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期，那時候，出版一本書可以像歌者出唱片一樣，透過工作室的剪輯調整，一句一句地「製造」出一首完整的歌曲，寫者也可以在出版社的「協助」下，「生產」出一本書，之後，如果配合的行銷活動成功的話，這類歌者和寫者便被冠上「歌星」、「明星作家」的稱號，開始躋身名流之列，如同「星」這個字的語義上的暗示，成為某種「文學權貴」。
這是一類的「文學權貴」。
當然，如果一個寫者本身就是政要、富賈、名流、影星、歌星的話，他（她）若是硬要出書，這必是「文學權貴」無疑了，只是這個稱號的加重符號是放在後面二字而已。
這又是一類的「文學權貴」。
然而，我們也確切知道，有一些人真的熱愛寫作，不論是Milan Kundera意義上的「寫作狂」，還是Susan Sontag所謂的「以為自己是塊作家的料」，他們總是努力地創作，直到某一天，他（她）的作品上了排行榜，或是得到了行家的賞識，或是獲得了文學獎項的肯定，於是也開始出入社交場合，有時也上上電視節目講講話，成為另一類的「文學權貴」。
在這一類的「文學權貴」中，不能否認也有些人的確是想要獻身於文學，以創作為職志，而最後他們的努力也終於得到了報償，功成名就，既得到了聲名也有了優渥的收入；
⋯⋯然而遺憾的是，按照生活的規則，文學上的成功總是意味著作家的攀升，而從不帶來地位下降，也很少造成廣泛接觸各個社會等級——而這是更值得想望的。⋯⋯他發財了，有了身份；他買晚禮服並和地位相當的人用餐。因此，成功的小說家的後期作品所表現的社會階級總是略有些上升。我們往往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於成功者與佼佼者的描述。另一方面，莎士比亞時代的老捕鼠人和老馬夫徹底地退場，或是更讓人難以接受地成了憐憫和好奇的對象。他們被用來襯托有錢人。他們被用來指涉社會制度的弊端，他們不再像在喬叟寫作的時代裡那樣單純地是他們自己。（Virginia Woolf〈伯爵的姪女〉，黃梅譯）
對於以上三類的「文學權貴」，人們更多地是關注在這個稱號的後半部，至於前半部的「文學」二字，通常只是做為修辭上的裝飾語，意指是脫離於意符之外的。
如此看來，似乎一位寫者只要出了名，就難免要變成「文學權貴」；但是，如果我們將「文學權貴」這的稱號的重點放在前半部的話，也許可以得到不同的思考。
我們同時也知道在文學史上，有許多經典作家是成名於身後，或是即使成了名，生活境況仍舊困苦，若是僅僅以「權貴」這個字詞的功利意涵來說，他們的確夠不上這個稱號；但若是以一種引申的意義——典範（權）與價值（貴）——來使用的話，他們在文學史上所據有的位置與高度是當之無愧的。
當代尚有另一類的「文學權貴」是一些著名的學者與作家，他們是透過當前（西方）高度資本主義細膩而高效的分工，經濟與信息、網絡的全球化力量，被廣泛地推介到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區，並藉著出版事業的國際版稅、學術機構的贊助與支持，他們在名與利上都得到極大的成功；他們的作品不但具有文學上的價值，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的指標，就此而言，他們的確夠得上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權貴」。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到，即使是最後這類具有文學與時代（甚至是經典）意義的「文化權貴」，他們的作品的傳播與譯介，實際上仍舊是經過「篩選」的，也就是說，今日我們所謂的文學品味仍舊是一種經過被某些所謂的權威——營利與非營利的——選擇之後被餵養、被形塑的品味，正如印度學者Aijaz Ahmad在一次訪談中對所謂「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所做的回答：
第三世界國家很少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彼此的文化作品。⋯⋯我們只能在像倫敦和紐約這些地方讀到那些譯成英文出版的拉美小說。某個印度人想要認真閱讀拉美小說的話，通常就得閱讀紐約和倫敦這樣一些大西洋兩岸地區論述拉美的學術成果。⋯⋯我不是說只存在著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決定要翻譯哪些拉美小說和人們要如何閱讀這些小說的意識形態。我是說我所具有的有關拉美小說的知識是完全經由英、美大學和出版社確定的知識體系傳播得來的，是完全受了英、美大學和出版社確定的知識體系的影響。（Aijaz Ahmad，〈文化、民族主義和知識分子的作用〉，郝銘瑋譯，原文無加重標記。）
這些被篩選過的文學品味，有些的確含有破壞的力量（就進步的意義上說），它們提供我們更寬廣的世界觀與更多樣的文學體驗，讓我們審視這個世界的不公不義的部分，甚至因此而採取行動；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這些我們樂於接受的「文學權貴」的作品，當它們進入到我們的文化市場之後，其意義與作用是怎樣地發生轉變，怎樣地被主流意識形態所吸納與融和。
這種融和的發生，並不是因為西方意識形態以某種特殊的方式融合了第三世界的作品，而是因為西方學術界在竭力吸收一切的一切——甚至馬克斯——為本國服務。（仝前）
於是，我們便看到：作為對「存在」的荒謬之指控的Albert Camus的《異鄉人》成為一種閱讀的風雅；而原本用意是揭露（史達林式）極權主義的「反烏托邦三部曲」（《我們》、《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變成了（隱密地、無聲地）告誡人們要安於現狀，以免日後活在「革命」後所建立起來的「烏托邦」恐怖的宣傳文件（他們不願意告訴讀者，烏托邦並非只能有一種形式），這三本書在當前反獨裁、反剝削的運動群起之際重新出版發行，難道只是一種「巧合」？
重新回到「文學權貴」這個主題。在當前這樣一個將文字變成一種符號遊戲的符碼時代，這樣的一個字詞原本就只是一種有意的排列組合，它一方面既表現出演藝式的喧囂，一方面又代表一種簡化，而簡化又正是演藝式的喧囂的一種形式，它的作用除了產生某種的新聞娛樂效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既體現又加強了這個社會的特徵——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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