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與作家
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基本上涵蓋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兩個民族
間的衝突和適應；另一個就是台灣人民必須從舊文化中脫胎成新
文化的問題。首先是民族衝突問題。日本這個國家是個單一民族
國家，比起中國兼容並蓄各民族幾千年，日本對異族的包容性較
低。加上初期「接收」台灣時，即遭到台灣人民有組織的群起對
抗，讓日本政府對於「台灣」這塊殖民地，一直抱持著戒慎恐懼
的態度來經營。這是日本對台灣先入為主的觀念。
與此同時，正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極度強大，並打敗俄國與清國這
兩個大國家的時期。舉國的民族自信心膨脹到了極點，在加上此
時的日本國內已無法充分提供過剩的人口發展，軍國主義油然而
生。連續發動大戰爭的消耗讓日本吃不消，國內急需物資輸入；
軍國主義的興起始的日本必須為將來可以發生的戰爭預作準備，
種種的原因，使得「美麗之島」台灣，注定要成為殖民地那樣的
地方，無條件為日本國內供應原物料物資。而事實上，這也是當
時世界列強經營殖民地的目的與方式。
民族情節、統治考量與經濟需求，為日本五十年的治台政策定了
基調。即使歷史學家將這段時期分析成三種或四種不同階段，但
大方向仍是不變的。
古諺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事實上不一定要日久才
能見人心，《神雕俠侶》中的大俠郭靖，在面臨妻子詢問女婿的
人選時便曾說：「小事情上是瞧不出的。一個人要面臨大事，真
正的品性才顯得出來。」在這樣充滿民族衝突和矛盾的時局下，
作家們要針砭的不僅是外來政府，甚至還有同是漢人的馬屁精及
日人爪牙。在這種情形下，小人物成了他們要保護、愛憐的對象
。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因為有能力成為知識分子的人，在當時
都有一定的經濟條件，真正赤貧出身的並不多。而這樣背景下出
身的知識份子，卻能夠對卑微小人物既與關注和同情，不能不說
是難得之事。
這些以賴和為首的作家不僅是在小說中投注關懷，裡面更多的是
反省。反省自己、反省時代還有反省台灣人的命運。他們將這些
反省寄託在小說當中，有的直接提出反省後的思考，有的則無。
提出的思考有的是較悲觀的，有些則不。而那些並未提出思考的
不是不知道答案，也許是吧，但我寧願相信，他們是為了抱持更
大的一種希望活著。在那種不知道殖民的日子何時才會結束的人
民心中，他們或許對未來並不樂觀，但只要不放棄，生命就還有
苟活下去的意義。
第二就是走出舊文化的問題。台灣的知識分子在受教育的階段，
雖然路線的選擇受到日本政策的壓迫，但也因為日本是個明治維
新後極度西化的國家，所以這些知識分子，特別是留日的，反而
能夠方便的接收到世界上最新的思想潮流。當這些受過新觀念、
新思想訓練的知識分子，再用他們的銳利眼神回過頭來審視台灣
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時，其心中所產生的衝擊、憐憫和批判成為一
種奇妙的情節糾纏著。像這樣對於醜惡舊文化的批判和反省，也
常成為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筆下的材料。
在這兩大問題的包圍下，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其心情無疑是苦
澀的。這大概也是為何這時期的文學作品，通常帶有點淡淡的(或
深深的)哀愁之因。這樣的哀愁，或許也正是作家心中苦悶的寫照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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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者與被壓迫者
整本多達十三篇小說的書中，從賴和的〈一根秤仔〉到王昶雄的
〈奔流〉，各篇各有其所要表達的主題。但若要為各個主題定一基
調，那麼就是一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關係的描述。這點也
跟上面所談到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情形有關。在這樣的關係下，作
家如前所言，分別就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進行批判和反省。就像編者
許俊雅在本書中的導言所說：「……這些文化運動基本上涵蓋了兩
個層面：一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反殖民運動，另一是具有社會意義的
批評舊制度運動，亦即包含了『抗日』和『啟蒙』兩個重點。」
「抗日」是兩個民族間衝突與適應的描寫，「啟蒙」則是作家希望
人民脫胎舊文化為新文化的訴求。這兩項，也許正好可以反映那時
候文學的實用目的以及作家們的自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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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生〉札記
這一篇小說算是整部書目前為止，比較不一樣的一篇。在之前讀過
的許多篇章中，得出了日治時期小說主要是關懷被壓迫者與反省舊
文化的結論。然而在這篇小說當中，卻是描寫經濟大蕭條時，落魄
知識分子的悲哀。他不是壞，比起其他許多奸商、惡吏和走狗，但
他卻以知識份子的身分，活的比任何貧農更為辛苦和羞辱。讓我不
禁思考，那個時代的讀書人是不是都這麼卑微？而旁人的訕笑與看
熱鬧，似乎也代表著舊文化中的醜惡心理並未導正，而且高壓統治
下的結果帶給人們的反倒是對事情的冷漠與同情心的缺乏。
一路看來都覺得人活著很辛苦，看到瑞生的遭遇，辛苦的還不只是
前面所描寫的那些小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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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與體〉札記
這篇連著上一篇〈瑞生〉竟然都不是以小人物作描寫對象，讓人覺
得很吃驚。趕快翻翻後面的篇章，才發現這兩篇大概是唯一兩篇以
知識份子為描寫對象的。要不然對於這本書的解讀可能要打破之前
所建立的印象了。
比起瑞生的困難是現實的物質條件，這篇小說中留學生遇到的精神
掙扎更加劇烈。這牽涉到對兩個地方情感認同的問題：日本與台灣
。這會不會也是當時所有留日學生的問題呢？讀到目前為止，似乎
還沒有一個留日作家有在文章中突顯出這項問題。甚至楊逵的〈送
報伕〉中還有強烈的反抗意識(雖然那是對資產階級的反抗，而不
完全是針對日本人)。也許是看個人吧。不過，如果對於台灣和日
本認同上或產生掙扎的話，或許這些小說家就不會寫出這麼多批評
日本政府的小說吧。而這樣的認同問題不只存在於過去，同樣的也
存在於現今。作者巫永福並沒有對這個問題提出解決方法，讓人讀
到後來有點無力感。這不曉得是不是就是當時知識分子面對世界的
態度呢？(可是楊逵還是太強了，比賴和的秦得參還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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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想
魯迅曾經讚美司馬遷的《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句
中的意思是認為，《史記》不僅作為一部史書乃數千年以來經典之
作，作為一部司馬遷個人的生命史，《史記》更是不作他人想的第
一人選。
如今再細細翻閱這本《日治時期台灣小說選讀》時，我們看到的是
在日本政府殖民政策的統治之下，既非日本國民卻又被排斥在「中
國人」之外、「亞細亞孤兒」的台灣人民，辛苦、努力卻又認命的
生活著。小說是作家的眼睛，這群當時台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用
他們的筆記錄起這一切。因此，這許多篇小說與其把它當成一種文
學作品來看，不如說，這是一部紀錄日治時期台灣人喜怒哀樂的稗
官野史。這些作家既慎重、又感慨的，用「以實作虛」的筆法 ，為
心中的沉痛作了抒發，也為後代的台灣子孫留下見證。正如同洪醒
夫在《黑面慶仔‧序》中那感人的一段話：「這些故事對別人也許
沒有什麼，可能也談不上文學價值，對我卻另有意義，我用平凡的
文字把它寫下來，想寫給我的妻子、兒女，以及以後子孫看，希望
他們不要忘了我們的來處，不管將來過得燦然或者黯然，都不要忘
記。」
不要忘記我們的來處，「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史」，我想這
是這本書帶給自己最大的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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