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宏、談蓓芳著《中國禁書簡史》（學林出版社，2004）
《中國禁書簡史》原是安平秋,章培恆主編｢中國禁書大觀｣（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中的一部分，｢中國禁書大觀｣全書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中國禁書簡史｣，第二部分是｢中國禁書解題｣，第三部分是｢中國歷代禁書目錄｣。
據安平秋，章培恒先生主編《中國禁書大觀》的統計，自秦至清，毀盡書目竟達3000余種。
我國曆史上禁書，歸納起來有10類：儒家經典、史書、兵書、讖緯圖書、天文著作、佛經道書、陰陽術數圖書、淫詞小說、野史、反對派及有異端思想的著作。
《中國禁書簡史》初稿，是十四年前作者在章培恒先生的指導下合作完成的。此次重刊：一、恢複了初稿中原有、收入《中國禁書大觀》時因故刪去的部分文字；二、爲全書新配了100余幅插圖；三、糾正了《中國禁書大觀》中的一些明顯錯誤。敘述了我國禁書的簡史，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從中國史上最早的兩次禁書事件開始，到漢----唐五代、宋代禁書面面觀、元代禁書尋蹤、明代禁書透視，直到清朝禁書總結。禁書簡史只寫到清朝止，中華民國成立後以及撤退來臺後的禁書政策都不屬於該書敘述的範圍。
中國禁書簡史 目錄
序（章培恒）
緒言
第一章幼稚的嚴酷：中國史上最早的兩次禁書事件
第一節兩千年前的創舉——從商鞅“燔《詩》《書》”到韓非論禁書
第二節曠世浩劫——秦始皇“焚書”事件
第三節燼余沈思錄
第二章北方的颶風：漢一唐五代禁書概覽
第一節劉邦?蕭何?挾書律——漢初禁書及其解禁
第二節同一禁令，兩般後果——西晉首禁讖緯天文
第三節爲有儒學待複興—前秦再禁《老》《莊》讖緯
第四節異教典籍的劫難——北魏毀佛經與北周並禁佛道
第五節預言不再走運——南北朝至隋屢禁讖緯
第六節盛世裏的幾朵烏雲——從初唐焚《三皇經》到盛唐禁陰陽術數書
第七節承先啓後——五代後周時期的一道禁書令
第八節南北不同風
第三章文治的陰影：宋代禁書面面觀
第一節天文與兵書——太祖至仁宗百年間禁書的兩大主題
第二節人間何處不巉岩——從烏臺詩案到崇寧、宣和兩毀蘇、黃文集
第三節千秋功罪，誰人方可評說——南宋屢禁野史
第四節愈織愈密的網——紹興毀《論語講解》書版和淳熙嚴擅刻書籍之禁
第五節來代的最後一部禁書《江湖集》
第六節文治大曝光
第四章意外的松弛：元代禁書尋蹤
第一節從寵兒到棄兒——憲宗世祖兩毀“僞道經”
第二節學步的背後——忽必烈屢禁天文圖讖陰陽僞書
第三節忘乎所以的僧侶與勃然大怒的帝王——鐵木耳嚴懲僞造佛經者
第四節可悲的怪圈
第五章專制的強化：明代禁書透視
第一節禁書史上的新發明——禁與不禁之間到不禁之禁
第二節整肅思想的努力——禁止小說、清理時文和逮捕李贄
第三節目作多情者的碰壁——向君主進獻著作而遭禁毀
第四節翻雲覆雨，紛壇詭橘——由派系傾軋而導致的禁書
第五節野火燒不盡——越禁越多的妖書
第六節長夜自此始
第六章慘酷的代價：清朝禁書總結
第一節血腥的屠殺——康熙朝的文字獄及禁書
第二節連瘋子也不放過——文字獄在乾隆時的登峰造極
第三節在征集圖書的幌子下——《四庫全書》編纂和書籍的空前浩劫
第四節瑞人心而正風俗——爲禁毀小說戲曲的不懈努力
第五節抽刀斷水水更流——清王朝查禁維新派著作及其他
第六節無可奈何花落去——以《蘇報》案爲中心的禁書事件及其失敗
第七節欣慰的回顧
跋
中國曆史上的第一部禁書
衛宣公和父親的小妾私通，齊襄公與文姜兄妹私通，這些亂倫的行徑都已記載在《詩經》裏，但這並不是導致《詩經》成爲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禁書的理由。
《詩經》在春秋時還沒有被奉爲“經”，也算不上是儒家經典，收集的只是在周朝至春秋時流傳的三百多首詩歌而已，所以那時只稱《詩》。對于《詩經》是否是由儒家創始人孔子編纂成書的,現今的世人仍是衆說紛紜。
不過，當時的孔子很注重《詩》的價值，不僅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用于教育、外交、軍事等其他領域。他在《論語?陽貨》中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他甚至還說：不學詩，無以言。可見《詩》的重要。漢武帝時，《詩》被列入五經之一，稱《詩經》，此後成爲儒家經典，距今已經兩千多年，而其作品的創作年代一定更早。但《詩經》後來成爲中國曆史上最早遭禁的書，這是我們現代的世人鮮爲人知的。
時光回溯到戰國時期，中原的大地上六強並峙，而位于西北一隅的秦嶺之麓，一個年輕的國家——秦也在做著富國強兵的霸主夢。正朝執政的秦孝公深感中原文化的優越和人才的精良，他知道要想圖強必須先要有良將。于是，他不惜重金，廣招人才。不久，幹練機智的魏國人公孫鞅就西渡黃河，來到了秦國。
要想當謀士擔重任，首先要博得秦孝公的好感，但這次應召而來的人很多。這些人都想接近秦孝公，所以紛紛急找捷近。衆人中有一人名爲公孫鞅，此人很聰明，他找到了秦孝公的寵臣景監，通過他打通了各種渠道終于拜見了秦王。可是見了幾次面後，秦孝公對他並不感興趣，因此還惹得景監的臭罵。
但公孫鞅畢竟聰慧過人，幾番思量之後，他意識到自己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是秦孝公對他講的那套帝業王道的儒家理論不感興趣，要想博得這個滿腦子王權霸業的君主的好感，顯然需要換換口味。
拿好注意後，公孫鞅決定在下一次的朝見中向秦孝公大談法家刑名之學和詭詐的霸術。事情終于有了轉機，公孫鞅大談特談，將秦孝公說得心花怒放，因此他也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
既然當了重臣，總要爲主人幹點實事，公孫鞅決定實行變法，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商鞅變法。這次變法統一了法律，限制了貴族階級的權利，鼓勵農耕，強化軍隊，清理賞罰制度。此次決定在一定的程度上確實推進了當時的社會發展，並使秦國一舉進入戰國七雄之列。但是荒唐而又嚴酷的禁書理論，也從這裏開始了。
商鞅認爲，《詩》，《書》之類書載都包含有一些奇思異想，百姓讀了難免受影響，從而影響國家法令的推行，因此斷定它們的傳播對治國無益，進而他又提出：《詩》、《書》、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鞅的這段奇論，真可謂荒謬絕倫，似乎只要廢除了《詩》、《書》等書，秦國就可以軍力強大，威震天下。但這種奇談怪論對稱霸心切的秦孝公卻充滿了種種的誘惑和魅力。
于是，“燔《詩》《書》而明法令”就成了商鞅變法的基本內容之一，這本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就這樣蒙受了不白之冤。
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禁書事件，不管商鞅給曆史上的進步做了多少推動作用，但他這種對文化的藐視和對圖書典籍的破壞卻爲後世的統治者打開了一個罪惡的源頭。在此後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大量的文化典籍屢遭禁毀，對中國的文化延傳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在中國悠久的圖書曆史上，曆代王朝曾有過一批又一批的毀禁書目。中國禁書，最早起于秦始皇的“燔典”，當時除醫藥、蔔巫、種樹之書外，其余都在焚毀之列。此後的2000多年中，封建統治者時有禁書之舉。
禁書的原因不同，有的是爲了維護當時的社會道德風化，有的則是出于政治上或宗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的是二者兼而有之。有一些被曆代王朝出于政治和文化政策列爲禁書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則覺得不可理解。如秦代所禁《詩經》、《論語》，晉唐所禁《維摩詰經》、《真誥》、宋時所禁《嘉祐集》、《中山詩話》，元明所禁《太上感應篇》、《剪燈新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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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禁書
《四庫禁書》是《四庫全書》禁止收錄之書。禁書書目多達2855種，與《四庫全書》所收錄的3461種相差無多，是清廷加強思想控制、進行奴化教育的結果。
清朝乾隆帝爲加強思想控制，明爲纂修《四庫全書》，實則大規模的查毀禁書，自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五十七年，期間，乾隆帝多次下詔，明令禁止詆觸清廷統治的野史、筆記、文集等等諸多典籍收入《四庫全書》。
有名的如王夫之所著《讀四書大全說》，因爲《四書》內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而王夫之認爲：“如今皇上爲仁義之君，這‘夷狄’二字，應當避諱”，故將“夷狄”改爲“義帝”，從而表白並無“悖遞謗毀”之心。然而王夫之反被據此治罪，罪名是：“甚至敢于編造悖遞字迹，妄肆詆毀本朝，尤爲喪心病狂，情實可惡。”
夏允彜所著《幸存錄》，夏完淳所著《續幸存錄》，夏氏父子是抗清英雄，他們著作就遭到禁毀。
最荒誕的是《大義覺迷錄》，當年雍正年間發生曾靜謀反案，後來曾靜“悔過自新”，雍正帝命其將悔過書寫成《大義覺迷錄》，然後到全國各地巡講，現身說法朝廷多麽好多麽英明，痛斥自己誤入邪教歧途。雍正帝還親自頒詔要求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冊。然而到了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這本書立刻被禁毀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550016.html?tp=4_11
焚書＞百度百科
《焚書》，哲學、文學性著作，明朝晚期思想家李贄著。
李贄于萬曆十八年（1590年）64歲高齡時著成此書。《焚書》又稱《李氏焚書》，6卷。他死後由門人汪本軻編輯成集、刻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的《續焚書》，5卷。兩書收錄了這位著名思想家、文學家生前所寫的書信、雜著、史評、詩文、讀史短文等，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是我們研究李贄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焚書》卷6和《續焚書》卷5收集了李贄的很多詩歌，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我們可從中看出他義無反顧的鬥爭精神，又可察覺出他沈湎于佛經而産生的苦悶徬徨。
《焚書》、《續焚書》是李贄反對封建傳統思想的力作。書中對儒家和程朱理學的大膽批判所表現的反傳統、反權威、反教條精神，啓迪與鼓舞了當時及後來的進步學者，對人們解放思想，擺脫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因而被統治階級視爲洪水猛獸。李贄也深知其見解爲世所不容，故將著作名之爲《焚書》，以後也果然于明清二代多次遭焚燒，但卻是屢焚屢刻，在民間廣爲流傳。李贄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也成爲後世之楷模，五四時期進步的思想家把他當作反孔的先驅。"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場。通身是膽通身識，死後名多道益彰"（馮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詩》），正是對李贄與其思想影響的真實寫照。
作者自序
自序:自有書四種：一曰《藏書》，上下數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視也，故欲藏之，言當藏于山中以待後世子雲也。一曰《焚書》，則答知己書問，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之，言當焚而棄之，不可留《焚書》之後又有別錄，名爲《老苦》，雖則《焚書》，而另爲卷目，則欲焚者焚此矣。獨《說書》四十四篇，真爲可喜，發聖言之精蘊，闡日用之平常，可使讀者一過目便知入聖無難，出世之非假也。信如傳注，則是欲人而閉之門，非以誘人，實以絕人矣，烏乎可！
曆史背景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剛與柔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
明代晚期，社會動蕩不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艱難生長的資本主義萌芽遭受腐敗政治與封建經濟的摧殘，發展極其緩慢。在曆史的發展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頭，地主階級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展開了激烈的較量，因循守舊反對改革的傳統思想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等遭到了猛烈的沖擊。被封建衛道士們視爲"狂人"的"異端"思想家李贄，就是抨擊時局，揭露假道學和封建禮教的勇敢鬥士。
李贄思想
李贄（1527—1602），中國明代後期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號卓吾，又號宏甫，別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僞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回護太多。"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爲自己打算，"無一厘爲人謀者"（《焚書?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僞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同上）。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爲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書?又與焦弱候》）。李贄對程朱理學及衛道士們的揭露真可謂一針見血，句句中的。
李贄對統治階級所極力推崇的孔孟之學也大加鞭撻。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爲至聖先師的古代，真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爲孔子並非聖人，"雖孔夫子亦庸衆人類也"（《焚書?答周柳塘》）。孔子沒什麽了不起的，"耕稼陶漁之人即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門學孔子而後爲正脈也"（《焚書?答耿司寇》）。人人都是聖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學孔子呢？
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爲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醜婦之賤態"（《焚書?何心隱論》）了。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爲不能將其當作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焚書?童心說》）。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難怪統治階級對他要恨之入骨了。
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爲婦女鳴不平。在《焚書?答以女人學道爲短見書》中，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說法。他說："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這是對傳統封建禮教的尖銳挑戰。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加以無情揭露。他借漢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話傳說，指斥當權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焚書?封使君》）。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泄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呢？李贄將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焚書?寒燈小話》）。這說明李贄並非要推翻封建統治，而是要維護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沒有超出地主階級思想與時代的限制，也不可能違背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
李贄哲學思想的形成經曆了從唯物主義到主觀唯心主義轉化的過程。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爲，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于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焚書?答鄧石陽》），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李贄信奉佛教和王陽明的心學，所以，他的整個哲學體系的中心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他認爲"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點物相"（《焚書?解經文》），沒有"理"，沒有物，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麽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響的"我"的心。它們是主宰一切，産生諸相的本源，可稱作"清淨本源"，萬事萬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顯現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關系。這種觀點，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李贄用主觀唯心主義作爲反對以客觀唯心主義爲基礎的程朱理學的理論武器，勢必削弱自身的戰鬥力。
李贄的認識論是建立在主觀唯心主義之上的先驗論，主張淵源于佛性的"生知"說。《焚書?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爲聖"（《焚書?答耿司寇》）。李贄以"生知"說反對神化孔子，從認識能力、認識來源的角度來否定認識正確與否要以孔子爲標准的傳統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進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對"聖人生知"說，其認識論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視的。
李贄的哲學思想中有不少樸素辯證法的思想。《續焚書?與陶石簣》中說："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剛與柔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他承認事物皆有兩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內部的矛盾對立和相互轉化。受樸素辯證法思想的影響，《焚書》中表現的政治思想爲"世無定時，我無定術"（《晁錯》），"不蹈故襲，不踐往迹"（《與耿司寇告別》）等發展變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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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書坑儒＞維基百科
焚書坑儒是發生在中國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儒生」（讀書人）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毀；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稱讚過去的而議論現在政策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這種措施引起許多讀書人的不滿。第二年，許多方士（修煉功法煉丹的人）、儒生攻擊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調查，將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歷史上稱這些事情為「焚書坑儒」。
焚書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於社會逐漸進入鐵器時代，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漸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他們面對紛亂的社會狀況，希望通過思索和鑽研前人治世理念尋找到一條可以使社會安定，百姓不再流離失所的救世之路。於是產生了諸多的學派學說，並撰寫出無數著作，史稱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王朝——秦朝建立。由於當時社會上百家爭鳴，嚴重的阻礙了秦始皇對征服的原六國民眾思想的統一，並威脅到了秦朝的統治。公元前213年，秦統一第八年，太子師博士齊人淳于越在一次朝廷會議上提出恢愎周朝的分封制，「無輔拂，何以相救哉？」秦丞相李斯反對，進言說諸子百家「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於是，秦始皇為了統一原六國人民的思想，于當年開始銷毀非官方收藏書籍、法家以外的所有諸子百家的著作，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史稱「焚書」。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歷代圖書被焚毀，首當其衝即為秦始皇焚書，二是西漢末赤眉入關，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不過以今日研究者觀點而言，焚書對於中國圖書的破壞僅僅是第一步，真正造成徹底破壞的是項羽入關之後，火燒鹹陽城，大火三月不止，原本僅存的孤本遂全部毀滅。
坑儒
而在焚書開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為了進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見解，在當時秦首都鹹陽將四百六十余名儒士和方士坑殺，史稱「坑儒」。另有一說，秦始皇力求尋找長生不老之藥，派遣徐福、侯生、盧生等方士求仙問藥。但侯生、盧生不滿秦始皇的統治方式，私自逃跑（亦有史料記載為侯生、盧生多年尋藥未果而出逃），導致秦始皇大怒，下令拷問鹹陽400多名書生，欲尋侯生、盧生。事後，將相關460名書生以巨石掩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4%9A%E4%B9%A6%E5%9D%91%E5%84%92
漫話焚書
火是人類的一大發明，書是人類的一大發明，焚書也是人類的一大發明。
人類首先學會用火燒烤食物，發展出豐富的食文化。但與此同時火也被當作武器，世界最早的兵書《孫子兵法》中就有一篇“火攻”。
人類繼而學會用書記載思想，然而思想不可能一律，無論是誰，只要想使思想“順者昌、逆者亡”，便可能有焚書之舉。
兩千年前，秦王贏政經過十年征戰統一中國，自稱秦始皇帝之後，一方面頒布新法，廢除分封，統一度量，使車同軌、書同文；另一方面卻又專任獄吏、橫征暴斂，大興土木，命人四處尋覓長生不老之藥。
儒生方士對其暴行提出了激烈批評。爲了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政權，秦始皇采納了丞相李斯的奏議，將民間流傳的秦以外的《史》、《詩》、《書》和百家之言通通燒掉，有敢私議者殺，敢以古非今者滅族，見之不舉者同罪，只有醫藥、蔔巫、農耕、種樹之書可以保存。翌年，又活埋了四百六十名儒生方士。這便是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事件。
西方人也懂得焚書的功用。六百年後，公元四世紀，羅馬皇帝發聖諭，焚燒了被視爲邪教的基督教《聖經》。七世紀，阿拉伯的多神教信徒與猶太教教徒焚燒了穆罕默德的《古蘭經》。十五世紀，科隆大學受命焚燒了異教的邪說。十六世紀，教皇亞曆山大要求嚴密監視出版，凡是反對天主教的書一律焚燒之。1766年法蘭克福焚燒異教徒的書時，市政要人親臨現場。1771年，法國人將異教徒的書堆成金字塔狀焚燒。十八世紀的英國書報檢查局下令焚燒的書足夠建立一個大圖書館。1773年，德國人焚燒維蘭的詩集時，歌德甚至隨聲附和。他在《詩與真》一書中有敘述。十九世紀初，即1817年，在宗教改革三百周年記念時，萊比錫的大學生也焚了書，其中有猶太作家的書，也有德國作家E.T.A.霍夫曼的《跳蚤師傅》。
西方的焚書，早先起因于宗教之爭，將焚書視爲對異教徒的懲罰，到後來才具有政治的性質，這就是1933年法西斯德國的焚書。
1933年5月10日晚九時，數千名身穿沖鋒隊制服的柏林大學生開始進行火炬遊行。他們在鼓樂隊引導下，穿過勃蘭登堡大門，沿著菩提樹下大街，向國家歌劇院廣場進發（現名：奧古斯特?貝貝爾廣場）。廣場中間早已堆起了巨大的柴堆。從各大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室查抄的“非德意志精神”的書籍已經用大卡車運到。旁觀的群衆在學生們周圍擠得水泄不通。聚光燈把廣場照得如同白晝。攝影機已對准臨時搭起的講臺。宣傳部長、小個子戈培爾開始聲嘶力竭地演說了。在他極力誇贊了一番大學生的“愛國”行動之後，興奮的大學生們唱起歌，高呼口號，將一疊疊書籍——馬克斯主義的、共和主義的、和平主義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左翼自由主義的、忠于憲法的書籍——紛紛投入火堆！涉及作家學者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著名的德國作家二十四名，包括馬克思、雷馬克、凱斯特納、圖霍夫斯基、曼兄弟等。在這二十四位著名作家中，唯一目睹了這場罪行的是諷刺小說家埃利希?凱斯特納。
在同一天晚上和此後的日子裏，德國另外一些城市也演出了同樣的一幕！轉瞬間，德國一萬多個圖書館的總共三千萬冊圖書化爲灰燼。德國文壇變得一片死寂。作家面臨的選擇不是流亡、便是死亡。書店和圖書館裏堆著的則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和戈培爾的《爲柏林而戰》。
然而，那還僅僅是這場曆史上空前浩劫的開始。正如德國詩人亨利希?海涅1820年創作的悲劇《阿爾曼索》一劇中所寫的那樣：
阿爾曼索：我們曾聽見，在格拉那達市場中央，可怕的西門涅斯——提起他，我的舌頭就不聽使喚——正把古蘭經投入火堆！
哈桑：那只是序幕，在人們焚書的地方，總有一天人也將被焚身！
果然不錯！繼焚書之後，便是六百萬猶太人在集中營的焚屍爐中被焚！曆史就是這樣驚人的相似！究竟是人類過于健忘呢，還是天道如此？
爲了提醒世人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曆史的悲劇重演，有曆史感和社會責任感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一再用各種方式警告世人。就在法西斯德國焚書之前兩年，一位在維也納剛剛畢業的年輕人，又用長篇小說的形式再次舊事重提。這部小說開始叫《康德引火》，出版時改爲《迷惘》（1931年），作者是艾利亞斯?卡奈蒂。五十年後，作者因這部小說獲得1981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迷惘》描寫一位愛書如命、不諳世故的漢學家，只知爲學問而學問，在現實中處處碰壁，最後導致精神失常，自己點起火與失而複得的兩萬五千冊藏書同歸于盡。當他在心中與假想的敵人鬥爭時，面對自己的圖書大軍，曾發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說，曆數人們都非常尊重的東方古國在秦朝的焚書惡行。最後他對自己心愛的圖書說道：
“我知道你們一想起焚書的日子就心有余悸，害怕另一些人會仿效此事。我並非存心不良，缺乏感情，非要向你們述說你們光榮曆史中這些血的恥辱。不是，我只是要你們清醒過來，請求你們給予支持。我們必須采取措施，武裝自己，去對付可能出現的危險……因爲沒有發生的事情可能會發生。”
是的，沒有發生的事情，這部書出版兩年後發生了，而且規模空前。焚書、大屠殺、戰爭接踵而至。法西斯德國給世界、給人類制造的苦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1945年以後有人說，這樣悲慘的曆史教訓太深刻了，至少在德國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件了——然而，事實雄辯地說明，希望僅僅是希望而已。1965年10月，新教的青年小組在杜塞爾多夫——德國詩人海涅的故鄉——萊茵訶畔，焚燒了所謂有傷風化的書，其中包括法國作家卡繆、薩特、德國作家格拉斯、凱斯特納的書。令人驚異的是，凱斯特納的書在作者有生之年竟又一次被焚燒。更令人深思的是，那些青年人根本沒有讀過那些書，幼稚的青年人總是被人用來當槍使。
考察焚書的性質，大致不過三種。一種是政治性的，一種是宗教性的，再一種是純粹的個人行爲。個人的焚書行爲或者是報複，或者是不滿意自己早期作品的淺薄，或者是情人的失戀、愛人的死亡，不願把往日的記憶長久保留，因而含淚付之一炬。《紅樓夢》中黛玉焚稿詩，那感天動地“一彎冷月葬詩魂”的一幕，即屬于這種情況。宗教性質的焚書就大不同了。作爲對異教徒的懲罰，除了焚燒所謂鼓吹異端邪說的書以外，往往涉及到人，使許多人爲了信仰而殉身。迄今仍在逃亡中提心吊膽生活著的英國作家薩爾曼?魯詩迪就因爲一篇小說觸及了伊斯蘭的教義而被判處了死刑。當然危害最大、最深、涉及最廣的是政治性的焚書：當權者爲了維持其獨裁，會不惜一切代價壓制異己思想，把異己分子置于死地。秦始皇是這樣，希特勒是這樣，一切獨裁者都是這樣。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政治性的焚書，雖然時代不同，但結果卻是一樣的。焚書者雖得計于一時，但很快就會自食其果。兩千年前，秦始皇死于非命，秦王朝二世而亡，創議焚書的宰相李斯後來也被腰斬于鹹陽市。希特勒與戈培爾也在法西斯德國滅亡之前自殺，（據1993年2月20日德國各報刊登，希特勒是在1945年4月30日被擊斃，其頭蓋骨存在莫斯科國家檔案館裏），其千年帝國夢只做了十二年。
書，從它一誕生，就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任何權勢和手段也不再能把它徹底消滅了，正如思想不能被消滅一樣。竹簡時代的書尚不能盡焚，更何況近現代印刷術的突飛猛進。衆所周知，就在希特勒焚書之後不久，德國流亡作家A?坎托洛維奇就在巴黎創建了一所被焚書圖書館。
難道曆史上的獨裁者不懂得書可焚，但不能盡焚，亦不能禁止人們思想嗎？非也！他們不過是想借此手段延長自己的存在而已。但他們始料不及的是，結果恰恰相反，不但沒有延長他們的統治，反而加速了他們的滅亡。曆史上盡管有文字獄，然而秉筆直書敢于直言的諍臣、猛士仍層出不窮。明朝的李贄即是一例。他在政治上敢于標新立異，大膽批判正統觀念，後被人誣告入獄並被迫害而死。令人敬佩的是，他明知自己的思想學說不合時宜，付梓後可能會遭到排斥，所以幹脆給自己的文集取名爲：《焚書》和《續焚書》，意思是“當焚的書”，何其壯哉！
政治性的焚書將來會不會發生呢？誰能斷言將來不會發生呢？所以，常常向當權者們敲敲警鍾，告訴他們不要把言論自由當作騙取人心的手段，也許是減少曆史悲劇重演的較爲有效的方法。1993年5月于德國 原載《萊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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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獄＞維基百科
在中國史學裡，文字獄指在專制統治者對文人的一種迫害，《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1]《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2]
文字獄之案件常是無中生有，小人造謠所為。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成千上萬人受害。中國歷史上文字獄以明清兩朝最烈，清人龔自珍詩雲：「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
北宋和以前
《漢書》上說，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魏末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司馬師「聞而惡之」而被斬于東市。
北宋大詩人，大詞人蘇軾就曾因為所作的詩中，被指「包藏禍心，誹謗謾罵」，得罪當權者，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罪名是包藏禍心、謗訕時政。主要的根據是《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陳述古冬日牡丹》等幾首詩。史稱「烏臺詩案」。
金朝
翰林學士張鈞是金國有史可查的第一個文字獄受害者，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貶損」的詔書，被蕭肄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金史?熙宗本紀》：『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上寢，燒幃幔，帝趨別殿避之。丁醜，有龍鬥于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揚十數裏，死傷者數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醜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擿其語以為誹謗，上怒，殺（張）鈞。』《金史?佞幸列傳》：『蕭肄，本奚人，有寵于熙宗，復諂事悼後，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張）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幹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張）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
元朝
公元1323年，身為高僧的前宋恭帝懷念宋朝，寫了以下的詩句：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觸怒元廷，賜死。
明朝
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文人高啟因寫作了《上樑文》，與蘇州知府魏觀同案處斬。
北平學府訓導趙柏寧《萬壽表》：「垂子垂孫兒作則」句中「作則」因音似「作賊」而遭處死。
清朝
近人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4]。順治四年（1647年），發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獄「函可案」。一位法號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書」《變記》而被逮捕，後來流放到瀋陽。除此之外，順治十八年（1661年）還發生了「明史案」，于兩年後結案。
莊廷鑨明史案
浙江烏程（今吳興）盲人莊廷鑨，想學習歷史上同為盲人的左丘明，著寫一部史書。但又愧於自己所知不多，便去買得鄰居明大學士朱國楨的明史遺稿，延攬江南一帶有志於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編輯。書中仍奉尊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並增補明末崇禎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諱的。該書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編成後，莊廷鑨死，其父莊允城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敲詐不成，反去告發，事情越鬧越大，最後驚動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當時康熙年幼尚未親政，鰲拜下令逮捕並嚴厲處置涉案的相關人士。莊允城被逮捕上京，後來死於獄中，莊廷鑨被掘墓開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先後因此獄牽連被殺者共七十餘人，被充軍邊疆者達幾百人。
康熙自14歲親政後發生過一起較著名的文字獄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
方孝標曾到雲南做吳三桂的官，後來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紀聞》等書。戴名世見其書，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結果被人告發認為其著作中有「大逆」語。其實著作中並無真正抵毀清朝的「大逆」之語，只是方書說到南明永曆政權未可稱為偽朝，戴書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犯了清朝的大忌。結果此案也波及數百人，吏部原定將戴名世斬首，處死家族中十六歲以上男子，而將女眷等沒收為奴婢。不過後來康熙下令只殺戴名世一人，其餘原定處死的百餘人改為流放寧古塔。
雍正朝較著名的文字獄案件如「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
查嗣庭試題案
1726年發生了文字獄史上流傳最廣泛的大案「查嗣庭試題案」。禮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試題出的是「維民所止」，出自《大學》。但這句話卻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說「維止」二字乃是去「雍正」之首的意思，雍正輕信大怒，令查嗣庭斬首。
呂留良案
湖南的曾靜和張熙兩個書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呂留良的著作中「華夷之辨」等觀點的影響，到處進行反清活動。後來曾靜和張熙策動當時的川陝總督嶽鍾琪謀反，結果被告發。雍正下令親自審問曾靜等人，不過他認為曾靜等為「迂妄之輩」，決定予以赦免，但卻將死去幾十年的呂留良開棺鞭屍示眾，其許多親族、學生及刻書藏書者也受到牽連。同時，雍正帝將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一一進行了辯解和駁斥，編為《大義覺迷錄》，並派大員帶領曾靜到各地進行宣講。
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詔停止文字獄。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國的「偽孫嘉淦疏稿」事件開始，文字獄開始重現。尤其到乾隆中後期，文字獄達到高峰，而且非常嚴酷。乾隆年間共發生文字獄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過前朝。
文學作品中的文字獄
《水滸傳》中，梁山泊的首領宋江在潯陽酒樓上醉酒題詩，寫下了《西江月》一詞和附詩一首，結果也被小吏告發，最終將宋江逼上樑山。（見第三十九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金庸在小說《鹿鼎記》中，也在序幕部分介紹了「明史案」的歷史背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7%E7%8B%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