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有個外國觀光客來台旅遊，有天在飯店吃飯前，他禱告說：「感謝上帝賜我食物。」
忽然，這老外身邊出現了一個本地人，立即糾正他說：「我們這裡不准感謝上帝，你要感謝 蔣總統。」
觀光客聽了後大惑不解，於是追問道：「可是，如果蔣總統死了話要感謝誰？」
本地人脫口而出：「那當然要感謝上帝了。」
沒錯，感謝上帝，在一連死了兩個蔣總統後，台灣才勉強有了些言論自由。但經過了四十年的恐怖統治與奴化教育後，很多歷史真相被淹沒了，人民也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
因此，即使在兩蔣死後，台灣有了言論自由、有了反對黨、甚至有了國會全面改選與人民直選總統，兩蔣的功過在台灣人中仍是各說各話，毫無交集。
人家說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老蔣統治下的台灣也有三寶：銅像、行館、中正路。有機會來台時，千萬別忽略這些「先皇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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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清晨，位於台灣桃園縣的中央大學師生，赫然發現一件怵目驚心的景象。校園裡蔣介石銅像的頭部被「兇手」砍斷帶走，留下一具「殘軀」。校方接到這宗「斷頭命案」後，除立即知會警方外，並先以帆布蓋住。數日後發現「破案」遙遙無期，校方終於決定移去已遭斷頭的「殘軀」，台灣境內又少了一座讓人「永懷領袖」的憑藉。
根據Denny Roy所著，何振盛、杜嘉芬譯的《台灣政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123頁引述1975年12月，田弘茂教授在《China Quarterly》第64期所發表的文章裡對「白色恐怖」的敘述：
「白色恐怖期間的受害者高達9萬人被捕，且有半數被處決；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被捕人數可能比較少，但處理模式依然不變。」
其實田弘茂教授的敘述還保守了些，戒嚴時代被起訴的就高達16萬人次，更別說「黑箱作業」。然而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老蔣統治台灣30年，殺了5萬以上的人民，也留下了5萬尊以上的銅像。台灣各地的重要路口、機關行號、觀光景點，都擺設了銅像；尤其是從大學到托兒所的各級學校，幾乎都在校門口最顯眼處安放一尊銅像，連法院裡都不放過。
曾有多位到台灣司法院參訪的國外司法首長，初次見到老蔣銅像時，都以為此人必定對司法有卓越貢獻；但被告知這個人與司法毫無淵源，只是擔任過總統，大家無不感到驚訝。對於應該追求獨立的司法機關，竟然擺設政治意味濃厚的「政治圖騰」，直言無法理解。
如今改朝換代了，當年受害者假如都去找老蔣的後人或當年的鷹犬來報復，台灣一定會陷入混斷的暴民政治與紅色恐怖。幸而老蔣確實是「高瞻遠矚」，早知會有這麼一天，事先預備好了這麼多銅像讓受害者洩憤。至於他老人家是不是殺一個人，就立一尊自己的銅像，銅像數字與他所殺的人一樣，這個就不得其詳了。
老蔣為了維護自己在台灣的神格化，真可說是費盡心思。還特別頒訂了「蔣總統銅像製作辦法」，厚厚的一冊裏，全身或半身，站著、坐著或騎馬、戎裝或長袍，戴帽或不戴帽，都有嚴格規定。例如半身的只能做到三個扣子，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等等。
「蔣總統銅像製作辦法」裡，除了如何製作以外，關於如何維護銅像，也有各項完備的規定。其中最嚴厲的懲罰是公然毀損銅像，將以「叛國罪」起訴。然而滄海桑田，風水輪轉，如今的老蔣的一尊尊的偶像，成了當年受害者宣洩仇恨的箭靶，也成了所有想殺人的獨裁者最好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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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阿伯，你住哪裡？」
阿伯：「四川啦！靠海邊那裡。」
醫生：「四川哪有靠海呢？」
阿伯：「就是台東市四川路啦！那條路一直通到海邊呀！」
這不是笑話，而是在台灣的真實故事。1945年台灣「光復」後，老蔣將全台各鄉鎮的街道都改名，成了海外的「中國城」。大陸各省市、名山大川全都搬來；但台東這裡大概偏僻了點，懂中國地理的人不多，才會發生這種讓「四川」靠海的「奇蹟」。1949年老蔣「定都」台北後，更是大肆更改台灣的地名、街路名，這些街路名有五個原則，
一、表示懷念「祖國」之意：
台北人的中國地理知識，一定高過大陸一般人。台北市有上百條的街道完全按照中國地理的位置命名。龍江路、長春路、撫遠街、伊通街、吉林路等一定在東北，迪化街、哈密街、蘭州街、庫倫街等一定在西北，汀州路、廈門街、福州街、溫州街、鎮江街一定在東南，成都路、昆明街、康定路、桂林路一定在西南。
二、表現光復國土之意：
如光復南北路、復興南北路、建國南北路、成功路等。
三、傳播政治理念：
如辛亥路、莒光路、三民路、民族東西路、民權東西路、民生東西路、莊敬路、自強路、愛國東西路等。
四、倫理道德價值觀：
如四維路、八德路、忠孝東西路、仁愛路、信義路、和平東西路、敦化南北路、安和路、樂利路、康寧路、忠誠路、德行東西路、行義路、知行路、仰德路、實踐街等。
五、政治人物的街路名：
如延平南北路、中正路、中山南北路、逸仙路、林森路、雨農路、羅斯福路等。
這些地名純粹是政治意識下的產物，與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生成演變的地名相去甚遠，難以讓民眾對該地名、街路名產生親近的互動關係，只有作為地址識別用途而已。
但台灣人其實也很「中國」，例如台北市有條南陽街，因為「孔明」曾高臥南陽，所有的補習班都想來這裡租屋開業，這裡就成了台灣最有名的「補習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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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用中國各省市為台北市街道命名，藉以昭告國人「毋忘在莒」，這一點我也不忍苛責。但老蔣一生最令人詬病的，就是他自己建立的原則，第一個破壞，也是唯一能破壞的，就是老蔣自己。當然，這也是古今中外獨才者的通病。
老蔣把台北市各街道依中國地理位置命名，可是一遇到「總統府」，這原則立刻被破壞。府前通往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道路叫「介壽路」也就算了，他把橫的那條改名「重慶南路」，這原本應該出現在台北市西南區的街道，因老蔣的「迷信」被搬來「城中區」。
全台灣成千上萬條街道中，也只有這條街道只有門牌1號，那是「常德街1號：台大醫院」。老蔣迷信「反攻大陸」會像「抗戰」一樣，因美國介入而得勝，所以他把「重慶南路」搬到城中區的「總統府」前。紀念常德大捷「常德街」，也就隨之搬來了。
但這一搬家就亂了套。老蔣又想起抗戰時那幾場「大捷」，於是衡陽、長沙、桃源等街都搬來總統府附近。大陸人來台也許不懂，老蔣身邊為何都是老毛的故鄉。
另外老蔣為台北市街道命名時，原本應該都用中國各省的省會。但用到浙江時，除了省會杭州南北路，又加了其他次要城市，紹興南北街、寧波東西街、金華街、溫州街、齊東街、銅山街、新安街等，連老蔣家鄉溪口鎮（溪口街）、海外離島舟山、一江山（舟山路、一江街）這些小地方都拿來命名。說老蔣器度狹窄，只重視浙江，應該不為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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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一個特色，各地火車站前一定有條「中正路」。小小一個台灣，各地算起來共有156條「中正路」。但很多人一定感到奇怪，台北火車站前，怎麼反而沒有中正路？
其實台北市原來當然也有一條中正路。1945年「光復」後，台北市區道路的命名，就是以火車站東側的圓環為界，往西與往東分成中正西路與中正東路（現在的忠孝西路一二段、忠孝東路一二段與八德路一到四段），往南與往北分成中山南路與中山北路。而台北市的其他幹道，則是以中正西路與中正東路為經，中山南路與中山北路為緯，將市區劃分為四區，並命以大陸各省市縣地名。大幹道跨越中正東路或中正西路者，作為南北路之分路點，至今仍沿用。
至於「中正西路」為何會消失？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軍駐台，老蔣的流亡政府得以偏安，於是每逢雙十國慶，都在日治時代的台灣總督府（後來變成總統府）前閱兵。但偉大領袖興高采烈的在總統府觀看紀錄片時，聽到旁白說部隊是從「中正西路」出發，僅是眉頭一皺，這條路立刻就沒了。1954年台北市政府將中正東路與中正西路合併，而且不分段，以致門牌多到2000號，而且每一門牌後來有「之」幾「之」幾，「之」到民眾眼花撩亂，門牌的阿拉伯字比電話號碼還多，真的是全世界手都難以見到的世界奇蹟。
台北市原本在日治時代，算是「西門町」最熱鬧，然而隨著經濟發展，一直往東發展到松山、南港。1970年時，老蔣已八十高齡，中正路還不能像老蔣對仇人羅斯福路那樣分成六「段」，對門牌編號與市區發展都成了最大困擾。基於「便民」與「迷信」兩個原則，老蔣只好同意讓台北市政府將「中正路」改名。
新的改名法是以火車站東側圓環為界（就是1954年之前中正東路與西路的界線），西邊改名忠孝西路（1954年之前的中正西路），這樣就可以分成兩段。東邊則為忠孝東路一二段，但到了公賣局第一酒廠，原來的中正路（1954年之前的中正東路）則改成八德路，分為四段。原來的忠孝路則改為忠孝東路三四段，而且繼續延伸五段、六段、七段到松山、南港。如此忠孝西東路加起來共九段，不叫中正路，就不會出現「中正西路」或「中正路八段」這些讓老蔣感到不自在的地名。
但原先在大安區已有一條「八德路」，現在中正路一部分改成八德路，原來的八德路只好再改成「四維路」。可是首都裡少了中正路，連各鄉鎮都不如，台北市政府終究還是有點不安。幸好這時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把原本老蔣居住的士林與北投兩鎮收入轄區。1950年老蔣擔心台北市長選舉時，萬一讓黨外人士當選，他豈不是要受「治」於人，所以特別設立「陽明山管理局」，直轄士林與北投兩鎮。如今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市長由民選改為官派，所以就放心將士林與北投兩鎮，劃入台北市轄區。
這一改制，台北市政府立刻也鬆了一口氣。因為原本台北市政府一直不敢為中正路分東西路與分段，如今一改制，士林鎮與北投鎮的北淡鐵路火車站前，各有一條「中正路」與「中正街」。台北市政府去掉城中區到松山區的一條大「中正路」，卻又多了一條士林的小「中正路」，還加上一條北投的小小「中正街」。這樣既省去台北市政府的疑慮，也符合老蔣日後在遺囑中所說：「『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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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日本治台已26年，歷任總督都希望恭請天皇或皇太子蒞臨台灣視察政績，所以總督府早已各種準備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於台北市陽明山新園街1號的「草山御貴賓館」。裕仁天皇在擔任太子時，1923年4月25日曾在此住過一晚，之後「草山御貴賓館」即被民間通稱為「太子亭」。
1949年5月17日，內戰中「國軍迅速轉進，匪軍追趕不及」的老蔣，從上海來到澎湖，接著轉進台灣，住進這棟「草山」賓館。兵敗如山倒的老蔣，剛揮別黯然收去王氣的金陵，來到這偏安的小島，早已一肚子氣無處可發。聽到這裡是「草山賓館」，想到連日本人也聯合台灣人，諷刺我「落草為寇」，一怒之下立刻改名，從此「草山」要叫「陽明山」。
1950年3月，也不知道根據中華民國的什麼法令，下野一年的平民老蔣，進駐日治時代的台灣總督府，改名為「總統府」。公開宣示要「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但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全過去了，別說反攻無期，海南、舟山、大陳相繼淪陷，這時年近古稀的老蔣，開始巡視台灣各個山明水秀的休憩景點，建立起了50座以上的行宮（不，正確名字要叫「行館」）。
從1950年5月，老蔣「復行視事」起，就搬出陽明山賓館，入住新建且面積大得多的「士林官邸」，而陽明山賓館就降格為避暑山莊。1970年，老蔣又從陽明山下的「士林官邸」搬入海拔更高、人煙更稀少的「中興賓館」。但兩年後心臟病發作，為了便於入院治療，又搬回「士林官邸」，從此不再搬回山上。1975年，老蔣駕崩。
2004年11月22日，台灣的公共電視台，播出洪維健製作的紀錄片「風雲行館」，介紹了老蔣在台灣的27個行館。各行館都擁有最佳風景，而這些風景也都只屬於老蔣一人，普通老百姓是根本不准進入的。
片中介紹的行館分別是：1澎湖第一賓館、2大溪賓館、3大溪慈湖、4角板山復興賓館、5角板山新賓館、6南投廬山行館、7日月潭涵碧樓賓館、8南投溪頭行館、9嘉義阿里山貴賓館、10嘉義農場行館、11高雄西子灣行館、12高雄澄清湖澂清樓、13屏東墾丁賓館、14合歡山松雪樓、15花蓮文山賓館、16梨山賓館、17福壽山莊、18福壽山達觀亭天池、19武陵行館、20宜蘭太平山行館、21宜蘭棲蘭行館、22金山松濤小屋、23木柵行館、24草山第一賓館、25士林官邸、26草山中興賓館、27中正紀念堂。
這部紀錄片播出時，因為正逢台灣國會選舉，很多人都把這部紀錄片視為泛綠的宣傳片。尤其最後一座「中正紀念堂」，明明就是老蔣死後才興建的，老蔣生前一天也沒住過，說是他的行館，未免有些冤枉老蔣。但另外也有人主張，老蔣的行館何只27座而已，哪裡是泛綠在打蔣，簡直是「美化」老蔣的「清廉儉樸」了。
《風雲行館》播出後，引發熱烈討論，究竟老蔣還有多少處行館，蔣氏家族有什麼風流軼事，成為大家茶餘飯後話題。但公家機關都認為，行館是這是「國家機密」，很多被登記為「軍事要地」，也有很多登記在私人名下。在兩蔣死後，都被老蔣當年的既得利益者「五鬼搬運」成私人財產，無從追查了。
導演洪維健也說，當然不只27處，他知道的就還有七處，這還不包括在軍隊、軍校、營區、黨部裡的行館。原本他想等全部的行館找齊後，再發行這部紀錄片。但廬山、太平山、文山賓館等地，現在不是正在拆除，就是在整修，為了紀錄以往原貌，只得跟時間賽跑，搶先發行《風雲行館》一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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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在影片內的行館，包括小蔣去世時停棺之處，就是存放總統府文件檔案的「頭寮賓館」。老蔣在1949年時，把400多箱的手稿資料運送來台，移存在桃園大溪頭寮，也因此這批檔案資料被稱為「大溪檔案」。檔案裡是老蔣從政以來的手稿、書信、電文等，內容包括北伐、統一、抗戰、戡亂等時期的史料。1996年時，總統府機要處將440箱「大溪檔案」點交國史館收藏。
例如最近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的「歷史教科書」爭議，在大溪檔案裡的「開羅宣言」原件，竟然只是一張長21公分，寬19.5公分的白紙，上面打了23行237個英文字而已，不但沒有「開羅」，更沒有「宣言」。這張白紙上，雖有台灣將歸還中華民國的字樣，但沒有註明時間、地點，也無一人簽名承認，包括老蔣自己都沒簽名，更何況羅斯福、邱吉爾。
第二處為青山賓館，隱身在中部橫貫公路的風景區內的山壁上，路旁有濃密的樹林遮蔽，開車經過時根本看不到，必須從路旁一個不起眼的水泥梯拾級而上，才能一窺全貌。
青山賓館是一幢弧形的白色水泥建造房子，包括庭院占地數百坪，為了保護老蔣的安全，還設置了青山派出所，負責外部維安工作。據一位曾在此服役的工兵說，1971年他駐守時已荒廢了。由於山上濕氣很重，室內家具大多已毀壞，且霉味很重，抽屜裡還放有聖經。到了1975年老蔣死後，青山賓館也無人留守。921大地震後，山谷崩落，青山賓館也無路可至了。
青山賓館附近還有一處青山招待所，約於1967年和1968年間興建，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曾去視察過。1971年時，又蓋了一個青山指揮所，用途是台北失守的時候，作為老蔣避難處。這裡原先是日據時代留下的山洞，地點非常隱密，易守難守，隧道裡有各種房間，和緊急逃難通道，及對外地下電纜埋設工程，前參謀總長賴名湯、前國防部長黃杰都曾視訪過。
第三處是金門行館，當年沒有名稱，因為怕被對岸的砲彈打到，所以位置神秘。這個行館是金防部司令馬安瀾蓋給老蔣，後來叫做「中興山莊」，到了小蔣時代，又改名「慰廬」。
第四處行館在彰化八卦山大佛風景區內，彰化縣政府已決定拆除，改建為觀光飯店與停車場，當年門牌號碼是彰化市溫泉路34號，門口牆壁還有一幅1959年八七水災後，老蔣於當年8月30日偕小蔣等人去彰化縣，步行視察大肚溪橋災情的浮雕畫。
第五處行館位於台中市，名叫「協園」，位於進化路力行國小正對面。1960年代，老蔣來此小住，目的是來看他第二任妻子姚冶誠。姚冶誠當時住在台中宜寧中學宿舍內，距協園約二公里。
第六處就是中山樓右邊的總裁辦公室，裡面有一個溫泉，內務科將此地命名為「第一賓館」，後來賜交孫文之子孫科的夫人住，後來又轉給孫科兒子住。孫科一家人離開台灣後就無人管理，荒廢破舊，終於拆除。
第七處正是外交部正對面的台北賓館，這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的官邸，但老蔣卻沒有住過這個地方。一方面是因台北賓館不方便躲空襲，二來是因為士林官邸與草山賓館都有附近不但有小山，可以挖防空洞躲空襲，又可做戰時控制中樞。而且，因為士林靠近淡水河，萬一台灣再度失守，仍可從淡水河坐船，經關渡、淡水繼續轉進綠島、蘭嶼、龜山島，繼續他的「反攻」美夢。
老蔣留下的行館，從最遙遠的澎湖，到最南端的墾丁，再到最高的梨山合歡山，甚至最偏僻的棲蘭山。有的地方還一蓋好幾個，例如角板山福壽山莊，原有兩個老蔣行館，小蔣另外再蓋了一棟自己的行館。一個小小的福壽山農場，只留下三棟蔣氏父子的私人行館，兩蔣的「清廉儉樸」由此可見。
從老蔣的行館也可以看出，他到底是想反攻大陸，還是要佔據台灣。為了統計他有多少行館，製作單位多方調查，卻問不出精確的答案，甚至無法查老蔣的出遊紀錄。看來國民黨也是頗有「遠見」，讓大家都回答不出，這個尷尬的問題就自然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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