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格勞巴德，基爾柏特編著《當代史學研究》（台北：明文，1982）之台譯西方當代史學早於陸譯、後又衰，可知台先發後至。
管它先來後到，反正我又非台「死」（屎？史？）學界中人，還是來看《當代史學研究》有何特色：
《當代史學研究》編者有感於當代人歷史興趣的衰退以及警覺到歷史研究本身的素材、方法以及性質的變遷，試圖從這些角度來檢討當今史學研究，把各種「歷史」如：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政治史、心理學史、考古學、口述歷史等分門別類，請專家為文探討。本書中有些文章相當抽象，例如「量化歷史」、「經濟史與經濟理論」等均是；有些則平實流暢，立論明顯易曉，例如「地方史」、「軍事史」、「見證歷史辯」等篇即是。
「量化歷史」相當抽象嗎？是的！連曾是東海經濟系高材生的阿楨台長也常有看沒懂。
是嗎？那我就補貼些專文供外行人聞香一下：
計量史學
計量史學在本世紀60、70年代風靡歐美各國，後來又波及了整個世界，它最大的特征就是運用自然科學中數學方法對曆史資料進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數量關系，定性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性質，傳統史學實際上就是運用定性的方法。因此，計量史學出現的本身就是對傳統史學的否定。
計量史學在西方大約萌芽于19世紀末，這主要是受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統計學的發展，1851年在歐洲召開了第一次國際性統計學會議，19世紀90年代又成立了國際統計學會；二是統計學開始廣泛應用于經濟研究領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
1882年，德國學者伊納馬•斯坦格發表了一篇論文叫做《曆史與統計學》，這是最早的關于計量史學的著作。從此以後，越來越多的曆史學家開始進行曆史計量研究的嘗試，特別是20世紀上半期的法國年鑒學派起了突出的作用。
50年代以後，計量史學的研究重心從歐洲轉向北美，應用範圍也從經濟史和人口史擴大到政治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等領域。電子計算機成爲曆史計量研究的主要手段。曆史計量研究的方法也日趨複雜，從一般的描述性統計過渡到相關分析、回歸方程、趨勢推論、意義度量、線型規劃、動態數列、超幾何分布、投人産出分析、因子分析、馬爾科夫鏈等數學模型、模糊數學，還有博奔論和對策論、曲線拓撲理論等。在計量數學的基礎上，形成一系列新的曆史分支學科，如新經濟史、新政治史、新人口史、新社會史等等。
計量史學最近幾十年在西方各國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美國發展最快。
1958年，康拉德和邁耶合作出版的《內戰前南部奴隸制經濟學》被認爲是美國計量史學的第一部代表作，隨後出現了一大批專門從事曆史計量研究的計量史學家。這些史學家往往鼓吹科學的曆史學，同社會科學關系密切，大都自稱爲“社會科學史學家”，1975年還專門成立了“社會科學曆史學會”。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當代最有聲望的計量史學家大都生活在美國，如L•本森、M•柯蒂、R•富格爾、C•蒂利等，他們的著作都具有相當的水平。
美國計量史學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注重曆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如60年代初，密執安大學成立了一個美國政治史資料庫，利用電子計算機貯存了所有關于美國總統、州長和議會選舉的檔案材料。1963年，美國曆史協會成立了一個“曆史計量資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僅收集美國的計量資料，而且收集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計量資料。1972年，它還組織出版了10卷本的《計量史學研究叢書》，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
在法國，計量史學主要以年鑒學派爲中心展開，60年代中期以後，計量方法已成爲年鑒學派治學的主要手段。在聯邦德國，70年代成立了一個“曆史與社會學研究計量與方法協會”（簡稱QUANTUM）。英國的計量史學則主要受美國影響，1964年成立了一個以計量研究爲主的“劍橋人口與社會結構史研究小組”；1972年，英國史學家R•弗拉特出版了《曆史學家計量方法導論》，被列爲目前國際計量史學的經典性著作。
80年代以後，計量史學的國際合作逐漸加強，美國、蘇聯、法國等國的計量史學家在80年代初聯合成立了“曆史學應用計量方法國際委員會”，每隔一、二年便召開一次國際討論會。計量史學的理論研究得到重視，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探討曆史研究是否采用計量方法的問題，而是去探討采用什麽樣的計量方法、怎樣應用計量方法、計量方法導致什麽樣的結果這一類問題。還有一些曆史學家開始從哲學和邏輯學的角度去分析曆史計量方法的實質和作用。計量史學進一步普及，計算機已成爲歐美曆史學家不可缺少的工具，電腦的應用和高等數學也成爲高校曆史系學生的基礎訓練。
計量史學一個顯著作用是促使曆史研究走向精密化。西方傳統史學的缺陷之一，就是用一種模糊的語言解釋曆史，曆史學家往往隨意抽出一些史料來證明自己的結論，這樣得出的結論往往是片面的，計量史學則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這種偏差。
另外，計量史學也使許多傳統的看法得到檢驗和修正。最近幾十年，計量方法的應用已使大部分美國史得到了重新解釋。過去一般認爲內戰前美國南方的居民主要分爲黑人奴隸、白種窮人和種植園主三個階層。通過計量分析，人們發現這不符合實際情況，當時除上述三個階層外，還存在著大量的既不是窮人、又不是種植園主的白人平民。
計量研究還使曆史學家發現了許多傳統定性研究難以發現的東西。過去史學界對18世紀北美的經濟狀況和階級狀況一直不太清楚，後來一些學者用計量方法分析了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北美地區的稅收情況，結果比較清楚地描繪出了這一時期北美的歐洲移民中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計
量史學還進一步加深了對曆史的認識。關于農民起義問題，過去人們往往只注重農民起義的口號和一些有關的史料，而計量史學家則全面研究農民起義的規模和頻率、農民起義者的類型和職業以及谷物收成、氣候變化等等，避免了把農民戰爭的原因簡單化和公式化。
計量史學還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由于采用了計量分析，曆史學家更多地把目光轉向了下層人民群衆，轉向了物質生活和生産領域，轉向了家庭史、婦女史、社區史、人口史、城市史等專門史。
另外，曆史資料的來源也更加廣泛，像遺囑、死亡證明、法院審判記錄、選票、民意測驗等等，都成爲計量分析的對象。計算機在貯存和處理資料方面擁有極大優勢，提高了曆史研究的效率，這也是計量史學在西方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
總之，計量史學的迅速發展反映了當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融合的趨勢，但計量史學的應用目前仍存在種種問題。
首先，計量史學具有一定的適用範圍，它只涉及曆史現象中量的方面，只是從數量關系上幫助揭示事物的性質，並不能代替全部曆史研究。對人的心理和思想研究，計量史學往往是無能爲力的，因爲精神的東西很難用數量關系來精確地加以概括、70年代後，在美國出現了一批計量史學家，專門研究美國的黑人奴隸制，在黑人家庭結構、飲食、衛生和健康狀況等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曾被認爲是美國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之一。但他們的著作對黑人以及白人奴隸主的文化和心理狀況卻沒有涉及，因爲這方面的資料根本就無法進行計量分析，因此，在對黑人奴隸制的總體認識上，他們往往是片面的，甚至得出了荒謬的結論。另外，計量化的方法在解答“什麽“和“如何”的問題上是成功的，但在“爲什麽”的問題上往往不那麽得心應手，所以有人提出，計量史學的作用被過分誇大，它的成果還沒有二十、三十年前所估計得那麽大。
其次，計量方法不能單獨應用，必須同其他的曆史研究方法相結合。如果單純依靠計量方法，就會把豐富和生動的曆史變成一堆枯燥無味的公式，妨礙曆史學家表現才華，降低曆史著作的可讀性。已經有許多曆史學家開始指責計量史學把曆史學家變成了簡單的計算機操作工人，破壞了曆史學的社會效益。所以，70年代中期以後，在西方出現了所謂“敘事史複興”，這本身就是對計量史學的一種反動。
第三，計量史學不可能完全排除曆史學家的主觀因素，以不同理論作指導的曆史學家會從不同角度選取自己所需要的史料。1974年，美國波士頓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苦難的時代：美國黑人奴隸制經濟蔔書。全書列出了大量統計圖表和計算公式，並對史料進行了複雜的量化處理，但最後卻得出結論說，1860年美國南方奴隸制農業經濟效益比北方資本主義雇工農場高35％，奴隸可以獲得其勞動收入的 90％，他們享受的物質待遇和生活條件也比北方工人優越，而南方的奴隸主都是具有高尚道德和充滿人性的人。這一結論是嚴重違背事實的，究其原因，就是作者在史料選擇上做了手腳。
第四，計量史學還存在大量尚未解決的理論和技術問題，比較突出的技術問題是研究成果的不可檢驗性。計量史學家往往用功率很大的大型電子計算機對收集起來的大批數據資料進行處理，涉及非常高深的數學原理和公式運用，在每個環節上都可能出現數據是否充分和可靠、重要的證據是否被遺漏、程序的編制是否正確等問題，從事這項研究的曆史學家是否都受過足夠的數學訓練也很值得懷疑，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錯誤，而這些錯誤又是無法發現的，因爲他們使用的論據並不反映在出版物的腳注上而是貯存在計算機的磁盤上，一般曆史學家也根本沒有興趣對這樣高深的曆史著作進行檢驗。
因此，計量史學在曆史研究中究竟應當占有什麽樣的地位，計量方法和傳統敘事方法如何有機結合起來，這些都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27.html
數理經濟學派
數理經濟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個主張用數學符號和方法來表述邊際效用經濟學的數理邊際效用學派。數理經濟學派的英國主要代表是威廉?斯坦萊?傑文斯（1835～1882），數理經濟學派主要派別是以瓦爾拉、帕累托爲代表的洛桑學派。
19世紀70年代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流派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瓦爾拉，意大利的帕累托以及英國的傑文斯。主張用數學符號和數學方法來研究、論證和表述經濟現象及其相互依存關系，認爲數理方法是研究經濟學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
法國的瓦爾拉在1874年出版的《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一書中，以邊際效用價值論爲基礎，考察了市場上所有商品的供給、需求和價格相互依存、相互制約，達到均衡狀態的價格決定過程，創建了一般均衡論的理論體系。帕累托1906年出版《政治經濟學教程》一書，在序數效用論的基礎上，借助序數效用指數和“無差異曲線”等概念，論證了一般均衡理論。傑文斯在187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利用導數表述邊際效用概念，借助數學推理論證了兩種商品之間交換的均衡價格是怎樣決定的。一般認爲，數理經濟學派對經濟現象的質的分析是薄弱的。
數理經濟學派的崛起
古諾與數理經濟學派
安東尼?奧古斯丁?古諾(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是第一位打入經濟學界的真正數學家。1833年，古諾開始出任法國裏昂大學的數學教授，還曾擔任過數學學院的院長職務。他有兩位幾個世紀前是、再過幾個世紀之後仍然是大名鼎鼎的數學家老師，一位是拉普拉斯(Laplace)，另一位是泊松(Poisson)。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寫的是概率論，而接下來馬上就將研究對象由數學轉移到了經濟領域，並運用其嫻熟的數學分析方法于1838年寫出了他的第一本經濟類學術專著《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Recherches sur 1es principes mathematiques de 1a theorie des richesses)。
這是一本研究水平極高的著作，超越了當時研究經濟學的學者的普遍水平，又加之是法文版，因此，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但一經人們發現，便一致被推崇爲數理經濟學派的先驅者。至于是被哪一位經濟學家先發現的，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直到英國的傑文斯最終發現了這本古諾的著作，並將其介紹給了同行們；另有一說是其法國同胞、且其父與古諾同年同窗同名又幾乎同教名的勒翁?瓦爾拉斯在成名之後，將古諾的早年著作向大家作了介紹。
數理經濟學派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幾乎所有的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都有著不易跨越的鴻溝。一般而言，所有的經濟理論特別是數理經濟學理論，都會設定許多的前提條件，理論與模型都是在這些前提條件之下展開的。不同的前提條件代表著研究者認識事物的不同角度、研究對象的不同側重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因而也就會導出不同的結論和結果。
這正是數理經濟學派飽受攻擊的地方，因爲有許多的理論的前提條件與現實都存在著明顯的出入。然而，經濟學研究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取得進步。先是假設一些嚴格的條件，得出應用性較差的較強的結論；然後逐一地將條件減弱再得出應用性較好的較弱的結論。
當布萊克(Frisch Black)和肖斯(Myron Scholes)提出他們在現代金融理論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期權定價理論時，也是包含著許多後來被逐一取消的假設的，例如：歐洲式期權、選擇買權、期間無除息、期間無除權、股票價格遵從正態分布等等。而他們又是在取消了巴奇勒(Louis Bachelier)有關零利率、股票價格允許爲負值等不現實的假設之後推出結論的。
數理經濟學的理論一般都被認定爲是與數學模型密切相關的，而這種用數學模型來推理經濟行爲的方法到目前爲止，已經日益地被人們所接受，這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情況就可以得到很直接的驗證。
數理經濟學派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969-1999年，31年之中諾貝爾經濟學獎總共頒發給44位經濟學家，這包括在1990年和1994年分別同時授予了3位經濟學家，而在1969年、1972年、1974年、1975年、1977年、1979年、1993年、1996年和1997年則分別同時授予了2位經濟學家。
在全部這些獲獎者的名單中，有九成左右的獲獎者都是因爲他們能熟練使用各種數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學而獲獎的。計量經濟學、統計學、常微分方程及方程組、偏微分方程及方程組、差分方程及方程組、線性規劃、最優規劃、投入産出、控制論、不動點理論、集合論、拓撲學、泛函分析、集值映射、微分幾何、群論、代數學、概率統計、隨機過程、博弈論等等，許多魅力四射的數學理論都被逐漸應用到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中。
除了那些從獲獎內容上可以明確看出包括有許多數學理論和方法的獲獎者之外，也的確有幾位看起來似乎與數量經濟學或者說是數理經濟理論無關的經濟學家，甚至直到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也仍然沒有馬上就獲得主流經濟學家或者說是正統經濟學家們的承認。
例如，曾獲得過美國心理學卓越貢獻獎和計算機科學獎的西蒙(Herbent Alexander Simon)，就是一位非正統的經濟學家，現代管理學的發展得益于西蒙的貢獻，特別是他的現代企業決策理論。但是，西蒙博學多才的天性使其在用互相協調的決策人代替傳統管理理論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家時，在建立關于“有限度理性”這一解決人類行爲問題的模型時，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應用了許多數學、統計學與邏輯學的內容，這是他最終能榮贋諾貝爾經濟學大獎的主要原因。
發展經濟學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被稱爲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架橋者，同時也被普遍認爲是第一位不用數學方法而研究經濟學的諾貝爾獲獎者。看起來似乎他所獲獎的理論會與數學模型無關，其實正好相反。他之所以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大獎，是因爲他在公共選擇理論領域裏面所做出的貢獻，而沒有相當深厚的數學修養是不可能進入該研究領域深層次的。
還有新制度學派的開山鼻祖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獎評委拉思?魏林教授這樣評論到：“基礎經濟學不得不因此而改觀，管理經濟學找到了新的支點，經濟史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推動力，一門新的學科—法律經濟學，在經濟學和法律學的交叉地帶應運而生，傳統的法學開始動搖了。”也許這是人們認爲他是繼布坎南之後第二位不因數學方法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的原因，但殊不知，科斯在二戰期間曾被借調進政府做過大量的戰時統計工作，而此前在倫敦經濟學院科斯主要講授的課程是公共選擇理論，在該領域大量的數學理論魅力四射，這也是他最終能提出“交易成本”的基礎所在。
而被稱爲非經濟學領域的經濟學家貝克爾(Gary Stanley Becker)，作爲“現代貨幣數量論之父”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學生，也是借助其熟練的數學方法而“將微觀經濟分析領域擴大到包括非市場行爲的人類行爲和相互作用的廣闊領域”從而榮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在兩位惟一是以史學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福格爾(Robert Fogel)和諾思(Douglass North)中，Fogel主張用數量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史而被稱爲“新經濟史學派”的創始人，而且有兩位數學功底非常不錯的鼎鼎大名的老師，都曾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位是作爲管制經濟學先驅的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另一位是號稱“經驗統計學之父”的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而North也被稱爲“新經濟史學派”的執牛耳者，而且是新制度經濟學派中制度變遷理論的傑出代表。特別是他以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爲依據所提出的全新的經濟增長理論，使其在“新增長理論”的發展中也占據了一席之地，大量使用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文章說明了他的實力。
蘇聯的數理經濟學派
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創始人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康托羅維奇。他1939年提出爲企業生産尋找最佳的資源分配方案的主張。1945年寫成了《經濟資源的最優利用》一書，這是數理經濟學的萌芽之作。1959年康托羅維奇發展了這本書中提出的思想，由此開始形成一個學派。該學派主張把數學方法運用于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發展和生産目的的實現過程，使社會主義的計劃更有科學依據；主張用最小的數量的資源産出耗費最小、能更大程度地滿足消費者需要的産品；同時，承認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和不可替代性，認爲沒有這兩個概念就不會有資源的有效配置，經濟學本身也就沒有必要存在；資源的有限性，意味著生産發展所需要的人、財、物力也相對有限，因此，必須把有限資源用于最迫切的産品的生産；要用這些有限的資源生産更多的産品，就應該對多種方案進行選擇，並訂出合理的價格政策。20世紀60年代後期建立了蘇聯科學院數理經濟研究所。70年代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最優運行理論。代表人物除康托羅維奇外，還有費多連科、沙塔林、彼得拉科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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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制度）經濟學概述
憲政經濟學(Co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經濟學方法在憲法領域的推進，側重的是憲法規則的經濟學分析。憲政經濟學是分析憲法和憲政的經濟後果的經濟學。它著重研究在社會共同生活中制約和影響經濟和政治行爲者的規則的性質，憲政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政府悖論”，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甚至推動，即政府的存在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政府又常常成爲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在這一問題的背後是權力與權利的博弈，是政治與經濟的沖突，是政府對市場的侵犯。
憲政經濟學的産生與發展
“憲政經濟學”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由理查德?麥肯齊編輯的《憲政經濟學：包含政府的經濟權力》的論文集中。
憲政經濟學相對來說是一個較爲年輕的經濟學分支，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不少偉大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例如：斯賓諾莎、休漠等人都是憲政經濟學的先驅，但他們的工作存在很大不足：
(1)對政治分析與道德分析未加仔細的區分；
2)沒有給個人利益和理性選擇足夠的重視；
(3）對政治憲法的 “總體”和“邊際”解釋上的差異未加區分；
（4)沒有詳細區分私人行爲與集體行動的領域。
而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和代表人之一,立憲經濟學理論創始人和代表人物—布坎南推出了他的《憲政經濟學》,布坎南認爲亞當?斯密運用了比較制度分析的方法進行過憲政經濟學研究。之後，威克塞爾在其論述財政理論的基本著作《財政理論研究》中提出，要注意規則的重要性，改革的努力必須放在改變那些約束決策制定的規則上，而不是放在通過對行爲者的行爲施加影響來改變預期結果之上。
在布坎南對麥肯齊首次提出的憲政經濟學的概念進行重新闡釋之後，20世紀70年代之後，在公共選擇學派、法經濟學派、新經濟史學派、奧地利學派等學者的努力下，憲政經濟學取得了長足發展，從規範與實證兩個層面，對經濟理淪本身、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洗轉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範式，積累了大量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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