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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進雄的回憶

國內篇（1941-1968）

151張光直教授

這一年也發生了一件有關張光直先生的事。張光直先生是旅美的有名中國考古學者，在《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十五期(1963年)發表了『商王廟號新考』的文章。張先生發現商王的廟號可分為兩個大派別，這兩大派別輪流執政。上下二代的關係是舅甥而非父子。我覺得似乎可以從商代舉行周祭的規律的觀點提出論辯。我歸納甲骨第五期對上甲以來先王、先妣所舉行的周祭的名單和日期，從其祀譜編排的規律，發現商王法定配偶的數目不大於及位子的數目，母親的特殊地位的取得是因為有兒子及位。早期的規律是母以子貴，後期才改為子以母貴。上下兩代的王的血統關係是父子而非舅甥。於是寫了一篇「對張光直先生的『商王廟號新考』的幾點意見」向屈萬里老師請教，老師就把它轉送《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的編輯部，看看是否可以刊登。大家不相信一個四年級的學生有能力對大學者的論點提出辯正的意見，於是紛紛猜測那是屈老師所寫，因為不好意思由自己批評後輩，所以要以我的名字發表。聽到這樣的傳聞，不免有點不平，又不是如何了不起的文章，怎麼會說大學生沒有能力撰寫呢。但是心中也自竊喜，可見文章寫得有點份量，人家才會有這種揣測。後來《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的編輯部寄來信件，也附有張光直先生的回答，問我打算不打算把文章抽回來。我覺得自己確是有一些並非沒有理由的觀點，而且一個大學在學生的文章能夠登上中央研究院的學術刊物應該是種榮譽，所以回答還是想刊登出來，終於在1965年春天的《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十九期刊出。後來在國外，我有幾度和張光直先生見面，大家又心平氣和地做一些討論。甚至我在發表了有關以甲骨鑽鑿型態斷代的專著後，張先生當面對我說，我舉的例證，在統計學上已達可取信的標準。後來在中研院紀念傅斯年與董作賓兩位先生的刊物的序裡，更讚許我的鑽鑿斷代為第十一個斷代標準。我還獲悉張先生兩度推薦我回國來參加漢學會議。對於張先生處處展現大學者的寬廣胸襟，從來不因學術意見的不同而影響對某人的評價，是我深深崇敬與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