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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社論】 2013.05.23

「便當文」事件，透露了兩大類型問題：一是有人為了自認善良或正義的目的，不惜手段造假，這是違反了「程序正義」；二是網路言論責任的問題，在此數位時代格外重要。 打造谷歌王國的靈魂人物施密特（Eric Schmidt） 和Google Ideas的總監科恩（Jared Cohen)，最近合寫了一本描述未來世界的書「數位新時代」，其中不少篇幅討論「公民記者」的角色及可能的問題。「數位新時代」中，世界上超過半數的人口都上網了，無可避免每個人都成了潛在的「公民記者」。一個人在社群網站上轉發、分享新聞，就等於在替四周的網友篩選、編輯訊息。一個人在部落格或臉書上寫的生活事件，同時也就等於是提供給朋友、網民的社會觀察與報導。 這樣的新趨勢，擴張了新聞資訊的多元性，卻也帶來了新的問題與困擾。最嚴重的問題是，人人擁有了做為「公民記者」的傳播工具與管道，卻未必具備作為記者所需要的自覺與紀律。沒有人把關管理報導的真實性，沒有人節制評論的表達方式，也沒有訊息合理性的客觀評估。小事例如某個顧客試用化妝品的心得是否具參考價值，大事就例如這次的便當文事件。 台灣已進入這樣的「數位新時代」，因而社會正經歷一段「真實性失控」的特殊狀況。網路上每天流傳數不清的未經查證的新聞訊息，其中不乏基於不同理由（商業利益、個人虛榮、試圖操控他人行為等等）而刻意造假的訊息；更有許多人信以為真，參與傳播。「便當文」不過是這個巨大潮流中，一個剛好被戳破的謊言而已。 「數位新時代」的真實性危機難以解決，且多半「不告不罰」，只有靠網路公民的自覺警惕。最簡單、卻也是最有效的做法，是盡量只轉發、分享可被信賴的報導，對於單純宣稱「個人經驗」的訊息抱持保留態度，別輕易被牽動情緒。而這樣的時代中，其實傳統媒體反而更有其存在的價值，畢竟在客觀事實的掌握和價值取捨方面，傳統媒體有長遠的堅實基礎，更有基本的社會責任與壓力，希望能在已具有自律規範的領域裡守住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