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盡天涯 成長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生活是早上的兵荒馬亂與晚上的燈下樹影；寫作，不過是與自己和世界對話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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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玉鳳

一個女人，只要做過不符社會大眾目光投射出來的理想女性形象的事情，她的人生，當然是有爭議的。

英國的戴卓爾夫人逝世，悼念文章很多，卻都不如歡送她離去的示威矚目。英國人當中的恨她的好像不少，雖然具體數目和比例已經沒有民調有興趣過問了，可是，從罵她的人聲天天出現在示威報導當中推算，那起碼是一個堅定的小數。

在澳門長大，旁觀香港和英國的｢瓜葛｣，對戴卓爾夫人沒有特別的感情，原來沒想過要寫文章。只是，持續一周讀著不同角度的評論，知道她被公認的貢獻是讓英國重振國威，渡過困境，過錯卻有一大堆：為人很｢鐵｣──太硬，不妥協，大範圍削弱英國工會的權力，讓大量國營服務私有化，減少政府財赤，令窮人生活更難苦，主推的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影響了一整代政治領袖的觀念，至今不滅。所有這些罪狀當中，主推大量公共服務私有化以至對資本主義市場近乎追捧放任的新自由主義，當年不是列根也同樣在推嗎？怎麼列根十年前去世時，他的功過沒有同類的爭議？因為那時還沒有金融海嘯？那是時間問題，性別問題，抑或是英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差異？

如果時間、性別和國別都不計，我倒覺得那些忽然跟風憎恨戴卓爾的言論很無謂。恨戴卓爾，可以因為她對工會的打擊，可以因為她的新自由主義施政理念，可是，那些，當年確實扭轉了英國的形勢。一個政策不可能永遠都對，所以政府才需要時時檢討政策得失，因地制宜。如果要怪一個已經下台超過二十年的領袖，當年下的政治決策及其背後的理念影響深衰，即使死前得了老人痴呆仍然為禍無窮，不如怪她的後來者，沒有同樣的能耐，把錯的補救，更沒有同樣的能力，以新的政治思維應對新的世界。

當年為英國打勝了二次世界大戰的邱吉爾，在戰後大選中大熱落敗以後，以「對領袖殘酷，是一個偉大民族的特徵」來概括自己的落敗。他的話流傳下來，既讓人對他的寬宏領袖氣質格外印象深刻，卻也看到民主選舉裡對政治領袖的必然殘酷。對戴卓爾的功過評論，說明的卻是，對一個不在其位二十年、下台後只是深居簡出的領袖殘酷，是一個不負責任世代的特徵！

文：原載2013年4月18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筆成氣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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