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教材／建構一個界線清楚的媒體與社會
「政治部門追求的是權力、市場部門追求的是經濟利益、個人部門追求的是自由及隱私、而媒體部門所追求的則是公共理性空間的建立。」這倒是一個簡單明瞭的分類方法。--張正
◎姚人多（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2003.03.09中國時報）
我去年才從英國回到台灣，每當我打開電視，我總有些文化上的不適應與落差。看著銀幕上一些光怪陸離的節目，腦袋裡想著其他國家的電視，我常常問自己一些問題：例如，為什麼我們的足球轉播竟然會插播廣告？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多新聞台與談話性節目？為什麼我們的新聞會這樣子報？為什麼常常上談話性節目的來賓就是那幾個？為什麼我們的立法委員會在電視上主持節目？為什麼平面媒體的記者會變成談話性節目的座上客？為什麼一些明明是很糟糕的節目可以在我們的社會生存？什麼時候台灣的電視才能趕上英國的水準？到底是什麼因素在阻礙當今台灣的媒體進步成一個符合公與義標準的媒體呢？
對這些問題，試圖以一個簡單的社會學概念來解釋，就是「界線」。我的觀點很簡單，一個公與義的媒體應該是一個界線清楚的媒體。我今天想提出一個不同於傳統第四權的理論架構來處理媒體在社會中的定位問題。我把社會拆解成四部分：政治、市場、個人、與媒體。這四個部門各自有著不同的運作邏輯：政治部門追求的是權力、市場部門追求的是經濟利益、個人部門追求的是自由及隱私、而媒體部門所追求的則是公共理性空間的建立。基於這些明顯差異的邏輯，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中，這四個部門間的界線應該是不可逾越的。
必須強調的是，這種界線清楚的社會並不僅僅是社會學理論上的空談。舉例來說，英國的ＢＢＣ便是一個嚴格遵守這些界線的媒體。然而，台灣的情形如何呢？在台灣，這些界線的存在與否乃是自由心證、見仁見智，既然是自由心證、見仁見智，所有人都可以選擇性地遵守或逾越。於是，政治力量像幽靈般地盤據著媒體，賺錢至上的邏輯被大小媒體奉為圭臬，而媒體則赤裸裸地入侵個人的隱私。在這個界線不斷被逾越的過程中，當年提倡媒體改革的人自己當起電視台的董事長，立法委員跑到立委同僚主持的電視節目上大聲疾呼黨政軍退出媒體，雜誌附贈政治人物的性愛光碟、足球轉播被攔腰插入廣告、平面媒體記者跑到電子媒體當起政治評論者，球員兼裁判，裁判兼主辦單位，「所有堅固的都消融在空中，所有神聖的都被褻瀆了」，所有應該有的界線都被逾越了，所有可能的混亂都在台灣發生了。
這種混亂的情形的確令當今有識之士洩氣與沮喪。然而，更糟糕的是，我們前頭似乎有一股無法撼動的勢力在阻止我們停止這種混亂。舉黨政軍退出媒體為例，民間社會呼籲它的實現已經有數年之久，在這期間不斷有人組織、撰文來鼓吹政治與媒體二者間界線的建立，不過，成果卻十分有限。據新聞局的調查顯示，一直到今年初，台灣總計有五十八位立法委員、縣市長、縣市議員或鄉鎮市長參與廣電媒體的經營。今年二月，執政將滿三年的民進黨政府才好不容易在陳水扁總統登高一呼的情形下把它變成一項端上檯面的改革政策。在這一波改革的呼聲中，一些政治人物有感於輿論的壓力紛紛辭去媒體的職位。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不過，在熱鬧喧騰了幾天之後，幾位指標性的人物卻依然不動如泰山。民視董事長兼民進黨中常委蔡同榮「避風頭」出國訪問，而無黨籍立委陳文茜則依然一個禮拜五天坐在主持人的位子上，四平八穩。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二月十三日的「文茜小妹大」中，當有來賓對陳文茜說，民進黨這一波媒體改革是「項莊舞劍，意在文茜」時，她還笑得十分得意，並揚言如果民進黨再逼她，她將在2004年總統大選時幫連戰、宋楚瑜助選。
為什麼要台灣的政治人物辭掉媒體的工作這麼困難？原因不難了解，如果在媒體兼職對其個人的政治生涯沒有幫助，他（她）們便不會如此依依不捨、欲走還留。然而，我必須特別強調，問題這樣問是不夠的。我們還要繼續追問下去：為什麼這些政媒兩棲動物依然還能在台灣生存？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的民眾尚未意識到這兩個領域之間必須要有一條界線嗎？
除了政治人物的頑強抗拒之外，阻擋改革的勢力還來自於媒體本身。過去我們向極權政府要求新聞自由，現在，享有了新聞自由之後，我們才突然驚覺，原來要求媒體負起社會責任的工作遠比爭取新聞自由還要難。今天，「媒體自律」這四個字已經喪失它的公信力。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機制來監督及「懲罰」那些不自律的媒體，另一方面，弔詭的是，自律的媒體不一定能在台灣生存。我個人認為，這種來自媒體內部的阻力更大於政治人物的抗拒，因為，這裡牽涉到整個公義社會裡最難對付的敵人：資本主義的商業競爭。
為了商業競爭，今日所有的新聞都必須輕薄短小，最好還能加上點娛樂的色彩。公共電視總經理李永得把這個現象形容為電視新聞把採訪的對象當成是免費的演員。王筱嬋現象也許正是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透過新聞，台灣的民眾一開始看到她穿著漂亮的小洋裝搭飛機出國，接下來看到她與鄭余鎮沉浸在愛的喜悅越洋專訪，然後有一天打開電視突然看到她在螢光幕前含著眼淚唱歌、然後開記者會、在立法院門口下跪、到鄭余鎮家祖墳上香，最後，則是看到她搖身一變乾脆轉行為記者出現在螢光幕前。這些有關王筱嬋的新聞如果用嚴格的新聞標準來檢驗，沒有任何一件符合社會公義，不過我們的媒體還是大加渲染。在我看來，與其把這整個事件解釋成王筱嬋個人操控媒體的功力，倒不如說是台灣的新聞媒體特別歡迎像是王筱嬋這些喜歡作秀的人。
這種報導作秀的新聞編採方式，對台灣政策辯論的風氣形成是相當有殺傷力的。我們的官員做早操、跳舞、化妝、慢跑、看球賽、剪綵等無關全民福祉的事電視新聞全部現場連線報導，每次看到這類新聞我總感到憂心忡忡。因為有著這種報導方式，政治人物每天的「行程」在媒體上遂變成了「政績」，政策有沒有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媒體看得到，如何才能讓媒體感興趣？作秀的效果遠遠超過做政策。這是一個向下沈淪的惡性循環，理性的空間永遠無法透過這些報導來形成。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篇有關於當前台灣記者的文章，文章上面引述一位資深記者的話：「在這一行工作，得把學校教的那一套新聞倫理、新聞價值全都丟掉」。我看到這段話真的是感觸良多。這麼看來，台灣的媒體文化幾乎是一個眾人皆輸的局面：學者充滿了無力感、記者沒有了專業的價值感、觀眾看不到好的節目、社會沒有了理性空間。到底誰贏了呢？難道只是那一個代表收視率的數字？
看到這麼多令人沮喪的現象，我常常問自己一個問題：身為一個社會學者，我到底有沒有悲觀的權利？其實，改革的方案從來都不缺乏。許多人都曾提出不同的媒體改革方案，這些方案包括：一、把公權力移到民間，給予媒體觀察機構制裁的力量；二、加強記者工會的力量；三、加強媒體學會的力量；四、建立一個獨立於政治之外、擁有自身財源的媒體評價機制；五、建立一套規範清楚的廣播電視法。這些方案有些正在推行中，有些已經推行數年，我不是一個學媒體出身的人，對於這些方案哪一個比較可行又有效，我想就留給專業的媒體從業人員去評價。站在一個社會學者的角度，我認為，除了這些具體的方案之外，我們還應該把一個公與義社會結構勾勒出來，然後呼籲社會大眾重視這些界線，這便是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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