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RLES EMMERSON 2013年1月4日 Foreign Policy
2013年，國際局勢依然紛繁複雜，美國“財政懸崖”雖然推遲了，但風險仍然存在；歐洲在衰退中前途未蔔,中東敘利亞的結局依然撲朔迷離……我們是走在擺脫危機的路上還是正接近另一場巨大危機的邊緣？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刊發了一篇查理斯•愛默生的文章，題目為“災難前夕 為什麼這個世界在2013年看起來和一戰前夕的1913年驚人的相似？”，把今年和100年前的世界做了一個有趣的對比，以下為文章的主要內容：
我們這個時代，原先全球領先的力量恰恰處在了相對衰落期，它們為國內的政治危機和不斷遭到侵蝕的經濟發展所困擾。同時，崛起中的國家正在世界各地爭先恐後地尋求自己的位置。它們當中，有的正為自己在當前的全球秩序中尋找新的一席之地，有的則對這一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民主和專制制度共存於一個不安的競爭體中。通過人員、貿易、貨幣流通以及史無前例的無視距離的新技術傳播，世界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內聯在一起。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全球性的道德意識，正在興起。小鎮上的美國人高分貝向擁有過度權力的華爾街咆嘯。亞洲再度崛起，哦是的，中東仍有麻煩事。
聽起來很熟悉，對嗎？
1913年的世界，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當我們通過時光好奇地重播時，在許多方面，100年前的它似乎和今天的世界不怎麼相像。若是我們把一個世紀的時間都壓縮到眨眼這一瞬間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帶著一種絲毫不覺得奇詭的感覺來看待它。不過，回溯我們曾祖父母曾經生活的世界真的能幫助我們瞭解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嗎？
讓我們以一種預見的方式得到那些警告吧。歷史不會重演——至少不會完全重演。一個時期同另一個時期從來沒有完美的類比，比如說將2013的中國看做是1913的德國、或者是當代的美國看做是一百年前的英國，事情永遠都不可能如此地直接明瞭。1913年的德國張揚著建立海外的帝國，2013年的中國卻公開地駁斥中國致力於權力擴張這個概念(雖然此一說法明顯地是要維護中國本身在海外的利益)。1913年的德意志帝國僅僅只有40年的歷史，且人口僅僅比英國或法國多一點點，2013年的中國，其歷史卻可回溯至幾百年前，且一直以來與世界上的重大事件皆有所關聯，而如今中國擁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1913年，德國純粹是因新的地緣政治現象崛起，2013年的中國崛起卻比較像是重返其歷史的正規地位。這些差別值得重視。
2013年，美國的長處和短處都跟100年前的英國不太一樣。英國倚仗自己世界銀行的身份以及金本位制度下的地位在政治上獲益。今天的美國儘管憑藉發行世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從政治和經濟上同時獲益，但和那時的英國相比幾乎處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位置：美國有龐大的國債負擔。（有人或許會爭論債務是否應該算作美國的大問題，因為目前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是中國。不管怎樣，如果北京沒有從華盛頓得到它想要的東西，它是不會拋售美國國債的。但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事實給人一種感覺，即美國正在衰落。而這種力量此消彼長的感覺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其他國家如何對待它們的態度。）此外，2013年的美國和1913年的英國之間還有其他方面的差異。英國從來就不是一個軍事上的超級大國，這點和當今國際秩序中的美國不同。從來沒有一個單極英國時刻。1913年，英國已經在工業上落後德國幾十年了，是個越來越依靠老本的國家。2013年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很多方面，它還是最有活力和最具創新性的。
此外，21世紀全球範圍內勢力強弱的消長與20世紀初是不太一樣的。1913年，少數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它們大部分來自歐洲）佔據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領土。在非洲只有兩個國家——埃塞俄比亞和利比理亞——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獨立國家。2013年，聯合國成員中有超過190個獨立國家，其中的52個國家都是非洲國家。1913年，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生活在歐洲，現在這個數字已經少於十分之一了。現在，把這個世界聯繫起來的國際法律和法規要比100年前結實得多。我們不應該忘記，用於戰爭法的海牙公約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而海牙國際法庭的前身和平宮是什麼時候向世界敞開大門的呢？你猜對了，就在1913年。
事實上，歷史角度的類比是不完美的。 1913年和2013年之間的類比也是如此，但並不意味著它是毫無用處的。那只是表明它們需要小心嚴謹的解釋。正如馬克吐溫所說：「歷史不會重演，但有其韻律。」 我們的任務就是傾聽歷史的韻腳，核對我們所聽到的，以便捕捉到它們。
對於決策者或政策分析師來說，歷史的效用並不是一包來自於當今世界、包裝得整整齊齊的教程，從書架上拿下來之後就可以公式化地放之四海而皆準了。相反，它需要我們找出一種方式來思考變化和連續性，偶然性和機會。從歷史的角度思考問題可以提醒我們那些使國家和社會運行中止的驚人事件，同時還可以檢驗我們的熱情，讓我們相信自己的時代是與眾不同的。1913年的世界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這一年，20世紀的大災難正處於萌芽狀態。當然，誤用歷史是一種罪過，而濫用歷史更甚。但是還有一種更糟糕的錯誤：想像一下我們已經逃離歷史了。
技術是一個常見的罪魁禍首。歷史如同亨利福特所說，是騙人的鬼話，而科技卻常常提醒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超高速的時代，一個擁有革命性創新的時代。當創新表現為閃亮登場的iPhone手機時——其亞原子的運作方式非常接近於魔法——人們很容易屈服於技術的狂想曲。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新的時代，這和以往的任何時候都不同。然而，激進的技術變革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早在1913年，世界已經有了技術革命。無線電報被引入，提高了海上航運的安全，人們無需電線就可以訪問全球各地的市場和戰略資訊。汽車已經走下了世界第一條生產線——它位於福特在底特律的高地公園工廠——並被運往世界各地，它們的消費者甚至包括蒙古的佛教僧侶。石油取代煤成為英國皇家海軍（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軍）的燃料,這些變化將英國海軍部推向伊朗南部的石油業務，並開創了現代中東的石油外交。世界上第一部完整長度的好萊塢電影在這一年年底開始放映，第一部印度電影也到達了孟買的電影院。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甚至在他上一年度的總統選舉活動中使用了電影作為宣傳手段。（這部電影的主題也非常適合2013年：向富人收稅。）
最後，顯著的技術進步對事物的改變會超出我們的預期——採用新技術的速度是很難預測的，但從發明到第一次應用，這中間的時間是非常短的。而新技術第二次或第三次應用帶來的衝擊也會越來越迅速。一個技術不管有多麼先進，最後總是被移植到相對較老的技術上，然後才應用於人類個體、社區和國家。之後，最先進的技術可以被最落後的個體所操縱。不到10年，萊特兄弟第一次飛行（人類歷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和解放）的成果就被用於空投炸彈了：用飛機進行空中轟炸發生在1911年的利比亞，1912年和1913年的巴爾幹地區。同樣，20年前當互聯網被人們譽為幫助世界各地被壓迫人民解放的力量時——確實有很多人這麼認為——獨裁國家已經開始使用它為自己服務了。世界第二古老的行業——間諜——也迅速適應了這個開放的線上世界。技術或許是驅動歷史變革的動力，但它也會屈從於歷史背景。
從歷史角度看，特定主題或是特定“韻腳”通過歷史（人類的貪婪、操縱技術、決定軍事行動時地理的重要性、塑造政治時信仰的力量、這個時代與眾不同的堅定信念）重現是不足為奇的。你覺得2000年以來，債務推動的繁榮是不同於其它時期的繁榮嗎？答案是錯誤的。古希臘人，在熟知人類的貪婪、自我欺騙、驕傲自大以及因此所招致的懲罰後，無需哈佛商學院的金融專業碩士學位就能很好地解釋2008年的金融危機。你覺得有了鐳射制導彈藥和無人機，平息阿富汗將是小菜一碟嗎？事實並不這麼簡單。你覺得全球化是註定要永遠持續下去的，洲際戰爭是不可能的，且向前的民主步伐是不可避免的嗎？等一下，1913年的人們不也是這麼認為嗎？
100年前整個世界的關鍵，對今天的世界來說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但確實存在這麼一個時期，它在不那麼遙遠的過去，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儘管並非與我們當今的世界完全不同）四分五裂了。究其原因，並非因為人類社會是被無法控制的命運之力所左右，或是因為他們的極端愚蠢。只是人們沒有預料到事情會朝後來的方向發展。經歷了1913年全年的人們並沒有把過去12個月看成災難的前奏。現在回想起來，地平線上確實風起雲湧。但在當時，很多人認為自己正生活在最好的時代，或者他們只是有其它的事情要考慮。
1913年的世界是動態的、現代的、互相聯繫的和智慧的——就像我們當前的世界一樣。1913年，現代歐洲的軍械庫藝術展征服了紐約。同年美國成立了聯邦儲備局，它成為之後全球金融力量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今天，以一種大致相同的方式，作為一個全球性交易貨幣的出現，中國的人民幣為中國將來挑戰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礎。1913年，甘地被視為政治煽動份子在南非被捕，澳大利亞人確定了他們的新首都，俄羅斯芭蕾舞團在歐洲掀起了一場風暴，然後他們在布宜諾賽勒斯（這座城市後來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和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獲得了同樣的輝煌。1913年，當時中國最大黨派的領導人宋教仁被暗殺。這次謀殺就像一年以後奧匈帝國的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遇刺一樣，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1913年，列寧還在加利西亞山上過著流亡生活。俄羅斯正處於工業繁榮的中心，很多人認為最大的革命危險已經過去，沙皇俄國將在歐亞大陸佔據主導地位。還是1913年，日本，這個60年來一直隱居在世界舞臺之外的帝國開始向外擴張，作為一個工業化的亞洲國家，它被其它大國視為對手而存在著。日本國內，新天皇剛即位的不確定性和對最後一位幕府將軍的哀悼同時並存。在一戰前的最後一年，德國已經成為英國的第二大交易夥伴，這讓倫敦和整個歐洲得出了下面的結論，即儘管英德在海軍軍備上進行著競賽，但二者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如果國際工人們的團結沒有阻止戰爭的來臨，那麼全球金融自身的利益也會阻止它。
當然，和任何其它時代一樣，1913年也有預見到黑暗和厄運的預言家。世界各地有很多經驗豐富的觀察員，他們將自己周圍的一切國際化進程——從測量時間到戰爭法的所有事情——都看作是水到渠成的歷史演化的宏偉計畫。「沒有一個國家和一個大陸可以單獨存在的，」 英國歷史學家，古奇﹒G.P.在1913年寫道，「當世界變小了，人類對全球團結更有所覺悟。思想、理想和試驗造就了全球化之旅。文明已經國際化了。」很多人指出，經濟全球化使戰爭無利可圖；有些人認為這使戰爭成為不可能。像往年一樣，1913年舉辦了國際展覽會，以紀念世界的進步和走向更大的整合，然而主辦國比利時在展覽會結束不到一年內，就壟罩在炮火的轟炸中。1913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被一些人視為國際上的和事佬。就在幾年前，加州和伯克利大學的校長還打算提名他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呢。
那麼，上面說的這些和2013年的世界有關嗎？
這並不是說我們正在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邊緣，在讀了這些之後，應該逃往山林並祈求最好的結局。未來大國之間的衝突並非是不可避免的，也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預示全球貿易的崩潰——儘管我認為這些情況實際上比10年前更容易發生。不過，回顧1913年的世界可以提醒我們，關於全球化的連續性，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當然幾十年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現有體系內，存在很多獨特與貌似合理的衝擊，會讓我們對未來的預期大大地偏離了軌道；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我們很難預測和預期，但我們可以為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好間接的準備。舉一個我們正面對、且最貌似合理的衝擊為例，若對南中國海的情勢計算錯誤，可輕易地點燃一連串衝突事件，是謀殺斐迪南大公的那一槍所無法比擬的。各種同盟結構、對特權的質疑、情勢升級、各國的可性度以及軍事力量，使此一原本不算是全球性的問題，轉換為戰爭或和平的關鍵焦點。
一般來說，把2013年的美國和1913年的英國做類比不是很合適(就如何把2013年的中國比做1913年的德國一樣)。不過肯定的是，我們現在的世界比25年前更像100年前——它是一個競爭的多極化世界。正如1913年那樣，技術、貿易和金融把世界聯繫在一起。理性的利己主義告訴我們，這些力量所帶來的整合是不可逆轉的。然而在過去幾年中，貿易保護正在抬頭，全球貿易談判破裂，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討論完全不足，互聯網出現分裂。有一種激烈的、認為其會自我應驗的言論認為，西方的主導地位——作為世界規則制定者的地位——正在終結。
人類註定要永遠生活在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中。但是從歷史角度思考問題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評估這種不確定性，糾正偏見，質疑假設，並延伸我們的想像力。通過瞭解其它國家——尤其是那些重新在世界上取得顯赫地位的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更好地瞭解它們的心態、期望和恐懼的事情。當我們這樣做了之後，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在未來如何建立一個我們自己創造的歷史進程，而不是一個由過去的事件所決定好了的進程。
1913年的世界——一個輝煌的、動態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為我們提出了警告。在這一年裡，世界的運行機制被許多人當成是理所當然的。在2013年，當面對類似的全球變動時，我們可能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設想現存世界的運行機制會永遠繼續下去，我們需要做的僅僅是漫步到未來，未來就會不可避免地變成我們希望它變成的樣子。這些令人欣慰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需要為一個更為艱難的旅程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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