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李希光,劉康等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台北:捷幼,1997),深感李劉等、是面對<拉薩事件>益加對西方說不、的中國人尤其海外留學生、之前輩。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5810499/20080413071214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819906/20080510062858/)
本書作者均為中國大陸留美的學者,他們認為這不是醜化中國,而是比醜化更嚴重,是在妖魔中國(Demonizing China)!
本書以美國的價值標準,展示中國(大陸)的本位觀點,來解讀美國媒體對中國的論點;作者以親身的美國經驗,提出他們的觀點與解說。
美國媒體對中國(大陸)相關的形容常常是:貪污腐化、極權主義、侵犯人權、核擴散、盜版、西藏問題、臺灣問題等等;美國媒體總是按照美國人的利益,把中國形容是一個極權的、專制的、反人權的最後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認為蘇聯已經解體,下一個就該是中國。
劉康《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序言
本書的寫作過程比較有意思。我和李希光是本書的主要作者和策劃人,但本書主要是好幾位作者合作的結果。這些作者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美國賓州,相隔千萬裏,但卻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完成了這次愉快的合作。我想在序言裏,羅嗦幾句,講一下我們寫這本書的初衷和過程。
去年冬天,在我任教的美國賓州大學,接待了新華社主任記者、美國《華盛頓郵報》訪問記者李希光先生。我和希光是多年的好友,又是大學時代的老同學,在他鄉相逢,分外高興。但我與他事先打電話聯系他來訪和講座的具體事務時,兩人不約而同地談到當時處于非常緊張和低潮狀態的中美關系,都深感憂慮。希光在美國首都的第一大報作訪問記者,切身體會到美國新聞媒體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對美國媒體近年來大肆攻擊、歪曲中國的不光彩行爲,感到十分氣憤和遺憾。
我對此也深有同感。
我最近正在作有關大衆文化、大衆傳媒的研究,從文化的層面觀察、分析中美關系近期的緊張,覺得非常有必要對這些問題作深入的探討。這種探討不僅僅是學術性的,我首先關心的是中美兩國的公衆對中美關系的態度。我與希光相約,等他到了賓州後,我倆就中美關系的文化、媒體方面的問題,好好暢談一下。
希光到的時候,我們這所位于阿巴拉契亞山脈中部的大學城,正是冰天雪地。但他在這裏短短的兩三天裏,卻讓大家感到熱氣騰騰。他馬不停蹄地先後作了兩次演講。第一次講他考察絲綢之路和尼雅古國,可容兩百多人的大廳裏座無虛席,氣氛十分熱烈。這在美國大學裏,真是非常難得。由此可見美國大學師生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興趣。希光告訴我,他在華盛頓等大小城市作過許多場演講,都很受歡迎,說明美國普通人對中國,的確充滿興趣和好奇,對中國的態度,大部分都很友好,盡管當時中美關系處于低谷,美國國會和媒體正在掀起一場反華浪潮。希光第二場演講,就專門談他在《華盛頓郵報》親身所見所聞的美國媒體顛倒黑白、無事生非,大肆妖魔化中國的事實。他的演講十分直率,對美國媒體的批評相當激烈。但他列舉了一個個令人信服的事實,加上他說話口氣又幽默,又特別真誠,打動了一屋子的聽衆。
我們還抽空作了好幾次長談。希光打開便攜式筆記本電腦,邊談、邊聽、邊記。我們談到興奮時,渾身發熱,不得不走過去,把屋裏的暖氣開低一些。
希光回國後不久,很快就把我們談話的內容整理出來,並以《如何看待美國主流媒體的對華報道——一位旅美記者與留美學者的對話》等題目,在國內一些報刊雜志上發表。希光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這篇報道在國內引起了一定反響,後來《中華英才》雜志也刊登了相關報道,並由《報刊文摘》轉載。我們倆談的主要是美國主流媒體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刻意醜化、歪曲中國的問題。我從自己在美國大學留學和任教多年的親身體會,談了我對美國學術界和輿論界的看法。李希光作爲新華社的資深記者,多年來一直追蹤報道國際國內的重大新聞,眼光敏銳、開闊,這次又到了美國輿論與政治的核心,深入體驗、了解美國政治與媒體的具體運作。我們對大部分談到的問題,都有基本的共識。那篇報道,雖然看上去我說的最多,但李希光的眼光和風格,才是文章最根本的東西。
我們同時又覺得,實在有太多的內容要談。對于中美關系中文化、傳媒與輿論的作用這樣的複雜問題,一篇短短的對話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我們一個在北京,一個在美國,通過電腦網絡和信件,開始醞釀一個較長、較深入的討論計劃,並開始構思本書。
今年夏天我回到北京,見到希光,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得立即著手寫一本認真探討中美關系中新聞媒體與文化的作用的書。
這時,在亞特蘭大的奧運開幕了,我在北京大學的勺園招待所看電視轉播,中美之間的摩擦在升溫。特別是NBC的記者考斯特對中國和中國運動員大放厥詞,更加引發了海內外中國人的義憤。在北京的書市上,我還看到了好幾本最新出版的書,談的話題都與當下和曆史上的中美關系有關。象《中美較量大寫真》、《中國可以說不》、等,我都看了。當時我覺得這些書的作者,有一股愛國主義的激情,他們對美國政界和媒體的反華逆流的反擊,也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
不過我在讀了這些書之後,也有保留,並感到某些憂慮。我想在此談談我的看法。
我認爲,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飛速發展,中國作爲一個世界大國,迅速崛起。冷戰後,世界格局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變。中美關系在這樣的關口,也經曆著空前的轉型。兩國間的沖突和摩擦,不可避免地在增加。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有增無減,冷戰意識形態的慣性,仍難以刹車,並有把過去的冷戰對象前蘇聯轉爲中國的趨勢。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媒體和某些政客掀起了一股新的反華逆流。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情形下,有些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較爲情緒化,對美國作了激烈的抨擊。但這種情緒化的批判,容易流于膚淺、片面和偏激,並不利于我們對美國作清醒和實事求是的了解。
我們現在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十年前對美國的一片熱烈浪漫,變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噓聲。我們也不必受美國媒體和某些政客反華逆流的影響,因爲你不仁,我就不義,把問題搞得過于情緒化。我們需要的恰好是冷靜和清醒的頭腦與眼光。美國今天的反華逆流是一劑清涼劑,讓某些一廂情願的浪漫情懷降一降溫。但卻不應煽起太多的激憤,溫度升的太高,誘發了新的中美對抗,一些心懷鬼胎,惟恐天下不亂者,便可以乘火打劫,火中取栗了。
現在是到了對美國媒體和文化、學術界有一個較清醒、較理性的認識的時候了。
以上就是我和李希光合編本書的初衷,我想這些也是我和希光的基本共識。我們在1996年夏,有機會一起去了一趟四川峨嵋山。這本書的基本輪廓,就在旅途中成型。我倆相約,希光在北京,請到新華社的熊蕾、韓松兩位記者,撰寫有關美國媒體部分。他們倆都曾獲美國的獎學金,在美國研修過,有親身體驗。再一位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朱偉一。朱博士回到北京剛剛一年,正爲中國蓬勃的律師行業奔忙,也加入了我們作者的行列,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我回到美國後,也請了三位年青作者,加入我們的合作行列。這三位作者現在都在大學比較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他們來美國的時間有的已有兩三年,有的剛剛幾個月。在接受寫作的任務後,從繁忙的學習和教學工作中,抽出時間,作了許多研究,在一個月不到時間內,完成了各自的章節。他們三位和我、李希光(相信也包括北京的另外兩位記者朋友)對本書的基本構思都是贊成的,寫作時都非常認真投入,所以我們才有很愉快的合作。沒有他們的貢獻,這本書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但我們仍然寫得太過匆忙、粗糙,有大量重要的內容漏寫了,在文字和觀點的表述上,也不盡明晰和一致。所以我非常希望聽到讀者的批評意見。我想大部分讀者都會理性地思考我們在書中提出的問題和列舉的事實的。
在今天這個傳媒高度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這本用中文寫就的書,同樣也會有海外的讀者。前面提到李希光寫的那篇報道,在美國也有讀者。我最近就收到一封讀者來信,信中夾了一份英文《北京周報》剪報,是回憶埃德加?斯諾的。讀者來信用英文寫了短短兩行,譯文如下:
“今天美國沒有斯諾的聲音〔我和李希光的對話裏提到今天美國已經沒有斯諾〕,是因爲斯諾1972年就死了,他不能再寫新東西了。既然你不信美國的媒體,你也許要信這個〔指《北京周報》〕!”
這封寄給“劉康教授”的信,發自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可惜是封匿名信,我也沒辦法和它的作者聯系了。其實在美國,我常常聽到和看到一些言辭非常激烈的反駁、批評我的文章,但象這樣的匿名信,還是頭一回。
對于任何指責和攻擊我個人的言談,我都不想回應,也無暇應付。但對于反對我的觀點的言論和意見,無論是何意圖,我都希望有機會與對方商榷。對于我在本書裏的觀點,也是如此。
本書的目的,是在當前中美關系動蕩不定的時候,把重大、敏感的問題提出、挑明,表明我和我的朋友們的鮮明立場,以正視聽,並希望由此有助于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特別願意與讀者共同討論,加深理解。我想,這也是希光和本書其他作者的共同願望。我這樣說,不至于是越俎代庖吧!
1996年10月1日中國國慶節之夜,匆草于美國賓州
http://www.geocities.com/CollegePark/Campus/3522/china.html
李希光 等著《妖魔化與媒體轟炸》(江蘇人民,1999)
當巴爾幹在硝煙泡火中痛苦呻吟的時候,當中國人民為三位死難的中國記者而激憤、抗議的時候,美國主流媒體卻對公眾展開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媒體轟炸”。本書的兩位主要作者此時恰好身在美國,親眼目睹了當地報紙、電視等媒體旨在混淆是非、塑造民意的資訊大戰,親身感受到一些受矇騙的公眾的偏見和敵意。他們以自己的親歷和思考,深刻地揭露了西方主流媒體推行新聞霸權的真實面目。
本書是李希光、劉康先生繼《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後再度聯手,推出的又一部振聾發聵的警世之作。
本書目錄
前言
第一部分:媒體轟炸的背後
一 科索沃隨想錄
——劉康與李希光對談之一
二 新冷戰思維的崛起
——對巴爾幹戰爭中美國媒體轟炸的思考
(一)如何認識新世紀的趨勢
(二)新冷戰思維的崛起
(三)媒體轟炸與妖魔化
(四)認識美國,把握自己
三 新聞熱線上的交鋒
(一)從“五四”到“五八”
(二)政府組織學生遊行?
(三)弘揚愛國主義,反對民族情緒
(四)後冷戰時代的中國大學生
五 “不是冷戰,但寒氣襲人”
——關於美國媒體1999年中國報道的評析
(一)美國媒體怎樣報道中國使館被炸事件
(二)美國媒體怎樣報道“中國間諜案”
(三)從言論版看美國主流媒體的立場
六 受控于一隻看不見的手
(一)美國媒體的雙重標準
(二)美國媒體的政治偏見
(三)美國媒體的負面影響
第二部分:後冷戰時代的新聞霸權
一 如何塑造21世紀中國的國際形象?
——劉康與李希光對談之二
二 資訊時代的意識形態
(一)美國大學課堂上的爭論
(二)美國大眾傳統中的意識形態
(三)美國意識形態的三大支柱
三 揭開文化帝國主義的面紗
(一)通俗文化霸權:讓你自願當奴隸
(二)語言霸權:讓你永遠處於二流地位
(三)新聞資訊霸權:全天候的“轟炸”
(四)圖窮匕首見
四 西方傳媒如何製造思想一致?
……
五 非民主的民主
六 西方傳媒角逐國際輿論市場透視
第三部分:真實記錄歷史,但不要妖魔化
148《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爲什麽中國不敢“妖魔化“美國? >李希光
自從5年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發表後,“妖魔化”成了中美媒體、政界和學界曆久不衰的爭議話題。常有人問:“美國媒體爲什麽要妖魔化中國的形象?難道中國媒體不妖魔化美國?”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討論一下中美媒體和中美公衆是如何看待相互的形象、價值和位置、兩國媒體在報道對方的態度與視角。
美國媒體對中國長期以來是采取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美國自19世紀以來, 一直認爲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是慈善事業,做得是傳道士和救世主的工作。一方面,《馬克.波羅遊記》、中國年輕女子的小腳讓美國人激動不已,另一方面,他們發現中國人生活在一個愚昧、落後、肮髒、野蠻的文化中,需要西方人的教化。而中國人把這種施舍看成是強加的,是一種精神文化侵略,是對人格、國格的侮辱。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生前評論美國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辦學是培養“代理人”。清華大學老教授張光鬥最近指出,美國正在中國下一代中培育“汪精衛精神“。
在傳教士和救世主精神的鼓舞下,在過去十多年裏,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武裝臺灣、支持藏獨、阻止中國舉辦奧運、攔截“銀河號“貨輪、阻止中國加入WTO、不停地在中國沿海搞軍情活動,都被美國媒體視爲推動中國在價值觀和行爲准則上加入世界一體化進程的一部分,是推翻中國統治者、拯救中國人的解放事業。但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強權國家利用政治借口,阻擋中國經濟強大、阻止中華民族複興的企圖。
中國媒體對美國是一種愛恨心理。美國在中國媒體上有兩種面孔:霸權、傲慢、恃強淩弱的世界軍事帝國;科教發達、經濟繁榮、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國家。這也正是爲什麽,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一方面對北約轟炸中國使館、美國在中國家門口撞沈中國飛機怒發沖冠,並對中國政府對美國的反應軟弱無力表示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很可能一邊在網上發帖子要求嚴懲美國強盜,一邊在背托福單詞,准備去美國留學。
由于中國對美國的這樣一種矛盾心理,無論美國如何挑釁或幹涉中國內政,出于安定、團結、加入全球化進程的大局,由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對美國的報道不會強硬起來,更不敢煽動公衆的反美情緒。他們只會要求中國媒體在選取新聞事實的時候,要以中美關系大局爲重、爲增進中美友誼服務。正如一位學者說的,中國官方控制的媒體之所以不敢魔化美國,“是因爲美國對中國太重要了。”
中國領導人經常要求中美兩國媒體的新聞報道有助于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甚至友誼,而不是加深誤解。這在中國媒體上是很容易做到的,因爲中國媒體是官辦的,其作用是與黨中央、外交部保持一致。但美國媒體很難做到這一點。
美國傳媒經過選擇展現給讀者或觀衆的新聞事實是至少要滿足2方面的需求:1)增強國家的的自信和自豪感;2)滿足公衆的集體情緒。
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市場經濟擴張極大膨脹了美國的自信和自豪感。福山在《曆史的終結》中認爲,美國的政治經濟價值是人類曆史發展的頂峰。特別是以美國幹預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成功,美國感到他們有一種在全世界培育和促進美國價值的責任。美國政府有義務通過大衆傳媒在國際上推銷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相信,他們打擊伊拉克、轟炸南斯拉夫、在中國家門口偵查是在行使一種國際警察的權利,是維護國際安全、自由貿易和人權的高尚行動。
因此,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主持人JimLehrer對中國駐美大使楊潔篪的采訪變成了一場道德審判:
“美國24名機組人員今晚成了中國政府的囚犯。難道不是嗎?“
“他們難道不能自由離開中國嗎?“
“他們現在是囚犯,難道不是嗎?“
“你們要扣這些美國人多久?難道一直要等美國以某種方式道歉爲止?“
“美國已經說了,我們對這件事沒有什麽好道歉的,但是對中國飛行員的死表示遺憾。難道這對你們還不夠嗎?“
“你難道不理解美國人民對違抗飛行員的意願扣留他們的關注嗎?“
“你難道不關心今天來自華盛頓的新聞報道說,如果中國不釋放美國人,美國國會和其他各界將立法限制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在中國舉辦奧運會......."
試想,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的主持人敢這樣責問美國大使嗎?即使他有這個膽子,中國能讓他播出來嗎?
Jim Lehrer 只所以象警察審判小偷那樣采訪中國大使,正是因爲中國在美國公衆的心目中有“妖魔”這樣的陰影。Netscape在網上問:“美國該不該向中國道歉?“69%的網民說”No“。如果美國在日本家門口撞死日本飛行員,美國會對日本說不嗎?
有人不相信媒體會對中美關系産生重大影響。但是,一項調查發現,1980年(鄧小平成爲《時代》周刊的風雲人物),只有18%的美國人認爲中國是一個嚴重威脅;1989年,美國4大廣播公司播出了881分鍾的中國報道,(1988年只有64分鍾的中國報道),58%的美國人認爲中國是嚴重威脅;1999年,美國所有大報的頭版最顯著位置刊登了美國駐華大事尚幕傑被中國學生圍困在使館的照片,同時,大肆炒做李文和事件,結果,60%的美國人認爲中國是一個嚴重威脅。
由于美國主導、控制了全球媒體和國際傳播渠道,中國總是希望改變其在美國媒體的形象借以改善其國際形象。這很難實現。中國要改變形象,首先要改變美國媒體居高臨下的態度。但是,美國媒體沒有增進中美友誼的義務,它只有滿足美國公衆需求的義務。除了達賴喇嘛、李文和、法輪功、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故事外,美國公衆對中國沒有太大的興趣。
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data/2006/0226/article_171.html
外國的月亮不再圓 中國人也懶得說不
“負責任大國”成為新追求,中國正在21世紀“解妖魔化”
美國人看中國四度“變化”:70年代浪漫化﹑80年代天使化﹑90年代妖魔化﹑21世紀解妖魔化。
某种意義上,2008年北京奧運會將是中國向世人宣布,這是自己從“大國”晉升為“強國”的畢業舞會。
回到24年前,洛杉机奧運會上,中國的許海峰們、還包括中國,正睜大眼睛看著外面的世界,很在意自己的“處女秀”。國門此時剛打開不久,羊城晚報的記者蘇少泉作為中國地方媒体的代表,也在賽場与美國同行競爭。時間差讓晚報刊發了一條條振奮人心的獨家報道:女排三連冠中午實現,下午的報攤上已有了發著墨香的喜訊……
開放的風從南方吹起,外面的世界逐漸清晰。
我們不再像五六十年代稱呼“美帝國主義”,“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80年代初成了媒体的質疑;“中國會不會被開除球籍”的大爭論還沒停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廣東已隆隆走上快車道……
复關、入世、一体化、地球村……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各种各樣的新名詞炫得中國人眼花繚亂;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廣州的大學生拿著羊晚的《號外》在沙面喊著“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觀點被迅速傳播,而“中國威脅論”到現在還時不時鑽到外國媒体的版面上……
國門更開了,老廣可出外到處溜達了,自由行走了一圈發現還是中國好吃好住好玩,“外國的月亮”這時已不用注解了,20年后大家發現發展讓它成了個“偽命題”;“戰略伙伴關系”方興未艾,“負責任大國”成為新追求,中國媒体的触角伸到全世界每個角落,中國人、中國產品更是遍布全球制造著層出不窮的好新聞、坏新聞……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妖魔化中國的背后》作者李希光感慨頗深:美國人看中國30年來有四個階段———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90年代的妖魔化﹑21世紀的解妖魔化。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如此多的關注別人對她的看法”,中國便是這樣,在看別人的時候,不斷地投入到世界体系之中。技術不斷彌補中外之間的差距,中國人完整地消耗過去,而選擇性地生活在未來。
至于“球籍”?早就不是問題了。如今,我們可能更關注孔子學院何時能遍布地球。
要知道,我們在欣賞別人的時候,自己也是別人眼中的風景。記者 胡泉
http://ycwb.com/big5/ycwb/2007-07/16/content_1550831.htm
CNN們爲何“妖魔化中國”?
“那天上網,猛然看見了一張照片,描述的是發生在西藏的打砸事件。CNN信誓旦旦,一切真相都在裏面,而我漸漸卻發現,這竟是欺騙!不要以爲重複千變,謊話就會成真言。何苦挖空心思弄假成真,做人不能太CNN,你又怎麽可能讓周傑倫變成李宇春……”
在奧運聖火傳遞和西藏問題的報道中,以美歐3大傳媒爲首的西方媒體上演了令人瞠目的反華鬧劇。
“做人別太CNN”已成爲當下網絡流行語,中國人以這種黑色幽默來表達對西方一些主流媒體公然違背新聞“全面、真實、客觀、准確”的基本准則的憤怒。而傳媒界人士則認爲CNN們的失實和失態完全可以成爲新聞學基礎教科書中一個經典的反面案例。
在西方主流媒體“傲慢與偏見”的背後,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大的中國深深地刺痛了西方一些人,他們無法面對這樣的現實,這是不同的意識形態,也是不同的國家利益決定的。
西方主流媒體“唱衰中國”、“妖魔化中國”的炒作今後還會一演再演,對此我們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可以預料,中西方“媒體戰”將會愈來愈激烈。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4/20/content_8013031.htm
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西方主流媒體一貫標榜新聞的“真實”“客觀”和“公正”,而實際上,它們在報道中帶有極大的傾向性,失實和偏見報道經常發生在中國身上。例如,它們關于拉薩“3?14”事件的報道,就是一個典型的妖魔化中國的例子。到底是因爲無知所致?還是偏見使然?西方媒體的職業操守與良知又在哪裏?
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
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以及在國際舞臺上作用的日益突出,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也與日俱增,其中,部分媒體采取了平衡報道的立場,但仍有不少媒體總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中國。據統計,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方主流媒體妖魔化中國的負面報道高達60-70%。當看到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以及軍費開支增長時,它們鼓噪“中國威脅論”;當看到中國發展中出現種種問題時,又炮制出“中國崩潰論”,還有的輿論甚至懷疑中國是否有能力解決工人失業和養老等社會問題,懷疑中國是否自己有能力養活十幾億人;當看到“中國制造”滿天飛時,就開始炒作中國産品的質量問題以及食品安全問題。它們還攻擊中國人權、民主和社會政治制度,在世人印象中形成中國問題叢生,不民主的陰影。正是國際傳播中缺少真實性和帶有嚴重政治偏見的涉華報道,使中國國際形象經常遭到貶損甚至詆毀。
2008年3月中旬在我國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發生了打砸搶燒的嚴重暴力事件,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部分西方媒體欣喜若狂地抓住這一“難得”的新聞由頭,大肆渲染。部分西方報紙、電視和網站上充斥著對中國政府“鎮壓”藏人的報道,有些媒體移花接木,張冠李戴,以偏概全,誤導受衆,掀起新一輪“妖魔化中國”的鼓噪。這些西方媒體將自己打扮成道德和正義的捍衛者,置西藏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事實于不顧,反複指責中國政府“剝奪藏人宗教自由”、“滅絕西藏文化”與“武力鎮壓”。他們還將北京奧運牽扯進來,鼓吹抵制北京奧運。
3月17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法新社在各自網站上使用了一張描述一輛軍車正向兩名平民駛來的圖片,雖然CNN網站的圖片說明寫的是“藏人向軍車投擲石塊”,但圖中卻看不見類似場景。事實上,當時軍車旁有約10名暴徒在向軍車投擲石塊,只是它們未選取這種客觀描述暴徒惡行的照片。同一天,英國廣播公司(BBC)在網站上刊登題爲“藏人描述持續騷亂”的報道,所用配圖是西藏當地公安武警協助醫護人員將受傷人員送進救護車的場景。然而BBC給出的圖片說明卻寫道:“在拉薩有很多軍隊”,似乎完全沒有看到救護車上大大的“急救”二字。更不可思議的是,有的媒體還把發生在別國的事情說成是在中國拉薩發生的。美國福克斯電視臺網站刊登圖片稱,“中國軍人將藏人抗議者拉上卡車”,可圖片中出現的人物卻是印度警察;德國NTV電視臺在報道中將早先尼泊爾警察抓捕藏人抗議者說成是“發生在西藏的新事件”。此外,在西方某些媒體的報道中,還充斥著“軍事鎮壓”、“武力管制”、“藏人被殺數百人”等“妖魔化”中國的話語和字眼。
這些報道和言論對暴徒的殘暴行爲充耳不聞,對被暴徒縱火燒死的花季少女的惡劣行徑無動于衷,卻在那裏僞善地高呼“民主、自由”。它們顛倒是非的報道,正合達賴集團心意,試圖借此機會在國際上制造藏民被欺壓的假象,以博得輿論同情。從某種程度上說,部分西方媒體已經成爲達賴集團的幫凶。
西方媒體緣何妖魔化中國
在西方媒體上,任何關于中國的負面消息都有可能演化成妖魔化中國的狂潮,例如前幾年美國媒體炒作的關于中國間諜問題的“李文和案”,日本媒體報道的“毒餃子”事件、而此次西藏問題則是一次總爆發,反正在西方媒體和受衆看來,既然過去(在它們的報道中)中國政府已經是“無惡不作”了,這次也不會好到哪裏去,所以就把許多和中國不相幹的罪狀都扣到中國頭上。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麽,西方媒體爲何要妖魔化中國?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由于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的巨大差異,西方媒體和受衆絕大多數對中國的認識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或者說已經有了一種先入爲主的成見。盡管在西方對中國的報道中,像“赤色中國”這樣的詞使用頻率在減少,但它們仍然用一種奇特的眼光在看待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基于這種意識形態的偏見,西方媒體往往在報道中采取雙重標准,對其盟友的負面新聞輕描淡寫,例如同樣是發生騷亂,但西方媒體對巴黎和拉薩的報道存在天壤之別。再比如,2007年4月17日,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惡性槍擊案,導致33人死亡,案發後,在警方和校方都表示暫不公布疑犯名單的情況下,《芝加哥太陽報》僅根據槍手可能是亞洲人即把嫌疑焦點指向中國留學生,福克斯電視臺等一些媒體還對這一不負責任的言論進行了轉述。後來警方確認凶手是韓國裔學生,才洗清了中國人的嫌疑。很顯然,如果真是中國人幹的,美國媒體是不會那麽快就善罷甘休的,最終由于是自己的盟邦人士所爲,也就只從凶手的精神世界入手進行分析,換作中國人就得從民族性開始了,經過媒體的渲染,結果每個中國人都會像殺人犯。就像“李文和案”之後,在美國室驗室裏工作的中國人就好像個個都是來偷情報的。
從媒體的商業化運作角度看。爲了增加發行量或者提高收視率,西方媒體喜歡報道負面新聞,制造噱頭,即使對本國政府也絲毫不手下留情。西方媒體基于新聞商業化而發展起來的新聞價值觀,如注重突發事件、沖突、獵奇與聳人聽聞等。也許他們認爲只有通過這些聳人聽聞的標題才能夠抓住讀者的眼球,這也是市場和商業化的需要。西方許多記者都是以追逐危機爲動力的,有時“唯恐天下不亂”,個別人爲制造轟動效應,對中國的報道有時就會以偏概全,有時甚至喜歡捕風捉影,以吸引眼球。
西方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著受衆情緒,另一方面也受受衆情緒的左右。從這個角度來說,外國民衆對中國的看法也會左右新聞的基調。中國商品大量湧入國際市場,對許多西方國家的産品和勞動力市場造成沖擊,中國逐漸從一個遙遠而模糊的概念變成了具體的競爭對手。不少外國人對中國懷有戒心,甚至帶有偏見。因此,許多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對涉及人權、宗教、政治甚至文化的報道都帶有濃厚的偏見。
中國對策
西方媒體擁有廣泛的傳播網絡和大量的信息資源,其設置的議程影響力巨大。據統計,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是從以美國爲主的西方國家傳播出來的,70%以上由西方國家的跨國媒介公司傳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媒體只能作爲中轉站,對發達國家傳播出來的信息作二次傳播。互聯網也不例外。可見,西方媒體擁有國際傳播的話語權。我們雖然不能簡單地以媒體報道推斷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但是“妖魔化”中國的後果卻不可忽視。在拉薩“3?14”事件爆發後,有人評價說:“現在去問一個上小學的美國小女孩,她都會支持達賴爲自由而戰。”傳媒誤導受衆的後果實在令人擔憂。
那麽,對于西方媒體的惡意中傷,中國怎麽辦,是否應當以牙還牙,對西方也進行妖魔化,甚至發起媒體戰爭。針對西方媒體對西藏的歪曲報道,海內外中國人進行了強列反擊,海外留學生收集證據,並把它發布到網站上,同時在所在國發起和平抗議,給相關媒體造成巨大的輿論壓力,此舉已經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國內的反應也十分激烈,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以及其他的新聞媒體對西方的歪曲報道進行了澄清報道,以正視聽。因特網網民也對西方媒體的行徑進行了口誅筆伐,國內還出現了反CNN網站,專門從事揭露西方媒體的歪曲報道,同時開辟討論區。應該說,就此次事件而言,中國方面從政府層面(比如組織西方媒體記者到西藏集體采訪以及及時向外界發布相關消息)到民間層面都進行了有理、有據、有節的鬥爭,並迫使部分西方媒體對不實報道進行糾正並道歉,讓這些向以公正著稱的所謂“第四權力部門”,也不得不承認錯誤。但是西方媒體的惡意中傷對中國形象的負面影響卻是無法挽回的。
從長遠來看,西方媒體不可能改變對中國的偏見報道。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備,同時應當采取一些對策。首先我們應掌握國際輿論的主動權,要引導輿論,擺脫任由人評說的被動地位。這裏面,一要有國家實力的支持;二要有主動傳播的意識,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其次,要借助國際化媒體,進行反向的二次傳播。目前情況下,讓西方媒體轉載中國對外傳播的信息,要在語言符號和表達方式上對外接軌,讓中國聲音傳播到國際傳媒平臺。再次,追蹤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參與到世界話語體系中,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話語主導。
總的說來,近十幾年來,西方主流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對中國報道的主基調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今後中國良好國際形象的培植既有賴于國家實力的提高,也有賴于一個健康的國際輿論環境,在目前西方媒體壟斷國際輿論市場的背景下,我們應當充分利用因特網的瞬間穿透性,積極回應,讓謠言大白于天下,當然同時也需要處理和解決好自己的事情,正所謂身正不怕影子斜。
http://cirs.jlu.edu.cn/common/show.php?taskid=1&id=111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讀書小組活動紀錄表
美國媒體對中國相關的形容常常是:貪污腐化、極權主義、侵犯人權、核擴散、盜版、西藏問題、臺灣問題等等;美國媒體總是按照美國人的利益,把中國形容是一個極權的、專制的、反人權的最後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認為蘇聯已經解體,下一個就該是中國。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主題和內容都是批評美國的大眾傳媒、娛樂工業以及部份學術界人士近年以來(特別是96、97年)對中國的刻意歪曲、抹黑、醜化和妖魔化。這本書目的是非常明確的:中美關係是建立在相互的現實利益基礎上的,既不是意識形態的盟友,也不是敵人。中美之間有矛盾,有摩擦,這是國與國之間關係十分正常的現象。但在任何意義上,這種關係在目前和不遠的將來都不會演變成為象冷戰時代美蘇對峙的那種關係。這是中美兩國社會各階層的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是,作者認為美國主流傳媒和知識界總有那麼少數堅持冷戰意識形態偏見和種族主義偏見的人,在蘇聯這個「邪惡帝國」倒了以後,到處尋找新的冷戰敵手,於是炮製了「中國威脅論」。這種論點現在又有與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黃禍論」合流的傾向,本書認為對中國的強大感到恐懼和仇恨。
本書闡述:在美國的主流傳媒,一談起中國問題,除了那幾位白人權威外,出面亮相的黃面孔,多半是吳弘達這樣的「人權鬥士」。這樣高度的輿論一致,很難聽到有不同的意見,難道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應該有的正常現象嗎?作者提出作為一個美國少數民族之一的華裔的一員,他有權利和責任,在不同的場合公開表達意見,即對美國主流傳媒、娛樂業和知識界的問題提出批評。
本書作者均為中國大陸留美的學者,他們認為這不是醜化中國,而是比醜化更嚴重,是在妖魔中國(Demonizing China)! 本書以美國的價值標準,展示中國的本位觀點,來解讀美國媒體對中國的論點;作者以親身的美國經驗,提出他們的觀點與解說。
檢 討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收錄了八位中國大陸作家的文章,目的在於透過中國人的立場對美國過去以及現在對中國所做的「妖魔化」(demonize)進行揭露。不同的作者針對美國社會中不同區塊所出現的中國論述進行一場描述/解構的活動。這些不同的領域包括了新聞媒體、學術機構、電影、商業貿易、人口與糧食政策等等。
如同本書作者之一的劉康(擔任美國賓州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兼任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在序文中所表示,這本書的背景起於一種衝擊。該衝擊發生在於一群曾經對美國政治、社會感到友好且親近的中國知識份子,來到美國後卻對這個國家中無所不在的反華情節感到震驚。因而作者群認為他們有義務對這一情形做出批評,以正視聽。
故而本書的內容便是透過作者群們親身體驗的第一手資料,或是對既有的文化現象、統計資料加以詮釋,力求深刻地揭示長期為人(包括中國人與美國人)忽略的政治性生產機制。這個機制無所不在,目的是在於在美國社會中的各個層次直接或間接地製造特定的認識圖像,使得美國人的中國認識建立在悖離事實的資訊上。就整個機制的最終影響而言,可以說為美國創造了一種政治動員的能力。該能力讓美國能夠不斷地適應政治局勢的變遷,從二戰到冷戰,再由冷戰到當今的多極體系。
正如書中頻繁出現的一個看法:「美國需要為自己製造一個敵人」。這個敵人的形象與美國的政治需求緊緊相連。本書意有所指的認為,中國正是在諸多「妖魔化」的過程中逐漸成為美國的敵人。
但正如劉康所說的,這些文章意在揭露這個過程中的錯誤信念,而不在於反身替中國製造自己的敵人。他們的目的是「在當前中美關係動盪不定的時候,把重大、敏感的問題提出來」、「希望由此有助於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和理解」。然而我們也可以批判性的思考這個目的。
也許可試想,正是在「中美關係動盪不定」的時間點上,本書的意義才能突顯出來。因而我們難道不能說這本著作也具有特定的政治生產功能嗎?正如「阿帕拉契山中的對話」一章裡,當李希光與劉康兩人談到美國的輿論具有一致的反華口徑時應該採取何種反制的對策時,其實也展現了一種在客觀資訊背後的政治意圖。因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不僅是一本建立在「事實」之上的批判性著作,它同時也參與了一場已然開打的知識-權力角力戰。
http://209.85.175.104/search?q=cache:dujNKXSZf2AJ:staf.law.ntu.edu.tw/soc_study_group/961/8record_of_17panel.doc+%E5%A6%96%E9%AD%94%E5%8C%96%E4%B8%AD%E5%9C%8B%E7%9A%84%E8%83%8C%E5%BE%8C&hl=zh-TW&ct=clnk&cd=15&gl=tw
四個方面背離真實客觀的原則:(楨:反之亦然)
1. 使用概念和結論式的語言,而不是用事實說話;2. 所寫“事實”中,不僅有很多與事實不符,而且有些明顯是編造;3. 隨口胡說,背離基本新聞專業要求;4. 大量使用了新聞記者最應諱忌的誇張、武斷、情緒化的語言。本人認爲,社會科學原則上都是相同的。這四個方面違背客觀真實的現象,在史學界也普遍存在,使用概念和結論式的語言,而不是用事實說話,動輒給人戴帽子,是學術討論無法正常進行的根本原因。
第一,使用概念和結論式的語言,而不是用事實說話。新聞專業訓練中,最強調記者寫的東西必須客觀,記者只能向讀者提供事實,而不是記者自己的主觀判斷和結論。但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中,恰恰有很多這樣的語言。例如,像該書第9頁說“美國媒體有系統、有組織、有計劃地妖魔化中國”,第8頁說“美國記者一切從意識形態出發,從白人至上出發,把中國和中國人民當成他們的敵人來塑造。”第405頁說“沒有一個美國記者敢正面報道中國”,第72頁說“美國媒體在播種仇恨的種子”等等,都是主觀判斷和抽象的結論。作爲記者,這本書的作者應該提供事實,而不應該用這些空洞的概念和情緒化的結論。不能抽象地說美國媒體是“有系統有計劃有組織地妖魔化中國”,而應該寫出美國的哪一個報紙,哪一家雜志,發表了什麽樣的有關中國的報道,這篇文章怎樣不符合中國的真實,如何歪曲了中國的情況的具體事實。這樣才能讓讀者在這樣的事實陳述中自己得出“美國的媒體在妖魔化中國”這樣的結論來。而李希光等記者這種用概念和結論取代事實的做法,背離了記者首先要用事實說話的基本職業要求。這樣的武斷的語句在這本書中比比皆是。
第二,在該書列出的“事實”中,不僅有很多與事實不符,而且有些明顯是編造。例如書中第20頁說“美國媒體從來不批判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美國媒體從白人至上出發”,就明顯違背事實。因爲美國媒體在南非實行種族主義政策時,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譴責南非的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而今天美國媒體對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的批判仍然是毫不留情。美國媒體中現在有很多黑人編輯記者,這樣武斷地說美國媒體都是從白人至上出發,也是對這些黑人新聞人員的污辱。
這種與事實不符的例子書中實在太多了,再例如,該書說: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合展開對中國的攻勢,如同中國文革時的“兩報一刊”一樣。並還斬釘截鐵地斷言:“美國的媒體只有歌頌美國的自由,沒有批評美國的自由”。
我訂閱《紐約時報》已十多年,每天都讀這張報紙。在這張報紙的言論版上,幾乎每天都有評論以至批評美國政府和官員以及美國政策的文章。而《紐約時報》的七個專欄作家,他們每人每周在上面發表兩篇專欄文章,幾乎都是對美國政府各個方面的議論或批評。由於《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是傾向民主黨的左傾報紙,在目前右翼共和黨執政的現狀下,抨擊白宮的聲音更加強烈。李希光們說美國的兩家大報聯合起來攻擊中國,也可能是由中國文革時代的報紙做法而聯想出來的。事實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雖然都左傾,但卻是兩個相互競爭十分激烈的大報,他們各自隸屬不同的報業集團,各自的報道也都是獨立的,它們和中國文革時的“兩報一刊”完全是兩回事。這兩張報紙當然有批評中國政府的聲音,但他們批評美國政府更不留情。坦率地說,以我個人的閱讀經驗,《紐約時報》的很多人,對美國的仇恨(此處我用“仇恨”兩字並不誇張)一點也不亞於李希光。
而比較右傾的報紙,像《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時報》等,則在左翼民主黨的克林頓執政時,三天兩頭痛斥白宮的各項政策。所以,像李希光等人這樣把美國媒體捏成一個團,好像他們是一個整體,發出新華社、《人民日報》式樣的統一聲音,這實在是對美國左、右派媒體針鋒相對、激烈爭鬥的事實無知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第三,書中引用的很多事例都沒有出處。新聞專業訓練都要求對引用的話、援引的資料交待出處,即列出什麽人在哪裏說的、資料來源在何處。這樣既便於別人查證,也說明你的“引用”有事實根據,顯示作者對讀者負責。但《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很多引用別人的話都沒有出處。例如,該書引用說,“我的一名美國電影導演朋友貝爾”怎樣批評譴責美國。但“貝爾”顯然僅是這個人的名,他的全名是什麽,具體在哪個電影公司工作,拍了什麽電影,都沒有交代。而且,在“貝爾”的後面也沒有標上他的英文全名。中英文名字經過翻譯差別很大,你不標上你所引用的人的英文全名,隨便用一個貝爾或保爾,這個人是否存在就令人懷疑,他的話就不那麽可信。
http://www.fightersalon.net/bbs/showthread.php?t=119
另參本館<禁親中言論>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10475306/20080929061343/
陳破空:誰在製造「妖魔化」?(楨:誰比較妖?)
【大紀元10月23日訊】中共經常抱怨美國或西方「妖魔化中國」,其實際意思是「妖魔化中共」。若干御用文人甚至炮製了一本名為《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為外國媒體對中共的「負面報導」大肆叫屈。不可一世的中共,居然叫起屈來,倒是令人玩味。在中國,所有媒體,為中共一統,強行「輿論導向」,強制「正面報導」,把個禍國殃民的中共,塑造成一貫的「偉大光榮正確」。對照之下,西方媒體披露真實的中共,報導真實的中國,自然不如中共的意。
西方民主國家,言論自由,新聞獨立。媒體的權威,就在於其客觀性和公正性。媒體必須守法,但並不受政府左右;而且,各大媒體,競爭激烈,針對同一事件,往往發出不同聲音。換言之,西方媒體,百花齊放。即便有傾向,也是不同的傾向,至少有比較。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妖魔化」中國或中共,幾乎不可能。
真正製造「妖魔化」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它妖魔化美國,妖魔化西方,妖魔化台灣,將文明國度,描繪為「水深火熱」、「亂象紛呈」;甚至妖魔化自己的同胞——所有批評它的國人。在這方面,其精挑細選、斷章取義、編造歪曲、尖酸刻薄、與惡毒咒罵,無所不用其極。「文革」語言,沿用至今。
中共對待媒體,從來持雙重標準。一方面,利用海外的民主空間,派出官方媒體,到他國扎根,宣傳自己,隨心所欲;另一方面,決不允許他國媒體到中國立足。到後來,中共甚至乾脆規定:外國媒體在中國的報導,要經中共的新華社審核,以新華社的報導為準。惡霸嘴臉,等於向整個文明世界挑戰
http://news.epochtimes.com/b5/6/10/23/n14958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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