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陳為廷成為了台灣最「沒禮貌的」學生？有人曾揚言要控告他誹謗，深藍的《聯合報》還端出「尊師重道」來修理他。為何一場社會人士的備詢，被名嘴學者講成學生批鬥老師的「文革」，甚至連提出邀請的立法院都要修改議事規則？為何連標榜自由學風，口頭上鼓勵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清大校方，急忙打自家小孩給外人看？他們站在同一陣線，原因在於共同畏懼一股新生的力量。是的，台灣版的學生權力已經浮現了。

歷史會記得2012年是台灣學生權力誕生的關鍵時刻。在3月底的文林苑案，300位學生聚集守夜。他們雖被強制驅離，但市政府被迫擱置所有的都更案，文林苑至今仍未動工。在夏天的華隆罷工中，學生不僅用身體直接阻擋資方的貨車，鼓舞了200多位失業勞工的鬥志，最後獲得遠比原先更好的資遣條件。在台大校慶中，學生以行動聲援面臨威脅的紹興社區。結果校方同意讓步，與居民簽定和解。 

自從1995年的政黨軍退出三台運動，媒體改革長期以來是少數學者的倡議活動。如果沒有「學生走路工」事件，沒有威脅控告學生，中嘉與壹傳媒的購併案不會引發目前的喧囂風波。正由於招惹到學生，才有後續的731遊行、901「反媒體壟斷」遊行、1126佔領行政院與1129再戰公平會抗議。 

在不同議題上，學生權力的登場改變了原先的對抗格局，產生了實質的影響。在新勢力浮現之際，年長世代還不一定能聽得懂青年學生的聲音，他們拘泥於舊時代的思維與詞彙。有些人擔心學生淪為在野黨的打手，不當地模仿政治人物的講話語調，不敢打破「學生純潔性」的迷思。部分人士甚至迫不及待地搬出「天地君親師」的封建倫理，進行道德裁判。 

勇於質問社會問題

事實上，在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學生還擔心自己被「抹綠」；但是4年後，學生變得更成熟與自信，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在利用政治，而不是被政治所利用。

在60年代的歐美，學生權力或多或少是被主流媒體所瓦解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Todd Gitlin指出，美國無線電視台對於初期反戰運動的正面報導，讓學生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一旦媒體的態度轉向負面，激進化的學生腹背受敵的困境。相對此，在一波又一波的主流媒體打壓下，台灣的學生權力反而更形壯大。學生們最依賴的媒介即是臉書，這個曾掀起阿拉伯之春的網路媒體，已經成學生權力的最有效動員管道。

追根究柢，學生權力為何發揮作用，令衛道人士畏懼，原因在於他們勇於質問兩個台灣當代社會的根本問題，亦即是公平正義與中國因素。在退休軍公教人員死抱著18趴與春節慰問金，勞工卻面對勞保破產，年輕人起薪直直落的當下，階級之間與世代之間的矛盾日益明顯。學生力挺迫遷戶、失業勞工，他們即是在捍衛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避免進一步的社會撕裂。此外，對於年輕人而言，中國因素不再是先前的文攻武嚇，而已經直接進入本土社會。如果我們的警察忙著沒收中華民國國旗，但是卻對於揮舞著五星旗的急統派群眾視若無睹，那麼我們的政府到底是在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台灣人民？

如果掌權的年長世代不願認真面對公平正義與中國因素，無能提出解決對策，那麼我建議，就多讓出一些空間，讓學生權力想出一條屬於他們世代的出路吧！用社會學的話來說，青年的「平均餘命」比我們更多，無論好壞，未來的台灣社會將是由他們來承繼。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