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思考
华人研究大趋势：疆域和语言系统的文化争霸
外在的学术发展动力也将会冲击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块小园地。我们必须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置放在全球华人研究这一个大学术环境来考察，不然，我们可能只是画地为牢，没有多大意思。当前全球华人研究有几个大趋势：
一、中国学术界对“华人”、“华侨”的关注和研究，这十年来已经更上层楼。（“华侨”一词是中国学界的用法，我在这里无法一一申论，只沿用他们的用法。）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研究华侨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而其研究成果亦非常杰出，如北京大学1999年成立了“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已于2002年全部出版。中国这些华人华侨研究，围绕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4个方面展开，涉及的范围广泛：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各国、各地区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华人对居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的作用等等。这些研究范围包括了马来西亚华人。
中国大陆学界的弊端，自有中国学者议论。就华人、华侨研究而言，他们有强大的队伍、国家的资助，以及国际/区域策略方面的考虑。这些条件都是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所缺乏的。以我浅见，中国的华人研究有两个特点：即中国本位论述和“说教性”。中国本位论述是指以中国视角看问题，不一定是牵涉到利益或责任，而是在研究问题上构造出“中心/边沿”、“主体/属体”的概念。“华侨”概念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发觉，很大部分中国出版有关新马华人的著作都是从这个视角切入，如《东南亚华侨史》、《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等等。所以张应龙就指出：中国学者“鲜见从东南亚或者世界范围的角度来观察新马华人问题。”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正当他们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时候，这种论述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中国华人华侨研究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即“说教性”。“说教性”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中国传统学术不太注重原例的分析和解释，而偏重做人的知识，所谓“修齐治平”、“格物致知”。这个哲理内涵转化到现在行为科学或人文学科里，就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心理导向。这个“说教性”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相对于西方行为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而言；第二则是相对于马来西亚华人作为中国“海外”的一分子而言。
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研究者来说，这两个特征似乎都不能完全被接纳到主流的学术范畴内。我们一般不用“华侨”一词就是这个姿态最明显的反映。面对这些著作的“说教性”，学界似乎较低调，对于此类著作，有的读了即忘，有的会不屑一顾。我初步发觉，马来西亚研究者（大部分是华文源流学者，英文源流学者大概没有这个条件）甚少引用中国学者有关新马华人的研究成果。如何去解释这个现象？我不认为这是缺乏交流或资讯的结果，而是因为本地学者对于这些研究仍然有所保留。
二、“海外华人”的研究资源也越来越凝聚。在中国大陆之外，谓之海外。海外华人研究就是中、港、台之外的华人研究。1998年新加坡华裔馆出版《海外华人百科全书》，描述了全球37个海外华人社区。这是一本在中国大陆之外编辑的有关海外华人书籍。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组织值得一提，即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 -- ISSCO), 和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 WCILCOS)。它们的宗旨则同是“发展海外华人研究”。他们定期举行国际研讨会。今年（2005）新加坡华裔馆在ISSCO的旗杆下创办了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这是一分以英文出版的学报。
这批研究“海外华人”学者分散在全球各地，在组织联络上可能有所限制。但是这个局限对于学术群体来说并不是太重要，定期学术会议的举办和学报的出版，其实已经为学科的建设树立了有利和必要的条件。由于这些组织是全球性的（包括中国大陆），它显然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研究视角或活动区域）的框框。大部分研究人员在高等院校任职，接受过西方人文和行为科学的方法训练，许多也精通双语（还是以英文为主）。
三、研究华人华侨的中文、英文著作之质量几乎可以平起平坐。诚然，现在学术界，至少在东南亚来说，无可争辩的一项事实是，当前人文和行为科学研究是英文语系强势的天下。文、史、哲在中国有优秀的学术传统，然而就新科目如中国移民史之类的研究课题，恐怕还要借鉴西方学术，尤其是方法。这个“英文学术霸业”局势，以后恐怕不会改变太大。但是我观察到近年来中国和台湾用中文书写的华人、华侨学术著作，在数量方面增加了，水平也有突破。上述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其实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就以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的双语学报《亚洲文化》来说，我的观察是中文稿的素质与英文稿齐观。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的两份出版物，英文著作《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2002）和中文著作《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2002），总体质量（选题内容、编校、装帧设施、印刷、出版格式等）相当。
诚然，英文学术世界的评审程序较严苛和制度化，优胜劣汰，才有今日在世界强势的地位。但是，很不幸的，就本土学术研究来说，这已经变态成一种崇外（洋）心态，认为只有英文著作才具国际性、原创性、独创性，而中文著作则是“次等”的。这就滋长了一种只注重以英文发表学术文章的风气、一切都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这显然是一种相当可议的心态。在新加坡，这是南洋大学（以及其被关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其实，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学术机制而按部就班提升本土学术机制，而不必一味模范、就范。这才是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中文学术世界参差不齐的情况比较严重是真的，但是用中文书写最好的著作和英文著作一比，其实也不逊色。
以上所说的华人研究的三大趋势，看来是一场学术疆域 （中国/中国之外）和学术语言系统（英文和中文）的文化争霸。表面大家言欢，看似波澜不惊（学术多元、平等竞争），但从学术领导权和主动权上来看，其实是暗流汹涌，它们之间交流与交锋后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值得进一步观测。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将会有一批英文和中文并重学术人才出现、中文将会有限度的被重视，而“华人研究”，无论是“海外华人研究”或是“华人华侨研究” ，将会吸引更多人研究。
以中心系为依托：基础与局限
在这几个学术趋势之巨大身影下，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显然处在狭缝之中。我不愿说“微不足道”，是因为它实有可为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新马大学中文系过去在方面的成绩和贡献，在教育和研究制度上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建设。就中文源流研究而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中国、台湾、香港以外，最多用中文研究华人/中文的区域。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有汉学研究，也有新马社会/文化研究。其他国内大学的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学、拉曼大学等）也在这方面努力。目前最乐观的想法是，我们可以以这些大学中心系为依托，借助于上述的三大趋势，进一步展示研究成果。但是大学本土/区域研究有本身的限制，如被行政当局边沿化、研究生来源不足、“学术领导层”方向不稳定等等。而这几方面的问题，新马华人研究也牵涉在内。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都曾经宣扬“做成为中国以外，研究华人课题的重要聚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前主任王润华语）。现在这个研究方向似乎不那么响亮了。
其实新马两地的高等教育，无论是教学或研究，都潜伏着极多的危机，只是大家不愿意公开谈论罢了。我只举几个问题：学者应该如何着手创建适应自己社会之问题的理论？如何掌握本土社会脉动？应否警惕西方中心主义？其实有关人文和行为学科的问题太多了，两地大学教育“官僚化”和“企业化”后逐渐失去学术深层反省的能力，至于某学系应该注重那些重点科目研究，已经是次要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个别学者的努力也被“分化”。这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显然不是福音。
故当前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基地（议题研究、人才训练等）乃大学里的中文系，但是此一特征，恐怕亦是它不能真正有所突破的主因。中文系历来都有身份认同的问题，系内课程和师资，包括历史、经济、语言、文学、政治、社会等等，真是无所不包。学生的训练方面，除了中文好之外，严格的话，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一位经济系或社会系研究院毕业的，可以理直气壮说“我是经济学者”或“社会学学者”，然而中文系毕业生则志不在此了，此乃中文系不是一个纯学科之故。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契机，在于如何立足在中文系，却同时有能知自觉而主动深化在各学科（社会学、史学、经济学、语言学）之中。或者另外一个做法是从各学科出发，再深入中文系之中。其实后者正是现在我们做到的，中文系里就集中不同学科训练的老师。显然这不是老师学科的问题，而是整个系集体的身份问题。以后如果要有所突破，恐怕必须做一些逆想思维了。当然，论点的一再延伸，已经不是某系某学科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教育制度和研究机制的问题。
“本土视角”：建立“学术主体”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议题是所谓“本土视角”。本土观点的建立，也就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肯定，其实在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里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新马学者研究孙中山、或是康有为对新马的文化思想影响，他们的视角肯定与中国或台湾学者的观点不一样。我自己写林语堂在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地位（《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注重的就是如何从当时新马特定的时空环境来评估一位“外来”文化人物，换言之，我想看到的，是南洋大学史的林语堂，而不是林语堂生命史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哪个视角好、哪个坏，哪个视角对、哪个错，而是指出，本土观点/视角的培育是建立“学术主体”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必须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框架下来进行研究议题，而不能用没有本土关怀的中国“大中华”心态和意识来切入看待问题。不然的话，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将会与马来西亚社会的实际情况及需要完全脱节，而淪为“华侨研究”和“海外华人研究”点缀的研究成果。
这样强调本土视角，当然不是排斥异己。学术乃公器，开放是学术繁荣的前提，学者不可能画地为牢。学术在竞争中发展，它不可能是 “自己人”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对新学术队伍的加入表示绝对的欢迎和庆幸，而这些年来的确有杰出的学者加入了这个行列：Sharon Carstens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历史、文化认同的著作，Jean DeBernardi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的民俗宗教研究，朱崇科有关马华文学“边缘放逐、本土迷思”的讨论，吴小安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家族商业史的研究等等，都丰富了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块小领域。我们较熟悉的马华文学就很明显，有了一位戏谑、调侃的黄锦树已经够颠覆，现在“外来者”（王德威语）朱崇科的加入，更是精彩了。
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这块学术领域，还有许多研究空白和薄弱环节。研究力量薄弱、出版困难与研究基金缺乏等等，是最明显不过的局限。这个情况维持了几十年，仍然还是没有解决，而这些长久的无奈都正好反映在华社研究中心沧桑的发展上。显然，我们不能期待国家机关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列为重点学科加以扶持，然而在自力更生的过程里则又障碍重重。马华的学术无力感是普遍存在着的。我记得1996年的《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的多项建议，有一条是呼吁华商华团“慷慨赞助学者的研究计划”，如今结果如何？这些已经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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