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之辨」與文化中心主義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別、「華夷之防」，是儒家「春秋大一統」的理論支柱之一。在華夷之辨的影響下，中國開始發展其民族主義。然而，傳統中國的民族主義可說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與現代的國家主權、激進民族主義有著根本的不同。儒家的華、夷之分並非根據其血緣種族或所居之地域，相反，是根據其文明的程度，以其禮樂、義作為區分華、夷的準則。因此，華夷的地位可以互換，夷狄而可以化，是夷狄可以進為華夏。相反，華夏僭亂，亦可以退為夷狄。由此可見，「華夷之辨」其實是一種文化中心主義，以華夏優越的文化為中心，不斷把周邊、外來文化同化。是以中國能包容如此多之少數民族，受異族統治而無亡國之虞，並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集團。
華夷民族的淵源
對中華民族的形成，費考通認為：「距今3000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進入了這個核心。他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
據先秦文獻記載的傳說與夏、商、周的立都範圍，漢族的遠古先民大體以西起隴山、東至泰山的黃河中、下游為主要活動地區。主要分布在這一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這兩類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認為即漢族遠古先民的文化遺存。歷史傳說還表明，漢族遠古先民包括來自羌、夷、黎等氏族部落集團的人。
到了商、周時，華夷之辨仍不甚嚴謹。商王的祖先本是東夷，周王自稱其先民為夏人的一支，雜居於戎、狄之間，與羌人關系密切。他們都自認為黃帝為祖先，而實際上卻是來自不同部落集團的人，經過漫長歷史年代的接近、交往、鬥爭和融合，而形成一個共同的族體。到了西周時，己出現華、夏單稱或華夏連稱的族名，以與蠻、夷、戎、狄相區別。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進入一個華夏族與四鄰地區的蠻夷戎狄等族的民族大融合的新時期。《公羊傳》把整個社會分成兩大文化集團：夷狄與諸夏。春秋之世，南夷與北狄交侵。自平王東遷，一直到狄滅邢、衛，戎狄的勢力逐步東漸，威脅到周人的生存。對於這時的夷狄，《左傳》「蠻夷戎狄」連稱，《公羊傳》、《穀梁傳》「夷狄」連稱，足以說明三傳把戎狄置於與夷相同的地位上，並與華夏民族成對立之勢。管仲、齊桓公的「尊王攘夷」及《公羊傳》的「夷夏之別」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上提出來的。
華夷之辨的提出
由以上的華夏民族發展概況來看，嚴華夷之辨應該是發生於春秋時代。在春秋之前，遠古先民仍然是以部落群居為主，並以共主制度處理部落之間的事務。後來人口增多、部落壯大，漸漸進入夏、商、周的時代。在這些時代，華夷雜處，雖然以夏商族為主的文明程度較高，但文化上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逐無華夷之嚴格分辨。周王朝初期的文化程度很低，所以對商朝的祖先祟拜等制度都承襲下來。 但自從周公制禮作樂，推行封建制度後，華夷的文明程度便開始有明顯的分別。周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及井田制等，其文化連孔子都贊同：「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相反，夷狄的文化卻沒有多大的進步，尚處在「不火食」、「不粒食」、「披發左衽」、「斷發文身」、「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以臣妾為殉」 的落後狀態。這些文化上的高低，成了「華夷之辨」提出的基礎。
首先提出華夷之別的是管仲及齊桓公。他們在中原爭霸時以「尊王攘夷」為口號。
然而當時他們大概只針對霸業出發，確立華夷之辨及影響後世深遠的卻是儒家的始創者孔子。孔子盛贊齊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稱其「正而不譎」；高度評價管仲佐齊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孔子對他們在「中國不絕若線」之時，攘除夷狄，挽救了中國，免使中國淪為夷狄，以之為王者之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後世遂以此為目標，嚴華夷之別。劉師培先生攘書夷裔篇曰：「自孔子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而華夷之防，百世垂為定則。」
華夷之辨乃文化之辨
然而，這種華夷之辨並非一種血統、種族又或是姓氏上的分別，和歐洲以民族為分界線、國界是有所不同的。如上所述，中國古代的四夷與諸夏的界線本來很模糊。到了嚴華夷之別時，所用的標準，如錢穆說，不是血統而是文化。 金耀基亦謂：「中國是一個國家，但它不同於近代的民族國家(national-state)，它是一個以文化，而非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或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
我們也可從孔子的說話瞧到端倪。孔子認為夷夏可以互相轉化正是最好的例子，去證明儒家的華夷之別並非狹隘地以血統種族去區分，而是以文化去區分。據台灣蔡學海考證，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中，子游、狄黑、左人郢、公孫龍、任不齊、秦商、秦祖、壤泗赤等皆為夷狄之人。 以孔子這樣嚴守華夷之別的人，如果說他是以民族血統作為標準的話，那麼他的弟子中有夷狄之人便說不通了。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論語‧子罕》又記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注說：「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由此可見，孔子是相信夷狄與華夏文化是可以相容的。夷狄可以化，是夷狄可以進為華夏。相反，華夏僭亂，亦可以退為夷狄。華夏、夷狄是可變的。 孔子把禮樂作為區分華夷的標準，講究禮義德行的就是文明人，就是華夏之族；不遵循禮義德行的就是野蠻人，就是蠻夷戎狄之裔，這是孔子所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的意思。杞國國君以夷禮去拜見諸夏的魯國，被貶為「夷」。後來杞國以周禮朝魯，則得稱為「諸夏」。又如驪戎雖是周天子的同姓，但由於不行周禮被稱為「諸戎」。 楚、秦、吳越等都曾被稱為蠻夷，後來也因其禮義文明程度的提升，改被稱為諸夏。
華夷之辨與文化中心主義之關係
在弄清華夷之辨實乃文化之辨，而非種族之辨後，我們便可知道中華民族多年來對外族都是以這個文化中心主義為軸心，不斷把周邊、外來的文化吸收、同化。華夷之辨其實是一種文化中心主義，與儒家大一統的觀念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當時以禮樂、仁德為主要內涵的華夏文明，本身已超越在其他同時期的文明之上。在孔子提出華夷之辨後，更令諸夏間的人民產生了一種文化的優越感，提供了一種向心力，凝聚起各地人民的歸屬感，提供了華夏民族民族意識的起源，令諸夏的人民有一種共享的文化認同，為日後的大一統建立起最基本的意識。故左傳云「諸夏親匿，不可棄也。」 而夷狄雖然處於一個被鄙夷、排斥的位置，但孔子提倡的夷狄亦可進為華夏這一個概念，使華夏文明對周圍少數民族產生了強烈吸引力、征服力和同化力，促進了這些民族對華夏文明的向往和仿效，從而增進了國內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 這些漢化過程在中國歷史中屬見不鮮，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滿清等比比皆是。
孔子這種試圖以華夏先進文化為基礎，實現民族大一統的思想，即為後來漢代儒家公羊學派所發展，並成為我國傳統思想的重要內容。《公羊解詁》：「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楚為夷狄，但修聘禮，慕王化，故能「進之」、「稱人」。由此可見，儒學者十分強調這種華夏文化把周邊文化同化，進而達成大一統的目的。這正是文化中心主義對外吸納的方式，這模式自春秋到清甚至現代一直存在於中華民族之間，當中有利亦有弊，影響著中華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心態及對待方式。
除了對外來文化的拉扯力外，文化中心主義也起著保護周文化─禮樂文化的純正的作用，其實這也就是儒家提倡的文化。夷狄既可進為華夏，華夏如不仁的話亦可退為夷狄，對華夏人民起著警惕的作用。華夷之辨正好用以保持華夏文化中心的純正，然後才可對外吸納而不被反吸納，故有文化中心主義之稱。
文化中心主義在歷代的影響力
在春秋時代，管仲及齊桓公率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是為華夷之辨的開始。然而這裡的華夷之辨是政治上、軍事上的分別大於文化上的分別。影響後世的華夷之辨當為孔子所提倡的華夷之辨。孔子盛讚管仲、桓公二人，並把「華夷之辨」導向文化高低、仁義與否的準則上，為大一統、保護周文化正統奠下基礎。由夷進夏的有楚、秦、吳越等國，顯示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吸引力，可視為其開端。及後儒家的公羊學派更著重發揚這方面的精神。由於中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起，都是以儒家思想為各項制度及文化發展的理論和基礎。自此，「華夷之辨」影響了中華民族以後對自己文化及外族文化的觀念。
到了五胡亂華及五代十國時期，中國並沒有一個強勢的政權，是以各外族乘勢崛起，侵擾中原。然而這些外族雖然取得政治及軍事上的優勢，卻在文化上處於落後的位置。有些外族君主推行漢化，固然被華夏文化所吸收了；有些堅拒漢化的最終也難維持政權。由此可見，華夏文化這種向心力的厲害，令中國只會亡國，不會亡文化，免於如巴比倫文化、瑪雅文化等因外族入侵以致煙沒在歷史。在這段期間，北魏的孝文帝曾採取全面漢化：遷都洛陽、禁鮮卑服改穿漢穿、改漢語為國語、改漢姓，與漢族通婚。柏楊評孝文帝「對漢族文化，盲目祟拜，認為漢民族一切都是進步的、好的，而他自己鮮卑民族一切都是落伍的、壞的。」 由此可見漢文化對外來文化產生的吸引力。到了金朝的時候，也推行漢化政策，甚至有「金以儒亡」的說法。《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曰：「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真舊制，用漢官制度。」直至熙宗在天眷元年「頒行官制」，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舊制。元初郝經謂金朝「粲粲一代之典與唐、漢比隆」 由此可見金人漢化之深，「女真族的徹底漢化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至於元清二朝，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是馬上民族，要統治中原的話，其統治者亦意識到要推行一定程度的漢化如「採用漢法」及「以儒治國」。然而蒙古嚴分種族之別，到最後其實並無漢化，故於八十多年後被逐回漠北。「華夷之辨」這種文化中心主義在元代雖未同化蒙古族，但也發揮了保留漢文化的功用。至於清朝，雖然表面上不斷強調滿漢之分，甚至強迫漢人剃髮、滿漢不能通婚，但內裡卻全面接受了漢文化。起用漢人為官、承襲已有的典章制度、讀漢書。滿人在中原生活，其實已被同化為漢人。到了現在滿漢更全面融合，滿族被砌底同化。兩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一個由於自外於漢族文化，從勝利者變失敗者；一個由於全面接受漢族文化，結果征服者變成了被征服者。
然而，華夏文化的輝煌歷史令漢族人民產生了文化上的優越感，同時也陪養了對外族仇視、鄙視的情感。到了清朝在與外國接觸時，這華夷之辨的觀念更發生歧變。朝延以天朝大國自居，認為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國家俱是偏處化外的夷狄。加上中國人對世界地理認識的範圍狹窄，「大約東至日本，菲律賓，西抵南歐洲和北非東岸，南到印度尼西亞，此外的地區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確，往往以海洋表現」 這樣更加強了華夏民族對外的輕視心態，故乾隆說對外通交易為「恩加體恤」，有清朝官員認為外國不足懼，致令晚清屢受外侮。「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而盡，天朝立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 不斷的外侮令中國人民變成極端排外，再變為媚外，令華夷之辨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自此，文化中心主義受到西學衝擊，及後甚至出現打倒孔家店的活動，儒家千百年來所守護文化中心主義被嚴重破壞。一直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完結，中國才重新研究儒家，如新儒學的出現。中國人再次重視自己的文化，但亦無回復舊觀。
總體來說，在華夷之辨未發生歧變前，的確起著團結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作用，並且能保持華夏文化的完整。在對外方面又能吸引亞洲各國的羨慕與仿效，如朝鮮多年來都是中國的藩屬，日本的文化很多也是從中國借來的。中國在歷代都是亞洲文化之首。但在多年之後，華夷之辨的觀念僵化了，只餘下妄自尊大。然而，在儒學反動的今天，華夷之辨與文化中心主義也許不完全合時宜，但也許仍能發揮積極一面的影響。
結論
儒家始倡華夷之辨之時，針對的是文化上而非種族上的分別，目的在於保護周文化的禮樂制度，以此而倡仁義之學說。另外也能藉夷夏互化來警惕中原執政者，並能教化四夷歸向中原，受仁禮教化。在中國的歷史長流中，這種文化中心主義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令中國能免於文化破滅之危機。對內能融和各族，增強民族的歸屬感，對外能建立起亞洲的統治地位。這種統治只是文化上的霸權，是「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之「平天下」的文化目的。然而多年的文化中心主義終有僵化的一日，華夏民族的過份優越感及排外思緒，令中國在西洋炮火及西學衝擊下吃盡苦頭，人民也經歷排外而媚外的畸變心理。儒家也在這個時候連同古代中國文化被遺棄。直到事過境遷，才再有人重倡儒家學說的價值。如果我們能回復華夷之辨當初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中國文明、文化，並倡仁義之說，成為中國人民共享的文化優越感，而並非執著種族仇恨，妄自尊大，拒絕吸收外來資訊的話，「華夷之辨」還是有著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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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上班了, 不知以後有多少機會再寫些甚麼，趁空閒把舊文都放出來]
[這篇好像是03還是04中國文化論文獎，
剛刊登的時候大陸的網站竟然也頗有流傳轉載
幾個論文獎學金當中，只有這個是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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