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經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經濟學家沈恩 (Amartya Sen, 1998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在《經濟發展與自由》這本書裡面，一再強調一個重要的觀念，那就是：單單以個人所得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容易失之偏狹。比較好的方式，是將發展視為「擴展個人豐富生活、尋求與實現生命意義的能力(即自由)」。
沈恩的定義，與單純根據「個人所得的成長」來定義「發展」，有根本上的區別。舉例而言，「教育程度提高」是明顯而重要的發展指標；「教育投資可以提高個人所得」也是一再被證實的現象。但是教育對於個人的價值，並不需要建立在「教育提高個人所得」的前提上，而只需要訴諸「教育可以豐富一個人的心靈，協助他對真理的思索，擴充他實現生命意義的手段」，就足夠了。
從這一點來看，目前教育部對於高等教育的嚴密管制，是非常不適當的。舉一個我知道的例子：有個人事業有成，但為了實現自己一生的夢想（或彌補遺憾），希望進大學念歷史系。現在的教育體制能給他多少機會？答案是，非常渺茫。除了參加聯考，正面迎戰那些「專職的高中生考試機器」，爭取一個政府強力補貼的少數機會之外，我們的教育體制沒有什麼市場管道，讓他取得自己夢想的教育機會。
或許有人會問：他上大學，有時間在白天上課嗎？如果他只能在晚間上課，或一學期只能修八個學分，那他能在規定的修業年限畢業嗎？歷史系對他有什麼用？事實上，我看不出為何一個人想追求「瞭解歷史」或者「拿到大學文憑」的夢想，必須受到「白天上課」、「七年內畢業」或「畢業後有什麼用」的箝制。我的猜測是，只要教育部不再對大學文憑做數量管制，市場自然會發展出適合這種人的教育產品。
這也就是沈恩所指出的：市場的自由交易固然能夠促進個人所得增加，但是不要忘記，「個人參與市場交易的自由」本身就具有值得高度珍惜並加以捍衛的價值。經濟學家將教育稱為服務業，或者習慣分析教育「市場」，經常被視為市儈。但是經濟學家也明確指出，教育不止是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也是重要的（耐久性）消費財。「限制人們自由接受教育」的不當，不必訴諸它對所得的影響，因為它本身已經直接大幅減損人們的效用了。
最近經常聽到「大學生太多」的說法，其所持最重要的理由莫過於「大學教育對就業與所得的影響力下降」(事實剛好相反，教育從未像現在這樣對就業與所得影響重大)，所以要限制大學文憑數量。這是遠比經濟學家更市儈的說法。
我們都同意教育是實現生命夢想的最重要途徑；而原本應以鼓勵國民追尋夢想為職責的教育部，卻透過管制，扼殺求知的夢想。這樣的無理管制，到底還要讓它存在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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