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於一月五日的中國時報所發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與技術＞一文中，提及人類發展的三項重要挑戰，包括過度開發所帶來的全球暖化、能源危機及其引發的食物危機，以及文明衝突所可能導致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李院長兼具科學專業與人文關懷的筆觸令人動容，但其中關於糧食危機的論點卻有必要予以更深入地追問與釐清。
李遠哲院長指出：「能源危機的到來也將伴隨著糧食危機的降臨。現代農業除了依賴陽光與水之外，相當倚重合成化學肥料，而這些合成化學肥料同樣也需要相當多的能源來合成。如果沒有了豐富而廉價的能源，我們勢必無法提供足夠的肥料維持目前農場的高效率糧食生產。」文中看來，李院長所謂的「糧食危機」，意指由大量化學肥料所支持的高效率糧食生產無法再維持。然而，三十餘年來關注解決人類飢荒問題的學者法蘭西絲．拉佩 (Frances Moore Lappé) 早已指出，地球上的糧食不僅足供全人類享用，而且非常足夠。更糟的是，主張以更多化學製品、大型農場、科技等解決糧食問題，可能才真正是糧食危機日益嚴重的原因。
第三世界的飢荒問題，並非因為匱乏，而是因為分配不均。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全球穀物的年度總產出除以全世界的人口數，每人每天可以分配到兩磅，而這還不包括豆類、馬鈴薯與蔬菜水果。這樣看來，地球上的食物顯然足供每個人所需，那麼，為什麼大約每六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要挨餓？
無形的浪費是原因之一。舉例來說，當美國農民用十六磅的穀物和黃豆來餵養牛隻，卻只能換得一磅牛肉。更別提同時要耗掉好幾千加崙的水，相當於一個美國人好幾個月的個人用水量。根據拉佩的計算，人類每年用來飼養牲口的穀物，相當於每天供給一碗食物給地球上的每個人，而且長達一年。再舉一個例子，想吃到一磅養殖的鮪魚肉，必須用四磅「垃圾魚」來當魚食。偏偏作為所謂「垃圾魚」之一的沙丁魚，正是十億貧窮人口取得蛋白質的主要來源，他們一輩子也吃不起昂貴的鮪魚。
不民主的政治社會制度，也是造成飢荒的原因。以巴西為例，它有近半數耕地，掌控在佔總人口數百分之一的地主手中，同時卻讓近五百萬西鄉下人沒有任何土地。在貧富差距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巴西雖然是全世界前三大農產輸出國，具有驚人的生產力，國民生產毛額居全球第八位，但在巴西生產的穀物當中，卻有三分之二是用來餵養「牲口」而非「人口」，因此巴西一方面是世界第三大雞肉與牛肉出口國，每年卻有上萬名兒童餓死。
再者，是全球化所造成的經濟生產、商品交易制度。「相對優勢」的農業生產迷思 (一個國家應栽種最適當地環境的作物，然後在國際市場出售，再購買最適合在它處生產、但卻是他們所需的東西)，使得許多國家的農業生產過度出口導向，但當一旦走上為外銷而生產的路之後，國家的整體經濟便很難抵抗國際農產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小型生產者甚至還得承擔中間商的剝削，動輒在莫名所以的情況下傾家蕩產。
或許更重要的是，人們至今仍迷信高科技農作、高效率生產與大量使用化學肥料。無論是綠色革命以經化肥和農藥處理的混生種子或是基因改造種子，均標榜提高產出量，卻讓作物較無力抵抗各式各樣的病蟲害和氣候變化，高產量的特性也很難傳給下一代。因此，農民需要不斷購買肥料和農業和種子，不但造成農民對跨國農業科技公司的依賴，也使得買不起高科技的窮人越發一貧如洗。環境為此付出的代價也很少被正視：大量標準化、機械化的生產使得農業多樣化快速消失；土壤被化學製品破壞後，農民更不得不購買肥料以維持生產的惡性循環；更別提化學肥料對人體健康、生態環境的傷害更是難以想像。
把飢荒問題歸結於糧食不足，一直以來都是普遍被接受且看似理所當然的可怕迷思。它導引人們從高科技農作、大量生產、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基因改造作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卻很少對問題表象與病因之間的預設關係重新檢討。倘若對於必須使用大量化學肥料才能維特的高效率糧食生產一無反省，我們如何奢盼自然生態的永續發展？如何暢言為那些在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國際競爭中落敗的國家消弭貧窮困境？李院長問得好：科技的進步是否真的造福人類？如果答案是唯有已開發國家能夠從科技進步中受益，那麼或許該進一步思考的就是：崇尚科技的意識形態，是否會挾帶著政治、經濟、文化優勢的種種權力，以國際人道救援的姿態，反倒將居於一切劣勢的第三世界國家不斷弱化到徹底失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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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推薦書目：
Frances Moore Lappe & Anna Lappe著，陳正芬譯，2002，《一座小行星的新飲食方式》，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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