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偏見的想像
◎ 王美琇
作者前言：細細拜讀了龍應台女士的大作「超越台灣主義」，真是感觸良多。最深的感觸是，誤解比了解多得很多。我很感激中時副刊願意提供版面，允容像我這樣的意見，可以在這個溝通平台上，與每個不一樣的思維與心靈交流。也許激起不同的看法與反應，但是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出發點，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深愛我們的國家與土地－－無論你是支持藍或綠。也是基於這一點，我深深感謝龍應台女士的賜教。但是，因為龍女士對本人的文章「創造文化想像」，或者本土論述的誤解很多，容我進一步說明，就教龍女士與諸位讀者。
的確，誠如龍女士所言，錯綜的歷史與複雜的情感，很難以簡單的公式定之。過於理性的論述，也同樣無法處理人們非理性或纖細情感的一面。如果從比較人性與生活的面向走入，或許才能看清，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遠或者多近。想像中的差距，只是存在於想像，抑或是事實；想像中的差距，在文字與心靈的碰撞過程中，會更巨大還是更縮短，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想很想與你對話。
其實，我並不是民進黨人。我的文化論述只代表我自己，或者部分與我有同樣想法的人，並不代表民進黨。我不同意你將我的論述當作是民進黨的文化論述。不過你文中對於「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的反駁論述方式，實在過於簡化，讓我覺得有受傷的感覺，所以必須再次說清楚。
中國文化烙印年輕歲月
「極端的年代」一書的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在他的書中寫道：「我們的一生，是這個世紀的一部分；而這個世紀，也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因為當其時也，公眾事務仍然是我們生活肌理中緊密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我們私人生活裡畫下的一個記號而已。它們左右了我們的人生，於公於私，都塑造了我們生活的內容。」
歷史不是死的東西。我們經歷其中，生活其中。每個歷史年代，每個時代氛圍，都曾經佔據或深深影響了我們的生命。回頭看剛剛走過的二十世紀，尤其是後半個世紀，對我們而言，那不只是歷史，那可是我們的青春歲月，是我們的悲歡年華，是我們無法抹去的記憶啊。
作為一個長期受國民黨黨化教育薰陶長大的人，作為一個曾經聽到「龍的傳人」歌曲都會掉眼淚的人，作為一個讀到余光中的詩句「究竟你從哪一個朝代走來」都會深深動容的人，龍女士也許可以了解，中國文化想像，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影響有多深。這些，都是我年輕時代的烙印。我依然記得，聽到那首歌與讀到那些詩句時，空氣中的味道，以及當時心情的波動；我也依然記得，當我們國家宣布退出聯合國時，我激動的在校園裡東奔西走，找尋每一個可能的音訊與消息。
每一個烙印，都有我年輕歲月的激情與感動；每一個烙印，都承載著曾經刻骨銘心的記憶。
如今，這些東西會因為我的台灣意識的成長而一筆勾銷嗎？當然不可能。那些曾經觸動我心靈的養分，也是形成現在的我的因子，我怎能就此抹去？過去永遠不能抹去。只是，就只是生命走到了某一天，二十六歲的某一天，我決定要把心中「夢幻的中國」輕輕的放下，開始一步一腳印的去接觸和了解，腳下這塊養我育我的土地。這個決定，也因此影響了我後二十年的人生。
然而，我並不是從事政治運動而開始改變想法的。二十六歲那年，我在朋友的帶領與鼓勵下，開始攀走台灣的高山與山地部落。走得愈多了解愈深，我的心裡愈虛弱。我不能原諒自己，對於腳下土地與山水幾近無知的知識；我不能原諒自己，傷懷中國文化卻對原住民文化和他們生活困境的漠視。在無數深夜裡的自我檢驗與思索中，我暗暗做了決定：從今天開始，我要好好認識了解台灣。從此，我一步步走入當時的黨外運動和後來台灣文化雜誌的編撰工作。然而，也因為個性使然，我始終都只是一個政治運動的參與者，而沒有變成政治中人。
我並不想談太多自己的故事。我只是想藉著自己的故事告訴龍女士，我們應該屬於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走過相同的黨化教育與時代背景，只是因為個人因緣際會的不同，我走進了黨外運動甚至後來的民主運動。這些機遇，使我比較有機會接近與了解民進黨的人士與其思維。
台灣意識不等於排斥中國文化
大部分的民進黨人士，確實比較有批判性與反省能力。只不過，在與國民黨的權力糾葛與政治鬥爭過程中，他們絕大多數的才華與精力，都耗費在政治權力的較勁和國家體制的辦證、建構上，使得他們對於文化議題的關注與論述，顯得比較貧瘠與空泛。簡單式的政治口號，往往容易操作與動員，但是口號的後遺症和後作用力，也會使他們自己受傷。當然，更無法處理潛藏於人民內在的複雜情感與不安。我想，這是民進黨政府以後應該去努力的部份。
不過，我所認識大多數有濃烈台灣意識與本土情感的人（比較有反省意識者），是沒有省籍情結或者強烈排斥中國文化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接受或排斥，其實是因人而異。如果，文化代表的是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其實在台灣，中國文化已經深深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肌理之中，成為我們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以我的夫婿台獨大老辜寬敏先生為例，他的母語是日語，在家裡，我們使用的語言也是國台語並用。書房裡他的藏書，又以中國古典漢書（日文著作）居多，對於中國古典的掌握，他也遠遠超過我。曾經陪伴他多年的床頭書，也是他最喜歡的著作，就是「老莊思想」。此外，無論走到世界各地海角天涯，旅行的第二天，我們就開始汲汲尋找中國料理店。當有機會我在海外的國際宴會場合上，代表國家穿上旗袍時，外子與我都認為，旗袍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國服。外子強烈的台獨思想，並不影響他對於中國文化中比較美好部分的了解、認知與欣賞。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實況。
我想我們比較在乎的是，在建構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過程中，我們非常擔憂國家認同的錯亂、擔憂「中國人」與「台灣人」的錯綜糾葛、擔憂公民認同與血緣認同的混淆，最終會影響我們的人民，對於國家主權定位的判斷與認知；尤其，對岸的中共政權又對我們國家懷有領土的野心。這些不安，同樣會讓我們感覺，國家認同的異中求同與整合共識，已經有燃眉之急。
但是，我也深深了解，島內仍然有許多人，對於「中國與中國人」的複雜情感，並不能輕易的一刀兩斷。有些人是生長於中國大陸，有些人則深受歷史文化教育的影響。這些日積月累的纖細情感，已經進入到生活層次與文化紋理中，絕對無法以割腕斷臂的方式絕決處理。
本土化並不是去中國化
二OOO年五月初，我與外子隨訪問團前往華盛頓。抵達當晚，有三百多位的台僑設宴款待我們一行人。晚宴進行期間，我偷偷觀察在座的每位僑胞，他們張大熱切的雙眼，仔細聆聽訪問團成員所帶來故鄉台灣的消息。凝望那一張張熱情的臉龐，我深受感動，可是卻有另一個聲音，在心裡悄悄升起。回到旅館後，我才告訴外子內心的感觸。我說：「當我看到這些台美人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可是心中所思所念的，依舊是故鄉台灣的一切，這讓我想起在台灣的第一代外省人。將心比心，我們應該要更體諒和了解，他們對於故鄉中國的懷念與情感。」外子點點頭深表同感。
許多民進黨友人，在建構台灣成為主權國家的過程中，的確有太多的政治論述、太少的文化關懷與思索。使得許多政治改革工程的推動，被簡化或誤認為是連根拔除的去文化工程。所謂「去中國化」就是一個被過度簡化誤用的例子。
我想，「去中國化」是政治人物所使用的簡化語言，那是搶奪政治資源和版圖時，所創造出來的政治辭彙。中國文化，已經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恆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連根拔起的。我不也認為，所謂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本意就是「去中國化」；更精確的說，應該是讓台灣「正常化」。因為，我們實在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你認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他的國民會有錯亂的國家認同嗎？
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他們接納世界各國的移民到美國落地生根。但是，只要第二代在美國出生，接受美國教育，他就自然而然認同自己是「美國人」，他的國家認同也絕對是「美國」。也許談到上一代時，他會說：「我的父母親或祖先來自印度或者英國」等等。我們是這樣的情況嗎？顯然不是。直至現在，我們仍有近一半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同時也是中國人。這難道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國民，對於公民認同與血緣認同的混淆，導致國家認同的錯亂嗎？我不確定，但是我擔憂。
核心價值是永遠的追求
對於龍女士將我的文化論述，以簡單的公式：「蔣家政權＝官方＝中華文化＝中國人＝反民主；土地感情＝人民＝台灣文化＝台灣人＝民主」來理解，我覺得非常遺憾。龍女士一向痛恨別人以簡單的口號來壓迫或曲解你，可是，你不也正在使用同樣簡單的公式與邏輯思考來曲解別人嗎？
檢驗一個人是否「民主或反民主」，不能以血緣、文化來界定，我想，這是民主的ABC，也是基本文化素養；我也不認為，「愛台灣」可以量化為政治正確的度量計或電擊棒。對於過於簡化使用的「政治語言」，我同樣深惡痛絕。
至於龍女士所擔憂，「如果台灣主體性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對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治的遵守、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是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台灣主體性？」
我想，這是對追求台灣主體性的人的嚴重誤解。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面對選後總統府前的抗爭行動，另外一半的綠營支持者，選擇克制情緒壓抑情感，自始至終絕不走上街頭與府前人士展開對決。這難道不是因為，這些人珍惜疼愛台灣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以壓抑自己人性中的忿怒不平，來捍衛這些得來不易的民主價值？
追求台灣主體性與實踐普世民主價值，並不是互相排斥，非一即二的。我一直認為兩者應該互為經緯，才能建構台灣成為真正擁有獨立國格，與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文明國家。
我再以美國為例來說明。美國是一個多種族的移民國家，為了整合國內各個種族可能因為文化、語言、宗教等因素的不同，而導致其國家動亂不安，他們從建國初期的「獨立宣言」所倡導的自由與民主價值，一直到黑人民權運動的努力等等，後來，美國真正確立了他們國家的價值核心－－自由、民主、人權；並且以「American Citizen」（美國公民）的概念，成功整合了不同移民族群的身分認同與國家認同。法國早年也是多種族的社會，他們形成一個統一國家也有其支撐的價值核心－－自由、平等、博愛；甚至多種族、多語言的瑞士，也以「自由」作為將各種族統一於一個國家的價值核心。
波籍的英國社會學家日格曼˙包曼（Zygmunt Bauman）曾說：「沒有共同體的自由，是瘋狂；沒有自由的共同體，是奴隸。」對於雲遊四海、世界為家的高級知識份子而言，並不一定需要國家認同的共同體。但是對於一般常民百姓，他們是需要熟悉的空間或國家共同體，讓他們可以擁有安身立命的棲所。然而，在形塑共同體的過程中，的確要容許更大的想像自由，包括找尋與確立核心價值的想像自由。這個核心價值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更廣泛的共同體的。
台灣主體性並無排他性
至於，台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的壯大，其實是台灣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個愈民主化的國家，一定會愈在地化與本土化。社區意識與公民意識的逐步抬頭，會促使在地人開始重視與建構自己的在地文化，當然就會進一步牽動本土意識的強化。現在，我們全國各個執政縣市，拼命在創造自己在地的文化特色，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當龍女士指責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具壓迫性時，你可曾記得，五十年來國語與中國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強勢與優越？你可曾記得，我們小時候因為說台語或客語而被罰錢的受挫經驗？你可曾記得，大學時代操南部口音講一口台灣國語的男生，如何受到女生的鄙視與看輕？這些點點滴滴，都是我們的成長烙印與記憶。為什麼台灣意識的強化，就一定會成為「福佬沙文主義」與壓迫中國文化？五十多年強勢的中國文化在台灣，難道不也是一種「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過度簡化的語言或邏輯推論，可能會對他人造成誤解或傷害。我想，這是我們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應該深深警惕的。
福佬族群或客家、原住民族群，對於本身文化語言的長期失落，以及近幾年來的重拾信心，是經過漫長時間的尋覓、煎熬與等待，其間的心酸、驚恐與掙扎，實在難以言喻。如果龍女士不能以平等心與同理心去了解和體會，也許會讓我錯以為，龍女士所擔心失去的，恐怕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一種難以割捨的文化優越感？希望，這只是我的誤解。
往牆上敲出第一擊
所有的誤解，都起因於不了解。所有的偏見，也可能因為築起了高高的心牆，不進入別人、也不容許別人進入。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曾說：「恐懼是一道牆，沉默也是一道牆。可是當我們往牆上敲出第一擊，一切將有所不同。一旦牆被貫穿，他的陰影就不再那麼可怕了。」溝通與交流，是往牆上敲下的第一擊。我也深信，一旦牆被貫穿，一切將有所不同。
誤解，也可以是了解的開始。文化想像也許有誤差。想超越偏見與誤解，是寫這篇文章的想像緣起。一切的起心動念，只因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只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人－－無論你支持藍或綠。
再次深深感謝龍女士的賜教，也感謝中時副刊的雅量，讓不同的想法在此交會撞擊。在撞擊的火光中，期望看見真誠相待的心。
（作者曾任報社編輯與雜誌主編，現為台灣北社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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