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出版社不久前舉行《南京大屠殺全史》新書發布會，主編張憲文教授表示，全書一律以「性奴隸」三字取代「慰安婦」；張教授也指出，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今年七月曾經指示國務院，所有官方文件每當提及「comfort women」，必須一律改為「sex slaves」，以示正名，以彰正義。
說得太對了。對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者殘害的中國婦女來說，張教授的建議和希拉蕊的指示，必是二○一二年裡所能發生的最好事情；他們所彰顯的正義，儘管姍姍來遲，卻仍算是正義，正義遲來總比永遠不來強得多、好得多。
其實我早於五年前已在香港報上撰文提醒大家注意所謂「慰安婦」之語言陷阱，並對香港部分媒體的詞彙用語有所影響。當時，我清楚指出，所謂「慰安婦」根本就是性奴隸，亞洲婦女被日本鬼子兵或騙或逼或關或鎖，完全違反了個人意願，身不由己地成為日本軍人的洩慾對象，因此所謂「慰安婦」在本質上是日本戰爭暴徒發明的謊話語言，詞彙本身已經深深帶著血腥烙印和淫褻隱喻，如果我們仍然堂而皇之、毫無避諱地把它用作書名、標題、標籤、口號，豈不等於認同了戰時敵人的思考邏輯？豈不對戰時受害的數以十萬計性奴隸婦女構成了再度侮辱？豈不太對「語言政治」欠缺了批判反思？豈不等於美國黑人猶在自稱「黑鬼」、德國猶太人仍自稱「賤民」一樣荒謬？
對於語言政治，常被罵為「帝國主義者」的美國媒體往往比兩岸三地的華文報紙更為謹慎。且看二○○七年三月六日的《紐約時報》，當它談及安倍晉三的荒唐嘴臉，新聞標題是「No Apology for Sex Slavery, Japan's Prime Minister Says」，拒為性奴制度道歉，日本首相說，清楚有力地指明所謂「慰安婦」的悲劇性質。
相較於《紐約時報》的小心翼翼，兩岸三地的華文報章不可不說是肆無忌憚。左一句「慰安婦」，右一句「慰安婦」，沒有引號，不帶詮釋，自願跳進日本人的語言陷阱，等於自縛手腳兼蹲在井裡吶喊，喊聲再大，坐在井上的日本法官亦難得理會。你們不是也說「慰安」嗎？這兩個漢字，在意義上本就屬於主觀動態，慰安也好，安慰也罷，皆須由當事人主動行事或配合始能去慰去安，既然閣下—像我們的戰時大日本皇軍一樣—仍然口口聲聲「慰安婦」前「慰安婦」後，等於先入為主地承認了這群婦女的「主動」貢獻，這豈不附和了我們首相「沒有強迫」之說？你們還好有立場追究責任和追討賠償嗎？
語言，可以是小事，也可以是大事，視乎你面對的是悲劇抑或喜劇；日本民族，可以很可愛，也可以很可恨，視乎你想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是娛樂抑或公義。面對歷史，我們必須先站穩立場，嚴正地告訴日本人以及世人，戰時在各式「招待所」、「行樂所」、「俱樂部」、「芙蓉隊」、「軍中樂園」裡受到折騰苦難的女人，是性奴隸，不是所謂「慰安婦」，日本鬼子兵在她們身上獲得只會是一輩子的罪孽而不可能是一時間的撫慰。
如果華文媒體和華人知識分子不明此理，世上最感「安慰」的人，想必是躺在地獄裡的發明「慰安婦」一詞的日本王八蛋軍人岡村寧次。
（作者為香港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