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客家庄》
「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五０年代白色恐怖從基隆中學拉開序幕之後，一場政治大風暴隨即撲向全省各地；客家籍人聚族而居，民風淳樸的大河底，也遭到了『清鄉』的肅清，村中的成年男子幾乎無一幸免，或者流亡山區，或者被捕入獄，乃至命喪台北馬場町刑場。從此以後，大河底於是成為一個具有伝奇悲劇的紅色客家庄。」(p.6)
短短的百來字不知醞藏著多少意含，出自藍博洲之手，更令人唏噓。
藍雖已寫過多本與白色恐怖相關的書，但這本應感觸特多，因為書中人物與藍有三層重疊，地點在藍的出生地苗栗，身份同是客家人，信仰同是社會主義。
難怪他會將書取名《紅色客家庄》（印刻，2004），但生（死？）不逢時，客家人尤其社會主義不合福佬沙文主義和台獨民族主義之主流。
這麼說來要當政治犯還得挑思想主義來犯，不能單憑良心「犯」了？
「良心」一斤值幾塊錢？比起二二八受難者，台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因其所犯不少是社會主義政治犯，至今仍遭台獨當局冷漠。
不會吧！你在《台灣共犯体》不是說：「國府在台的白色恐怖雖有美國發動的世界性的白色恐怖之背景－－美國為本身利益，不但不制止友邦的白色恐怖，還成共犯，以確保友邦的政權。但更重要的是國府在大陸的慘敗經驗及228事件，為對付中共及島內反叛的雙重危機，民38年撤台之後便延續著228之後以「清鄉」為名的白色恐怖，轉而對付左派及台獨為主的白色恐怖。」
而228的参與也不少左派啊，連李登輝當年也曾是共產黨員。
別在咱左派受難者前面提李叛徒，可惡的賣友求榮的傢伙。
別如此死腦筋，台灣的政治受益者那個不是踩著同志鮮血而來的，李騙子不說，現在的陳騙子不也是踩著施明德、許信良而來。
這些騙子看到書中因自首而無罪釋放的彭南華的懺言：「幾十年來，我因為對自己帶動三灣地區的農民起來，搞了一場失敗的革命，並且害了那麼多人被槍決或坐牢，一直感到懺愧；搬上台北與我兒子同住以後，我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敢回三灣走動」(p.116)。不知是否會良心不安？
又不是拍《超級公民》的電影，李陳要是像男主角或彭南華一樣那麼心軟，怎可能奪得大位。
現代人大概很難了解那個時代的人了，書中所有受訪的無辜受害者非但不怨彭南華，還將自己的不幸歸究於國共內戰和兩岸分裂，一點也不後悔他們對左派的信仰和支持。
這些人是否有點自欺欺人了？該看看兩岸的當權者多少是靠他們的犧牲而掌權的！
難道死有遺辜嗎？你未免太硬心腸了。
不然要怎樣？不慎思明斷，老是重演無辜的悲情，除了養出一堆政客外，又能怎樣？
鹿窟基地案＞維基百科
鹿窟基地案，又稱鹿窟事件，為白色恐怖初期，臺灣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臺北縣石碇鄉的玉桂村在此一事件中遭遇清鄉滅村的命運，從此從地圖上消失。
根據當年官方文件所指出，當時的鹿窟山區早有不少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委會的遊擊隊在此活動。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到臺灣進行內應，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並選定臺北縣石碇鄉與汐止市交界的鹿窟作為「北區武裝基地」，由於鹿窟形勢險要，向北經玉桂嶺、坪林，進入姑婆寮、倒吊嶺：向南可以通達新竹、苗栗山區，進可攻，退可守，東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側背，西邊可以威脅臺北地區，是建立武裝基地的最佳地點。
蔡孝乾並且計畫成立「臺灣人民武裝保衛隊」，9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其中作家呂赫若據說也參與在鹿窟的基地活動。
鹿窟事件是發生在1952年12月28日晚上，當時正逢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投票日當晚，有一名穿著便衣的警員突然失蹤，引發警備總部對臺北縣石碇鄉進行戒嚴。
根據當時調查局的調查結果，當時的石碇鄉公所總幹事（即公所秘書）廖木盛已經被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會滲透擔任臺灣組織的財政部長，鹿窟村長陳啟旺是臺灣組織的主席，公共戶籍員黃碧達是總務部長，共產黨在全省共設有七個據點，石碇鄉鹿窟村是大本營，總指揮官是林松級。軍隊針對石碇鄉實施全面戒嚴後，大肆搜索並逮捕地方人士，全部集中在光明寺的一間不到四十坪的房間內，進行拷問毒打，但是被捕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目不識丁的農人與礦工，包括老幼婦孺，根本全然不知馬克思主義與「解放臺灣」為何物。而且由於鹿窟基地涉案者的「逃亡」或「自新」，於是更多涉案者被捕，逐漸波及全臺。
根據統計，石碇鄉、瑞芳鎮、汐止市等地有四百餘位農民與礦工被捕，並被判以不等的刑期。按照張炎憲的研究成果，卅五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十二人，其餘九十八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要坐牢，刑期合計八百六十五年，受牽連的村民達二百多人，形同滅村。張炎憲指出，「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
觀察近代針對「鹿窟事件」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許多與當年官方判斷出入頗大之處。許多研究指出，當年鹿窟事件中，被官方判定、宣告為共產黨人者，是否真實具有該身份至今尚不無疑問。鹿窟當地雖確曾有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五星旗，但就連當時指揮大軍掃蕩搜的谷正文，都曾在搜出紅旗後，極盡嘲諷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顯見五星旗之存在，不必然為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所製作懸掛。因此，當年因「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身份入罪而被執行槍決者，是否真為中國共產黨人，恐需更加詳細確認才是。
許多研究結果指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本案中部份被指稱為涉案之關係人，實際乃遭栽贓入罪的猜測，實亦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指出，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所具備的武力為：「駁殼槍一枝（配置兩發子彈，其中一發無法擊發。），另有土造手榴彈一百六十五枚，土造地雷七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雖然依照判決書所稱，土造手榴彈和地雷，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的，若是據此情況予以判斷，這樣的武力與其要說是「武裝基地」所當有的水準，實在有點言過其實。為了要進行叛變的行動，積極行為上最需要的指向性武力裝備卻僅只準備一柄槍械？！其他武力均屬非指向性武力，且多為品質較為不穩定的土製，若以這般武力水準，在這場所謂的叛亂行為中，究竟能起多少作用，顯然實在不無疑義。與其強說是個武裝叛變的準備基地，吾人倒寧信其中多數人乃遭栽贓入罪的可能性應遠大於實際有罪者。
另外，當時所謂之中國共產黨在臺活動成員，在當時氣氛肅殺的白色恐怖年代中，是否真有可能存在？或真如民間傳聞僅只是二二八事件避難者，被政府當局強冠予「中國共產黨黨員」之紅帽子？！依照當年仍是十來歲孩童的倖存者李石城的記憶，當年那些外地人雖都易名而居，但是村民們多半都相信這些人是為了逃難才上山的，「聽大人說，他們都參加過二二八」。事實上，當年的村民之中，也有人稱這些人為「匿山仔」，意思正是「躲到山裡來的人」。依其觀點判斷，這些人當時的狀況可說是朝不保夕，關於搞武裝訓練的說法能有多少可信度，顯然不無疑義。
此間種種疑問，顯然更是關於「鹿窟事件」歷史考究當中，不可不予詳加細查的重點。而當年的鹿窟事件，在後世的各種研究探索中不斷顯露著含冤未白的成份，這也正是臺北縣政府於2000年12月29日，於鹿窟菜廟（今名為「光明禪寺」。）原址附近建立鹿窟事件紀念碑時，碑文第一段之所以提到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最主要的緣由。
1998年，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主編)為第一本有關此事件的完整調查。2000年12月29日，臺北縣政府在臺北縣石碇鄉光明寺附近興建鹿窟事件紀念公園，而光明寺就是當年用來囚禁村民的地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7%AA%9F%E4%BA%8B%E4%BB%B6
鍾浩東＞維基百科
鍾浩東（1915年－1950年10月14日），中國共産黨黨員，曾任基隆高中校長，在國民政府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中犧牲。本名和鳴，出生于高雄縣美濃鎮，作家鍾理和的異母弟，其妻爲蔣渭水之女蔣碧玉。作家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書便是以鍾浩東爲題材，導演侯孝賢更據此拍攝電影好男好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D%BE%E6%B5%A9%E6%9D%B1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維基百科
歷史
基隆高中前身為日治時期臺北州立基隆中學校，成立於1927年（昭和2年），同年4月20日第一屆入學典禮於基隆第一尋常小學舉行，並假該校部分教室充為校舍，開始授課招收110名學生。為日治時期學制之五年制中學，6月12日開校典禮假該校禮堂舉行，爾後以是日為創校紀念日。建校之初，假基隆市第一尋常小學為臨時校址，迨1929年10月新校舍落成，始遷八堵現址上課。成立之初桃園以北至宜蘭地區，男生可讀的學校僅有三所中學(1937年、1941年以後因為臺北三中、臺北四中、宜蘭中學加入，增為六所)，分別是臺北一中，臺北二中，及本校，錄取錄之低可想而知，許多學生大都以本校為第一志願，本校畢業生就讀昔日帝國大學比例極高，在日治時期本校就已是全島知名學府，暱稱為「堵陵」。
1942年2月，一名應屆畢業班的臺灣籍學生攜帶一本精裝簽名簿到校，供同學簽名留念。簽名者全屬臺灣學生，其中不乏類似「血濃於水」、「熱血喚起熱血」的激情留言。除此之外，由於臺灣曾被葡萄牙人稱為福爾摩莎（Formosa），有人遂於封面寫下「FM」兩個英文字母，意指 Formosa Man（福爾摩莎人，為Formosan的錯誤拼法）。校內一位日本學生得知後，刻意向其他日籍同學宣傳此事，指稱臺灣學生有秘密結社、鼓動脫離日本統治之意圖。導致部分參與簽名之臺灣學生分別遭到日本學生圍毆，此事亦驚動向來歧視臺灣學生的日籍體操教師，即向具有秘密警察角色的特高警察呈報此事。多名學生因而被傳喚，最終有五位學生被拘留數日，並強制轉學至日本。此一事件曾為日本名作家田村志津枝蒐證研究，並曾出書《臺灣人與日本人─基隆中學事件》。
1945年8月戰後，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改進教育設施，各級學校重加整頓，學制課程亦予更張。翌年二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令改為臺灣省立基隆中學，設有初中部和高中部，並派吳劍青先生為首任校長。1970年8月，因應省辦高中市辦初中政策，初中部停止招生，改為臺灣省立基隆高級中學。2000年2月精省後，改名為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1946年五月四日，臺灣省立基隆中學學生舉行紀念五四運動遊行，結果遭到軍警阻擋與暴力鎮壓，時任校長的吳劍青向省參議員顏欽賢求助希望適放被捕學生，省參議員顏欽賢乃尋求臺大特別班學生詹世平（後改名吳克泰）發動臺大學生代表向省參議會遞交抗議書以聲援基隆中學學生，詹世平起草了呼籲書並經臺大各學院代表簽名送交省參議會通過決議支持。這一事件算是拉開了光復後臺灣學生運動的序幕。由此可見，當時臺灣高校知識份子在社會當中的形象是很正面的，而且深受倚重。
1947年9月，第二任校長鍾浩東成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1949年5月，改組成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藉由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與成立共產思想與書籍讀書會，發展共產勢力。1949年8月遭國軍保密局破獲，經長期搜捕活動後，至1951年2月止，前後逮捕並槍決鍾浩東校長及主要幹部教師共7名，另將37名涉案老師與學生判處2年至10年徒刑，是為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或稱基隆中學事件。
現況
基中昔日為基隆臺北地區許多學子的第一志願，更曾培育出兩位大學聯考全國狀元，但近三十年來由於長年基隆區學高分群生外流，因此導致基中錄取分數逐年下降，然而，在師長與學生努力不懈之下逐漸起色，錄取分數與升學率逐年攀升，目前基隆高中仍為基北地區知名高中，設有普通班、美術班、音樂班、數理資優班、射擊班、體育班，多年來常出基隆區榜首，近年榜首為學測73級分(同為臺北縣之首)與榜眼70級分、基測錄取分數平均為200分，升國立大學的比率逐漸提高，逐漸恢復昔日的水平，而數資班更是臺清交的常勝軍，另外美術、音樂、體育上更有十分優異的表現。
藍博洲＞維基百科
藍博洲（1960年3月8日－），臺灣苗栗客家人，小說家、報道文學作家。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就讀大學時，因演講認識陳映真及楊逵兩位白色恐怖政治犯，開始探究相關曆史事件，也包括二二八事件。1983年開始寫小說，1985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曾任職于《南方》雜志、《人間》雜志、自由時報，及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臺灣思想起》制作人等職，2005年10月，應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擔任駐校作家。現任夏潮聯合會會長。
2004年，在苗栗縣參選第六屆立法委員，獲2千9百余票，未能當選。2005年由民主行動聯盟提名參選任務型國代。
主要著作
《旅行者》，臺北：爾雅，1989。
《幌馬車之歌》，臺北：時報，1991初版、2004增訂。
《沈屍‧流亡‧二二八》，臺北：時報，1991。
《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1913～1945)》，臺北：時報，1993。
《白色恐怖》，臺北：揚智文化，1993。
《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臺北：時報，1994。
《高雄縣二二八曁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衆史》，鳳山，高雄縣政府，1997。
《共産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産黨第一手證言》，臺北（?）：紅岩，2000。
《天未亮》，臺中：晨星，2000。
《消失在曆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臺北：聯合文學，2001。
《臺灣好女人》，臺北：聯合文學，2001。
《麥浪歌詠隊》，臺中：晨星，2001。
《藤纏樹》，中和：印刻，2002。
《紅色客家人》，臺中：晨星，2003。
《紅色客家莊》，中和：印刻，2004。
《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和：印刻，2004。
《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中和：印刻，2005。
《宋非我》，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06。
《二二八野百合》，臺北：愛鄉，2007。
《青春戰鬥曲》，臺北：愛鄉，2007。
主編：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 海峽學術，2006。
《臺灣民衆史》，臺北，時報，19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5%8D%9A%E6%B4%B2
臺灣作家藍博洲和他筆下的曆史歲月08/25/2003華夏經緯網
藍博洲１９６０年生于臺灣苗栗縣一個客家籍工人家庭。１９７９年入讀輔仁大學法文系。擔任大學生文學社社長期間，曾邀請楊逵、陳映真兩位白色恐怖時期受迫害的的“政治犯”進步作家到學校演講；閱讀了魯迅等３０年代作家的“禁書”，“感到從未有過的激動與充實”，並從吳濁流的長篇《無花果》等作品解讀臺灣“二?二八事件”。１９８３年起，藍博洲發表了小說處女作《旅行者Ｋ》和獲時報文學獎的小說《喪逝》等。１９８７年，他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志，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寫“二?二八事件”的報告文學；接著發表了報告文學《美好的世紀——尋找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講述５０年代被國民黨當局殺害的臺共地下黨領導人郭琇琮的事迹。
藍博洲堅持致力于揭露臺灣５０年代白色恐怖的采訪與寫作，接連發表了《沈屍、流亡、二二八》、《幌馬車之歌》、《日據時期臺灣的學生運動，１９１３－１９４５年》、《白色恐怖》、《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人間正道是滄桑》、《共産青年李登輝》、《天未亮》，以及《麥浪歌詠隊》、《臺灣好女人》、《消失在曆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等報告文學作品，還有長篇小說《藤纏樹》；曾擔任TVBS電視臺“臺灣思想起——關于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電視紀錄片”節目制作人，該系列片播出了４０集。爲了從事這些寫作，藍博洲攜妻子兒女遠離繁華都市到苗栗縣西湖鄉一塊坡地上索居已達６年。
《天未亮》《麥浪歌詠隊》都是講述上世紀１９４９年臺灣有名的“四六事件”的紀實作品。所謂“四六事件”，起因于兩名大學生共乘腳踏車被警察幹預，發生沖突引發兩校學潮，導致國民黨當局先後拘捕逮捕判刑監禁了２００多名大學生，１８名學生被槍決。被捕學生中有許多是臺大麥浪歌詠隊的隊員，《麥浪歌詠隊》一書還辟專章刊錄了麥浪歌詠隊表演過的歌舞，歌曲《祖國大合唱》、《祖國進行曲》、《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青春戰鬥曲》，舞蹈《康定情歌》、《馬車夫之歌》、《青春舞曲》，和歌劇《農村曲》等等。
影響很大的《共産青年李登輝》一書，通過大量詳實的史料質疑李登輝的政治人格與道德人格，指出：只要曾經加入中國共産黨後又背叛的李登輝沒有“講清楚說明白”自己的曆史疑點，就永遠不能擺脫“出賣同志”的嫌疑。
《消失在曆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一書，則再現了臺灣文學界革命和進步人士宋非我、簡國賢、呂赫若、雷石榆、藍明谷和吳濁流的事迹。其中劇作家簡國賢、小說家呂赫若和詩人藍明谷是中共地下黨員。
藍博洲去年剛出版的新著４０萬字的長篇小說《藤纏樹》，再現了臺灣５０年代白色恐怖中蒙難的革命和進步人士的英雄形象和光輝人格。作者曆時十年，五易其稿，才寫成了這部長篇。小說出版後，于去年１２月相繼獲得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和《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
白色恐怖曆史的解讀
臺灣“二?二八”事件和５０年代白色恐怖歲月，發生于國共內戰延續和國際上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的背景。從大陸戰場上潰敗而退踞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在臺實施了長達３８年之久的戒嚴體制。朝鮮戰爭爆發後臺灣被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體系，在美國的支持下，當時的國民黨統治者掀起反共歇斯底裏，實行特務政治，鉗制人民的思想自由和基本人權。據不完全統計，從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年，被當局以“匪諜”、共黨人員名義槍斃的達４０００人左右，被以同罪判處有期和無期徒刑者達８０００至１萬人，不僅使許多革命者喋血刑場，還造成了衆多冤案，許多優秀青年和普通民衆慘遭迫害。當局在執政期間，爲了維護和鞏固自身的統治、掩蓋對臺灣人民犯下的罪行，對“二?二八”和５０年代白色恐怖曆史刻意抹除，將之變成臺灣政治和曆史的禁區。
臺灣１９８７年解嚴尤其是２０００年大選後，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從邊緣地位擴張爲話語霸權，分離主義者對這一段曆史進行了別有用心的曲解和顛覆。臺灣的革命者和進步人士反抗國民黨專制、追求祖國統一的正義鬥爭被詮釋爲族群壓迫與省籍沖突，仁人志士們的革命理想和民族大義被粗暴地篡改爲臺獨的曆史資源。臺灣不少有識之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分離主義是一種綠色恐怖。
出于一種沈重的曆史責任感，藍博洲從事這些題材報告文學的采訪和寫作。他深入民間開展田野調查，鈎沈往事、撥開迷霧、探究真相，再現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的崇高精神，無辜蒙難的普通民衆的清白良心。藍博洲是在１９８６年臺灣尚未解嚴之時進行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工作。當時，白色恐怖的夢魘遠未消失，采訪者與受訪者都心有余悸，一些受訪者甚至懷疑他是國民黨特務。藍在《走入臺灣民衆史的現場》（１９９６）中深有感觸地說：“口述曆史采寫者和當年抓人的特務，在工作方法上，在某種程度而言，並沒有兩樣；不同的只是兩者的動機與身份。也正因爲這樣，在向白色恐怖的曆史記憶猶存的政治受難人及其家屬采訪當年的受難經驗時，很難不令他們又有回到恐怖年代的聯想。”“而我的經驗告訴我，惟有抱著誠懇的態度，面對那段受難的曆史，也面對受難者的遺族，才能夠弭除恐懼與猜疑的心理，走入臺灣民衆史的現場。”這些報告文學的采訪和寫作，使作者的視野更加開闊，思考更加深邃，精神得以升華。他在《從安其那到普羅——周合源先生訪問記》（１９８７）一文中說：“我清楚地看到，老一代的臺灣民主鬥士，具有目前新生代所缺乏的開放的胸襟，和對理想的執著；在統獨的路上，一生血淚抗爭所凝聚的智慧，更使他們不會因爲客觀情勢一時的消長而迷失。”在談到《麥浪歌詠隊》這本書十年采訪寫作艱辛時，藍博洲說：“如果硬要問我：是什麽力量支持我繼續做下去的話，我只能說，通過‘麥浪的歌’，我找到一種能夠讓我在當今媚俗的臺灣知識界安身立命的理想。”“‘麥浪的歌’，也許不合當今臺灣社會的主調，可它卻能夠讓人通過他們燦爛的青春之歌聽到爲理想戰鬥的力量。”藍博洲還說，收錄在《消失在曆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書中的宋非我、簡國賢、呂赫若、雷石榆與藍明谷等人的生命史，其實就是我這十幾年來在曆史的迷霧中所能看到的他們的模糊身影；讓我們約略窺見他們精彩生命的輪廓，進而能夠通過他們的生命史，更多地認識那段被人們湮滅與刻意遺忘的曆史的真實面貌。
曆史本來是一條連續的河流。對于有志于發現曆史的人們來說，過去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仍生動地活著。然而，每一個不能被現在關注而加以辨識的曆史形象，都可能無可挽回地湮滅于自然的茫茫荒野，消失在人類的記憶深處。白色恐怖曾使政治迫害的曆史湮沒無聞，綠色恐怖使這一段曆史被強奸和歪曲。２０世紀臺灣的曆史因此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空白和斷裂。在分離主義猖獗、統獨鬥爭空前激烈的臺灣社會，重建曆史敘事，接續曆史傳統，創造民族和解與祖國統一的條件，其必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藍博洲顯然對自己的寫作有著充分的理解。他的作品再現了臺灣衆多以生命爲代價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共産黨人和進步青年的事迹。藍博洲筆下一位在白色恐怖中受難的老政治犯說：“那些赴死的人們，幾乎全是當時最純潔、勇敢、優秀的中華兒女。” （《荒湮中的曆史》，１９８８）藍博洲的曆史興趣源自對現實的關注，他試圖通過對曆史的挖掘、爬梳和發現，啓發臺灣民衆的階級覺悟，喚起臺灣民衆的革命記憶和理想記憶；從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的鬥爭史和蒙難史中，探索出一條臺灣的 “前行的路”。他的報告文學是一種宏大的曆史敘事，這一曆史敘事連接曆史，也關聯現在，指向未來。完成這樣的曆史敘事，對敘事者正確的曆史觀與再現曆史真實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閱讀藍博洲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曆史觀照，他以大量的史料和當事者的證言還原曆史面貌，構建曆史真實與充實自己的曆史意識。
代表作《幌馬車之歌》震撼全島
藍博洲對曆史的發掘和發現工作不僅使他的思想趨向深邃，也使他的報告文學在藝術上日益成熟。堪稱藍博洲代表作的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采用倒敘結構敘述了１９５０年遇難的臺灣進步人士、作家鍾理和同父異母兄弟鍾浩東的事迹，作品從主人公拖著沈重的腳鐐、唱著日本３０年代名曲《幌馬車之歌》步出牢房從容就義的情景寫起，轉入表現了主人公從童年到最後遇難的一生的身世經曆。作者善于抓住能揭示主人公性格和精神的細節加以細致描繪。寫鍾浩東在中學時代偷偷閱讀大陸作家的作品，有一次在課堂上被日籍教師發現後遭到辱罵，鍾浩東倔強地辯稱：“作爲一個中國人，爲什麽不能讀中文書”；日籍教師舉鞭抽打並大罵“清國奴”，鍾浩東則抓起桌上的書擲向日籍教師。一些細節描寫都爲主人公後來赴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和光複後從事啓蒙民衆對祖國的正確認識、反抗國民黨腐敗政權的鬥爭活動作了合理和有力的鋪墊。《幌馬車之歌》另一特點是全篇貫穿著強烈的情感，既表現了主人公對祖國、對家庭和親人的熾熱的愛，也表現了親人們對主人公遇難的巨大哀痛。在令人感到摧心剖肝的作品結尾，敘述鍾浩東被張榜槍決後，其年邁老母因不認字、不知兒子的情況，鍾浩東之弟將哥哥的骨灰盒捧回家中，其母見到問是什麽，其弟不忍告之、乃說“這是佛祖的骨灰”，老母竟頻頻點頭說：“這樣子好！這樣子好！”直至去世老母都不知道鍾浩東已離開人間……這種內斂和映襯式的描寫無疑更具強大的情感沖擊力，不但傳達著主人公舍生忘死追求理想的偉大人格精神，滿含著主人公的親人的悲傷，還深寄著作者的熱淚和感慨。
內容的真實即真人真事，這是報告文學不可逾越的界限和不可突破的質的規定性；而形式的真實感即表現手法予以讀者真實的閱讀感受，這是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所應致力的方向。《幌馬車之歌》正是充分體現了內容的真實與形式的真實感。作品的素材是經過作者艱苦的采訪搜集所獲得。在形式上，它采取了淡化作者、隱匿作者主觀敘述的手法，全篇以主人公的同志和親人的見證口述連綴而成。這些人物口述的次序安排和剪輯篩選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文學手法，體現了作者的主觀調度和文學的構建功能。《幌馬車之歌》問世後被改編爲報告劇和電影，該書被《聯合文學》評選爲１９９１年十大好書第一名，在臺灣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決非偶然，而是源自其曆史表現的真實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深沈強烈的情感所産生的藝術震撼力。
半個世紀過去了，藍博洲筆下那些爲祖國統一和社會主義理想而奮鬥的仁人志士，或在牢房中度過了韶光華年，或在刑場上結束了短暫人生。就臺灣的曆史環境而言，他們的鬥爭是失敗了，事業是流産了。然而正如２０世紀的德國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在階級鬥爭中，優美的精神的東西不是以戰利品必然歸于勝利者那樣的方式而出現的。在這場鬥爭中，它們表現爲勇氣、幽默、詭黠和堅韌等品質。它們追溯既往，不斷對統治者的每一個勝利——無論過去的還是現在的——加以質疑。” （《曆史哲學論綱》）鍾浩東、簡國賢、呂赫若和藍明谷的肉體生命雖然已戛然而止，但他們平凡而又偉大的人格精神卻在曆史中長存，並繼續挑戰現實中統治集團的每一個自以爲是的勝利。藍博洲文學創作的最重要意義，在于把這一奧秘告訴了人們。（石一寧）華夏經緯網專稿 200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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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綠學者 在馬場町吶喊什麼？【聯合報06/07/31 藍博洲／臺灣民眾史作家（苗縣西湖)
報載，親綠學者「七一五聲明」發起人，對於陳水扁書面聲明與民進黨全代會支持陳水扁續任的回應感到失望，於是在馬場町紀念公園舉行記者會，要求陳水扁下臺；除公布第二波連署名單之外，並發表題為「壯大公民社會、提升臺灣民主」的第二波聲明。
親綠學者的聲明指出，因為「我們的未來仍深深被過去所羈絆」，因此，他們選擇在曾是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主要刑場的馬場町紀念公園發聲，希望能夠真誠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我們才可有共同的「未來」。
他們強調，根據估計，在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約有四、五千名愛國主義知識分子、文化人士、工人和農民———部分是實質反抗者，更大部分是無辜受害者———在馬場町刑場被槍決，選擇在這個流血之地發表回應，是希望提醒各界正視「轉型正義」問題。
相應於綠色學者歷來只談二二八，而不談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態度，作為一個長期調查、研究、寫作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的文字工作者，在這裡，也要肯定這些親綠學者相對「進步」的面對歷史的論述；但是，如果他們果真真誠面對歷史的話，我卻要質疑：他們光是在馬場町吶喊，還是不夠的。至少，他們還應向社會大眾說清楚：彼時彼地究竟是誰在馬場町吶喊？他們吶喊什麼？還有是怎樣的歷史情境讓這些人在馬場町吶喊！
我不認為這些以讀書為業的親綠學者會不知道這樣的事實：當年那些在馬場町刑場仆倒的仁人志士們，是為了要求終止內戰、國家統一，以及追求臺灣的民主、自治，而在國際冷戰與中國內戰的雙戰架構下，不幸淪為時代犧牲者的。
那麼，這些人在馬場町的吶喊，以及他們吶喊的內容，是不是符合他們「以民主豐富臺灣認同」的主張？如果不符合的話，他們為什麼還要選擇在馬場町發聲呢？難道他們要繼強暴二二八的歷史之後，再一次強暴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嗎？
面對陳水扁的聲明與民進黨的回應，親綠學者強調，他們「不會走上街頭，但會繼續說理，壯大公民社會。」作為發起人之一的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的吳叡人表示：「我們沒權力，只好仰賴修辭……」因此，他呼籲「支持臺獨的好朋友，此刻我們要做好長期在野的心理準備。」
我不是學術中人，不懂「修辭」背後的深奧學理。因此，我也不敢說，在既有的「臺灣認同」論述被陳水扁貪腐政權敗光之時，親綠學者所謂「轉型正義」的「修辭」背後，是否隱含著重開所謂藍綠對決「另一個戰場」的策略性話語。
如果這些親綠學者真是臺灣社會的「良心」，為了臺灣的「未來」，至少讓我們一起「真誠面對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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