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用正方形来代表每一个国家的大小，那么新加坡大约是26公里乘26公里（26kmX26km），人口400万左右。小国瑞士大约是200公里乘200公里（200kmX200km），超级大国美国大约是3000公里乘3000公里（3000kmX3000km）。小国可以有大梦想，但必须从自己的根基出发，这样才最有可能，小心驶得万年船。
为什么当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时，外国的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呢？为什么我们得到的不是人们的喝彩而是被泼冷水呢？
其实，务实的看，道理是很简单的。打个比方来说，若有人宣布要带一队人乘小舟横渡各大洋或去爬世界最高峰，人们会为这类冒险之旅喝彩。但若有人宣布要带一队人乘小舟在各大洋中生活或去世界最高峰居住，人们从现实角度考量后肯定不会为此喝彩，因为这样的生存太困难了，若不是被逼如此，谁愿意这样做呢？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能找到居住在恶劣环境中的民族，例如，爱斯基摩人（注1）。他们的祖先勇敢地把握了北极的环境，并在那儿住了下来。然而，他们大胆与北极环境搏斗的结果，却使他们不得不在生活上，严格地遵守北极每年的气候循环现象，年复一年，苦苦挣扎求生。
新加坡的处境就像上述的情况一样（虽然它比不上爱斯基摩人的辛苦）。我们被逼独立，而我们独立生存的条件却非常类似于乘小舟在各大洋中生活一样的困难。因此外人预测我们将走投无路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所以，任何要认真思考新加坡生存问题的人都必须先从我国26kmX26km，挤着400万人口的现实想起（注：新加坡面积大约600多平方公里，东西最长约42公里，南北最宽约22.5公里）。我们可以参考外国，例如，美国（3000kmX3000km）、澳洲（2700kmX2700km）、马来西亚（560kmX560km）、瑞士（200kmX200km）的治国经验。我们也应该有远大的抱负与理想。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实际的根基确实永远只有26kmX26km左右。
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独立国家，必须承担立国的所有风险。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却需要务实的从我们所立足的26kmX26km，而不是，200kmX200km或3000kmX3000km的基础，去建设相对应的体制（包括民主政治的体制），以及评估和判断我国所面对的各种内部与外部的风险及生存的压力和挑战。
所以，新加坡人，特别是居住在外国的新加坡人，必须把新加坡还原“看小”，而且是比小国瑞士还小60倍的小。这个小（不是藉口，更不是用来吓人的恐吓），才是影响和牵制我国重要事物的发展及决策的最大考量背景。
例如，一些大家能明白的例子就是，外国能有内陆班机，我们不能。外国有农业，我们却几乎没有了。外国具有在反复兴衰中持续生存的资源，所以他们不必担心民主政府的好坏；他们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造成人民必须一再行使民主权力，促使政府一换再换，直到好政府出现，把国家重新带回繁荣稳定的轨道为止。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国也应该像外国一样，能够在反复兴衰中持续生存。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敢肯定，土地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缺乏天然资源的我国，具有这种反复兴衰的能力与本钱。所以我国的民主体制自然就会朝尽量防堵坏政府出现的机制发展（当然，防堵机制若做过了火是会防碍健康民主政治的发展的。搞不好还会造成人们对防堵机制的公平与否或必要性的质疑）。
最后，显然的，新加坡独立至今还没有倒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外国人的预测缺乏远见，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代的新加坡人，都能认清并接受现实的考验。我们没有自哀自怜，我们决心脚踏苦苦支撑着我们的26kmX26km土地，在"大海中"面对每一波巨大"风浪"的挑战，为一己的弱小家国，奋斗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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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文的注解:
注1：
[......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勇敢地把握了北极的环境，以全幅的技能来使生活能够适应于此。......爱斯基摩人大胆地与北极环境搏斗的结果，使他们不得不在生活上，严格地遵守北极每年的气候循环现象，年复一年，屹屹不变。......]
以上是抄自《历史研究》（汤恩比著，陈晓林译，Pg368-369）一书中对于“爱斯基摩文化，仍在苦苦挣扎求生”的论述。
早报读者99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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