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台灣總體經濟惡化，景氣持續低迷，在企業界一片關廠歇業、裁員減薪的壓力下，即便保住飯碗，也必須面臨工作量加倍、高度競爭、休息時間緊縮的惡質工作環境，疑似「過勞死」的案例急劇增加。從交通大學半月間折損三名教授開始，直至最近胡志強疑因過勞而輕度中風，「過勞死」已成為引爆高度關注的議題。
然而遺憾的是，整個社會對「過勞死」的理解與處遇方式卻是相當個人主義的。根據聯合報系近兩個月來與過勞死相關的二十餘篇報導，我們看到輿論對於過勞危險群的呼籲往往脫離不了這樣的調調──「成功不必過勞，記得多休息」(楊惠君，2002)、或甚至是「上班族面對工作壓力時，可不要太小心眼，該放下時就要放下」(祝秀薇，2002) ，再不就是其他諸如「多休假」、「多運動」、「放鬆」、「多想快樂事」、「健康飲食」、「睡眠充足」云云。我認為這樣的論述取徑有著邏輯矛盾，等於是將整體社會結構、經濟體制的扭曲，訴諸個人心性行為模式來尋求解決。我們幾乎不去深入檢討──什麼樣的工作制度設計會「迫使」人們「自願」超時工作？在這種「不拚命就失業」的結構環境下，基本就業安全、經濟安全毫無保障，如何妄求勞工們要放輕鬆、多休息、保重身體？更可懼的是這樣的論述可能導致的後果：將受壓柞而過勞死的人們解釋為過度汲汲營營、急功近利、對健康漫不輕心、抗壓性低、有錢沒命花……易言之，將責任歸到弱勢的受害者身上，反而對有權力操控勞動條件的加害者視而不見。例如許多企業仍鼓勵拚命工作，以不休假獎金、紅利為誘因，也未落實代理人制度，使員工根本無法休假；或者是遇缺不補，強迫員工超時工作等等。因此，試圖以個人主義式思考來因應「過勞死」問題，便會讓根本上造成「過勞」的關鍵因素隱形。
此外，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論述焦點是放在所謂企業健康風潮上。我們看到愈來愈多企業開始提供員工身心靈的照顧，試圖藉由打造健康環境來為員工紓解工作壓力。例如聯華電子增設員工休閒運動中心，瑞昱半導體公司與天瀚科技在公司推廣太極拳運動，台積電開網球班以及在廠區健康中心增設盲人穴道按摩服務，中華開發公司聘請老師教授太極導引，龍騰文化在每次業務會議前要求全體員工做三千公尺慢跑等等。感覺上，身心靈照顧似乎成為企業對抗過勞死、關懷員工的主要途徑。只是，我不僅要說這仍是「治標不治本」──只考量紓解壓力的方法，卻始終把造成惡性壓力的工作條件視為理所當然──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論述建構很容易誤導大眾，以為只有高度專業背景的企業精英或科技新貴是過勞死的高危險群，而忽略了工時長、需二十四小時輪值的服務業勞工往往是臨床上更常見常過現象的族群。（吳佩蓉，2002）尤其是必須負擔家計的中高齡勞工，為了保住飯碗，面對老闆變相增加工時或至無給加班的要求也只能忍氣吞聲。不禁要問，誰又能夠給予這些藍領的司機、車修技工、餐飲業、製造業等基層勞工們身心靈的整合照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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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考資料：
吳佩蓉，2002，<過勞 服務業勞工最常見>，2002-10-30，民生報A4版。
祝秀薇，2002，<長時工作者 易患心臟病>，2002-09-22，經濟日報8版。
楊惠君，2002，<疲勞像病毒，也會要命>，2002-08-22，民生報，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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