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邦的「左利」果然不適於「資右」，對比《革命的年代》（1789-1848）、聚焦於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的“雙元革命”，《資本的年代》（1848-1875）寫得就有點像資本主義的文化史了，泛論資本的年代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藝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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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那你得了解左霍的生平：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年出生于埃及亞曆山大城的猶太後裔，母親則來自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中歐。1919年舉家遷往維也納，1931年徙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在受創至深的德奧兩國度過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權而轉赴英國，完成中學教育，並進入劍橋大學學習曆史。1947年升任高級講師，1978年取得該校經濟和社會史教授頭銜，1982年退休。之後大部分時間任教于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是該院政治及社會史榮譽教授。
霍氏是英國著名的左派史家，自十四歲于柏林加入共産黨後，迄今未曾脫離。就讀劍橋大學期間，霍氏是共産黨內的活躍分子，與威廉士、湯普森等馬派學生交往甚密；在一九五二年麥卡錫白色恐怖氣焰正盛之時，更與希爾等人創辦著名的新左史學期刊《過去與現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背景雖令霍氏的教職生涯進展艱辛，但卻使他與國際社會間有著更廣泛的接觸經驗及更多的研究機會，從而建立了他在國際上的崇高聲譽。
霍氏的研究時期以十九世紀爲主，並延伸及十七、十八和二十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廣至拉丁美洲。除專業領域外，霍氏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曆史學、社會學理論，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影響學界甚巨；而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一般閱聽大衆。
如《新左評論》名編輯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的兼具了知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豐，先後計有14部以上專著問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盜匪》、《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爵士風情》等書。
霍布斯邦：一個爵士化的左派
政治信念，尤其是左派信念，是不是像雷蒙‧阿隆所斥，只是一種“知識分子的鴉片”呢？許多自由派思想家往往低估了作爲一個左派的隱秘而牢固的心理根源——爲無産者請命、爲弱勢群體呐喊、爲小人物代言、進而爲那些“無命運者”書寫一種命運，這不僅僅是作爲一種“主義”，而且更重要的，是作爲一種個人情結和信仰被天然合理化。左派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就是一個例證。
霍布斯邦恐怕是當今名頭最響的左派史家了。因他史筆恢宏，人送他一諢號，喚作“左派雄獅”。但今日依然健在的他其實是一糟老頭，瘦矍，大鼻子，大黑框眼睛，相貌酷似影人伍迪‧艾倫。和伍迪‧艾倫一樣，他也是猶太後裔，而且酷愛爵士樂。
在“十九世紀三部曲”之三的《帝國的年代》一書開頭，霍布斯邦熱情回憶了雙親的相識。“日不落帝國”在埃及的統治，成就了一位維也納富家女子和一位來自倫敦的俄國猶太後裔的男子的姻緣。一九一七年，霍布斯邦在埃及出生。不幸的是，雙親很快早逝，伯林的叔叔收養了他。也許是因爲猶太血統，或者一口英語，或者生活上的經濟困難，或者更直接的就是希特勒的上臺，少年時的霍布斯邦對共産主義一見鍾情。十四歲入黨，曆經冷戰、斯大林主義，任憑共産主義運動潮起潮落，他獨矢志不渝，巋然不動。這種固執，甚至到了不顧非議，對斯大林極權統治加以默認的程度。這種執著該作何解釋呢？一個孤兒、一個無根的猶太後裔、一個倫敦上層的局外人內心天然湧動的反資産階級意識嗎？
在其氣勢恢宏的大手筆“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以及《帝國的年代》（1875-1914））中，霍布斯邦的確是以這樣一種“寫意”的方式，宣告了資産階級世紀的盛極而衰、自由主義的世界體系的必然崩潰。就基本內容而言，霍布斯邦對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發展脈絡的描繪，顯然並沒有越過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範圍。
資本主義在“革命的年代”登上曆史舞臺，在“資本的年代”自由擴張，在“帝國的年代”陷入壟斷性競爭，最終導致二十世紀——也就是霍布斯邦所說的“極端的年代”——的兩次世界性大戰。
值得注意的，倒是霍布斯邦對十九世紀曆史的寫法。正如“三部曲”扉頁上所言，“知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和哀怨動人的浪漫情懷的完美結合，訴說了十九世紀的難忘故事”，這種在寫實中融入寫意、在“大曆史”中穿插細筆的曆史表達法，並非霍氏獨創，但在左派的曆史書寫中，也可謂獨樹一幟。
尤其是《革命的年代》一書，是“三部曲”中寫得最有趣最飛揚的一部。在談法國民衆攻占巴士底獄所帶來的影響時，霍布斯邦舉的例子是哲學家康德作息時間的改變；他認爲“法國大革命的結果是巴爾紮克的時代取代了杜巴裏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的時代”；在他看來，拿破侖“作爲單獨的個人，他似乎向四周擴散了一種偉大的意識。……他還是十八世紀的文明人、理性主義者。他好奇、開明，但身上也有足夠的盧梭信徒氣質，……他是從事革命和帶來穩定的人，……他是每一個與傳統決裂的人夢想成爲的人物”。這種彌漫的革命浪漫精神和烏托邦情結，甚至使霍布斯邦從資産階級革命者的身上也看到了無産階級革命者造反的身影。
爲資産階級撰史，並不是霍布斯邦的意圖所在，或者說，他通過資産階級的反史想表達的只是無産階級的正史。“十九世紀”毫無疑問是資産階級的世紀，但它注定無法自我定義，只有通過無産階級它才能得到注解。當“雙元革命”開啓資産階級的曆史時，也就同時開啓了無産階級的曆史，擺在無産階級面前的命運要么是爭取成爲資産階級，要么讓自己忍受折磨，要么就是造反。
而“造反”，成了霍布斯邦的左派情結所在。在那些“原始的叛亂”、那些“盜匪”身上，霍布斯邦看到了無産階級革命者的原型。甚至，在爵士樂上，他也同樣挖掘出了無産階級因素。在他另外一部著作《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樂》中，他如同描述一場勞工運動一樣描述爵士樂浪潮——“爵士樂是十九世紀末從西方工業社會的平民（主要是城市平民的）環境中湧現出來的多種新興文化藝術創作之一。它們最可能的滋生地是那些大城市中的娛樂業街區所固有的特殊化的流氓無産者環境，隨之而來的是它們特定的亞文化，獨特的男性女性的固定模式，服裝——以及音樂。……英國的爵士樂有一個非常廣泛的大衆基礎，因爲它空前龐大的工人階級已經發展出了一種對于歐洲來說是惟一可辨認的、城市化的、非傳統的生活方式。”
霍布斯邦的左派，是一個爵士化的左派，充滿著即興、賤民和理想的色彩。在“十九世紀三部曲”的“序言”中，霍布斯邦一再強調他的書是寫給“有一定理論素養、受過教育、有一定學識的公民”看的，實際上也就是寫給新無産階級看的。因此他強調高度通俗化，漫說口吻，大曆史，理想氣質——霍布斯邦的這種曆史寫法，很容易讓人想到那位大象風格的曆史寫家房龍，但是霍布斯邦在曆史中灌注的不是自由主義的人文信念，而是共産主義信念。正如他在“三部曲”結尾所認定的那樣，順著進步之路邁向烏托邦理想境界，是十九世紀的基本精神，“資産階級希望通過自由主義的進步，達到一個在物質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皆無窮進步的時代。無産階級或自命代言人，則企盼經由革命進入這樣的時代。” 對共産主義者而言，這是馬克思主義所賦予的一項重要的承諾。而表達這個承諾甚至比實現這個承諾更爲緊迫。
一九九八年，在爲紀念“《共産黨宣言》出版150周年”而新出版的《共産黨宣言》的“導言“裏，霍布斯邦如此評價這部無産階級“聖經”——“面對這份震撼人心的小冊子所呈現的熱情信念、精准簡潔的論述、強烈的知識與風格魅力，新讀者幾乎很難不爲之心折”。顯然，這幾乎就是霍布斯邦在“十九世紀三部曲”裏所夢寐以求的左派風格的最佳闡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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