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向中華人道文化回歸是未來世界新趨勢
當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西方近代文化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可謂亂象漸呈。主要的指標事件有二，其一是2001年美國的九一一事件，其二是從2008年開始自美國蔓延到歐洲的兩次金融風暴。前者打擊了美國長久以來以強者自居的根本自信，導致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這可說是文化衰落的內在指標。後者暴露了資本主義體系的脆弱本質與虛浮假相，具體說明了現代人追逐繁華卻價值失落的病痛緣由，這可說是文化衰落的外在指標。正印證了史賓格勒在一百年前的預言：西方文化將於二十世紀沒落（史氏於1914年寫成《西方的沒落》一書，1918年出版），也似乎印證了索羅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的預言：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必將崩潰（索氏於1998年出版《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一書）。
但所謂西方文化沒落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崩潰，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且略過枝節，直指根本，就是指貫注於整個文化體系中，使之具有活力、希望、意義的核心精神的失落，從而使人心空虛苦悶、價值感錯亂、生命得不到究極的安頓。
原來，發軔於十五世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近代西方文明，其源頭有二，其一是希臘的人文傳統，由此凝鍊出科學與民主精神。其二是希伯來的基督宗教信仰，由此獲得了安身立命的依據。而其結穴，則在資本主義體系。
依據馬克思韋伯的說法，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新教倫理有極大關係。其源在於認定工作的價值是為了榮耀上帝，所以所賺的錢不應用來享受，只好轉投資。由此重重累積，遂形成資本主義；而累積的財富，也回饋於社會，資本家仍過著儉樸的生活。這可說是一種健康的良性循環。
但隨著基督信仰在歐、美的衰退（目前基督宗教的重心已漸轉移到南美洲、非洲與亞洲），資本主義也逐漸變質，形成直接以金錢為人生最高價值的價值觀迷思，與以消費為主要生活形態的生活觀迷思。質言之，就是工作賺錢不再是為了榮耀上帝而是為了榮耀自己。遂導致過度生產、過度消費。不但毀了地球（能源耗竭、生態失衡、物種大量絕滅、極端氣候愈形惡化……），也毀了人生（工作刻板忙碌、生活煩瑣紛擾、人心孤單苦悶、人際緊張疏離……）。這樣的內在心態與外在活動，不但是一種病態的惡性循環，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異化變質，淪入魔道。
我們若進一步探索近代西方文化的異化因由，則問題核心恐不在科學、民主法治等標榜客觀中立的工具理性，而在使用這些工具理性的生命主體。是生命主體先失去價值的安頓與存在的意義感，才會誤用、濫用工具理性而導致客觀精神的失落（如假民主、偽科學）。這就如同春秋戰國的禮壞樂崩、問題核心也不是出在結構面的禮樂（周文郁郁，孔子盛稱），而在動力面的據血緣親情來分封諸侯，並不可大可久。於此獨孔子能看出問題所在，而開發出以心靈自覺為本的仁學及道德創造力來補此偏蔽，也從此確定了中華文化是一以動力為本的文化（相對的，西方文化是以結構為本的文化），文化生活的內涵重心也因此不落在知識教育，而落在以安身立命為主的生命教養，也就是所謂儒學的特質所在。
我們如此大略地較論了中西文化精神以及東周的禮壞樂崩與當代的資本主義體系崩潰，用意在點出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生命之學、心性之學、安身立命之學或成人（如何成為一個人）之學，在當代西方文化亂象叢生之時所可能負起的責任與可能佔有的地位。
真的，既然近代西方文化的危機不在外而在內，而且與周文疲弊相較，也同樣在內在的動力根源未徹底疏通（周文是逕依於自然的血氣，西方則投射到超越的上帝），則為何不能憑華族自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來所凝成的儒學傳統、心性智慧、文化資源，回饋於西方與當代全球的同胞呢？須知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早在明代就開啟了！但後來的發展，是因為西學獨領風騷之故，我們先去西方求經（民主、科學經）。須到了如今西方文化出現了嚴重危機，才反過來有了來東方與中國求經的跡象。至於來求什麼經？當然是安身立命經。從近年來西方的中文熱、中國熱、中華文化熱看來，這一潮流的確是時勢所趨，理當成真。也因此，以心靈自覺、人格獨立、推愛及人為主要內涵的儒學，會在二十一世紀再度為世人所認識而發揚光大，以呼應並實現早期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應該是可以預期的事。
二、儒學與中華文化的定位
1、肯定人性的普遍常道
前文在提到中華文化或儒學的時候，雖已籠統說他是一種安身立命的心性之學，但其確切內涵，仍有待進一步的釐定。
首先我們當說儒學之所以為儒學，其最核心的要義在肯定人性內在的普遍常道。這就是孟子所謂：人之性善。
當然這所謂性善，不是指「人性結構是好的」，而是指「人人生命內部都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道德創造性」，能主動自發地創造自我存在的意義價值。這就是孟子所謂「仁義內在」（人生的價值根源在內），亦即孟子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每個人都能由自己提供他百分之百的存在尊嚴）。人之所以秉此善性（創造善的能力）而不為善，純因心秉其自由屬性之故而不思、不求，而非因不能。這可說是更徹底地肯定人性的尊嚴，可以自由抉擇並決定自己的命運。
因為儒學之所以為儒學，僅在肯定性善這人性的普遍常道，而這常道又僅指道德創造的能力而非指某種結構面的特質，所以是無法對「儒家」、「儒學」作一概念或定義之規定的。亦即：吾人無法通過「下定義」的方式來區別儒家與他家，因為儒家並不依據他擁有某種概念內涵以名家。我們亦可說儒家並不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只是肯定你不管身份歸屬那一家，你都是人，都具有人性的普遍常道。也就是說，儒家的意思其實是：凡人都是儒家。只要你肯定這常道（其實就算你不肯定，你也有），實踐這常道以活出自己，你就是標準的儒家。而即使不實踐或實踐尚未到位，也至少是潛在的儒家或已走在儒家的路上了！
既然不能以下定義的方式來理解儒家，那我們要如何掌握儒家或儒學呢？不妨就從「實踐人性的普遍常道」這角度來切入。於此可以有兩處切入點，其一就是「集大成」，意即：儒家並不以專擅某一項文化業績的創作或操作來名家，而是對所有人創作出來的文化業績都由衷欣賞、接納、學習，以期也能成為自己的文化內容，而就在這「永恆地學習」處顯示自己。原來儒家精神不在「擁有」而在「學習」（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這又不能等同於抄襲，而是在泛濫百家，轉益多師之後，又能將各家的文化業績予以統整為一圓融的整體，使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可以稱為「創造性的學習」或「以述為作」。這才是儒家特有，與所有各家不同之所在。而所以不同，則仍因這是凡人皆有的常道，而其他諸家並不以肯定這常道名家，只有儒家直據此常道以名家罷了！而就在此統整諸家（或散殊的生活經驗）以集大成（成為統整和諧的人格內容）之處，有一純出於自我創造而來的價值性滿足與悅樂，所以才說這內在創造性是價值的動力根源也。
除了「集大成」，掌握儒家或儒學的另一切入點是「聖之時者」，此概念與集大成一樣，都出於孟子。意即儒者之所以為儒者，在力能針對眼前當下的真實生活情境，從那集大成的義理、知識海中，善擇其一與當前情境最相應者而用之。而不是依賴某一固定的義理、模式，去硬套在千變萬化的生活情境中，而不免扞格。儒者因此能富有應變的彈性而適存於世，即所謂「無入而不自得」。
上述的兩處切入點，一靜（集大成）一動（聖之時者），一學（集大成，乃重在義理之統整）一習（聖之時者，習是實踐義，乃於此見生命之圓融），而實為一體的兩面。我們即可於此見出儒家的平凡（凡人皆有）又獨特（卻只有儒家肯定這平凡），極高明又道中庸，即因他意不在成就知識，而在成就每個人的生命人格，此所以為成人之學、安身立命之學。
2、釐定「人」的身分與「角色扮演」身分的本末關係
從上一小節的說明，我們可以了解儒家的殊勝，在肯定人人都是人，都可以藉實踐人道以自我實現、自我證明以獲致作為一個人最真實的價值滿足。而其他諸家，包括人類文化史上的各支文明，雖各擅勝場，千姿萬采，但一言以蔽之，卻都是不直就人之所以為人來立論，而只是就人在某一層次、某一側面的文化表現來立論。遂見出他們和儒家或儒學的根本差異。
這根本差異，也許就可以用「成德」與「達才」來表示。成德是在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源處作自我肯定，達才則是就人抒發其創造性以自我實現時所表現出來的形態與業績作一紀錄。當然這兩者應是一體的兩面，即：德是才的價值根源，才是德的實現憑藉。成德同時也在達才，但畢竟以德為本。因為必須如此，德與才始能構成一體兩面的關係。否則才將會因失本而流蕩，異化變質為奇技淫巧，而成為人與人間傾軋爭鬥的工具。
德與才的區分可說是儒學傳統上的標準說法，若貼近現代生活經驗，則不妨用「人」的身分與「角色扮演」的身分來說明。原來作為一個人而生活在嚴密分工的現代社會，人實同時具有兩重身分，即人與角色扮演。人的身分是絕對永恆的本體，角色扮演則是隨場合不同，依某一套權利義務規範而行的暫時分身。二者亦應有價值上的本末關係，才能善盡角色扮演的責任，而且藉此以自我實現。亦即：吾人須先做好一個人，才能扮演好一個角色。否則逕將自我投射到所扮演的角色中，亦將導致自我的誤認與角色扮演的異化、流蕩而形成人生與世界的亂局。我們試回顧本文引論所述近代西方文化的衰落，不正因價值根源不明，遂導致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異化變質嗎？而由此被毀的人生，不也正因過度強調角色分工的制約、才性（聰明、美貌、青春、才能……）的抒發與競爭，反導致價值感的失落而只餘空虛迷惘的嗎？
所以，我們的確可以藉著復興儒學，去幫助世人釐定人的兩重身分：德與才、人與角色扮演，孰為本孰為末？一方面能時時警覺省察，以期從角色扮演抽離，以恢復單純的人的身分與人的生活。一方面又能秉此自覺以投入職場作嚴密分工下的角色扮演，也就不致於被外在聲華所迷惑，被繁重刻板工作所制約，而壓抑感情、迷失自我；反而能即所扮演的角色去作自我的實現，讓角色扮演成為服務人群的管道，讓自我的才能成為己立立人的憑藉。於是成己成物、成德達才，才真正構成一體兩面的關係。
3、中西文化的相對定位與結合
從以上所論，我們其實已可以清楚地看見中西文化精神的互補性。前文曾說中華文化是一以動力為本的文化，相對的西方文化是以結構為本的文化。中華文化因為以動力為本，所以善能調理生命，反求諸己，掌握價值的根源，作偏於德性的或「人」的自我實現。西方文化因為以結構為本，所以善能開發才性，組織系統，掌握作事的工具，作偏於才性的或事業的功利實現。這兩者應該充分結合互補，以塑造未來新的全球性文化。這文化交流的大業在四百多年前便已開始，但經歷其間的辯證反復，卻要到當代，才看到真可能實現的契機。
三、「華人」的本質涵義
在這個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格局下，海外華人乃至所有華人應該或者能夠扮演怎麼樣的角色呢？這應該是我們都非常關切的事。以下本文將從華人到海外華人，依序作一分析。
1、承載人道文化的人或族群──華夷之辨
其實自古代開始，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是天子所領屬的「天下」，是由文化禮樂、道德教化所統一而不是由政治力、軍事力所統治的文化體。同樣，「中國人」也不是指政治體制下守法的公民，而是指承載這一支人道文化的守禮族群。這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或「華族」最特殊的定義，就因他不是據種族血緣、地域、宗教、語言來定義一個族群，而是直據你是否認同這人性的普遍常道與文化理想來決定你是否屬此華族。這就是從孔子發端的所謂「華夷之辨」。原來孔子作《春秋》，大義就是尊王攘夷，亦即華夷之辨，而其本質實是王霸之辨、人禽之辨與義利之辨。孔子即依此在春秋初期褒獎齊桓公領導北方諸侯對抗南方的楚，這時，楚是屬夷、霸，即現代所謂帝國主義者。但到春秋中期，孔子轉稱許晉文公領導東方諸侯去對抗西方新興的侵略者秦，這時楚已因內化而轉屬於華了！到了春秋晚期，新興的霸是吳越，連秦也因內化而不再以夷狄視之。由此可見孔子的民族觀，核心乃在人道與文化理想的認同而不在種族血緣。他所以分別推崇齊、晉，也只著眼於他們能保民族以保文化罷了！乃至稱管仲如其仁，不也因「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嗎？
孔子的這種民族觀深深影響了後世國人，我們至今其實早已不凸顯漢滿蒙回等血緣，而統稱為中華民族，漢族尤其血統不純。我們也以此大體上歡迎任何種族加入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華族之所以歷久不衰，其兼容並蓄的心胸，富有彈性的性格，超出狹隘血緣的智慧，實是主要因素。而其底蘊，則仍在「以文化理想定義民族」也。所以任何人只要肯認性善此一人性的普遍常道，便是中國人，便自然較傾向於和諧不爭。反之，即使血緣屬漢人，若不行人道，也將等同於禽獸夷狄。此所以韓愈〈原道〉才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可說深得孔子作《春秋》、辨華夷之深心。
當然，以上只是就大體而論，事實上國人也儘多自私奸佞之輩，尤其當世運衰敗之時為尤甚。但歷史發展，本來曲折辯證；實存生命，也本來駁雜不純。重要的是縱觀全局，仍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人道精神，仍是整部中華民族發展史中一以貫之的主導精神所在，而值得吾人珍惜記取，且以身屬此一文化族群為榮，更以作一行此仁道之君子自許。
2、遠離亂世之純人──貶謫與避秦意象
前文籠統說華族或華人就是承載此一人道文化的族群；當然，事實上亦正如前文所說，歷史實存是辯證而駁雜的，尤其當世運衰落之時。這時便即使身處此族群之中，也有必要作一番義利、正邪、君子小人之辨，而轉以區區一身來標明這人道文化、道德理想了！換言之，這時投身社會作角色扮演，將不免同流合污而使所有奮鬥徒然成空；於是便不如暫時抽身遠離以待時。所以孔子才會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太史公作《史記》，也以伯夷為列傳之首，皆不無清者自清，或天下無道，自行其道之意。
這一點情懷，遂開日後士人君子貶謫與避秦的一支傳統，也凝為仁者的另類意象。
按中國歷代以來，士人懷道以事君，卻有志難伸，反蒙受貶謫，自屈原以下，可說史不絕書。試問這時若是有道君子，當如何自處呢？答案不妨借唐君毅先生之言：「花果飄零，靈根自植。」亦即離群獨立，而轉以一己為中心，以行人道、推文化於周遭。史上最著明的事例，就是韓愈謫潮州，即教化潮人；蘇軾謫儋州（今海南島），即教化儋人，真可謂天下無道，自行其道，仍以儒家的剛健精神，推人道文化於蠻荒。也可說與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感慨遙相呼應。
這時的貶謫之士，我們可以說他們是遠離濁世，而以「純人」的身分立足於天壤之間。也可以視之為是一種「反本」的表現。反本才能開新，這是所有儒者遇困阨之時的必然反應，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歷史上的貶謫現象，則不妨說是把這種反本行動凝為一種文學的意象了！
除了個人的貶謫，更有整族群的從亂世抽離以自保其文化。這則不妨以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為最鮮明的意象，可說是在污濁的世間，另開闢一個清淨的烏托邦，以賡續這一支人道的文化。於此，吾人則不妨統稱為「避秦意象」。在這意象下，實涵蓋廣大的華僑，長久以來，或因世亂，或為謀生，而飄洋過海，散布於世界各地，卻奇異地仍保留原來的文化意念、生活方式、倫理精神；一方面抱著「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情懷，融入當地的社會，一方面又宗奉儒家的倫理道德，不迷失自己的文化精神，可說是世界史上一項奇特的現象。若試問其故何在？則仍當說是因中華文化或儒家的根本精神，即在直據此人性的普遍常道為本，而放棄以任何有限的外在條件來自我界定。才能不被有限性所限，才能無入而不自得，無論如何都不失其為「人」的身分。當「只要是人，就是中華民族」之時，吾人又怎麼會、怎麼可能喪失華族的身分呢？這真是中華文化最神妙莊嚴、最可大可久的特質所在。即因我們只要好好做人，就自然足以挺立於天壤之間了！這不也正是孔子所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所謂忠信篤敬，也不過就是老老實實做人罷了！
3、海外華人社會的文化意涵──中西融合，反本開新
從前文一路論析下來，當代遍佈世界各處的華人族群、華人社會，在主流的近代西方文化亂象漸生，中西文化融合又露新機的大格局下，能夠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功能？可說已彰彰在目。
簡單說，就是扮演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與媒介，這可以就西學東傳與中學西漸兩個層面來說。
就西學東傳而言，其實在過去的歷史已經有非常繁多且重大的貢獻。遠的如玄奘留學西域，帶回來大量的佛教經典，發起盛大的譯經事業，對中土吸收、消化佛學終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內涵，可謂居功甚偉，也證明了中華文化的確具有深厚的主體性與創造性，才能成此偉業。近的當然就是大量到歐美留學的留學生（包括已落籍歐美，身分轉為華僑的國人），姑以孫中山、胡適之為代表，帶回科學、民主的新思潮，直接開啟了亘古未有的政體改革（國民革命）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也促使儒學更新一波的反本與開新，其影響之重大，已不待贅言。
但未來更新也更重大的，卻毋寧是在中學西漸的這一個層面。原來，在近代西方文化仍居主流強勢的年代，海外華人蟄伏其間，雖然仍能保持中華文化傳統的生活方式於不墜（其實即此一點，已堪稱奇蹟），但畢竟守成有餘，開新不足，或說畢竟重心在禮教而不在仁教。須得到當今西方開始要到東方尤其中國求安身立命經的時機，海外華人社會的時代使命才會忽然彰顯。那就是：藉地利之便、長久浸潤西方文化之利，更可能以貼近西方文化的方式，將中華文化精神予以有效地輸送、傳譯。
當然，由於中華文化是一以動力為本，以實踐體驗為重的文化，所謂輸送傳譯不是指知識、資訊的輸送傳譯，而是指實踐性的示範、感染，創造性的設計、詮釋。庶幾融知性與德性為一爐，合人的身分與角色扮演的身分於一體，即於貼近當地的生活方式中，透見儒家核心的人道或主體自覺、道德創造精神。這毋寧說是一更廣被更細密的滲透與教化。而其起點，則不妨先改造、轉化傳統的海外華人社會為新的、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實存櫥窗。其中不但有禮教的保守，更有仁教的開新；不但有舊倫理的傳承，更有新生命的啟發；不但有西方制度運作的吸納，更有中華時中精神的發散。
當然，要能漸企及於這樣的功能，海外華人社會最需要補足的，仍然是一點精神上反本的自覺與努力，亦即在肯定人性的普遍常道這一點上去啟發自家的根本自覺與建立自家的根本自信，也就是所謂言忠信，行篤敬，實實在在做人的實踐修為而已。
若然，便自有一分道德生命的光輝自然散發；無言感染，而補足了這實存的「中華文化櫥窗」中最重要的展品內涵，即「人」與「人道」也。
四、結語：開啟再一波的新儒學浪潮
一般說儒學之發展，可分三期，即先秦原始儒學、宋明新儒學與當代新儒學。
先秦原始儒學在建立儒學之所以為儒學之根本要義，即不斷實踐地肯認人性的普遍常道也。宋明新儒學在成功回應了佛學的沖激與挑戰，反其本而開其新，一方面充分消化了佛學，一方面亦開展了儒學的新生命與新面貌。至於當代新儒學，其使命則在如何能成功地回應西方文化的沖激，庶幾反其本而開其新，一方面充分消化西方文化的科學民主精神以成為自家文化的內涵（此屬集大成的工作），一方面亦開展出中華民族的新生命與新面貌（此屬聖之時者的表現）。
尅就這第三期新儒學而言，有一重大特徵，即此階段儒學反本開新的努力，都是由廣義的海外華人發動的。這包括留學生，包括流亡海外的大陸人（台、港華人，亦廣義的貶謫之士也），當然更包括世居海外的華人及其社會。過去在西學東傳的階段，其成就已有目共睹，在未來中學西漸的新階段，必然更有其重大的功能與貢獻。而其根據，則一在於海外華人既然能保持中華文化的倫理生活以成一特殊的族群，即表示他蘊涵著雖花果飄零亦能靈根自植的潛能；乃至可在今世這特殊的機遇之下，成為中學西漸的派出所、橋頭堡。二在於海外華人長久浸淫在西方的文化環境中，將成為最好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橋樑與媒介，亦可成為中西合璧的未來新文化的實驗場與實驗成功的榜樣。
我長久以來，曾肯定台灣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乃因台灣住民是中國人中最了解西方文化的一群，又是中國大陸以外，最了解中華文化的一群，故必將成為中西文化融合的先驅實驗者。而證諸近年來台灣屢為觀光客所艷稱，亦正因他同時具有中華文化傳統的熱情善良有禮（此特為西方遊客所讚賞），與現代西方式社會的公民素養如守法、整潔與安全（此則深為中國大陸遊客所嚮慕）。筆者深信，不但台灣的華人社會有希望作出此成功的文化融合實驗，即便全世界各處的海外華人社會，也同樣具此潛能與機遇。雖然以今日的實情觀之，離成功融合的理想仍遠，但只要我們存「雖不能至，而心嚮望之」的熱情與信念，這仍然是一條非常值得所有華族子民全力以赴的偉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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