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鄭良樹先生的分期，第三期的篇章有〈去強〉、〈弱民〉、〈說民〉、〈外內〉、〈徠民〉等文，這其中〈弱民〉與〈說民〉有諸多文句與〈去強〉重複，很顯然是〈去強〉篇的進一步解釋。〈外內〉則是〈徠民〉篇的更進一步的闡述。這一個時期特別可以感受到思想內涵有諸多衝突矛盾之處，已經不像是前面讀來比較明確與統一。
〈去強〉篇開頭有一句「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在前面兩次的劄記有提到，《商君書》的思想似乎比較反對人民多變，因為多變往往連結到巧智多詐。而這裡卻說「主貴多變，國貴少變」，於是特別引起我的興趣。「主貴多變」的意思是在於人主的權謀必須富於變化，這在法家思想中似乎不難理解。一則順勢察今確實是權變之要，而人主深藏不露，也是為了避免喜怒形於色而在人臣前暴露弱點，故而謀於多變亦可增加被摸透的難度。但此處的「主」與「國」相對，便讓我起了好奇，似乎此處人主視國唯一相對舉的對象，人主與國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合而為一，反而是對比而出的？但是在〈弱民〉篇相對應的段落說：「法有【常】，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濟）。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顯然這裡的「國」指的是「國家政令」而不是指「國家」或「國民」。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此處所言，不禁使我聯想到《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他們都似乎觀察到欲望的某些逸墮情志的面向。
「國作壹一歲，十歲強；作壹十歲，百歲強；作壹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之中「以聲取實」也很值得玩味，「聲」為「聲勢」，「聲勢」算不算是一種外飾呢？依照法家強調循名責實的態度，對於「飾」之看法似乎存在很多的否定，例如：「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墾令〉）、「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農戰〉）都是否定的意思，獨獨在〈立本〉有「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強可立也。」此處的「飾」，通假為「飭」，作為「增強」解。但或許，從「以聲取實」的觀念的可以推演，「飾」如字解，作為外飾之意，或許亦可通？大約強調的是，即使是外飾仍然可以成為實力的一部分。
〈弱民〉篇有一句「今離婁見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人之存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深深覺得讀古人之書，要仔細爬梳其論述，不要被輕易給矇騙了。「離婁之明」乃先天特質，「烏獲之力」為先天（或許再加上後天訓練），但「聖人之存體性」則是天生善性之外，更多地強調的是後天教養。既是後天努力可能，要說不能以相易，實在言過其實。這也足見法家思想實在不太相信人性，在〈說民〉言：「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同樣可見對人性的不信任，將人民都預設為姦民了。
《商君書》強調嚴刑峻法，主張「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說民〉）以刑指刑的觀念，在《韓非‧外儲說上》亦曾提及：「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這都忽略了人性的複雜面，而沒有對於不同的罪行做出適當的量刑。從這個面向來看，法家思想對於人性的估量，也過於天真了。尤其在〈說民〉：「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強調出現姦協之事必須告發，這樣人民心裡就能判斷是非。這裡完全忽視判斷是非之難，此外又不要人民學詩書、有知識，又認為人民能夠判斷是非進行告發，顯然把人想得太過於「機械化」了。
「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顯示出，威權體制之中仍然可以展現出某種「德」，但是它的順位排在極後面。若連結到〈徠民〉理解，所謂的「德惠」，終究是某些實質的「利益」。因為以招募三晉之民為事，必須提出有利於民的條件，這顯然就與〈去強〉篇「重罰輕賞」的思想牴觸了。合理的解釋是時代已經不同了，在〈徠民〉虛設的辯論中，反對方的意見「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為三晉之所以弱也。」讀來比較像是商鞅時期的思考，然而此刻已經是「三晉不勝秦四世矣」，秦國的實力大勝，唯獨人民歸附不多，於是〈徠民〉、〈外內〉便是將人民分為秦國舊民與外來移民，分別給予不同的制度賞法，舊民負責征戰而移民負責農墾，希望藉友福利制度來吸引三晉之民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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