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雖然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之中，不管食、衣、住、行都與交易買賣脫離不了關係，但是一談到針對某些財貨與服務—例如教育、長期照護、媒體等等—的「市場化」與「民營化」，卻總還是會引起一些負面反應，而其中一個典型的批評就是：「像這些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的事情，怎麼可以交給追求利潤的私人企業來決定呢？」
換句話說，這也就是問：在市場交易當中，買賣雙方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我們怎麼能夠相信在這種利益衝突的情況下，追求利潤的私人或企業會做出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事情？
這種懷疑其實有其歷史淵源。在我們的文化當中，對於商人有「奸商」這種充滿不信任感的稱呼。在西方文化當中，長期以來，也認為在個人的自利心與社會的公共利益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衝突。中世紀的哲學家基本上認為人的自利心是一種該去的罪惡，更懷疑追求利潤的商人不能上天堂。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者承認人的自利心是難以去除的天性，但是他們認為只有國家介入，用利誘威脅的方法，才能讓人的自利心「為社會服務」。
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個人的自利心不只是一個難以否定的事實，而且在適當的社會機制之中，人的自利行為能夠自動達成促進社會公益的結果，這個社會機制就是：「市場競爭」。在競爭市場之中，如果廠商對於產品或服務的定價太高，還是品質有待加強，那麼他的競爭對手就會發現這裡有利可圖，並在自利心與追求利潤的動機驅使下，向消費者提供更為價廉物美的產品與服務。結果是，競爭使得廠商的自利心成為推動產品與服務進步的動力，並且也使得個別廠商都只能得到合理的利潤，並從而使得消費者的福利提高。
無論如何，這意味著我們對於「市場化」的支持是建立在「公平競爭」之上。如果政府對一個市場施以嚴格管制，讓現有廠商不必受到競爭者的挑戰，那麼就無法保證廠商的自利心能夠與社會公益相調和；一旦出現管制與隨之而來的壟斷，我們就真的有理由擔心廠商對於利潤的追求最終會犧牲消費者的福祉。
在另一方面，在競爭市場裡面，消費者等於是「用錢投票」，決定社會的資源如何運用。因此，雖然市場體制能夠讓生產的成本達到最低，也可以避免由少數握有政治權力的人來決定社會資源如何使用，但是廠商依循消費者的喜好所生產出來的東西到底「好或不好」，仍然是必須由我們的價值觀（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加以判斷的問題（即使說「市場生產出來的都是好的」，這也是很強的價值判斷），也當然是可以討論與思辯的對象。但是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充分與成熟的公眾討論來導引市場有效率的生產出善的結果，而不是把公民社會的責任推回給政府，由政府來替大家決定「你們該要什麼」。而且歸根結底，運作政府的人又何嘗不會受到自利心的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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