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九零年代香港電影的論述中，「懷舊」常常被引用為一個分析的視角，由於九七的回歸讓香港人對香港的前途感到憂心忡忡，在前途未卜的不安定氛圍中，對過去時光的浪漫化想像，便成為香港電影文本時常出現的主題。其次，過去做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同定位往往模糊而混雜，然而當中國宛如母親般地要去擁抱這個佚失已久的孩子之時，香港人複雜的生活空間卻再一次地受到拉扯。在兩個不同世紀的強權國家中被交易與買賣，香港只能用回首過去的「懷舊」情節來檢視自己的根，與回憶自己的曾經存在。
學者周蕾在分析王家衛的「春光乍洩」時指出了一個「1＝1＋」的公式，用以剖析香港人「懷舊」想像的內在特質。這裡的「1＋」是一種象徵性的添補（supplement），在這個象徵性添補的附加之下，每一個「1」都有一個附著在其上的幽靈隱隱跟隨，也就是說，因為「現在」太過於模糊，我們無法去透視我們所現存的當下，所以這個當下必須要有過去的影子跟隨，我們才能對「現在」產生知覺。因為對於過去有太多的浪漫化想像，我們會希望能夠不斷地重複過去，同樣地，也因為對於現在有太多的不明白，致使我們必須要添加一些過去的影子，才能讓這個現在產生意義。因此這個「1」永遠是不完整的，它事實上活在一個「＋」的幽靈下，但是也因為過去的美好終究已經失去，於是我們總是希望一切能「重新開始」，就像「春光乍洩」裡的張國榮所象徵的一樣。
「1＝1＋」公式所想像的過去通常是美好的，是一種難以企及，但總是讓人忍不住去渴求與追尋的理想狀況，如同Ackbar Abbas所認為的「懷舊」，亦是一種「幻想的、情緒化的、浪漫的、比現在更英雄主義的、更具魅力的、並再任何情況下更值得記憶的過去。」
除了香港電影的懷舊之外，姜文導演的中國電影（似乎是中、台合資）「陽光燦爛的日子」也有過相似的表現方式。故事是主角的記憶獨白，回憶他的過去時光，除了以真實與幻覺的交錯表現方式來表達記憶的模糊之外，這部電影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給予主角過去的回憶（或想像）色彩，而在片末短暫出現的現在則是用黑白來呈現。充滿色彩的那段「陽光燦爛的日子」，是超脫於文化大革命時代背景之上的青春歲月，而現在的黑白則是故事主角長大後對中國當前價值觀失序的失望，彷彿是由於一種對現在不滿的鄉愁，於是有色眼光地對過去給予推崇。
然而說到台灣電影的「懷舊」呢？我一直覺得台灣的過去不是一種對現在的「添補」，相對地，台灣的現在卻是一種對過去的「贖罪」，如果我也用一個公式來表達台灣的「懷舊」的話，那麼或許應當是「1＝1－」。我視為我個人政治啟蒙導師的台灣電影導演萬仁，在「超級大國民」中也鋪陳了一個「過去與現在的時代對比，以突顯一種懷舊與反省的況味」。「超級大國民」藉由主角許毅生因為對摯友的愧疚，因而去探訪與追尋過去一同參與左派讀書會的政治難友，緩緩地重現那一段白色恐怖的可怕記憶，那一段許多無辜的政治青年失去寶貴生命的殘酷歲月。由於出賣了自己的摯友，許毅生的一生都活在悔恨之中，那些過去成為不堪回首的哀愁，他只能用業已風燭殘年的身軀，去贖回那一段欠缺。
萬仁一九九八年的作品「超級公民」，則彷若是在當時即將到來的世紀末，為我們回顧檢視了上個世紀台灣的社會運動。主角阿德曾是一名狂熱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但對於台灣政治的熱情卻不能喚回與妻子離異的宿命，更不能讓他失去生命的兒子重生。隨著台灣政治的解嚴，社會運動逐漸降溫，走上街頭的也不再是充滿理念、充滿理想，而且勇於與執政當局抗衡的異議分子，相反地，街頭已經成為政治人物操縱、動員人民，藉以展示其政治勢力的舞台場域，在家庭與社會的雙重喪志之下，阿德變成一個計程車司機，遊魂般地晃盪在台北街頭。整部電影的最高潮在阿德翻開塵封的收藏，觀看當時社會運動的錄影帶時，我們隔了一層大螢幕與阿德一起觀看風起雲湧的過去，只是那些激情叫喊、熱血振臂卻不能挽回所有的失落，錄影帶裡記憶的只有無奈，與現代人逐漸失去的歷史意識而已。
也許台灣的歷史總是有太多傷痛，因此不論我們怎麼地去「懷舊」，過去終究只給了我們許多無奈，而無法給予我們一點點添補。台灣的懷舊是「1＝1－」的公式，因為在歷史的傷痛下，我們永遠虧欠於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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