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思考
华研20年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7年
1985年“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权益诉求和文化表达来说，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发展。历来华社研究中心的宗旨和方向一直是在争论不休之中：它应该是一个纯学术研究机构，还是具有政策咨询导向的所谓智库组织，或是一间收集资料库？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它定位模糊，一方面是随着华人团体和华人政治结构的变迁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也随着领导班子（董事会、主任）的更换而有所不同。90年中期，恰好有一批领导人开始注意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此除了举办具动员意义的研讨会之外，也鼓励静态的学术研究。1997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的创刊，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个环节来说，是一个颇为具意义的标志。当时的主编游若金在该刊的“发刊词”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既未曾被正式界定过，且有待开发。”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是否可以定位为一种“学科”，我们可以讨论；说这个研究区域“有待开发”，显然是有一个颇为准确的观察，也是当时学界的共识。
至今（2005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出版了8年，它的成绩如何，并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我要探讨的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些年来在一个大环境里的内在变化和外在挑战。这个议题其实很大，牵涉到马华学术史的评价，我无法对一些重要问题详加阐发或做缜密的推论。在这里我仅仅作出一些方向性的初步看法。
不过还是要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说起。它“独领风骚”了7年，现在它已经不是唯一刊登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学刊了，新纪元学院于去年（2004年）出版了《新纪元学院学报》（至今出版了二期），刊登该学院教职员的研究成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新纪元学院注重研究和出版学报，不只是该学院从教学型转型成为研究型学府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马来西亚华人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四间建立不久的高等院校（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韩江学院、拉曼大学）的第一份学报。从第一期的内容来看，主要还是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文章。《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乃由一属于华团管理的机构（华研）出版，其资源有限。新纪元学院的学术和财政资源肯定比华研丰厚，办好一分学术刊物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学界给予它极高的期望。
其实任何研究的发展必须有赖于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研究基金的投入、学术人员的训练、研究文化的培育等等，缺一不可。学术刊物的目的，在于凝聚一个学科的各方人才，促进研究人员认同、沟通、互动等，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肯定有关键性的作用。有长久历史的学术刊物如《Modern China Studies》, 《The China Quarterly》等等，已经是研究中国的同行之间共认的权威学报。经过长期的累积和，Sinology（汉学、“中国学”）也应然而生了。最近新加坡华裔馆出版的《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也是企图撒下一个大网，联系相关学者，努力开辟一个崭新的学术天地。看来一个学科研究成果的转播和分发，实有赖于学术刊物的出版以及其能否建立权威性。（也基于这个原因，我殷勤希望华研不要找理由停止出版《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南方学院虽然没有出版学刊，但是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也是一个贡献。马来西亚华文高等教育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挣扎，以至成长，这些都是自力更生的成果，来得不易，我们必须珍惜。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用深刻反省和自我检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队伍有逐渐扩大吗？研究成果数量有逐年增多吗？研究领域有逐渐拓宽吗？前沿课题又在那里？它的弊端与偏颇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值得我们共同努力寻找的。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科乎？区域研究乎？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个概念看起来好像很狭小，就学术研究而言，它可以讨论的范畴其实很大。从学科分类来说（历史、文化、文学、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它拥有非常多的研究视角；若从理论、方法、语文书写、中国/本土、资料收集等等各方面来谈的话，更是广阔。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综合更增加其复杂性和可研性，可能穷学子们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探究其一二。然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可不可以归纳、定位为一种学科（discipline)，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形成，需要长期的累积，要经历千年、百年的演变与锤炼，建立思维体系、研究框架、角度设定等等，才得以逐步确立、扩散，并在学术范围内获得公认的地位。这是就狭义来说的。就广义来说，它可以指一般的研究范畴（如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华人/华文研究Chinese Studies等），也就是说一种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时下我们常听到许多种 “学”，如“金学”、“漫画学”，都可以从广义着眼，无伤大雅。如果用狭义来论，那么\\\\\\\我们就必须谨慎了。致使我们说在学界颇为流行的“红学”、“敦煌学”，也不是“学科”（discipline) 的意思。虽然从红楼梦研究到“红学”，从敦煌研究到“敦煌学”，已经需要有一段很长的酝酿和拼合过程的。其中研究范畴内容丰富是第一条件，同时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亦不容忽视。就“红学”的历史来说，有人认为是以王国维1904年完成《〈红楼梦〉评论》为起始标志的，则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程。其中还有大师级的学者参与，除了王国维以外，还有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人。刘梦溪就说：红楼梦“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才造就了现在的所谓“红学”。后来渐渐有了“曹学”（作者研究），似乎有点过了头，现在又有位写过《秦可卿之死》的作者说，除了要继续发展“红学”、“曹学”之外，还要自称一派，曰“秦学”。这就令人十分尴尬了。
“马来西亚华人”作为一个概念，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对象，作为一种区域研究（area study)，我觉得是无可非厚的，也值得我们鼓励、深化、推动。但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可以定位为狭义的“学科”吗？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个领域，其中的术语概念、知识系统、逻辑方法、思维规则、基本规律等等，没有经过长久的学术检验，说得严重一点是毫无头绪，遑论建立了。所以就这个简单原因，如果我们要提倡所谓“华人学”或“马来西亚学”等等，就不必太费神了。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文化底蕴”
根据黄贤强的说法，当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研究状况，有几个特点：以大学为研究基地，以民间学术团体为推动力；重视对专题微观式研究，缺乏从宏观视角讨论问题；开始重视大型或长期的研究计划。这些观察都有事实作为根据，相当正确，我没有异议。黄贤强又提到了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研究者的区别，前者有着一种民族忧患意识作为研究驱使力，而后者则没有。诚然，马来西亚华人的时代焦虑感使到他们励精图治，其转化成的文化救亡力量不可低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深层面，即一般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和研究者所必须涉及的文化思想范畴，这也进一步牵涉到彼等的文化认同。黄文斌曾经强烈疾呼：“离开了华人思想文化，又何来‘华人’特征之可言？”而进一步推论出：“我们认为要解决马华文化深耘的问题，除了要具备对中华文化的‘知识与学问’，也必须要有‘文化理想’。”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和研究者的自主探究知识的内在动力在此。我觉得这两点正是区别了马来西亚和其他区域（或非马来西亚学者）的重要特征。其实，如果要再细分，这个区别还可以在不同教育背景的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里寻获。马来西亚中文源流和英文源流的研究者，在经验积累有所不同，以至在心态、意识、动机、关注点，都有所差异。潘永强在评论《The Chinese in Malaysia》一书时，与它和《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相比，认为“英文源流无论研究队伍和学术资源，都更为丰沛”，而“中文版”（即《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此词有误导性，“以中文撰写的”更为准确）的“华人作者群参差不齐”。然后他进一步指出了两个源流的重大分别：前书“某些篇章缺乏感性上的体会，似李锦兴、王碧君关于华人政治与文化处境的论述，就仿佛与华人社会的主流认知有所出入，这也表明英文视野下对华人研究的问题意识、国族认同和文化情怀，都少了一点激情和伤感，多了一份距离和冷峻。”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就珍惜学术包容性和多元化价值而言，这个“各自表诉”毋宁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如果潘永强所说属实，那么\\\\\\\中文源流者的 “文化底蕴”显然是造成差异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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