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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Amsden的論述內容有了一番初步的認識之後，往下，筆者嘗試提出對於此篇文章的幾點看法。然而首先，筆者欲先交代在審視這篇文章時，筆者所採取的態度，因為這樣的態度，直接的影響到筆者對於Amsden文章的看法。基本上，筆者是以兩種態度來審視這篇文章：（一）事實上若要具有完整性的評論 Amsden 的文章，起碼應該包涵兩個部份。一個是理論部份，而另一個則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實質經驗研究部份。然而，對於筆者而言，由於在研究方法及看法上的差異，現階段所著力的並不是對於國家理論（ state theory ）本身，而是對於台灣經濟、社會變遷的實質歷史掌握部份。在這樣的前題下，筆者必須自知，現有對於 Amsden 的評論可能是不完整，甚或是不公的。（二）於是在第一點的認知前題下，在閱讀此篇文章時，筆者在態度上一直是以學習的為主。而希望從 Amsden 的論述中，嘗識藉由其看法來發覺在台灣經濟、社會的變遷過程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因此，基本上筆者在往下所作的與其說是與Amsden的對話，倒無寧說是筆者自我的對話。

 

假如筆者所考量的並不在於驗證『國家機器』於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麼， Amsden 能夠提供的省思是什麼呢﹖從筆者自己的問題點出發，質問一個如此的問題：台灣經濟結構中的中小企業實體，可不可能也同時反應台灣社會結構的特性﹖能否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描繪出在台灣社會的社會變遷過程中，所形塑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社會結構特性﹖從這樣的問題點出發，首先所面臨的應該是：在發展的時間序列中，我們應該如何切分。如何切分這一『刀』是很關鍵的，而往往因為問題的差異，不同的切分是必要的。透過Amsden的文章，筆者認為當關連到筆者自己所關懷的主題時，1949-- 1953 的土地改革，是一個切分點。事實上在既有的研究中，台灣農業土地改革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 Amsden 也很注意這段時期的農業改變對於後來台灣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如此，筆者再提出又有何新意呢﹖我想應該是對於土地改革這樣的一項事實提出新的問題吧！那麼是什麼新問題呢﹖筆者再次面對土地改革希望質疑的是，究竟土地改革對於台灣的社會結構，有沒沒造成什麼影響﹖當然，這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然而，當我們在再進一步質疑，這樣的影響跟台灣經濟結構之間是不是有什麼關連呢﹖既有的研究（從經濟學的角度）多半也肯定有其密切相關。然而，在解釋上，多半不脫離所謂『農、工部門的互動』解釋模式。而從此點來看，從農業到工業化，似乎找到了在學理與經驗上的銜接。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結構的轉變立場來考量，土改的意義可能是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政治、經濟，乃至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那麼，在此種意義下的土改結果，對於台灣經濟結構體，特別是中小企業間是不是存在關連呢﹖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我們可以同時考量政治、社會、經濟幾個不同部份間的相互作用。而從這個時段台灣社會的釐清，往上連接日據乃至清代，往下連接至目前的台灣社會，所形成的便不在歷史時點上的銜接意義，而是探討問題點的銜接意義。

 

當然，上述都僅是一些未成形的初步想法，所要作的工作，是有待更多的努力。原本它或許僅是我個人的假設，然而從閱讀 Amsden的文章，使我對這樣的假設更具研究上的信心。這是一個極為初步的開始！套句廣告術語：有總是比沒有好！

 

 

 

編註：該文刊登於《社會與經濟》，19910614，第45期，P.47-8。台中市：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