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陈徽崇在那一个晚上显然并不孤独，掌声不断，呼音不绝，他开心微笑，豪宕真率如故，眉梢之间少了那一分常见的恍惚和栖栖，但是我总觉得，他的眼神深处似乎仍然寥寂。那藏不住的，是他行影的泰然和流荡。他开怀的笑了，也拥抱着前来庆贺他的弟子在台上泫然涕泣，这毕竟是快乐的泪水。从演唱会第一句“风无定向”唱起，到最后一首〈刻背〉的最后一句“留一点苦和许多疼”，大合唱声势浩大，词曲回肠荡气，但是多少人会想到，这两个小时的歌唱，却是廿年累积的绝响。陈徽崇不会想起这些，因为此刻他正专注着那一个音符。
星夜雷鸣，行程浩荡，我坐在一个角落，渐领悟到一个音乐心灵的深沉和升华，但是并不澄彻。束发是为了余音绕梁，挑灯是为了深夜看剑，是怎样的勇气和执着才能造就这一个吾往矣的谦谦学子？在那风雨如晦的夜行里，残星数点，黑夜深不可测，方向仍旧遥远无从，端是“风无定向，我无定向！”在沉没草野的前刻，与所有存在拔剑一搏。说升华，或者应该说受肯定罢，在这一座喧哗而并不太适合于举行严肃的音乐会的礼堂里，几百双耳朵、眼睛，倾听音曲抑扬顿挫的旋律，也不知道是否可以听懂那些现代诗的歌词；凝视那独唱者、那舞者、那百位歌者、那拨弄钢琴的十指纤手，以及那两位滔滔的热心讲解人(小曼和姚新光)。这真是一场盛会，一场感人的盛会，一场奇特的盛会。我仿佛投身于一处完全未曾经验过的陌生宴会，面临丰盛的餐色，欲慢慢品尝，却不禁贪婪的吞噬。又仿佛处身在一座陌生的森丛里，叹赏着奇异的花草，却有莫名的堪动。全场结束时，陈徽崇从前台走到礼堂的后面继续指挥，众学子青葱的歌声，为君之故，沉吟至今。我整衣竖立，这不正是那年观看林怀民《薪传》后那份全新而激荡的心情吗？
我等了这场音乐会整整二十二年。约1979年陈徽崇在新山举行“大马现代诗曲”第一次演唱会，我在吉隆坡收到宴请函和节目表，记得有李苍、温任平、梅淑贞等人的诗，更惊讶看得拙作〈刻背〉也在节目表上。那时我刚念完三年的大学课程，对大学教育失望之馀，忿然拒绝注册第四年，然求学之念日夜煎熬，梦已流移他乡。去新山又要一批不小费用，实在无法成行。然而我极为好奇，致函给当局，希望他们能寄录音带给我。他们回函里附上的只有曲谱，说演唱会并没有录音。后来我出国读书，一去十年，相忘江湖，几乎与大马文坛、文化界隔绝。80年代大马华文诗坛和音乐界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如二十四节令、《动地吟》活动等等，我都无缘目睹。1990年我带妻携儿回到岛国任教，始有机会与新山续缘。1992年国忠和我与新山中华公会的青年团共同策划了一个大马华人现代政治研讨会，会议的听众里有一位叫小曼的，公开讨论时其问题咄咄逼人，私下问候却温文儒雅。那时小曼刚崛起大马华文诗坛不久，我后来购阅其诗集《茧》，始知他诗名之远播。研讨会结束后他怡然带领家华、国忠、云城和我夜访陈徽崇，这是我与陈徽崇第一次见面。当晚好汉满座，未言心相醉，到了三杯啤酒真正灌入乾肠时，已不禁动如参商了。国忠有文记述当晚情景，豪叹陈徽崇真乃“至亲至性的人啊！”，我则大动无文。后来的日子有数次在台下远远看到台上指挥的陈徽崇，那熟悉的背影和手势，心中自有不言一语而“吾愿已足”之安慰。去年11月在《亚洲周刊》最后一页看到一则“大马现代诗演唱会”的小布告，举办日期刚好是与家人赴武夷山游玩的前晚，已决定去倾听。演唱会前一天小曼突来电相邀，我冒昧的说你不请我我都会去。万万没有料到当晚演唱会是安排以〈刻背〉大合唱为最后一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刻背〉的演唱。
陈徽崇对音乐教育的推广，尤其是在南马一带，即使他没有把现代诗和音乐结缘，其贡献也是卓然不朽的。他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受到大马文化界多次的肯定，我不必多说。他的另一项成就，是昂然地为大马华文现代诗谱曲，走得显然是一条险径。这项开路的工作，更使他在马来西亚文化史上名垂。在他之后似乎亦有多位有心人开创这方面的工作，都是步他后尘的。陈徽崇从来不认为这有任何特书之处，但是吾辈岂能欠赞扬之词？
陶渊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亦为余之写照。我不懂音律，对于大马音乐界的事故与发展，知道得极少。学生时代受姐姐影响，每年都怀着兴奋的心情观看吉隆坡的《歌乐节》，听得也只是〈踏雪寻梅〉、〈天伦歌〉、〈追寻〉之类的“艺术歌曲”，水平就是如此而已。后来接触到李泰祥的那一卷为郑愁予现代诗谱曲的唱带，那首〈错误〉，真是天籁！后来也在四季分明的俄亥俄州听到罗大佑谱唱余光中〈乡愁四韵〉的录音带，如今落寞神伤之时仍然可以“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的低吟。我对现代诗和音乐配合就是这一点点认识。陈徽崇长年研究和创作音乐，对这方面的来龙去脉肯定是耳熟能详。他把大马诗人的作品谱曲，灵感应该是由此为肇端。
我肤浅的感觉是，只有称得上“经典”的现代诗，才配谱曲，才配吟唱。大马现代诗，有这样的“资格”吗？或者说，多少首大马现代诗可称为经典之作？一般来说，大马现代诗有特殊的句法字法，险拗的节奏，谱曲难度是很大的。陈徽崇只能选择其中他认为可造就者，而他却又能因难而见巧，以其深厚的音乐造诣，不烦绳削，而佳作出焉。像潘雨桐的〈星夜行程〉、〈蝶舞〉，李苍的〈风中口占〉，沈穿心的〈根的岁月〉，温任平的〈云与飞檐〉，作为诗吟，或过于静态，作为歌唱，却声振林木。如果没有陈徽崇的谱曲，这些现代诗是否能达到响遏行云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毕竟，大马华文现代诗，长于意境，旋律非其所长，在还没有谱曲之前，我想很少人会认为可以唱吟，但是一经陈徽崇之手，竟也如此悦耳动听。我那首“刻背”更是劣品，唯独陈徽崇欣赏“身生如蛇/缠织自己”句，百人大合唱的重唱旋律不断，层层诠释我欲表达生命刻骨铭心的悲痛。我逐忆起廿五年前梅淑贞的《刻背》乃“刻在乌龟背上的诗集”的尖讽批评，真是恍如隔世。
在在可以看出，陈徽崇不以时尚为其宗，他的终极关怀，是音乐的艺术性和经典性。他说：“要写流传的作品，不写流行的作品”，此盖窥见其决心。综看陈徽崇的作品，音符近乎平缓却陡见奇峰，然后转入丘壑，渐临佳境，曲径盘旋。他的弟子胡志强(也是音乐家)说得好：陈徽崇“从早期诗曲时代到近期的主题歌曲，前者的艺术价值、前卫的作曲理论，都展现出其超脱及独树一帜的气质；而后者的流传性与普及性则显现了作品的深长意义。”此乃知己之言。从陈徽崇的作品看来，大马现代诗可朗诵、可歌咏。曾一度被认为晦涩难懂的作品，如今经此乐谱化之后，面貌似乎变得欣然可亲。写诗是创作，谱曲也是，后者更是一种对诗词崭新的重解工作，比前者更难矣。当今大马华文诗坛诗人辈出，诗必永生，而谱曲的诗人呢？陈徽崇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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