋。

一

20世紀初法國文學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就指出，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解釋是對當時保守派與民主派的大革命史觀的反撥。[1](P20)
保守派詛咒法國大革命，把法國大革命視爲魔鬼在世間顯靈。德‧梅斯特爾說："法國革命具有惡魔的特點。"伯克說："法蘭西豈止喪失了舊政府，簡直喪失了一切政府。"民主派則在大革命身上發現了上帝的福音：它不僅要更新法蘭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煥然一新。例如，米什萊在他的《法國革命史》（1847年）的導言中對大革命的解釋就是："什麽是大革命？這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義的爲時已晚的來臨。"[2]（P1）托克維爾注意到，保守派和民主派立場截然對立，但是二者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的思維邏輯卻是相似的，即法國大革命在事實上是曆史的斷裂，在價值上是善惡的顛倒。
針對這兩種二元對立的神話式解釋，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1]（P60）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
當然，托克維爾對保守派解釋和民主派解釋的態度有所不同。他明確地引用保守派的言論作爲批駁的靶子，但是他用大革命的"創新程度比人們普遍認爲的卻少得多"[1]（P60）來安撫保守派。他在價值判斷上更接近民主派，肯定大革命的民主成果：平等、民主等信條"不僅是法國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大革命最基本的功績，論時間，則是大革命最經久最實在的功績"。[1]（P46）但是，他用從大革命中産生出更專制的"民主專制制度"[1]（P197）來消解民主派的神話："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1]（P36）
托克維爾的大革命史觀是有所秉承的。那就是梯也爾、基佐等爲代表的奧爾良派自由主義史學傳統。
首先是既捍衛又批評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立場。基佐的父親死于大革命的斷頭臺。但是，基佐認爲："法國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戰鬥，它是權利與特權之間的戰鬥，是法律與非法專橫之間的戰鬥；唯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節制革命的任務，也唯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純潔化的任務。"換言之，"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來批判檢討大革命。[3](P6)托克維爾有著與基佐相似的身世――他的父母曾被捕入獄，幸虧熱月政變，才死裏逃生。托克維爾早在《論美國的民主》（1835年）中就肯定了"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強調了在民主的基礎上並通過民主的方式來保障自由。[4](P4)
其次是用階級鬥爭來解釋曆史連續性和必然性的觀念。梯也爾、基佐等人認爲，法國大革命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基佐指出："從社會和我國各階級關系的角度看，被稱爲第三等級的那個階級不斷成長壯大。其他階級起初被它所改變，而後被超越，最終則被融化吸收了。"[2](P188)托克維爾也斷然表示："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曆史。"[1]（P158）
不過，托克維爾對于奧爾良派史學也有所偏離。他是第二帝國的反對者，但他不是用自己的研究來爲任何一個黨派服務。再者，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的必然性並不簡單地蘊含于某種新生社會力量（資産階級）與舊制度的矛盾之中，僅僅用這種階級鬥爭觀念還不足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這場到處都在醞釀、到處産生威脅的革命，爲什麽在法國而不在其它國家爆發？"[1]（P61）如果說奧爾良派自由主義史學闡發了革命起因的某種根本性因素，那麽托克維爾則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進行了一種更豐富、更具體的曆史社會學分析，揭示了與民主派的革命神話迥然不同的曆史畫面。

二

"舊制度"是一個特定概念，指大革命前18世紀的法國社會。大革命起因于"舊制度"，但是無論在民主派眼中還是在奧爾良派自由主義史學家眼中，"舊制度"作爲革命的反題，是被完全否定的。托克維爾從這裏突破，從而對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內在聯系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
在深入研究舊制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爲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1]（P156）他發現，舊制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制的複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系恰恰與人們想象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
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吊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余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1]（P64）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爲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爲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爲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爲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産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凶極惡，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會心理的變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1]（P72）
不過，相比之下，托克維爾認爲，各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之所以加劇，主要是中央集權制的作用。
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維爾認爲，中央集權制不是大革命的産物，而是舊制度的産物。法國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王權中央形成了一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于一身的統一權力機構，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總督總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中央集權制的政府幾乎達到了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更有甚者，舊制度實行官員保護制，專橫地庇護大小官員。這樣，中世紀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和個人的政治自由權利也統統喪失了。這裏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顯然是把政治專制與行政集權混爲一談了。
托克維爾承認，這種中央集權政府是舊制度的一項成就，是舊制度下"所有活著、動著、生産著的東西"的"新的根源"，[1]（P57）也是舊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後保存下來並且能夠適應新社會的政治體制。但是，他也發現，這種單一的中央集權制既是舊制度時期社會動力之源，也很容易成爲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個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爲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爲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1]（P107）結果，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絕對依賴又很容易轉變爲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願時，便産生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極端仇恨。由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地位，是法國多次革命的主要條件之一。
托克維爾還發現，正是中央集權制的發展，造成法國階級分離的加劇，使法國社會變成一點即炸的火藥桶。首先，三級會議的停開，使得第三等級（主要指資産階級）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系。其次，與一般人們想象的相反，貴族的種種免稅特權不是中世紀的遺存，而是中央集權制發展的結果。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爲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爲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致了資産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爲了獲取免稅特權，資産者設法住進城市並在城市中獲得職位，這就導致了資産者和農民的分離。第四，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級。不僅其他階級都離棄農民，而且政府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各階級之間彼此隔離的惡果，一方面是"再也組織不起什麽力量來約束政府，（但）也組織不起什麽力量來援助政府"[1]（P171），也就是說，政府實行分而治之，最後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階級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敵，"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爲著互相廝殺。"[1]（P145）
有的評論認爲，托克維爾不是把經濟基礎的變化，而是把中央集權制看做是導致大革命的主要原因，這顛倒了主次關系。其實，托克維爾對經濟基礎的研究是開創性的。索布爾指出："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十分重視土地問題和封建問題，也許更加重視所有權問題，這種好奇心在他那個時候是新穎的。"[2](P86)而且，不難看出，托克維爾對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的分析，遠比割裂地排列經濟和政治情況更有說服力。

三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發的衆多直接因素時，托克維爾論及思想文化、宗教習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強調啓蒙運動和王權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詭異的曆史現象背後的曆史因果鏈條。
啓蒙思想爲大革命做了准備，這是常識。民主派把大革命視爲啓蒙思想的正義原則的實現，保守派則把大革命歸咎于文人的蠱惑。與他們不同，托克維爾所要探討的是啓蒙思想的思維特征及其得以産生和傳播的社會條件。
托克維爾發現，啓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1]（P175）。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之所以形成和傳播，是因爲法國缺乏政治自由。與英國不同，法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區域，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因此他們只會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于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于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至于爲什麽這種文學化政治思想會支配法國的政治生活，托克維爾則主要不是分析啓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強調舊制度下法國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裏，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麽全盤忍受，要麽全盤摧毀國家政體。"[1]（P177）貴族、資産階級因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經驗，因此對于那種文學化政治理論的危險性毫無所知。貴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爲座上賓。國家高級官員也只精通行政事務，而不懂得治國安邦的根本法則，不能理解和預見社會潮流的動向及後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抛棄了現實社會，沈湎于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裏了。"[1]（P181）
舊制度政府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爲末代王朝卻是迄當時爲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爲，盡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臺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爲標志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1]（P207）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衆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還嘗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
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系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欲望，但是，專制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迹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系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産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
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衆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制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爲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只是起了喚起民衆不滿情緒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衆的私有財産，對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賴，在饑荒時期強行實施征集制、食品強制出售和最高限價等措施，對窮人實行嚴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現身說法對民衆進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沈屙"，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仿佛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准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它（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1]（P234）
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1]（P210）

四

根據以上概述，我們不難看出，托克維爾在法國大革命的起因中發現了一個曆史吊詭現象，即"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爲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1]（210）在某些情況下，革命與經濟發展、政治改革之間卻似乎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正關聯關系。托克維爾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蓋然性命題。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起因的解釋是圍繞著闡釋這種吊詭現象或者說論證這個命題而展開的。
托克維爾的解釋十分豐富精彩，其範圍涉及了經濟、政治、思想、宗教等方面，其中包含的政治觀點、研究方法，不僅對于西方的法國革命史研究産生重大影響，而且對于後來其他超出史學研究領域之外的許多研究都具有啓示意義。他的某些結論得到進一步闡釋或修改。《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譯本的序言（張芝聯）和導言（J.-P.邁耶）對此有所論述。
需要指出的是，托克維爾對曆史吊詭現象的揭示，即他所建立的研究命題，近幾十年來在西方學術界格外受到重視。20世紀60－70年代是一個全球激蕩的時期。動亂、革命與政治穩定成爲西方學界的一個重要主題。一些現代化研究者發現，托克維爾命題具有很大的普適性。在許多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在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動亂、政變乃至革命發生的幾率比較高，因爲經濟發展引起社會平衡被打破，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挫折感變得強烈等等。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總結有關研究成果後提出一個更普遍的命題："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孳生著動亂。"[5]（P5）同一時期，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泰德?古爾更推而廣之地提出"相對剝奪理論"來解釋"人們爲什麽造反"。他認爲，由價值期望與價值實現能力之間的落差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乃是人們造反的心理原因。[6](P13)等等。當然，對于他們的結論也有種種異議。但是，托克維爾命題及上述學者的研究畢竟給我們開辟了一條不同的思路。
注釋：
1、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M]. 馮裳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索布爾. 法國大革命史論選[C]. 王養沖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3、甘陽. 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A]. 李世濤. 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C].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4、托克維爾. 論美國的民主[M]. 董果良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5、塞繆爾‧亨廷頓. 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李盛平等譯.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6、Ted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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