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看《意志的勝利》（收於世界大導演系列32，另收《聖山》、可惜沒收《奧林匹克》），最大心得是萊芬斯坦真是電影史首位偉大女導演，片中美籍導覽員的聲音文字，不只破壞了《意》片的影音魅力，更充滿了偏見，非但達不到宣傳納粹有多邪惡，反而有反效果。
《意志的勝利》（1934/德/黑白）Triumph of the Wi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eR6jdsQhg
導演：萊尼裏芬斯塔爾
配樂：赫伯特溫特
獲獎情況：獲1935年威尼斯電影節和巴黎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萊芬斯坦導演的《意志的勝利》很可能是電影史上最受爭議的作品，這部拍於一九三四年的記錄片，記錄了當年在紐倫堡舉行的納粹黨週年大會，導演把希特勒、納粹黨以至納粹德國拍的猶如理想國一般，領袖英明、人民團結，一副朝氣勃勃的模樣。這部電影被認為是政治宣傳片中的最高傑作，是宣傳納粹德國的最佳作品。要回答電影或者說記錄片在政治宣傳中扮演的角色為何這個問題，《意志的勝利》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參考作品。
在女性製作電影的歷史上，萊芬斯坦也是一個極之重要的角色。她的兩部記錄片《意志的勝利》、《奧林匹克》是記錄片史上的兩大巨構，早期的劇情片《BLUE LIGHT》也是德國山嶽電影的力作。二次大戰後她因為為納粹拍攝宣傳片而被禁止拍戲，更令她的名聲染上一層傳奇的色彩。雖然被禁止拍戲，但她還是頑強地活下去，直到去年才以一百零一歲高齡去世，見證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
《意志的勝利》(德語本名 Triumph des Willens / 英語譯名 Triumph of the Will)為德國女導演萊尼?裏芬斯塔爾在希特拉的支持下，拍攝1934年於紐倫堡的納粹全國黨大會之紀錄片。
1934年，32歲的萊妮?雷芬斯塔爾被希特勒選中，指揮拍攝於紐倫堡的納粹全國黨大會。希特勒為其提供了極高的工作條件，包括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製組，36架以上的攝影機及無數的聚光燈。最終萊妮?雷芬斯塔爾完成了希特勒的目的——成功塑造了極具煽動性的納粹形象。二戰後《意志的勝利》經過了長時間的禁播，最終於2004年重新發行了DVD並得到公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BF%97%E7%9A%84%E5%8B%9D%E5%88%A9
一位歌頌納粹的天才女導演 永遠有罪的玫瑰？＞王崴
編語：“英雄”影片反應種種，讓人聯想起本文所敘述的這段今已鮮爲人知的往事。這似乎是藝術魅力與倫理律令之間永恒的較量。本文原標題爲“雷芬斯塔爾，永遠有罪的玫瑰？”這次發表加以改動，因故未能征求原作者意見。原附插圖由于技術緣故暫時無法奉上，一並致歉。
“女人，是不被允許犯錯誤的。” ──萊妮雷-芬斯塔爾
作爲導演，她一生中只導演了7部影片；作爲演員，她出演的影片數目大約是前面那個數字的2倍───但讓她在曆史上留下名字的恰恰是前者。如果再細細計算，她輝煌的時代加起來只有短短幾個月。在這幾個月裏，她創造出來的美，超過了此前一切時代電影紀錄片的總和。然而就是因爲這幾個月，世界永遠沒有原諒她。
萊妮雷芬斯塔爾，1902年出生于德國一個商人家庭，起初是一個跳芭蕾舞的演員。然而有一天，她在地鐵裏看到了阿諾德範克博士導演的《命運山峰》海報，電影鏡頭中的山峰仿佛具有一種異常的美，她在這種美裏沈醉了。不久，她向範克毛遂自薦，要求在他的下一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她成功了。短短幾年後，萊妮雷芬斯塔爾已經成爲德國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曾經執導過《藍天使》的馮施登堡甚至說：“我可以把你塑造成第二個瑪琳黛德麗。”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納粹黨上臺了，萊妮雷芬斯塔爾的命運要改寫了。 1932年，雷芬斯塔爾在德國電影前輩的指導下，導演了自己第一部影片《藍光》。次年她爲納粹黨大會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這部影片的拷貝從未問世，但雷芬斯塔爾在拍攝紀錄片方面的天才卻已嶄露頭角。于是1934年，當希特勒和他的黨羽們在紐倫堡舉行閱兵典禮時，32歲的萊妮雷芬斯塔爾被理所當然地選中，指揮全部電影拍攝工作。
納粹黨爲她提供了任何一個導演都會爲之咋舌的工作條件：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制組，36架以上的攝影機同時開工，再加上無數的聚光燈隨時聽候調遣──希特勒投下這麽多的馬克，爲的就是要把納粹黨變成銀幕上最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
雷芬斯塔爾做到了這一點。 這部紀錄片後來被命名爲《意志的勝利》。《意志的勝利》具有一種宗教意味。它以希特勒的專機從茫茫大霧中顯現爲開端，充滿了遊行、集會、震耳欲聾的呐喊以及如林的舉手禮，最後在瓦格納恢宏的史詩音樂裏告終。
雷芬斯塔爾在影片中創造性地使用了多種表現手法，在希特勒驅車檢閱遊行隊伍的場景中，雷芬斯塔爾打破了一直被奉爲金科玉律的完整構圖原則，希特勒的頭部在畫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這樣就使他的背影占據了整個畫面的一大半，而遊行隊伍則變得相對渺小，而且仿佛是從希特勒舉起的手臂下面魚貫而過。
曾經有人評價《意志的勝利》具有一種宗教般的意味，希特勒宛如《出埃及記》中的摩西，率領他的子民度過紅海，前往流淌著蜜與奶的地方。
此後的幾年裏，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裏，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淚盈眶。當他們離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爲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
在未來的10年之內，這個蓄著小胡子的人將指揮他們前往世界各地，然後死在北非，死在諾曼底，死在斯大林格勒。
《奧林匹亞》成了體育紀錄片的聖經
無論雷芬斯塔爾願意與否，從1934年開始，她已經被公認爲是納粹黨最有力量的宣傳機器了。
1936年柏林奧運會舉辦之際，她受國際奧委會之托爲奧運會拍攝紀錄片。這部後來被命名爲《奧林匹亞》的紀錄片，幾乎成了所有體育紀錄片的聖經。雷芬斯塔爾在其中創造的許多拍攝技法被無數後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攝百米賽跑場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機位拍攝跳遠運動等。
與此同時，這部影片在畫面審美方面同樣達到了極致，影片開頭的古希臘奧運會賽場廢墟，讓人感覺每一塊石頭都具有著驚人的美；繼而，幾個裸體男女手持各種運動器械的鏡頭和“擲鐵餅者”等著名雕塑交替出現。戈培爾把這組鏡頭闡釋爲“優等種族”理論的圖解，但是它所紀錄的人體之美和儀式之美，又的確讓以後的電影人歎爲觀止。
但這已經是戰爭的前夜了。1938年，雷芬斯塔爾出訪美國，爲她的《奧林匹亞》進行宣傳，但是好萊塢卻給了她這樣的歡迎詞：“萊妮，滾回家去！”───制片商們都不敢見她，怕從此影響公司的聲譽。最後她竭盡所能主持了一場《奧林匹亞》的非公開放映，好萊塢不少圈內人在黑暗中偷偷溜進影院。
美國評論界畢竟無法忽視《奧林匹亞》的成就，《洛杉機時報》曾這樣評論道：“這部影片是攝影機的勝利，是銀幕的史詩。”
一枝永遠帶罪的玫瑰
一年後，戰爭爆發了。整個戰爭期間，雷芬斯塔爾匪夷所思地沒有參與任何納粹宣傳片的拍攝───或許她此時已經刻意地與希特勒拉開距離。
40年代初，她拍攝了自己最後一部故事片《蒂芬蘭》，這部直到1953年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後的罪狀。因爲影片中使用了一群來自集中營的吉普賽人，戰後再沒有人相信她關于自己對種族滅絕計劃一無所知的辯解。
希特勒垮臺之後，雷芬斯塔爾成爲第一批被逮捕的電影人之一。此後的幾年裏她數度被送進監獄，直到1949年才重獲自由。然而她的電影生命已經被處以死刑了，戰後50多年的時間裏她再沒有執導或演出過任何影片。在各種文獻記載中，她被說成是納粹的宣傳工具、希特勒的女人。
中年以後的雷芬斯塔爾曾經前往非洲大陸，出版過一本有關土著生活的攝影集，72歲時她又開始學習潛水和海洋攝影───熱帶魚和珊瑚，也許它們畢竟不像人類那樣危險吧？然而這個世界仍然沒有放過她。
1997年，德國漢堡舉行了一次“雷芬斯塔爾劇照和攝影展”，立即有抗議者打出了“納粹展覽！”、“不許兜售法西斯美學！”的標語。爲此，雷芬斯塔爾憤怒地說：“不要因爲我爲希特勒工作了7個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雷芬斯塔爾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生活在曾經給了她巨大榮譽然後又將她唾棄的人群中間。如果不出現意外的話，幾個月後她將度過自己的100歲生日。這個世界上的很多東西都已經改變了，當年曾經同樣爲納粹充當宣傳工具的許多藝術大師們，包括羅貝爾多-羅西裏尼，薩爾瓦多達利，馮卡拉揚都在戰後獲得了重新工作的機會，而且名聲依舊顯赫。《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在經過長時間的禁止後，重新發行了DVD並在電視上公映。
她在這兩部紀錄片中創始的技法，被無數後人或巧妙或拙劣地反複模仿著。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和喬治盧卡斯都曾公開地向她表示過同行的敬意。在這個意識形態對立逐漸淡化的時代裏，人們再一次感受到了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
中國的學院教授們甚至不敢把《意志的勝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他們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我的學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
然而這一切對于雷芬斯塔爾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她在經曆了60年的流放之後，已經步入人類生命的極限，接下來的時光不再屬于藝術而屬于上帝。一種恨竟然能夠長達60年，或許是因爲其中摻雜了恐懼的因素。影評人裏查德考利斯就此說得很坦率：
“那是因爲《意志的勝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風格；加上，她是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
雷芬斯塔爾的故事爲人類藝術提出了一個永遠無法解答的命題：美與非美，罪與非罪。當它們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到底應該如何去定義和評價？從有毒的荊棘中生長出來的花朵，有沒有權利具備獨立的香氣和色彩？對于它，可不可以單純地從美學的角度來加以欣賞和闡述。或者說，那永遠是一枝帶罪的玫瑰？
http://www.menggang.com/movie/documentary/germany/riefenstahl/riefenstahl-d.html
意志如何勝利──向蘭妮‧萊芬斯坦致敬（下）文/曾文珍
如果以這些被選擇出來拍攝的素材，用來斷定萊芬斯坦有美化希特勒、讚美納粹的罪嫌，萊芬斯坦一定不服氣。因為她一直認為，她只是善盡導演之責，讓影像充份說話(frames talk)，再選取拍攝一些有趣的事物；她只是在映像之間，尋找一種有關聯性感覺。就像是作曲一樣，在影片適當之處加上一些高潮。如果她不懂政治，要如何剪輯？她認為這只是技巧問題，一個片子有開始、有結束，中間再加上兩、三句「激動人心」的話，這樣片子就會很好看了?。如此看來，萊芬斯坦的確善盡了她的導演之責，讓《意志的勝利》成為一部好看、有趣的藝術片。
然而，《意志的勝利》在主題及意識上，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讚美希特勒、歌頌納粹。從一些呼喊口號的內容來看，我們又可以發現高度的政治敏銳。如片中：
“You are not dead. You live in Germany.”
“For our future is Germany. Our today is Germany. And our past is German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with us, body and soul.”
“The party is Hitler, just as Hitler is Germany and Germany is Hitler. ”
這些帶有強烈種族意識、國家主義、納粹獨裁的話語，顯然不止是有趣而已。再從片中一段年輕黨員互相問答來自何處的段落看來，萊芬斯坦顯然要刻意營造四面八方共組一個國家的形象。萊芬斯坦真的是對政治無知？真的不懂宣傳的技倆？這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從這些「激動人心」的話語，萊芬斯坦的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膏藥，舉世皆知了。
萊芬斯坦再度觀看《意志的勝利》的影片時，她指出了另一個得意鏡頭：廣場上三面巨幅的納粹黨旗中間，萊芬斯坦架了一架昇降的攝影機，可以垂直上、下拍攝廣場的大場面。片中還有許多上軌道、昇降機、車拍的鏡頭，萊芬斯坦儘量得讓攝影機移動〈她認為這樣的鏡頭比較有趣〉。剪接時，分出章節段落，在由各別的元素，不斷堆砌主題。雖然納粹的黨代表大會，幾天的活動內容大同小異，在萊芬斯坦具有韻律、敘事的剪接下，從影片開始到結束，內容完整而不拖泥帶水，現場的氣氛可以完全展現。影片在流暢之展開，向前推進，展現了萊芬斯坦的高度剪接功力。
看《意志的勝利》來分析「意志」如何「勝利」，這是「有趣」的題目。拋開萊芬斯坦個人的藝術成就不談，如果沒有希特勒的全力支持，給與大量的經費拍攝，萊芬斯坦縱然有雄心壯志，恐怕也只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感歎。
在二次大戰前夕，《意志的勝利》的影片推出，造成了德國納粹強盛的假象，德國人民在希特勒的洗腦之下，盲目地走上戰場，為國族奮戰。《意志的勝利》是不是助長二次大戰爆發的幫兇呢？萊芬斯坦說不是，吊詭的是《意志的勝利》卻是在為納粹宣傳的環境中，被創造出來的。1935年的德國國家電影獎，由執政的納粹黨頒給了《意志的勝利》，得獎的原因是：這是一部合時宜的影片。國家機制影響個人創作或國家機制控制個人創作，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萊芬斯坦口口聲聲地說藝術與政治是兩回事，但藝術也有服務政治的時候，《意志的勝利》可以說是代表作。對於藝術服務政治的迷思，不知萊芬斯坦是否有深一層的體會？
1993年，二次大戰後的五十多年，德國導演雷‧穆勒拍攝蘭妮‧萊芬斯坦的紀錄片，讓沉寂多年後的萊芬斯坦有機會說出許多的心中話，她眼中閃出光芒、侃侃而談拍攝《意志的勝利》、《奧林匹亞》的種種事情。為了要拍攝《奧林匹亞》中的撐高跳鏡頭，萊芬斯坦要在跑道旁挖地洞，奧委會不准，萊芬斯坦便哭訴著說，如果拍不到這鏡頭，影片就完了。最後，她還是如願以償。不妥協、尋求解決之道，是萊芬斯坦拍片的基本態度。追求完美的專業及敬業的態度，令人佩服。
二次戰後，德國戰敗。萊芬斯坦不能倖免於難，她被逮捕，她被審判。雖然沒有證據可以判定她是納粹黨員，卻被世人認定為納粹的同情人，受到世人的譴責與咒罵。我們無法判斷，萊芬斯坦是否真的無意識做了政治宣傳，還是經過多年後，她已遺忘當初拍片時的思維，但從她一手創造的《意志的勝利》，美化希特勒、讚美納粹，卻是歷歷在目的最有力的證明。萊芬斯坦曾說，聽了希特勒的演講，會被他的魅力吸引，神昏顛倒，認為他是可以拯救德國之人。如此說來，在不知不覺中，萊芬斯坦已經受了希特勒的蠱惑，這也難怪會有《意志的勝利》這樣片子的誕生。從這樣的角度看來，萊芬斯坦也是納粹的受害者。
在《蘭妮萊芬斯坦自白書》片尾，導演雷‧穆勒訪問萊芬斯坦，有一段精采的對話：
雷穆勒〈以下簡稱雷〉：這個國家還在等著你公開說一句「我做錯了、我道歉」？
萊芬斯坦（以下簡稱萊）：道歉還是不足夠的，但是我不能把自己碎屍萬段，毀滅自己，那麼可怕，這半個多世紀來，我也在痛苦啊！我一天不死，事情也不會完了，那麼不可思議的一個負擔，即使道歉了也是不足夠，表達得太少了。
雷：一而再地看到說你無可挽回的文章，你不難過嗎？萊：當然難過，它讓我非常的傷心，它是源源不絕的，人們總是不停地說我必需忍受它。它在我生命中投下如此的陰影，死亡或許可以是個解脫。
雷穆勒：我覺得人們在等待你承認自己的罪？萊芬斯坦：你這是指什麼呢？我有何罪？我可以真的後悔拍攝了那部1934 年的黨代表大會的影片《意志的勝利》，我不能後悔曾活在那個時代裏，我沒有說過一句反猶太的話，沒有寫過一的反猶太的字，我從來就不是反猶太主義者，我從來沒有參加過納粹黨，我倒底有何罪？告訴我啊！我沒有投下任何原子彈，我沒有告發任何人，我的罪到底出自何處？
從這段對話，我們發現萊芬斯坦曾認真地思考過，《意志的勝利》所造成的影響。這個影響不止對她，也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世人。萊芬斯坦是盲目於政治、著魔於電影的創作者嗎？這個答案，或許不再重要了。
對世人而言，蘭妮‧萊芬斯坦是有罪的；因為德軍戰敗，她成了戰犯。如果能改寫歷史，德軍在二次大戰勝利，蘭妮‧萊芬斯坦便成了亞利安人的民族英雄。一部影片，竟有如此大的魔力，是萊芬斯坦所無法想像的。
在度過狂風暴雨的日子，隱居的萊芬斯坦雖然不能再拍片，但她的創作生命卻沒有中止。當她深入非洲大陸，到達蘇丹南部的紐巴族部落，她又開始從事原住民的影片及靜照創作。到了1970年代，她潛入海底，展開另一段海底的探險。旺盛的創作力及驚人的體力，都令人佩服、讚歎。
在萊芬斯坦首度執導的影片《藍光》(The Blue Light ,1932)，她自己扮演了巫女君塔（Junta）的角色，彷彿預言了她的一生，要被愛也被恨。雖然被恨，對於自我堅持的理念，卻也不曾動搖。她的意志力，戰勝了外來的攻訐、戰勝了多乖的命運，也戰勝了內在的掙扎。她的意志力，使她長壽；像個女巫，繼續變化萬千，讓世人歎息、咒罵。
意志如何勝利？從萊芬斯坦身上，我們找到了最佳的註解。
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filmism/362.shtml
《意志的勝利》
本片是一部記錄1934年在紐倫堡召開的帝國代表大會的紀錄片。由納粹構思，爲納粹拍攝，內容也是關于納粹。電影記錄了大會的盛況和會議期間的一些重要事件。影片開始時，濃雲密布的天空襯托出德國的動亂景象，顯示一個正等待創世主開天辟地的混沌世界。然後天空逐漸開朗，第三帝國的形象逐漸清楚起來。一架飛機穿雲破霧時隱時現。陸地上的群衆在仰望和等待。飛機終于著陸，艙門打開，希特勒從天而降，頓時，歡呼聲響徹雲霄。紐倫堡，這座具有中世紀情調的都市，擠滿了歡迎的人群，國旗隨風飄揚，汽車在人群中慢慢地向前駛進，最後是閱兵場的情景，大批裝甲戰車整齊地隆隆駛過。接著，銀幕上出現字幕：“1934年9月5日，世界大戰爆發後20年，德國的苦難開始後16年；新生的德國起步之後19個月，阿道夫。希特勒再來紐倫堡，檢閱忠實的追隨者的隊伍。”上世紀30年代，當納粹黨徒聚集在紐倫堡開會期間，希特勒想拍攝一部電影，以反映自己如何成功地爬上德國權力最大的領導者的位置。他選中了萊尼。裏芬斯塔爾。《意志的勝利》實際上向曆史學家顯示了納粹政府如何通過宣傳而發展壯大，希特勒是如何運用他無與倫比又令人恐懼的語言能力煽動群衆，並向他們灌輸納粹思想的。
[焦點]一位有爭議的女導演拍了一部毀譽參半的作品，成爲電影史一則奇特的個案。
[背景]萊尼裏芬施塔爾是德國電影界一位著名的元老級人物，她之所以聞名世界，不僅由于她在電影藝術領域取得的成就，更因爲她是一位爭議頗多、毀譽參半的人物，因爲她和德國納粹合作的經曆及其兩部著名的影片《意志的勝利》（1934）和《奧林匹亞》（1938）。
萊尼裏芬斯塔爾1902年8月22日出生在柏林一個富裕的小資産階級家庭裏。從影之前，萊尼在柏林學習繪畫，之後又接受芭蕾舞訓練。在一次受傷後，她決定改行當演員，投到電影導演阿諾德範克的門下。阿諾德範克曾是一位滑雪教練，以拍攝登山片而著稱。萊尼裏芬施塔爾先後主演了幾部範克的登山片，如《聖山》（1926）、《大飛越》（1927）、《帕呂峰的白色地獄》（1929）、《冰山緊急求救》（19323）等。萊尼從範克那裏初步學到了電影這門藝術。1932年，萊尼和匈牙利著名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合作，共同編劇、導演了她的第一部故事片《藍光》。這部影片使她在德國影壇聲譽雀起。
真正改變萊尼裏芬斯塔爾命運的是在1933年。如果不是這一年她被帝國宣傳部授予了拍攝紀錄片的任務，那麽不管她從事舞蹈，還是表演，或者導演登山片，她的身份還是一位純粹的藝術家，可一旦她接受了這個任務，她的影片就免不了被淪爲納粹的政治宣傳品，她的創作就自覺不自覺地偏離藝術的方向。1933年，萊尼。裏芬施塔爾接受帝國宣傳部的命令，拍攝了一部關于納粹黨代會的影片《忠誠的勝利》。1934年，她又受命拍攝在紐倫堡舉行的帝國代表大會，希特勒欲借此機會大加宣傳德國的複興，他給裏芬斯塔爾提供了空前的拍攝條件：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制組，無數的聚光燈，16名一流攝影師、30臺攝影機所組成的規模龐大的攝影隊同時開工，22輛配備司機的汽車和身著制服的機動警官，全部隨時聽命于裏芬斯塔爾調遣，紐倫堡甚至爲拍攝還專門修建了特殊的橋梁、塔和斜坡路，使裏芬斯塔爾的攝影機能夠上天入地，無所不能。一位納粹官員甚至還把他的豪華別墅提供給攝制組下榻。希特勒投下如此血本，爲的就是把納粹黨變成銀幕上最完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
希特勒的願望達到了。裏芬斯塔爾指揮著她的攝影大軍，在梯子上、斜坡和高塔上進行拍攝，多視角的拍攝成功地渲染了現場氣氛。影片後期制作花費了幾個月，赫伯特。溫特爲影片配樂，音樂風格近似于瓦格納，瓦格納是希特勒最喜愛的音樂家。《意志的勝利》于1935年首映。影片完全符合當局的意圖，藝術精湛，很有美學追求，被納粹頭目們稱贊爲“傑作”。這部影片的成功，使裏芬施塔爾成爲“國家社會主義自我標榜最有想象力的宣傳員”。
1936年，萊尼。裏芬斯塔爾拍攝了她最優秀的影片《奧林匹亞》，這部記錄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紀錄片共分兩集：上集是《群衆的節日》，從奧運會的發祥地古希臘開始敘述，頌揚了希臘的建築藝術和人體美，接著是奧運火炬向柏林傳遞和希特勒檢閱群衆的場面，之後便是田徑賽事；下集是《美的節日》，反映的是奧運村的生活和其他賽事。
在納粹統治時期，許多有良知的藝術家都不願與獨裁者合作，他們不是流亡國外，就是被投入了集中營，甘願爲納粹服務的只是少數人，萊尼。裏芬斯塔爾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裏芬斯塔爾對希特勒的崇拜發自內心，把希特勒看作是人民的救星。在她看來，是希特勒使德國人擺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長期蕭條和民族自卑感，這一信念，直到戰爭給全世界造成毀滅性災難，她才醒悟過來，認識到自己也成了被欺騙的曆史的犧牲者。1939年9月，裏芬斯塔爾被邀請去波蘭拍攝閃電戰的勝利，5天時間裏，她悲傷地震驚于戰爭的無情和德國士兵對待波蘭俘虜的殘酷。她開始不再爲政治宣傳效力，但她作爲納粹藝術的招牌卻再也改變不了。
第三帝國倒臺後，裏芬施塔爾是第一批被送進監獄的電影人，她被定名爲納粹的同情人並幾次遭到逮捕。1949年，她終于結束了牢獄之災，她的導演生涯也隨著帝國的覆滅而永遠結束了。由于身份特殊，裏芬施塔爾很難得到拍片資金，但她仍是一位不屈不撓的堅強女性，她敢于否定自己的過去，也勇于創造自己的未來，拍不了電影，她便改做攝影師，上世紀60年代末，她已年屆60，但她仍不辭辛苦地遠涉非洲，深入到東非的叢林中考察旅行。在蘇丹南部的努巴部落單獨與努巴人在一起生活了好幾個月，拍攝了當地的民風民俗，回國後出了兩本攝影集，曾轟動一時。
1992年是萊尼裏芬施塔爾誕辰90周年，爲了向這位德國電影界元老表示敬意，拉伊。米勒爲裏芬施塔爾制作了一部長達3小時的紀錄片。2003年9月8日，萊尼裏芬施塔爾謝世，享年101歲。據報道：“她走得很平靜，沒有感受到任何痛苦，就像躺在她的床上睡著了一樣。”
[欣賞]
對于美國的電影史學家來說，《意志的勝利》是一部“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影片《意志的勝利》沒有解說詞，裏芬斯塔爾把任何文字都視爲影片的敵人。在需要靠語言表達時，就使用希特勒或其他納粹領導人的演說同期聲錄音。影片的魅力來自導演對畫面和音響的處理：行進著的人們、歡呼著的人們、旗子和納粹黨徽、鷹徽、古老的德國街道和塔、民間歌舞、雲彩、演講、軍服，以及頻繁出現的“元首”希特勒。在《意志的勝利》的拍攝中，個性強悍的裏芬斯塔爾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電影制作作風，凡是與她的美學要求有所沖突的事物，不管作爲影片的內容來說有多重要，都會被她毫不留情地排除。電影中的所有畫面都要確保在最美的光線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確的曝光與拍攝角度來拍攝。而爲了獲得這種畫面，她不惜動用幾十臺攝影機從各種角度一起拍攝，然後從以這種方式拍攝到的大量膠片中選擇她所需要的畫面，然後從17萬英尺的膠片中剪輯出這部電影。作爲一位才能非凡、加之訓練有素的舞蹈演員，她對電影節奏與動感表現恰到好處的把握，使得這部電影成爲一部在視覺表現上酣暢淋漓的作品。旋律、節奏、動感之間的銜接、轉化可謂達到天衣無縫的地步，而由不斷變化的畫面所生成的節奏感、高翔與陶醉的感覺成了她的電影的基調。裏芬斯塔爾也擅長運用靜止的畫面，使其作爲停頓休止符收到一種戛然而止的效果。納粹主義思想在她的壯觀畫面的演繹下，變成了一種令人陶醉的視覺幻想曲。這部電影與其說是她受了納粹思想的影響的産物，倒不如說是受大會現場的那種法西斯狂熱與陶醉的影響的産物。她用攝影機這個工具，在大會現場體會法西斯主義的狂喜並將其升華爲一種法西斯主義的視覺美學。萊尼。裏芬施塔爾通過富于節奏感的剪輯，使這部極具蒙太奇效果的反映納粹黨的紀錄片産生了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她把純粹的政治宣傳品提高到了罕見的藝術高度。由于裏芬斯塔爾作品的技術上及美學上傑出的成就，使她成爲“納粹自我表現的最富想象力的宣傳者”。
《意志的勝利》迷惑了許多人，使他們決心聚集在希特勒的旗幟之下。因此，這部影片在宣傳上獲得的巨大成功是“不可饒恕的”。但是，迄今爲止，沒有哪一部影片能夠如此廣泛地爲對手所用，對希特勒持反對態度的國家也都把《意志的勝利》中的大部分內容借用到本國的反戰宣傳影片之中；也沒有哪一部影片把希特勒惡魔般的本質和把人類自制力喪失殆盡的情況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對這種奇特現象的惟一解釋是：裏芬斯塔爾的攝影機不撒謊，它所揭示的真相永遠使人不寒而栗。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說：“它在無意中成了一個很有意義的資料，暴露了它所歌頌的政權的兩面性，即表面上的彬彬有禮和骨子裏的野蠻。”作爲一名藝術家，裏芬斯塔爾是十分出色的，她的藝術技巧及素養令人歎服。即使作爲一名宣傳家，她也因爲有處理壯觀場面的非凡能力和政治上的率直受到稱贊。作爲電影導演，裏芬斯塔爾發展了攝影技術和濾光鏡技術，發展了包括大自然、建築藝術和人體在內的蒙太奇因素。她的紀錄片傑作已成爲具有時代價值的文獻。作爲女導演，她的藝術造詣絲毫不比男導演低，她對于登山電影和體育片的付出和犧牲是有目共睹的。裏芬斯塔爾是從上世紀30年代男人占統治地位的藝術領域起步的，無論在財政來源、組織手段上，還是在社會地位上，她都不占優勢，但是她敢于在艱難的競爭中解放自己，她熱愛運動，無論是登山，還是潛水；她欣賞並贊美健美的體魄。裏芬施塔爾的藝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非常強調身體的活力，無論舞蹈、體育，還是後來在非洲叢林中、在水下攝影中都突出了這一點。這也許是她對體育電影情有獨鍾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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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意志？誰勝利？
我看瑞芬斯坦【意志的勝利】影像元素有三：一、spectacle奇觀。二、mythology神話。三、power權力。讓我們一一來檢視；
一、 Spectacle－就是那種巨大的景觀，用大廣角全觀式，制造氣勢磅礡的影像。意志的勝利所紀錄的是1934德國納粹黨代表大會，然而我們不僅看到納粹黨人的那種紀律、組織與調度的能力，更也看到了瑞芬斯坦對於做爲一個電影導演所展現的組織與調度的能力。攝影機多角度的視點，從空中、從地上不斷的律動與變化，運動優雅流暢。那種巨大的場景，衆多的群衆，整齊的隊伍，處處展現了鋼鐵般的意志，不戰而勝人之兵的視覺效果，。
二、 Mythology－在【意志的勝利】(1935) 一片片頭，希特勒搭乘的座機穿越高山，穿過白雲從天而降。一如在【奧林匹亞】(1938) 一片中，運動員手持奧林匹亞的火炬自遠古的希臘穿越高山，穿越平原也穿越了時光，來到了近代的德國。瑞芬斯坦把主題與高山、遠古做了連結賦予影片神話色彩與曆史的深度，增加超塵出俗的想像與曆史傳統的意函，以建立希特勒其統治之合理性。
三、 Power－突顯希特勒權力的神聖與至高無上的尊榮，如風吹草掩所向披靡，如救世主般君臨大地，四海歸心。旗海、人海、萬衆一心向希特勒禮贊、萬臂指向一方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畫面所醞釀出的力量與能量，象徵希特勒至高無上的權威不容挑戰。在紐倫堡廣場之壯盛軍榮ˋ整齊劃一不動如山，一個超大遠景俯瞰隊伍在廣場中左右排列，希特勒與其兩位將領從廣場當中校閱軍隊，自前景走向遠方，然而在超大廣角的畫面之中，我們所見到的只是三個小黑點，類似靜止的小黑點，然而鏡頭所醞釀出的張力異常飽滿，讓這小黑點像是充滿動力與能量的核子，萬衆圍拱著權力的核心，影像的張力在紀錄片史上所僅見，此也正象徵（暗示）希特勒即將爲人類帶來了爆炸性的影響。
通過此三項視覺元素之交互運用，完成了瑞芬斯坦對納粹的禮贊，對希特勒的神化，達到了政治宣傳上之令人驚心動魄的鉅作。
戰後瑞芬斯坦一直是備受爭議性的人物，因爲世界對納粹的疑慮使得瑞芬斯坦也難有機會再執導演筒，各地學者也多對瑞芬斯坦與納粹的關系多所批評，例如：蘇珊、宋妲就對她用藝術爲納粹理念包裝，美化與宣揚納粹理念而多所批評。然而瑞芬斯坦極力爲自己辦護，她認爲她只是一個藝術家，她只做一個藝術家該做的事，換言之她只是個盡職的藝術家，換成任何一個藝術家也都會做同樣的事情要把片子拍好，如她說的：【work to perfection】（注）
從瑞芬斯坦傳奇的一生來看，他說的或許是真心話，他真的只是一個藝術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藝術家，90歲仍然潛水，拍水底攝影，充滿活力與創意，不斷嘗試新的東西。藝術與政治的關系從瑞芬斯坦的立場而言的確很單純，她也許是真誠的【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或許他講的也對，但是他這話的確有他的局限性。我們必須要從現實環境的脈絡來看【藝術家】，換言之我們不能只單獨看一個藝術家，而是要看一個【在現實世界裏】的藝術家，這兩者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藝術家或許主觀期待只是忠於藝術，不爲政治宣傳，但是很可惜【在現實世界裏】事情往往不是這樣發生的。藝術家如果對現實不夠敏銳，對一些令人憂心的發展與政治環境視而不見不去理會的話，其藝術也往往會被政治所用，他不知不覺的就會成了助長風氣的人，這是很殘酷的事實。又例如謹守科學中立的科學家們，當初在發明原子彈時，或許仍只強調忠於科學忠於學術，而不去管政治與現實中權力的運作，結果所發明的原子彈就很不幸的被權力所運用而對人類造成巨大傷害。換言之瑞芬斯坦或許對藝術有其敏銳度，但對納粹主義的性質欠缺敏銳度，故反而不自覺的投入了爲納粹包裝美化的工作助長了納粹的發展，造成對人類社會莫大的傷害，結果沒有人勝利，這自然不是她所能料想得到的。或許他真的認爲藝術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爲藝術而藝術，但現實世界中藝術與政治是不容易分割的，這是身爲一個藝術家要學習，要有自覺的地方。尤其是在【意志的勝利】半個世紀以後藝術家不能再這樣的單純，不能讓人類的曆史白走過這一段路而未學習到什麽經驗。
與瑞芬斯坦同時期的佛茲朗Fritz Lang就做了另外一個選擇 －流亡到好萊塢。拍過【大都會】的Fritz Lang信奉馬克思主義，其影像風格似亦喜好追求奇觀與旁礡的氣勢。在【大都會】中同樣看不見個人，個人可以爲建構一個雄偉的世界而犧牲。然而Fritz Lang是采取了批評的角度，他在追求視覺上這種磅礡氣勢與非凡的張力時，他卻保持相當程度的清醒而沒有沈迷，後來他不見容於納粹而遠走他鄉。對今天的世界而言，瑞芬斯坦、佛茲朗都是人類社會的智慧與資産。
當一個強國窮兵黷武的時候往往會造成世人的恐慌，納粹【意志的勝利】就是個例子，這也是爲什麽在戰爭好多年之後世人還無法完全能夠以純欣賞藝術的角度來欣賞它的力與美。權力一定要放到世界的Context中去理解，尤其是一個強國，因爲這個世界本來就是由【我】與【他】所共同建構而成的，對於一個強國而言，應該更敏感要體諒別人的感受，然而權力只有使人傲慢，今天美國出兵伊拉克更是赤裸裸的例子。美國霸權每每說是爲保護美國利益而出兵世界，他爲什麽不想一想，爲何美國的利益都在別人的國家內呢？
【意志的勝利】以軍隊、紀律、鋼鐵、機械、勝利建構出一個陽剛的世界，然而這樣一個陽剛的世界竟是出自女性之手，這倒充滿了沖突與吊詭。性別在【意志的勝利】中有沒有意義？我們又要如何去理解【意志的勝利】裏的性別？我的看法是：一，與其說瑞芬斯坦是在造神，然而她所造的神是她自己。外表上看來希特勒是神，是德意志的父親，是救世主而君臨天下，然而在電影的世界中卻都是瑞芬斯坦這位女性所制造出來的。她---這個導演，才是真正推動世界的手，她是聖母瑪麗亞把希特勒（救世主）獻給了世界，那架飛機載著希特勒來到了人世隱喻猶如分娩，是她創造了讓德意志頂禮膜拜的偶像。瑞芬斯坦是母親，希特勒是兒子（至少她像一個母親一樣，用鏡頭照顧打理著她的兒子希特勒），瑞芬斯坦歌頌希特勒，其實是歌頌她自己。
二，在影片中瑞芬斯坦多用優雅而流暢的運動鏡頭，並且配合以平穩而緩和的音樂使觀衆陷入一種催眠的狀態。群衆、軍隊都是德意志的兒女，瑞芬斯坦用視覺、聽覺低吟著搖籃曲lullabies “、、孩子們乖乖、要聽話，聽話我們的意志才會勝利，德意志才會勝利、、、”這些優雅的運動、柔和的音樂、還有細膩的分鏡，爲原本陽剛的影片憑添了一些女性的氣質。
希特勒最欣賞的首席攝影師
如果只用兩個字來概括她的一生，那該是“傳奇”。她曾是希特勒最欣賞的首席攝影師、最喜歡的導演，德意志第三帝國時代最才華橫溢的女人；她1935年拍攝的納粹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其藝術手法至今仍是電影業的登頂之作；她獨特的視角和敏銳的觀察力，把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德國捧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她稱自己不關心政治，感興趣的只有藝術。
但國際社會的共識是：她那些刻意漠視道德的作品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殘。計劃拍攝瑞芬舒丹富有傳奇色彩一生的好萊塢著名女演員朱迪?福斯特這樣說：“瑞芬舒丹讓很多人惱火的原因很簡單，第一她是個女人，第二她從不曾爲自己所做的事情道歉！”
今年8月22日，她100歲，已經整整50年沒有拍電影的她將再推出新片！她就是雷妮?瑞芬舒丹。這是一部水下記錄片，裏面有她在世界各處潛水的鏡頭，其中包括印度洋。
她與運動
幾乎沒有哪種運動是瑞芬舒丹不感興趣的。5歲的時候，瑞芬舒丹就已經加入遊泳俱樂部，在那裏，她幫孩子們把全部獎項都贏回來了。在體操班裏，瑞芬舒丹同樣是最棒的一個。此外，網球、溜冰、攀登、滑雪、騎馬均是瑞芬舒丹的拿手好戲。瑞芬舒丹對運動幾乎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即便是72歲的高齡，瑞芬舒丹仍然堅持要學習潛水，此後，她參加了2000多次潛水比賽。瑞芬舒丹恐怕是世界上最老的女潛水員了。
瑞芬舒丹一生中發生了很多次意外事故，有些事故導致她幾個月都不能運動。97歲那年，在蘇丹一次直升機墜毀事故中，瑞芬舒丹與死神擦肩而過，但這些都不能減少她對運動的熱情。瑞芬舒丹最喜歡的運動是攀登和潛水。但由于年紀大了，瑞芬舒丹的脊柱經常疼痛得難以忍耐，所以她不得不放棄了攀登，然而潛水卻是她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會放棄的運動。
她與希特勒
瑞芬舒丹雖然已是百歲高齡，可全世界，包括她自己都明白她活著或死去都無法擺脫一個死了有半個多世紀的人——希特勒。在回憶錄裏，她說：“人們無休無止地問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羅曼史……”幾十年來對于外界認爲她是希特勒的情婦一事，瑞芬舒丹向來堅決否認。
她與電影
瑞芬舒丹被認爲是一位有爭議的電影攝制者和攝影師。1902年，她生于柏林一個商人家庭，先是以一個芭蕾舞者身分成名。後來由于膝蓋受了傷，她不得不結束了她的舞蹈生涯。後來美麗聰慧的瑞芬舒丹先後擔任過演員、電影導演、電影制片人和電影記者。認識希特勒後，希特勒把她變成了國社黨電影的首席指揮，她也借此成爲天才並成了納粹政治的美學詮釋人。
1934年，她接受希特勒的個人委托，拍攝了最爲當時世人激賞和詬病的《意志的勝利》，在瑞芬舒丹的攝影機下，希特勒成了人間之神。這部紀錄片中瑞芬舒丹首創了電影史上的很多攝影技巧；在大場面的把握上，至今沒有一個導演可以超越她。1936，瑞芬舒丹爲在柏林召開的奧運會拍攝一部紀錄片——《奧林匹亞》，這也成了她的經典之作。《奧林匹亞》後來在電影史上得過4個大獎，但同時也永遠地成了她的污點，因爲在當時和現在的衆多影評人看來，她“把奧運會轉化成了法西斯儀式，旁白中不斷出現的‘戰鬥’、‘勝利’字眼，都透露了創作者的法西斯信念”。
瑞芬舒丹晚年的時候，嘲諷而辛酸地說：“女人是不被允許犯錯誤的。”的確如此，她爲她的“錯誤”付出了太多代價。自從拍攝了《奧林匹亞》後，她就開始遭遇一生源源不斷的攻擊：“雷妮，滾回家去！”——這就是好萊塢給她的歡迎詞。1945年第三帝國倒臺後，瑞芬舒丹是第一批被送進監獄的電影人，並被定名爲“納粹同情人”，幾次遭到逮捕。1949年，她終于結束了牢獄生活，但是輿論和評論界的牢獄更迅速而紮實地圍困了她，而且她作爲導演的生涯隨著帝國的覆滅也永遠結束了。瑞芬舒丹曾很憤怒地聲稱：“不要因爲我爲希特勒工作了7個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http://www.filmsea.com.cn/newsreel/archives/200402180065.htm
電影作品
Das Blaue Licht, 1932
Der Sieg des Glaubens, 1933
Triumph des Willens, 1934
Tag der Freiheit - Unsere Wehrmacht, 1935
Festliches Nürnberg, 1937
Olympia (Part 1 known as Festival of the Nations, Part 2 as Festival of Beauty), 1938
Tiefland, 1954
Impressionen unter Wasser, 2002
關于裏芬斯塔爾的電影和圖書
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紀錄片，導演：Ray Müller，1994
Leni Riefenstahl: The fallen film goddess，傳記，作者：Glenn B. Infield，Crowell，1976，ISBN 0-690-01167-9
Leni Riefenstahl: The Seduction of Genius，傳記，作者：Rainer Rother，英文版，2003, ISBN 0-8264-7023-8
The Films of Leni Riefenstahl，專論，作者：David B. Hinton，Scarecrow Press，3rd edition, 2000, ISBN 1-57886-009-1
Leni Riefenstahl: Five Lives，傳記，作者：Angelika Taschen，Taschen, 2000, ISBN 3-8228-6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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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妮?雷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原名“Berta Helene Amalie”，1902年8月22日生于德國柏林，2003年9月8日逝世于德國Pöcking，第三帝國著名舞蹈家、電影演員、導演、制片人、攝影家、作家，二十世紀德國最有名同時也是最有爭議的女性，《時代》周刊評選二十世紀一百位最重要藝術家中惟一一位女性。這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傳奇式人物，具有極高的、公認的天賦和才華，由于生活的時代極具破壞性，使得她的大半生都處在爭議的漩渦中也許她是有史以來最具才華與傳奇的女性電影大師，可伴隨她美貌和才華而來的卻是無窮無盡的爭議之聲和淒涼的人生，一切都因爲她德國納粹時期的兩部著名的影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
生平簡介
萊妮?雷芬斯塔爾1902年8月22日出生在柏林一個富裕之家。從影之前，萊妮在柏林學習繪畫，之後又接受芭蕾舞訓練。後來師從德國著名導演導演阿諾德?範克。從小酷愛各項體育運動，對遊泳、體操頗感興趣，在網球、騎術、溜冰、攀登、滑雪等方面均是好高手，甚至被推薦加入國家隊參加冬奧會滑雪比賽，但是她最愛的是舞蹈。
一次在柏林動物園禮堂舉辦的選美比賽中，雷芬斯塔爾獲得了第二名，在二十一歲的時候，生命中第一個男人奧托•弗羅伊茨海姆出現，這個比裏芬大十八歲的男人在科隆警察局任副局長，雷芬停止了在德累斯頓的舞蹈學習轉到柏林繼續學習，之後便在德國各地和歐洲巡回演出。
1926年出演《聖山》，這是第一部專門爲舞蹈家雷芬斯塔爾而作的電影。
1932年導演並主演《藍光》，在柏林烏發電影院舉行了首映式，獲得很大成功，引起轟動，一些評論稱“《藍光》是近年來拍得最好的一部電影，電影節應該給予最高的獎項”。雜志《電影信使》上刊登的文章說：“觀衆完全驚呆了，在電影廳的燈重新開亮之前，觀衆們一直沈浸在另外一個世界中。一位勇敢的女性，對事業是那麽的著魔和虔誠，她使很久以來沒有生氣的影院又出現了盛況空前的場面。”
1935年進入他人生的裏程碑在拍攝《意志的勝利》中，她把純粹的政治宣傳品提高到罕見的藝術高度；1936年拍攝、曆時兩年才剪接完成的《奧林匹亞》中，她在濃烈的政治環境中創造出超越政治的藝術作品。
1939年國際奧委會向瑞芬斯塔爾頒發紀念獎章。
1954年在政治與輿論壓力下放棄制作和電影事業，開始從事攝影。
1973年前往蘇丹，觀察和研究紐巴族人的風俗和生活，後來出版的攝影集《紐巴人》獲得國際認可。
1976年成爲蒙特利爾奧運會的榮譽嘉賓，並因在藝術方面對奧林匹克運動的貢獻再次獲頒獎章。
1978年出版反映海底世界的攝影集《珊瑚花園》。
1982年因電視紀錄片《寂靜與黑暗的時代》在西德播出，西德各大傳媒展開了一場如何評價雷芬斯塔爾作品對納粹所起的宣傳作用的討論。同年，攝影集《我的非洲》正式出版 。
1990年攝影集《水下奇迹》出版。
1993年參與電視紀錄片《圖片的力量》的拍攝，該片獲得艾美獎。
1996年根據雷芬斯塔爾經曆編排的舞臺劇在德國科隆劇院首演。同年，包括舞臺、電影和攝影集在內的“雷芬斯塔爾作品展”在意大利米蘭和羅馬舉辦。
1997年前往美國領取Cincecon頒發的終身成就獎，再次引發巨大爭議。
2002年德國吉普賽人聯合會控告瑞芬斯塔爾。在她百歲生日當天，法蘭克福檢察院開始就瑞芬斯塔爾否認大屠殺的指控展開調查。兩個月後，檢察院撤銷了指控，理由是缺乏證據以及當事人年事已高。
2003年雷芬斯塔爾于9月8日去世。
政治藝術
這個時期德國政壇風起雲湧，納粹黨在爲上臺做繁雜的准備，此時的雷芬注定將成爲一位不平凡的女性。
1932年5月18日希特勒首次接見了她，從此也注定了她此後半個多世紀與希特勒和他的納粹第三帝國剪不斷的聯系。
1933年希特勒請她爲納粹黨大會拍攝紀錄片，這部影片沒有公開放映，但她不久就接受了希特勒的個人委托，爲納粹黨的1934年紐倫堡軍事閱兵拍攝紀錄片，這就是她最爲世人激賞和詬病的《意志的勝利》（TriumphoftheWill，1934）。攝制期間，第三帝國向她提供了任何一個導演都夢寐以求的工作條件：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制組，36部以上的攝影機同時開工，無數的聚光燈聽候調配。無與倫比的拍攝條件讓裏芬斯塔爾首創了電影史上的很多攝影技巧，在大場面的把握上，至今沒有一個導演可以聲稱超越了她。這部電影被公認爲是曆史上最成功的宣傳電影，同年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擊敗了《白雪公主》，獲得影展金獎。並在巴黎電影節上獲得法國政府大獎第一。
無論雷芬斯塔爾願意與否，從1934年開始，她已經被公認爲是納粹黨最有力量的宣傳機器了。
1936年柏林奧運會舉辦之際，她受國際奧委會之托爲奧運會拍攝紀錄片。這部後來被命名爲《奧林匹亞》（Olympia，1938）的紀錄片，幾乎成了所有體育紀錄片的聖經。在奧運會召開的14天時間裏，攝制組全體人員始終吃住在集體宿舍，每天工作18個小時以上。爲了拍出運動會的宏大場面，裏芬斯塔爾不僅利用飛機航拍，建造專門的移動攝影塔，而且別出心裁地將自動攝影機吊在氣球上拍攝。爲了讓攝影師能夠仰拍跳遠運動員騰空跳躍的雄姿，她還讓工作人員在起跳線和沙坑之間挖了坑道，以便安放攝影機。而由她創造的這些拍攝手法直至今日全世界的大型體育比賽的拍攝中仍在沿用。《奧林匹亞》拍攝期間，雷芬斯塔爾靈活地調度數十臺攝影機，井然有序地指揮著百余人組成的攝制班子。
北京電影學院的一位教授曾說過，他從來不敢把《意志的凱旋》完整地放給學生們看，因爲看過這部片子後有超過60%的學生成納粹追隨者，其余的40%只需要再看一遍即可同樣達到這種效果，最優秀的演說家加上最優秀的鼓動家配上最爲世人激賞的記錄片，海嘯般的沖擊波沒有幾個生命能夠抵擋得住。
毀譽與孤獨
她的名聲始終籠罩在陰影之下。人們對她的贊譽往往伴隨著各種各樣的詆毀，對她的詆毀又常常伴隨著或多或少的贊譽。詆毀是因其政治傾向，贊譽是因其藝術成就。人們可以因其政治傾向而否認其藝術成就，但決不可以因其藝術成就而否認其政治傾向。藝術與政治之間曆來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雷芬斯塔爾的人生悲劇或許就在于試圖否認甚至割斷這種聯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36歲的雷芬斯塔爾達到榮譽的頂峰，她的名聲可以說僅次于納粹元首希特勒。從二戰末期到1955年的十余年間，可以說是裏芬斯塔爾一生中最爲艱難的日子。1944年秋天，她在從西班牙返回德國的路上曾經4次被捕，4次逃跑，第5次被捕後被關進薩爾斯堡監獄。美軍在德國法庭將裏芬斯塔爾逮捕，她的罪名是“希特勒的情婦”、“納粹女傳教士”。她爲納粹拍攝的宣傳電影、各種秘密檔案、戰犯的供詞、知情人的揭發等等，都可以成爲置她于死地的罪證。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軍法庭最後宣判她無罪，于1944年6月3日將她釋放。她的導演生涯也隨著帝國的覆滅而永遠結束了，因爲她拒絕對自己爲希特勒工作表示道歉。 接著，飽受戰爭摧殘的法國人重新將她逮捕，這是她第6次被捕，但在經過漫長的審訊之後，被宣布無罪釋放。後來，千百萬德國人民也不能饒恕她的罪行，使她第7次被捕，但是經過審訊，所有的指控都被駁倒。二戰之後她的名聲跌入低谷，曾經7次被捕並且受到先後美國、法國和德國法庭的3次審判，以及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1956年，她開始長期生活在東非高原的努巴山區，與古樸淳厚的努巴人朝夕相伴。1974年，她在古稀之年開始學習並掌握了潛水技術，此後曾經兩千多次潛入印度洋海域，也許只有躲避到寂靜的海底世界才能使她忘卻社會輿論對她的譴責。1952年，西柏林法庭作出終審判決：“萊妮?雷芬斯塔爾……沒有從事過應受懲處的支持納粹統治的政治活動……沒有致力于建立與自己藝術事業無關的聯系……她與希特勒之間不存在暖昧關系。”這種判決結果令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她跟希特勒互相崇拜，她的容貌傾國，才華橫溢，而且風流活潑，竟然與希特勒沒有曖昧關系！雖然被判無罪，但她對生活在德國感到無比抑郁，主要原因也許並非由于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責難和非議，而是由于她在這裏無法繼續從事自己酷愛的電影藝術。
然而，無論乞力馬紮羅皚皚的白雪，還是印度洋碧藍的海水，都難以洗清她身上的納粹氣息。雖然雷芬斯塔爾試圖忘記喧囂的社會，但是喧囂的社會沒有忘記她。每當她走出東非高原或印度洋海域，她都要重新面對輿論的譴責。雖然1948年她結束了牢獄生涯，但是社會輿論的牢獄依然圍困著她。雖然1952年西柏林法庭對她作出了“沒有從事過應受懲處的支持納粹統治的政治活動”的終審判決，但是輿論依然認定她應當受到懲處。她的每一次公開露面都會引起媒體報道，她的每一個舉動都會引起人們關注。
她晚年拍攝的表現非洲土著和海底世界的紀錄片和攝影作品，依然被許多人指責爲體現著納粹藝術精神的余韻。總體來說，世人對雷芬斯塔爾的詆毀多于贊譽。無論受到贊譽或遭遇詆毀的人，還是兩者兼而得之的人，都似乎注定要與孤獨相伴。
倔強的玫瑰
一般來說，西方民衆普遍具有寬恕精神，只要沒犯十惡不赦的罪行，能認錯悔過便可以重新做人。麥卡錫時代告發好萊塢共産黨人士、後來並未公開道歉的伊利亞?卡贊得到了多數同行的原諒，因爲他的電影導演成就壓倒了政治考量；法國大明星莫瑞斯?夏瓦裏埃是納粹同情者，但二戰後照樣廣受歡迎。
雷芬斯塔爾的最大不同是，她的倔強，她從心底裏堅信藝術應該是超越政治的，別說是低頭認罪，就連大衆期望的謹小慎微她都沒有。換言之，她不給自己一個臺階下。雖然她說過她後悔拍了《意志的勝利》，但在另外的場合，她也說過：“我幹嗎要爲《意志的勝利》而道歉？這是一部獲獎片。我所有的影片都獲過大獎。”
雷芬斯塔爾自己的說法是：“我是樂天派，當然喜歡捕捉生活中美的形象。”她一生中經曆過墜機、車禍、羈押、譴責、指控等無數挫折，但她卻拒絕“成熟”。
由于拒絕道歉，她事實上喪失了繼續電影事業的可能。此後，她選擇了圖片攝影，把鏡頭對准非洲原始部落和海底世界，並再次取得舉世矚目的藝術成就。綜觀她不同年代、不同形式的藝術，其共同特征是對力和美的迷戀。無論是納粹整齊的步伐還是蘇丹紐巴族的膚色，瑞芬斯塔爾眼裏看到的是形式，至于這形式背後的內容則不是她關心的範疇。
但無論瑞芬斯塔爾鏡頭下是納粹、運動員、非洲部落還是鯊魚，批評者始終抓住不放。美國女作家桑塔格在70年代寫了一篇極爲著名的評論，說她看到了貫穿瑞芬斯塔爾作品其中的“法西斯視覺形象”，因爲這些美和力的象征乃強者對弱者的征服。德國評論家本傑明的觀點比較相似，他認爲“法西斯主義乃對政治的美化”。德國文化部長懷斯相對比較寬容，她認爲瑞芬斯塔爾的悲劇是錯認爲藝術和政治是可以分家的，“她的一生證明了沒有非政治化的藝術，形式和內容是不可能分開的”。
情系東非高原
1956年，熬過戰後十年噩夢的雷芬斯塔爾，由于受到海明威小說《乞力馬紮羅的雪》的影響，決定拜訪非洲這塊神秘而廣袤的大陸。
1962年，雷芬斯塔爾成爲了第一個受到蘇丹政府特許居住在本國的努巴部落的白人女性，此後她在這裏拍攝了許多表現當地土著的攝影作品，記錄下了他們充滿力量和美感、富有原始氣息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她不僅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而且與質樸的努巴人之間産生了深厚的友誼。1965年，她開始拍攝一部關于努巴人的彩色紀錄片，以記錄一種處于崩潰邊緣的原始文明。
1974年，自幼喜歡體育運動的雷芬斯塔爾迷上了潛水運動。那一年她72歲，已經遠遠超出從事這項運動的年齡要求。爲了取得潛水資格證書，她將真實年齡謊報了20歲，她看上去也確實比真實年齡年輕20歲。取得潛水證書之後，她一次又一次地潛入海底，拍攝了大量表現海底奇觀的美麗照片和紀錄片素材。直到94歲的時候，她還潛入可可島附近的海域拍攝鯊魚。
1999年，雷芬斯塔爾決定再次前往蘇丹，想去看望闊別已久的努巴朋友，並且拍攝照片和紀錄片資料。2000年，經過與蘇丹政府的反複磋商，她和一名德國攝影師于終于到達蘇丹首都，在一名蘇丹導遊的陪同下來到努巴山區，曾與她結下深厚友誼的努巴人翹首期盼她的到來。2001年，由于蘇丹爆發內戰，她和隨行人員乘坐直升飛機離開努巴山區。不幸的是，他們乘坐的直升機突然墜毀在蘇丹北部的阿爾奧貝德機場；所幸的是，他們雖然受傷卻保全了性命。
2002年8月22日，爲了慶祝自己的100歲生日，雷芬施塔爾放映了自己剛剛完成的紀錄片《水下印象》，這部50分鍾的影片記錄了她在印度洋海域2000多次潛水過程中捕捉到的精彩鏡頭。裏芬斯塔爾還拍過其他一些紀錄片，但她在非洲大陸和印度洋海域主要是從事攝影作品的創作，陸續出版過4部攝影作品集：《努巴人》（1972），《珊瑚花園》（1978），《我的非洲》（1982），《水下奇迹》（1990）。
2003年9月8日，剛剛度過101歲生日的萊尼?雷芬斯塔爾在德國的寓所去世。她的寓所位于慕尼黑郊區的一片森林裏。與晚年的裏芬施塔爾朝夕相伴的是比她小40歲的男友斯特?凱斯特納，他不僅是裏芬施塔爾晚年生活的伴侶，而且幫她實現多年來的宿願——將美麗動人的希臘神話《彭忒西勒亞》拍成電影，隨著裏芬施塔爾的去世，她的這個願望化作泡影。
一切對于雷芬斯塔爾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她在經曆了60年的流放之後，已經步入人類生命的極限，接下來的時光不再屬于藝術而屬于上帝。一種恨竟然能夠長達60年，或許是因爲其中摻雜了恐懼的因素。影評人裏查德考利斯就此說得很坦率：“那是因爲《意志的勝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風格；加上，她是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
雷芬斯塔爾的故事爲人類藝術提出了一個永遠無法解答的命題：美與非美，罪與非罪。當它們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到底應該如何去定義和評價？從有毒的荊棘中生長出來的花朵，有沒有權利具備獨立的香氣和色彩？對于它，可不可以單純地從美學的角度來加以欣賞和闡述。或者說，那永遠是一枝帶罪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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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尼?裏芬斯塔爾
難得一見的天才人物，就是爲納粹拍攝過紀錄片的德國女導演萊尼?裏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1902－2003）。1902年8月22日，裏芬斯塔爾出生在德國柏林一個富商之家，少年時曾在柏林一家藝術學校修習油畫和芭蕾，因爲有習舞的經曆，她後來習慣于稱自己是運動員。這位自幼喜歡神話的少女迷上了當時流行的“高山電影”，這是一類以英雄爲主角的帶有原始神話色彩的德國電影，她不僅因爲在這類電影中的出色表演而紅極一時，而且還成功執導過一部高山電影《藍光》（1932年），這部電影使得希特勒成爲她的崇拜者。1935年，剛剛篡奪大權的希特勒召見了裏芬斯塔爾，委托她拍攝兩天後舉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年度大會。裏芬斯塔爾來不及多准備就投入了這場拍攝，由于有來自戈培爾的多方阻攔，拍攝過程很不順心，最後完成了一部叫做《信仰的勝利》的短片，只映了一場就無聲無息了。第二年，希特勒又邀請裏芬斯塔爾來拍攝紐倫堡的納粹黨代會，裏芬斯塔爾起初不太情願，她推薦《柏林：大都市交響曲》的導演瓦爾特?魯特曼來執導這部影片，但希特勒一再堅持他的請求，對這位女導演說，“把你的生命給我6天吧，今後你再不會違心替我做事了。”裏芬斯塔爾最終答應了他的請求，她提出的條件是以後不再爲黨拍攝任何電影，事實上，除了1935年拍攝的一部短片《自由之日：我們的軍隊》外，裏芬斯塔爾的確沒有再爲納粹黨拍片。裏芬斯塔爾是一個不太關心政治的藝術家，她在拍攝《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這兩部片子時，甚至一再堅持聘用一個有猶太血統的攝影師，盡管後者曾一再提醒她這樣做不太妥當。
裏芬斯塔爾是一個非常敬業的導演，在接受希特勒的片約後，她立即著手組建了一支120人的攝制隊伍，其中包括16位主攝影師，他們的助手以及相關的技術人員。裏芬斯塔爾手裏掌握著30臺攝像機，4條聲軌，以及22輛配有警察的汽車。會議召開前夕，裏芬斯塔爾排除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爲這120個人安排好食宿，然後立即率領技術人員在紐倫堡市安排拍攝點，位于Luipoldhain的120英尺高的旗杆被安上了電梯，以便攝影師在數秒之內升至旗杆頂端進行俯拍；一個兩層樓高的坡道在希特勒廣場修建起來，以便攝影車能夠平行拍攝行進中的隊列；一輛消防卡車進入待命狀態，它的活動天梯有90英尺那麽高，可以隨時把攝影師送上天空，掃拍紐倫堡市的屋脊、紀念碑、遊行隊伍以及高舉的標語和旗幟；黨代會的主會場甚至也是按照拍攝的需要而搭建和布置起來的。當這一切准備停當以後，裏芬斯塔爾率領她龐大的隊伍投入了爲期一周的緊張拍攝工作，從1934年9月4日到9月10日，裏芬斯塔爾就像指揮一場戰爭一樣指揮著攝影師以及各種相關人員，爲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一個緊要曆史關頭留下了充足的影像證據。經過數月的剪輯，這部名爲《意志的勝利》的紀錄片于1935年的3月首映，當即被德國人歡呼爲是一部傑作，此後，它還獲得了威尼斯金獎（1935年）和巴黎世界博覽會金獎（1937年）。
很多年以後，當美國人決定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時，被邀請前來爲戰爭搖旗呐喊的好萊塢導演弗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就是看了這部片子後，才找到了拍攝《爲何而戰》這部系列片的思路。據說，當他看完這部令人不寒而栗的“敵片”後，第一個念頭就是，假如能夠讓美國士兵看到這部片子，他們就一定會知道他們爲何而戰了。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裏芬斯塔爾這個天才的電影眼睛是如何善于捕捉曆史事件中本質性的要素，哪怕是邪惡的要素。裏芬斯塔爾並沒有爲攝影鏡頭制造現場，她只是本著一個紀錄人的天職，把現場一切活躍的因素都反映到電影銀幕上。這部紀錄片沒有采用畫外解說，而是讓畫面自身和從現場采集來的講話、聲音來說明問題。當然，這部片子把希特勒神化爲一個齊格弗裏德式的民族英雄，這肯定是有編排上的主觀成份在起作用的，但是，這樣一種虛假的曆史意識，在當時卻是一股真實的曆史力量，它不僅代表了納粹黨人的意識形態，也代表了德國大部分民衆的心態。
《意志的勝利》所采用的小標題，不折不扣是這一時期德國民衆“曆史意識”的體現：
1934年9月5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20年
德意志人苦難生涯開始後的第16年
德意志取得新生後的第19個月
阿道夫?希特勒再次飛臨紐倫堡
去檢閱他忠實的追隨者們
如果說紀錄紐倫堡大會還有點勉強的話，那麽拍攝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就完全是出于自願了。這部片子應該說和納粹政府沒有太多關系，希特勒本人雖然對裏芬斯塔爾保持著一貫的支持態度，但裏芬斯塔爾卻不想有官方因素介入進來，她繞開元首直接和國際奧委會聯系，並最終獲得了國際奧委會的授權和支持，1939年，國際奧委會還特地授予裏芬斯塔爾一枚“奧林匹克金章”，以表彰她爲拍攝這部紀錄片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實際上，戈培爾領導的宣傳部當時也在拍攝一部奧運會電影，他們對裏芬斯塔爾的攝制組采取了一種排斥和不友好的態度，甚至對裏芬斯塔爾的成片也橫加幹涉，如命令她刪除有關黑人運動員奪冠的鏡頭等，但裏芬斯塔爾巧妙地繞過了宣傳部的審查，在1938年的首映式上拿出了《奧林匹亞》未經審查的完整版本。裏芬斯塔爾是這部片子的總導演和集資人，她成立了一個由自己擔任股東的“奧林匹亞有限公司”，在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始前的幾個月裏，這個公司和托比斯（Tobis）電影公司簽訂了一份75萬帝國馬克的合同。加上向海外推廣時的翻譯和制作費，12部有關運動的科教和紀錄電影，以及大量的運動電影文獻，《奧林匹亞》的全部項目經費是220萬帝國馬克（在1938年約等于523810美元），據德國《明鏡》周刊1952年5月的一次訪談記載，《奧林匹亞》放映後的收入在700萬到800萬帝國馬克之間，這還不包括戰後它在德國之外放映時的收入。也就是說，《奧林匹亞》是一個在經濟上自負盈虧的項目，而不是“拿了納粹黨數不清的錢”。
《奧林匹亞》由兩部具有正片長度的紀錄片構成，它的主題是非政治的。1958年，裏芬斯塔爾在《奧林匹亞拍攝手記》中回憶說，當時她爲這部片子確立的主題是：運動競賽，運動的美，奧林匹克精神。裏芬斯塔爾說，她的影片要表現緊張激烈的競賽過程，要表現運動員健美的體魄、敏捷的身姿以及他們在運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力量，還要體現出一種奧林匹克精神：國家之間、全世界的青年之間和平競賽的精神，並追溯這一精神的發生發展以及它對全世界所具有的影響 。
這又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拍攝，裏芬斯塔爾這次募集了80名攝影師及攝影助理，在駐地還安排了30名補給人員，另有兩支小分隊，一支小分隊開赴希臘，從那裏尾隨火炬運動員穿越七個國家，另一支駐紮在德國基爾的劃艇賽場。早在賽前幾個月，裏芬斯塔爾就率領了一支由攝影師和技術人員組成的工作小組前往賽場進行勘查，尋找合適的拍攝點，實驗各種可能的拍攝角度，提前確定膠片和光圈的系數，考慮各種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這是一次難度非常大的拍攝，因爲它要追蹤在幾秒鍾之內發生的高速運動，而且還要應付包括天氣和光線在內的各種不測。裏芬斯塔爾爲這部片子定下的基調是：“這部電影必須是一部紀錄片。任何東西都不能遺漏”，可是奧運會組委會的底線是絕不能幹擾比賽。裏芬斯塔爾的拍攝重點是田賽和徑賽，這需要有攝影師進入賽場的核心部分，而這在曆屆奧運會上一向是受到嚴格限制的。裏芬斯塔爾感到困難重重，但她毫不氣餒，一次又一次地和組委會討價還價，最終爭取到了她所需要的最低拍攝條件 ：
1、跳高架邊可以挖兩條攝影壕溝，百米賽起跑線後5米處可以挖一條攝影壕溝，終點上可以挖一條攝影壕溝，跳遠跑道邊可以挖一條電影壕溝；
2、徑賽時可在賽場中央搭建三個攝影塔，百米賽起跑線後可搭建一個攝影塔，鏈球比賽的護網後可以搭建一條攝影軌道，這些設施用後必須立即拆除；
3、最多六個攝影師可以進入賽場中央，不許使用在軌道上自動運行的攝影機（這條禁令後來被打破了）。
除此之外，裏芬斯塔爾還在體育館上空安排了飛機和氣球，在船上和馬背上安裝了固定攝影機，在跑道邊安裝了攝影機跑軌。1936年7月20日，奧運聖火在希臘點燃，從這一天起，攝制組在裏芬斯塔爾的指揮下，投入了一場緊張的戰鬥，幾乎沒有一分鍾的松懈。在爲期16天的比賽中，攝制組共拍攝了120萬英尺的素材，余下的18個月，裏芬斯塔爾把自己關在剪輯室裏，在沒有助理導演和藝術指導的情況下，獨自剪完了120萬英尺的膠片，這不僅嚴重損壞了她的健康，而且還遭來了人們的嘲笑，很少有人相信這會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奧林匹亞》畢竟成功了，它獲得了很多獎項和好評。在這之後，裏芬斯塔爾本想拍攝一部叫做“Penthesilea”的故事片，由她出演希臘神話中好戰的亞馬遜女王，但突然爆發的戰爭把她的拍攝計劃打斷了，一直到臨死她也沒有把這部片子拍出來。二戰結束後，裏芬斯塔爾因爲涉嫌與納粹牽連，被投入了監獄，1952年，西柏林法庭做出終審判決：“裏芬斯塔爾……沒有從事過應受懲處的支持納粹統治的政治活動……沒有致力于建立與自己藝術事業無關的聯系……她與希特勒之間不存在曖昧關系。” 重新獲得自由後，裏芬斯塔爾試圖恢複自己作爲電影人的地位，但是無形的猜忌和譴責還是經常落到她的身上。1956年，裏芬斯塔爾開始了她的非洲之旅，在那裏，她不僅“重新獲得了生命”，而且還開始拍攝一部叫做“黑奴船”的半虛構的紀錄片，以表達她對現代奴隸買賣的義憤。可是因爲資金、戰爭、車禍、天氣等原因，這部片子被拖延了下來。從1962年開始，裏芬斯塔爾數次前往蘇丹努巴山區的原始部落，去進行研究和拍攝工作。盡管她不是第一個拍攝他們的人，但她是第一個被皮膚黝黑的努巴人接受的外人，她被允許去拍攝努巴人神聖的儀式。從1965年開始，受努巴人金屬般優雅的體態和富于美感的生活方式的吸引，這位62歲的老人開始拍攝一部關于努巴人的彩色紀錄片，以記錄這一正處于崩潰瓦解之中的原始文明。與此同時，裏芬斯塔爾出版和展出了一些關于東非和努巴原始部族的照片集，如《努巴人》，《考的努巴人》等，這些光彩奪目的照片使她再次成爲世人矚目的對象。裏芬斯塔爾說，她只拍好看的人和好看的東西，這不是因爲她個人不喜歡有病的人，而是因爲拍好看的人能給觀者帶來愉悅。
71歲那年，裏芬斯塔爾參加了潛水訓練，她要實現自己的一個宿願：拍攝水底世界。不久，她果真成了一個出色的水底攝影師，並出版了兩本插圖著作，《珊瑚花園》和《水下的奇觀》。從此以後，裏芬斯塔爾反複前往最優美的潛水區，去拍攝她的水下紀錄片，直到94歲的時候，裏芬斯塔爾還戴著潛水鏡，到可可島附近的水域去拍攝鯊魚。97歲那年，裏芬斯塔爾竟決定再次前往蘇丹，去看望和幫助被戰爭隔絕的努巴人。裏芬斯塔爾已經23年沒能見到她的努巴朋友們了，爲了這次旅行，她與蘇丹政府進行了反複磋商，甚至和叛軍首領取得了聯系。2000年2月，裏芬斯塔爾率領一個小型攝影隊飛抵蘇丹首都喀土木，在那裏，經過漫長的等待和艱難的談判，當局終于同意他們前往努巴山區。成千上萬的努巴人翹首期盼她的到來，在那裏，她發現很多要好的朋友都成了內戰的犧牲品，正當裏芬斯塔爾准備繼續對那些還活著的努巴朋友進行紀錄時，新的戰爭爆發了，她只好立即和攝影隊乘直升飛機離開努巴山區。另一場災難降臨在他們頭上，直升機墜毀了，所幸沒有人員死亡。一架救援飛機把裏芬斯塔爾運往一家德國醫院，在那裏，人們發現這位九旬老人肋骨多處斷裂並傷及肺部。盡管發生了這場可怕的事件，這位精力旺盛的老人還是沒有放棄她再次前往蘇丹的計劃。
2003年9月9日，這位充滿了坎坷與傳奇的世紀老人，在慕尼黑附近的家中安然辭別了人世。裏芬斯塔爾對紀實鏡頭的迷戀以及她富于激情的工作方式，使得我們不得不承認她是一個維爾托夫意義上的電影眼睛人，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又只能說她是一個不純粹的電影眼睛人。與維爾托夫的平民電影相比，她的電影帶有更多的貴族氣息，她醉心于生活的“美”，卻並不關心生活的全部，她擅長拍攝紀錄片，但工作起來更像是一個故事片導演，她拒絕承認《意志的勝利》是一部宣傳電影，但恰好因爲它是“藝術”的，所以才有煽動性，她從不關心政治，所以才會被政治利用。裏芬斯塔爾與維爾托夫這兩個偉大的電影眼睛人，各自代表了本雅明所指出的兩條對立的藝術路線：政治的審美化（法西斯主義）與藝術的政治化（共産主義） 。在這裏，“藝術政治化”中的政治，不應理解爲欽定的政治，而應理解爲關涉到我們每一個人權利的政治。維爾托夫的“電影真理報”曾用電影的形式爲這種政治確立了一種典範：一種“自下而上”的、不是從上級命令出發的政治。維爾托夫的電影實踐告訴我們，人民有權通過電影眼睛來記錄和觀察自己的生活。這一號召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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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美學
法西斯美學，是一種20世紀30年代誕生于法西斯專政下某種文藝作品的美學風格的統稱，該概念來自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墨索裏尼（Benito Mussolini）的一句名言：“所謂法西斯主義，首先是一種美。”（Qui dit fascisme dit avant tout beauté），故而得名。有人稱之爲“法西斯的美學”和“美學的法西斯主義”，其側重點不同，前者指在法西斯主義專政下誕生的迎合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文藝美學風格，後者泛指曆史上文藝作品中（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呈現出的與法西斯主義時期的文藝美學相近似的美學風格，至今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
在電影中，人們習慣認爲意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法西斯統治時期的官方藝術，一種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美學，這種藝術將法西斯主義貫徹到藝術創作中，強烈的、明顯的政治觀點參與到作品審美標准的建立之中，如德國導演Leni Riefenstahl的影片等。
Michel Lacroix談法西斯美學
加拿大學者Michel Lacroix在他再版4次的《1919到1939的法國法西斯主義美學》（ L'esthétique du fascisme français, 1919-1939）一書中指出，法西斯主義美學是一種”追求暴力般的追求美“的風格，首先它是一種美學形態，但這種”美如暴力“，法西斯式的極端而絕對的審美追求。
蘇珊桑塔格談法西斯美學《迷人的法西斯》 蘇珊?桑塔格著 趙炳權 譯
“……法西斯美學……從對情境的控制，對服從行爲和狂熱效應的迷戀中得到發揮（並找到正當理由）：這種美學頌揚的是極端利己主義和苦役這兩種表面對立的現象。主宰和奴役采取了一種特別虛飾的形式：成群集結的人；人向物的轉換；物的增多以及人與物，均圍繞一個無所不能的，有催眠術的領導人或領導力量集結。法西斯舞臺藝術的中心是強大的力量和它的傀儡之間的狂熱交替。法西斯的舞蹈設計是無窮盡的動作和凝結的，靜止的和“有男性氣概的”架勢之間的交替。法西斯的藝術誇耀屈服，歌頌愚昧無知，美化死亡。
很難把這種藝術局限于有法西斯標簽的或是法西斯炮制出來的作品（僅以電影來說，迪斯尼的《幻想曲》，巴斯比?伯克萊的《拉幫結派》，庫布裏克的《2001：漫遊太空》便可視爲反應了某些法西斯藝術形式結構和主題思想）。
法西斯藝術展示了一種烏托邦式的美學觀點——體格上的十全十美。納粹政權下的畫家和雕塑家常用裸體爲題材，但不容許他們表現任何身體缺陷。他們的裸體畫很像男性健康雜志上的照片，這些模特兒由于代表了想象中的十全十美的人體，因而既僞裝得毫無性感，但（從技術上說來）又充滿色欲。”
“……納粹藝術是既淫猥又理想化的。這種烏托邦式的美學（認同于生物的已知事物）暗示著理想化的色欲（這是把性欲轉換爲領袖的吸引力和追隨者的歡樂）。法西斯的理想就是要把性能力轉換爲有益于社會的“精神”力量。它們經常把性欲作爲一種誘惑，而英勇地抑制性沖動的人則受到欽佩。”
“在法西斯藝術中，意志是領袖和他的追隨者之間關系的反映。在國社黨的統治下，有趣的是，政治和藝術的關系並非是要藝術從屬于政治的需要（因爲這是一切獨裁統治所共有的），而是要政治調節藝術的語彙——指後期浪漫主義的藝術。戈培爾在1933年說，政治“就是現存的最高級的和最綜合的藝術，我們在制訂現代德國政策時，感到我們自己就是藝術家……藝術和藝術家的任務在于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東西，爲健康的人創造自由”。
對于當初德國那些並不老于世故的公衆來說，納粹藝術的吸引力在于它是單純的，象喻的，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與當時錯綜複雜的要求甚高的現代主義藝術相比，這是一種調劑。而對于今天那些見多識廣的觀衆來說，納粹藝術的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在于人們渴望恢複過去的一切風格，特別是那些受到貶斥的東西。但在繼對“新藝術”，拉斐爾前派繪畫和裝飾派藝術的複活之後，納粹藝術的複活未必可行。因爲這些繪畫和雕塑不只是故作莊重，而且作爲藝術，它們顯得驚人地貧乏。正式由于這些特性，使人們在觀看納粹藝術時，雖然心中有數而且嘲弄地保持距離，卻把它看成是波普藝術的一種形式。
裏芬斯塔爾的作品沒有納粹時代其他藝術作品常有的那種業余性和幼稚性，但她的作品倡導的仍是同樣的價值觀。上面談到的今天的敏感的（藝術批評）同樣會欣賞她。可笑的是，波普藝術的自以爲是的說法可以不僅把裏芬斯塔爾作品的形式美，甚至把它的政治狂熱都看作是極度的審美形式。伴隨著這種對裏芬斯塔爾間離性評價，有意或無意地産生了對爲她的作品帶來力量的那些題材的反應。
《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無疑是了不起的電影（它們甚至是迄今最偉大的記錄片），但作爲一種藝術形式，它們在電影史上並不重要。今天，沒有哪個人在拍片時會提到裏芬斯塔爾，而不少導演（包括我自己）仍認爲蘇聯導演維爾托夫是電影語言無窮無盡的促動力量和思想的來源。然而，卻很難說像維爾托夫這樣一個記錄片的最重要的導演，拍過像《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那樣予人以深刻印象和令人驚詫的電影（當然，維爾托夫從不曾有過像裏芬斯塔爾擁有的那樣多的手段，因爲蘇聯政府的宣傳性電影的預算費用並不寬裕）。同樣，《最後的努巴人》是一本出色的攝影畫冊，但不能想象它會對其他攝影師産生重要作用，或者，會改變人們觀看和攝影的方法。
在看待宣傳藝術的時候，不管是左派的或右派的，都有著一種雙重標准。沒有人會承認維爾托夫後期電影會和裏芬斯塔爾的電影一樣用對感情的操縱産生同樣的激奮。當觀衆解釋爲什麽會受感動的時候，他們用情感來說明維爾托夫的感人性，而用謊言來議論裏芬斯塔爾。這樣，維爾托夫的電影就被說成是在全世界愛好他的電影的人中間引起極大的道義上的同感。至于對裏芬斯塔爾的電影，人們的竅門是濾掉她的電影中政治意識形態的毒素，只留下它們有“美學”價值的東西。
因而，人們在贊揚維爾托夫的電影的時候，都以爲他是一個有吸引力的人，一個有智慧的，有獨創性的藝術家——思想家，但最終被他所服務的獨裁統治壓垮。當代大多數欣賞維爾托夫的觀衆（也包括愛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觀衆）都認爲早期的蘇聯電影宣傳家是在展示一種崇高的理想，盡管這種理想在實踐中已被出賣了。但對裏芬斯塔爾的贊揚無法求助于此，因爲甚至包括爲她恢複名譽的人都沒能使她成爲受歡迎的人；而且她全然不是一個思想家。更重要的是，普遍認爲國家社會主義只代表野蠻和恐怖。其實並非如此。國家社會主義（或者更廣泛地說，法西斯主義）也主張一種理想，而且這種理想直到今天仍然打著其他旗號存在：即生活就是藝術的理想，對“美”的崇拜，對“勇氣”的拜物性迷戀，在社會公衆的忘我的狂喜中消除異化，對知識的批判，（在領袖的父母般親切關懷之下）人人都是兄弟，等等。
這些理想對許多人說來是生動的和易受打動的，但如果說由于《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是由一個天才導演拍攝出來的而使人受到感動，就是不誠實的和重複的。裏芬斯塔爾的電影之所以仍然産生效果，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是由于電影中的那種渴望依然存在，因爲它所包含的是一種浪漫的理想，許多人繼續依戀于這種理想，而且它以多種多樣的文化異議與新形式的社會宣傳表現出來，例如年輕人的搖滾樂文化，原始的療法，拉莫反精神病學，對第三世界的追隨，對教派頭頭和神鬼的迷信等等。對社會的贊頌並不排除絕對的領導，而且，它不可避免地要導向它（毫不奇怪，有相當數量的現在拜倒在教派頭頭之前去服從最怪誕的專制紀律的青年人，是六十年代那些反權威和反精英的人）。裏芬斯塔爾之所以對並非由一個最高酋長或是巫師統治的努巴人這樣熱心，並非意味著她不注意某位誘惑者—— 表演者，盡管她只能滿足于做一個非政治家。自從數年前她完成了有關努巴人的作品後，她的一個主要計劃是拍攝米克?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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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eni Riefenstahl：Memoiren (左岸文化,2009)
妮．萊芬斯坦是德國最具爭議的女導演，因為她在1934年的時候，幫希特勒拍了《意志的勝利》，被認為是支持納粹的宣傳片。
但是，若要公允地看待這位天才女導演的一生，就不能只把她的人生簡單化約為納粹的御用攝影師。
事實上，她在二戰之前的電影創新，一直為後世所模仿、承襲；她在60年代前往非洲拍攝蘇丹努巴人，締造了驚人的攝影美學成就；後來從事海底攝影，也證明了她的藝術天分。
更重要的是，在厄運當中，她對自我價值的堅持，最讓人動容。她面對自己曾為納粹效力所進行的辯護，讓人省思道德議題的複雜性、藝術的建設性與破壞力，還有政治與藝術的關係。
這本回憶錄是她回應世人愛與恨的文字作品，至於如何評價她，或藉由認識她而得到啟發，就留待讀者自己去思索。
作者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簡介
1902年萊芬斯坦出生於德國柏林。早年為舞者，後於1920年代跨足成為演員，1930年代投身導演。因執導1934年納粹黨代表大會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與1936年柏林奧運的紀錄片《奧林匹亞》而聲名大噪，但也因此惹禍上身，二戰後遭到逮捕，終其一生無法從事最熱愛的電影事業。
萊芬斯坦很難擺脫政治上的責難，但其藝術成就有目共睹。《意志的勝利》首創電影史上許多攝影技巧，在大場面的掌握上，至今沒有導演可以超越她，成為法西斯美學的代表作。《奧林匹亞》幾乎是所有體育紀錄片的聖經，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攝百米賽跑場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機位拍攝跳遠運動等。兩部影片皆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1960年代，多次前往非洲蘇丹，拍攝努巴人，捕捉原始之美，多本畫冊皆獲各界好評，永傳後世。70多歲時，謊報年紀，學習潛水，從事海底攝影，將海洋生命的繽紛瑰麗，展現世人面前，震撼感官視覺。
2003年過世，享年101歲。
重要作品
1932年，《藍光》（Das Blaue Licht），演員、共同導演
1933年，《S.O.S.冰山》（S.O.S. Iceberg），演員
1934年，《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導演
1938年，《奧林匹亞》（Olympia），導演
1954年，《低地》（Tiefland），演員、導演
1974年，《最後的努巴人》（Die Nuba），攝影師
1976年，《卡烏的努巴人》（Die Nuba von Kau），攝影師
2002年，《水下印象》（Impressionen unter Wasser），導演
《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目錄
第一章 舞蹈和電影
太陽、月亮和星星∕我的家庭∕勞赫方斯威爾德∕青年時代的經歷∕格林–賴特爾學校∕放學以後∕第一次登臺演出∕家庭之戰∕洛曼寄宿學校∕在網球場上∕第一次手術∕可悲的青春戀∕選美比賽∕第一個男人∕我的第一次舞蹈晚會∕蘇黎世巡迴演出∕在布拉格的不幸∕《命運之山》∕夢想成真∕《聖山》∕特倫克爾和範克∕跳舞還是拍電影∕埃?希．瑪利亞．雷馬克∕《藍光》∕命運般的會面∕凱澤霍夫飯店∕1932年11月6日∕希特勒遭受挫折∕戈培爾博士∕去山中躲避現實∕拜訪帝國總理∕瑪格達．戈培爾的表白∕宣傳部長∕《信仰的勝利》∕遇見馬克斯．賴因哈特∕《低地》∕《意志的凱旋》∕在達沃斯∕在柏林大劇院∕奧林匹亞∕《自由之日》∕奧林匹亞電影有限公司∕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墨索里尼∕奧林匹亞電影∕奧林匹亞在柏林1936∕約瑟．歐文斯傳奇∕問題和擔憂∕「第三帝國墮落的天使」∕巴黎世界博覽會∕德國藝術之家∕重返剪輯室∕在聖莫里茨歡度除夕∕延期的首映式∕奧林匹亞電影在全世界首次公演∕獲1938年度德國電影獎∕不速之客∕歐洲巡迴演出∕參加威尼斯電影節∕羅馬首場演出∕出訪美國∕身邊的密探∕在巴黎∕好萊塢醜聞∕彭提西麗亞∕希特勒在銀幕上看見史達林
第二章 二戰期間
波蘭之戰∕再拍《低地》彼得和我∕烏德特打來的最後電話∕一場噩夢∕1942年∕戰地軍郵∕訂婚∕全面開戰∕1943年在西班牙∕澤比歇爾度假村∕與希特勒的最後一次見面∕1944年7月20日∕株連九族∕末日即將來臨∕與末日賽跑∕第一輪∕拘捕行動∕在美軍司令部
第三章戰後時期
重回赫爾拉霍夫∕我犯了一個大錯∕掉入陷阱∕在布賴薩赫∕黑森林的柯尼施費爾德∕來自巴黎的陌生人∕特倫克爾和埃娃．布勞恩的日記∕非納粹化∕我的新生∕吉普賽人訴訟案∕生活還要繼續∕曼弗雷德．喬治的來信∕和哈?．佐卡爾重逢∕在施瓦本的住宅∕在羅馬∕蘭廷案∕羅馬歷險∕我的雙重生活∕一位不同尋常的醫生∕星象∕「伊麗斯製片公司」∕新的開始∕德意聯合制片∕一個勒索者的照片∕《週刊》雜誌報導的後果∕柏林的非納粹化∕第二次《週刊》雜誌訴訟案∕重返羅馬∕讓．科克托的來信∕為《低地》所做的最後一次努力∕「紅色魔鬼」∕同《週刊》雜誌達成和解∕在維也納的驚心動魄的日子∕《低地》終於首映了∕戛納電影節∕一個政治上的決定∕我的各位朋友∕電影題材∕遭到拒絕
第四章 非洲
《非洲的青山》∕《黑色貨物》∕一次冒險之旅∕塔納河之行∕內羅畢醫院∕動身回國∕在肯雅尋找素材∕拉姆島∕與「黑奴們」一同旅行∕赤道下∕在伊莉莎白王后公園∕悲慘的結局∕回顧∕一線光明∕「近藤電影有限公司」∕柏林牆∕最後的嘗試∕探險的準備∕科爾多凡的努巴人∕喀土穆∕穿越科爾多凡∕和努巴人在一起∕離別∕和希魯克人在一起∕回到塔多羅∕再見努巴人∕努巴人的葬禮∕跋涉去科龍哥山∕托嘎丁迪的盛大節日∕在瓦烏∕穿越上尼祿省∕朱巴∕在內羅畢∕馬賽人∕重返德國∕特殊的邂逅∕在美國的激動人心的日子∕出發前∕蘇丹革命∕回到塔多羅∕一部努巴電影∕沒有盡頭的困境 ∕我的黑人朋友∕同努巴人一起過耶誕節∕艱難的一年∕如何找到霍斯特∕遠征蘇丹∕變化後的天堂∕在蘇丹南方∕計畫寫一本關於努巴人的書∕東非攝影之旅∕《明星》雜誌介紹努巴一書∕努巴畫冊是如何完成的∕我的潛水考試∕被毀的樂園∕卡烏之旅∕紅海∕回到蘇丹∕卡烏圖片大獲成功∕在加勒比海潛水∕在喀土穆∕在印度洋∕最後一次蘇丹之旅
我必須寫我自己∕後記
陳玉慧（旅歐作家）序 惡魔與女神——紀念萊芬斯坦
問：你一生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答：能夠長長久久地工作下去。
問：是什麼讓你一直不停工作?為什麼不想退休？
答：平靜和休養的日子多無聊啊，我無法忍受。
問：你最感到驕傲的作品是那一部？
答：一九三六年拍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問：你一生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麼？
答：那一年遇見希特勒。
這位一代德意志奇女子，活過一百零一年，也活過世人少有的傳奇人生。她的人生真的精采，奇特，瑰麗以及詭異。
她便是德國知名的女導演蘭妮．萊芬斯坦。上述的問答是萊芬斯坦百歲生日那天回答一位記者提問時說的。隔年，她便與世長辭了。
我不諱言自己對她的興趣，我深受她那強烈的個性和少有才華吸引。她不但是希特勒所愛的女人之一、納粹美學精神代表、最具政治爭議性的歷史性人物，也是百年來最重要的攝影家、導演和演員。
萊芬斯坦集才藝及美貌於一身，少女時期先是學習繪畫，畫風自成一格，但卻以舞藝聞名，多年受邀在歐洲各大城市劇院跳舞，廿出頭便投入電影事業，她自導自演的電影《藍光》受到希特勒垂青，從此為希特勒拍攝文宣片如《奧林匹亞》或《意志的勝利》。
萊芬斯坦被納粹領導人捧上第三帝國的天堂，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卻墮入地獄。她被迫出席戰後審判聽證會，四十場沒完沒了的官司，隨後隱居慕尼黑，度過二十年貧困生活，但她對自己為納粹黨拍宣傳片一事至死沒有悔恨也無良心不安。
她說，「我對初崛起的希特勒印象很好，我不知道他後來會仇殺那麼多猶太人。」她稱自己為希特勒拍攝的影片是「純粹的紀錄片，不是宣傳作品」；她甚至說，「我對真相沒有興趣，我只對美的事物有興趣。」
她說，她自己「並不仇恨猶太人，」她也有猶太朋友，甚至啟用猶太演員。但她認識的猶太朋友卻毫不留情地批評她，「只會利用別人，成就自己」，當年她確實找來猶太演員，但電影拍完，她又把他們丟回集中營。也有從集中營倖存回來的猶裔人士氣急敗壞地說：她的罪惡之大，將之剁千刀都不為過!
我曾住在慕尼黑史坦伯格湖畔，我是她的鄰居。我曾多次經過她家，從湖這邊眺望她的住處，我曾坐在湖邊西西公主旅館的咖啡座喝咖啡，因為她也在這裡喝咖啡。我總是在回想她的一生，她做對了什麼？又做錯了什麼？
做為一代藝術家，她的命運未免過於離奇古怪。那麼多年，德國境內媒體不敢提起她的名字，她的名字沉重，陰魂不散，而國際媒體都說她是不死的納粹，希特勒的幫兇。死時還被人說活該，早就該死了。
如果她的攝影風格是法西斯式美學，她的法西斯美學卻無孔不入，影響了當代無數的藝術家。
我在想，那年她若沒遇見希特勒，她的人生會如何？
（全文請見《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
推薦序 迷人的法西斯，與去政治的美學 b郭力昕
一位國際知名的人物，若同時擁有長壽和過人的記憶力，究竟是一種幸運、或是某種詛咒？青少年時期住過柏林的猶太裔英國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邦，靠著他對生命細節的驚人記憶，透過自傳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批判的二十世紀史觀。1902年出生於柏林、為納粹第三帝國拍攝過成為世紀經典紀錄片的德國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終其逾百歲的大部分時光裡，則得不斷試圖擺脫她的罪惡印記，找尋新的生命與創作路徑，並在這本回憶錄裡為自己辯護、脫罪。
這也是「回憶錄」這類書寫非常有趣的地方。一位作者可以透過回憶錄，以個人的生命經驗為軸線或媒介，串出整個大時代的歷史場景、觀看角度、和引人深思的能量；霍布斯邦的《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左岸）就是這樣的例子。但一位作者也可以藉著回憶錄，自我中心的將時代起伏與生活細節，轉化為服務她/他希望產生的特定閱讀效果；萊芬斯坦的回憶錄，於我而言，是在這個意義上，也成為一本值得閱讀與研究的書。她將自己走過整個二十世紀生動曲折的生命故事，引人入勝的細描出來；而全書一個明確的訊息，是她為自己與納粹政黨/希特勒之間，以及為藝術創作與政治話語之間，所做的切割、淡化、或合理化的努力。這樣的努力，也許相當地贏得了世人對萊芬斯坦的同情和重新肯定，但我認為在我們很快地釋出同情與讚美前，仍須將環繞萊芬斯坦的議題稍做釐清。
萊芬斯坦在回憶錄裡，展示了她的人格特質，及其隨此而來的藝術創作特色。她一生追求美，與完美；無論早期的劇情片創作如《聖山》、《藍光》等，讓她享有全球盛名的紀錄片經典《意志的勝利》、《奧林匹亞》，或者《最後的努巴人》攝影集，萊芬斯坦持續的興趣，在於對人體的美與追求完美、對山岳與大自然的美、以及對軍容壯盛齊一的結構、秩序、和強健陽剛氣質的再現、禮讚和迷戀，等等。她崇拜美的事物與「完美」的人，自己也是一位外型出眾、健康姣好的日耳曼女子。蘇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一文裡，首先即形容萊芬斯坦的美貌，有種如同著名奧地利女高音舒娃茲可芙（Elisabeth Schwarzkopf）那般完美的氣質。
這樣年輕美麗的一位電影導演，只因為拍了幾部被希特勒委託製作的紀錄片，就要一輩子背負與希特勒關係曖昧、和成為納粹共犯的罪名，並指責她電影作品裡的「法西斯美學」危害甚烈，這些是否公平？這是過去幾十年來至今，許多評論者、傳記作者、以及萊芬斯坦自己的回憶錄裡，持續聽到的一種聲音。讓我們從幾個角度，檢視萊芬斯坦是否無辜，或者這些對她的譴責是否過當。
先從她的「美麗」說起。以回憶錄中萊芬斯坦各年齡階段的照片看來，她確實是一位美人。一些為她辯護的人，認為這個世界對貌美且有才華的女人是不公平、或有敵意的。美國《時代》週刊的影評人Richard Corliss認為，萊芬斯坦沾上納粹希特勒的關係、使其一生不再有拍電影的機會，是因為她的《意志的勝利》拍得太好、視覺風格獨到、以及「她是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 以模仿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裴林而紅遍全美的電視脫口秀女藝人Tina Fey，在《浮華世界》雜誌的訪談文章裡，也為萊芬斯坦說項：「如果她[萊芬斯坦]不是這麼優秀的話，就不至於有這麼大的罪惡」。 而最有說服力、幾乎讓人想同聲一哭的話，則來自萊芬斯坦自己：「我不過為他[希特勒]製作了紀錄片。女人，是不被允許犯錯誤的。」
這些話放在一個普遍對傑出女性仍有相當敵意的性別歧視環境裡，也許是個準確的描述；但放在萊芬斯坦身上，則似是而非。這類評語之所以誤導，在於它們皆是某種無意或有意抽離了歷史事實脈絡的籠統論調。從萊芬斯坦與希特勒的關係細節裡，我們或可再思考這個問題。在二戰期間的一個報紙訪問裡，萊芬斯坦說：「於我而言希特勒是史上最偉大的人。他是毫無瑕疵的，如此單純、又如此富有男子氣概與力量…他是真正美麗、智慧的，身上散放著光芒。所有德國的偉大人物皆有缺點，例如尼采、俾斯麥，而希特勒的追隨者也不完美。只有他是純粹的。」
萊芬斯坦對希特勒的崇拜與著迷，不止一次地從回憶錄裡生動的描述出來。她在柏林聽過希特勒的演講後，即被這位「完美無瑕」的人吸引，並積極達成接近希特勒的強烈慾望。這個慾望達到了，且她得到希特勒委託拍片的機會。依照萊芬斯坦自己的描述，她對希特勒這個人並非毫無保留的喜愛，尤其強調「他[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我是毫無保留地加以拒絕的」；但無論希特勒的國社黨所鼓吹的種族主義，或者她先後面對希特勒與戈培爾突兀魯莽的、讓她不知所措的示愛，都沒有把宣稱無法接受這些的萊芬斯坦給嚇走。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她如此強大的想要繼續接近希特勒的慾望？
萊芬斯坦宣稱自己對政治既無認識更無興趣，自己最大的興趣在於拍片和藝術創作。但這個宣稱與自我辯解，是個偽善的謊言。萊芬斯坦也許對政治事務本身沒有興趣，但她對攫取機會、得到（透過藝術）表述的權力，則具有濃厚的興趣和慾望。此外，一個女性，如果迷戀著一個在某些人格特質上具有領袖氣質的男性，當然也無可厚非；但是，萊芬斯坦對希特勒的迷戀，不可能與其政治主張完全切割，而必須得和這位強人所主張或代表的意識型態連在一起。萊芬斯坦在早期作品裡，強調對高山的歌頌、崇拜與征服（或死亡）；而希特勒主張的團結的黨、軍隊與國家，對強大之日耳曼民族的自我推崇和對猶太民族的憎恨（與之後的屠殺），其實相當程度地正好對應了萊芬斯坦心儀的那些特質：純粹、強壯、完美、征服。（全文詳見《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
後記
在我收筆之前，我請朋友對書中?述和表達不清楚或錯誤之處提出指正。由此我也發現，一些人非常吃驚我居然對很多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還記憶猶新，尤其是與希特勒和戈培爾等人有關聯的事情，甚至能逐字逐句回憶。有人建議有些原文字句不必在書中援引，因為我無法證明這些原話的正確性。我對這一建議思考許久，但最後還是決定把它們寫出來。正是他們的建議促使我要告訴那些持有類似想法的讀者，為什麼我能夠逐字逐句地將這些原文字句回憶出來。
希特勒對我的命運有重大的影響，每次和他以及他身邊的重要人物的談話都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經無數次與我周圍的同事和朋友說起過這些談話的內容，戰後在我被關押期間又一次次向美國和法國軍事以及民事部門，重複過這些談話。
這些審訊中的大部分談話內容都被記錄了下來，而且我都在上面簽了字。我怎麼敢在今日做出完全不同的陳述呢？在華盛頓和巴黎的檔案館裡存放著許多我親自簽名的審訊記錄，裡面逐字逐句地記錄了我與希特勒談話的內容，所以為了保護我自己，我現在所寫的一切也必須與以往的陳述一致。
在過去那些歲月裡所發生的一切，猶如一幕幕的電影，無數次在我眼前重播——直至今天我仍無法擺脫以往發生過的這些事情。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從青年時代起就養成了每天寫日記的習慣。在戰後，我的一些無可替代的筆記和文件不是被沒收，就是丟失，不過在五○年代，法國曾將在巴黎被沒收多年的部分檔案和信件還給了我。我的諸多朋友是我在本書中所?述的歷史見證人，他們還幫我收集了在世界各地關於我的出版物，在他們的幫助下，使我又能重新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如果沒有這些，我根本無法完成我的回憶錄。
我寫此書的目的是想澄清誤會，消除成見。我用了五年的時間完成回憶錄的初稿，最後寫就這部書並非一件易事，但也只有我才能完成這部回憶錄。這本書並非是一本輕鬆的作品。
內文1命運般的會面
結束在德國各地的電影巡迴放映後，我回到了柏林。在柏林到處都貼著阿道夫．希特勒要來柏林體育場演講的布告，我也想去聽一下。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底，在這之前我從未參加過這種政治性大集會。
我到達那裡時，體育場內已是人滿為患，很難再找到一個位子，我試著在那些正在大喊大叫的人群中，擠出位置。我有些後悔來這，但這個時候想離開也不可能，擁擠的人群已經將出口完全堵住。等了許久，在樂隊演奏了一首進行曲之後，希特勒姍姍而來，場內觀眾紛紛起立，發瘋似的喊叫著：「萬歲！萬歲！萬歲！」，時間長達數分鐘之久，我坐的地方離演講台很遠，無法看清希特勒的臉部，當呼喊聲逐漸消失後，希特勒開始講話：「各位同志們——」很奇怪，同一時刻我好像有一種幻覺，令我無法忘記。我似乎覺得面前的地球表面斷裂開來，如同兩個半球突然分開，一股巨大的水流從裡面噴射出來，直沖上天，連地球都受到震動。我完全被鎮住了，儘管他在演講中我有很多地方聽不懂，但我還是被他的演講吸引，他的話猶如猛烈的連珠炮火劈頭蓋腦地落到了聽眾的頭上，在場的人完全被這個人迷住。
兩個小時後，我站在波茨坦大街上渾身發抖。我甚至沒有力氣攔輛計程車回家。這次演講對我的影響仍在我的心裡發生著效應。毫無疑問，我完全被他的演講感染了。不斷有新的想法在我的心中盤旋，這個人會在德國歷史上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他會帶領德國走向光明還是走向黑暗呢?我慢慢朝興登堡大街方向的家中趕去，在回家途中，我不停想著這個問題。
第二天，我約了一位朋友見面，想同他一起討論希特勒這個人。這位朋友名字叫曼弗雷德．喬治，是《柏林晚報》的編輯，十年之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成了紐約發行德國猶太人報《建設》的出版商和主編。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猶太人，在我家裡和接觸的朋友之間從未談起過猶太人。要不是曼弗雷德．喬治，我也許還會深受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他是個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但是當時他還看不出納粹潛在的危險性有多大。他對希特勒的評價是：他是個天才，但有危險性。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我是如何能夠一方面同喬治的關係很好，但另一方面卻對希特勒持信任的態度，我想在這裡對此問題做出比較真實的回答。在同喬治的交談中，他表示完全理解我對希特勒本人的好感，那是因為我把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政治信仰完全區別開來，因為對我來說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他的種族主義我是完完全全加以拒絕的，所以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但我樂於看見希特勒的社會主義計畫。對我來說，希特勒能夠成功地解決替六百萬人帶來不幸和絕望的失業問題是最重要的事。當時很多人都認為種族主義只是一個理論問題，它只不過是為選舉而進行的一種宣傳罷了。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我正忙於下一步的拍片計畫，很少有時間去關注政治。這時我收到了好萊塢發來的一份電報，UFA電影公司誠邀我在由范克導演的影片中演出女主角，這是一部德國和美國合拍的電影，拍攝地點在北極地區。
我讀著電報和下一封催我趕緊回覆的電報，感到極大矛盾，因為我很難當下作出同意的答覆。毫無疑問，去格陵蘭島拍電影對我來說絕對是一次難得的經歷，但電影《藍光》的巨大成功，足以使我可以獨立拍片了。我是否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儘管這個機會是那麼誘人，最後我還是拒絕了。我的拒絕也正是范克所希望的。
自從我的電影成功後，我們之間的關係就越來越疏遠了。我的成功一直使他感到壓抑。但是UFA公司無論如何一定要我參加拍攝，並願意提供給我非常優厚的報酬。我最後同意參加拍攝，但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以後絕對不會再有真正認識格陵蘭島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通過發行英語版本的電影，也是讓美國人進一步認識我的好機會。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能夠再次、也許是最後一次與我原先的拍片班底共同去體驗和經歷這種遠征探險。
影片中我扮演一個女飛行員，她丈夫是一位科學家，在格陵蘭島冰原地帶失蹤了。電影拍攝的前期準備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克努特．拉斯穆森是一位未受加冕的愛斯基摩國王，他是半個丹麥人和半個愛斯基摩人，他也被請到了攝製組，他對家鄉格陵蘭島的熟悉和瞭解以及與愛斯基摩人的關係，對電影最後拍攝成功有很大的幫助。製片人保羅．科納也很順利地請到了參加「魏吉納探險」 的兩位科學家：勒韋爾和佐爾格，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在影片拍攝期間在島上為我們探路。
在為影片做準備工作期間，有一個擺脫不了的想法總是在我的腦海閃現。自從在柏林體育場聽了希特勒演講後，我一直懷有能親自認識他的想法，我想對他有個真正的認識。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是江湖騙子，還是天才？我想對他有更多的瞭解。啟程去格陵蘭島的日子越近，我的願望就越強烈，很想在出發前與這位頗有爭議的人物見個面。
我還是給希特勒寫了一封信，儘管我知道在我們出發前要收到回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還記得信中的每一個詞，因為以後我在多次場合都不得不再次引用過。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我從郵局發出了下面這封信：
尊敬的希特勒先生：
前不久在我目前為止首次參加的政治集會上，聽了您在柏林體育場所做的一次演講，我不得不承認，您和場上聽眾們表現的狂熱之情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很想親自同您認識一下。很遺憾，再過幾天我將離開德國好幾個月，為的是要去格陵蘭島拍電影。所以在我啟程之前與您見面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了。我也不知道我的這封信能否到達您的手中，如能收到您的回信我會感到很高興。
致以衷心的問候。
您的蘭妮．萊芬斯坦。
我在《人民觀察家報》上看到納粹黨在慕尼黑有一間「藍屋」，我就把信直接寄到了那裡。根據報紙的報導，希特勒目前並不住在慕尼黑，而是在德國北部的奧爾登堡參加競選。所以要想在我離開德國前收到他的回信看來是根本不可能。
我開始忙於為長達五個月的遠征做最後的準備。我還專門為在電影中扮演的角色購置了飛行服和皮外衣，在我的想像中，格陵蘭就是一個冰島，那兒除了水就是冰。我在以後親自上了島後才知道我完全錯了。我預期到，在格陵蘭這個冰天雪地的地方可能會有不少空閒的時間，所以還帶上了兩箱的書。
就在等待出發的日子裡，突然有一天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來人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後來他成了科隆的紅衣主教。他受委託專程從羅馬來找我，他問我是否願意為天主教會拍電影。他們來找我拍電影使我感到非常吃驚，因為我本人是新教教徒，在談話之後我才得知電影《藍光》在梵蒂岡引起了很大的迴響。尤其是電影中那些神秘的情節，通常教會上層人士對此頗感興趣。
我對這位神父頗有好感，不想使他失望，但是聽從別人擺佈去拍指定的電影又不是我願意做的事。我對他們對我的尊重和信任表示了感謝，並請求他讓我好好考慮一下，等我從格陵蘭回來後再給他答覆。他有些吃驚和生氣地離去。
在范克博士的家，UFA電影公司為媒體和全體攝製組人員舉辦了一次歡送招待會，這時我們才對此次長途遠征的詳情有了進一步的瞭解。烏德特要帶三架用於特技飛行的飛機，其中包括一架水上飛機。一艘英國的輪船將我們運送到拍攝地點，在我們拍完電影後，再把我們接回德國。另外還有兩艘汽艇、四十頂帳棚、兩千公斤的行李，包括還有兩隻來自漢堡動物園的北極熊都是我們要帶去的裝備。對於為何要帶上兩隻北極熊，范克是這麼解釋的，在格陵蘭島上北極熊都是野生動物，沒有動物園裡的北極熊那麼容易擺佈。
就在我們要出發的前一天，電話鈴響了。
「這裡是布呂克納，元首的副官。」我一邊聽，一邊屏住氣息，「元首已接到了您的來信，他讓我問您一下，您能否在明天就到威廉港來，我們會去火車站接您，並開車送您到霍盧默西爾，元首目前正在那裡。」他停頓了一會兒後繼續說：「您可以明天一早從柏林出發，下午四點就可以到達威廉港。」我當時以為是有人在跟我開玩笑，對著電話筒叫道：「你是誰，您還在聽嗎？」
他回答說：「我是威廉．布呂克納。我該如何回答元首？」
「我不知道您是誰，您剛才說是希特勒的副官，是嗎？」我有些懷疑地問他。
他笑著回答說：「我就是，當然是我啦，您可以相信我。」
我的懷疑當即就消失了，但突然間我想起來，明天這個時候我可是要去賴爾特火車站同攝製組成員一起去漢堡的呀。UFA電影公司為此租了一輛專用的車子，並邀請了柏林新聞界的人一起同行。導演和主要演員在火車上還要接受記者採訪，特別重要的是我作為主角必須也在場。現在我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決定，這真是使我感到很為難。我也深知絕對不能棄攝製組於不顧，但是我還是聽到我對著話筒說：「好的，我會來的。」
「謝謝，我會向元首轉告的。」
接著我放下話筒在那兒發愣。
我這是怎麼了？我怎麼能這樣？我簡直是在同自己的前途開玩笑吧。我感到深深的不安。但是我的好奇心又愈發促使我渴望能實現這次帶有離奇色彩的會面。我非常簡要地告知范克，由於發生了一件未曾料到的事情，不能在第二天前往賴爾特火車站，但我保證會在輪船起航前趕到漢堡。「請你們不必擔心，我肯定會來的。」我心裡知道，輪船要第二天才會駛離漢堡港。
第二天一早，電影公司有關人員和攝影組全體成員以及記者在火車站沒能等到我的出現，他們只能先乘火車去漢堡，而這時我已經從另一個火車站乘火車去了威廉港。我人在車上，但心裡卻亂成一團，沒有心思看報和看書，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不知道，感覺好像內心裡有一種動力在逼著我這麼做。火車離威廉港越近，我的心就越不安。我向自己發誓，我絕對不能受希特勒的影響，哪怕是他給我留下印象不錯的話，也不能。有多少陽光就會有多少黑影，這時我想起了曼弗雷德．喬治同我說過的話：「這人是個天才，但很危險。」
下午四時，我準時到達威廉港，我下車後在站台上朝四周觀望。一個個子很高的人朝我走來，並自我介紹說他就是布呂克納，元首的副官。他穿著便服，事後我才知道，衝鋒隊的制服是禁止在外面穿的。他領我走到一輛黑色的賓士車前，車裡面已坐著幾個人，也穿著便服。司機是一位叫施雷克的先生，另兩位分別叫澤普．迪特里希和奧托．迪特里希博士。
路上大概需要一個小時不到的時間。在行車途中我問布呂克納先生，為何我會這麼快就收到答覆。他回答說：「這確實純屬偶然，就在我收到慕尼黑寄來的郵件前的幾個小時我正好同元首在海濱散步，我們談論的話題是電影。元首對我說：『在我看過的電影中，最美的鏡頭就是電影《聖山》中萊芬斯坦在海邊的舞蹈』。事後我在旅館查看信件時，看到了一封上面寫著寄信人是您名字的信。我馬上抽出了信，立即交給了元首，他看了信後對我說：『你設法同萊芬斯坦小姐聯繫一下，我想認識她一下。』這就是事情的緣由。」我接著問自己，這真的只是偶然，還是命運的安排？
車子在海濱附近停了下來，希特勒朝我走來，並向我表示問候。這時從站在後面的人群中跳出來一個人，顯然他是想拍攝一下希特勒向我表示問候的鏡頭。希特勒向他示意說：「不必拍了，霍夫曼先生，這樣萊芬斯坦小姐可能會感到不舒服（harm）。」我當時搞不清楚，我怎麼會覺得受到傷害（harm）？
希特勒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西服，白色襯衫上繫著一條不顯眼的領帶。他沒帶帽子，神態很自然，沒有任何架子，完全像一個普通的人；不像未來的獨裁者，反而像是很謙虛的人。這倒是我沒有預料到的。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同我在體育場看他演講時完全判若兩人。
我們一起在海邊散步，大海是出奇的平靜，在這個季節氣候已開始暖和。布呂克納和紹布兩人就站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希特勒手拿著望遠鏡觀看海上行駛的船隻。他向我解釋這是些什麼類型的船，當時我對他的印象是他似乎對船的各種型號非常地熟悉。
接著他就談到了電影這個話題。他很興奮地提到我的「海邊之舞」，他說凡是我參加拍攝的電影他都看過，「給我印象最深的要數電影《藍光》。一位年輕的女性不顧電影業的反對和意願，成功地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實在是不同凡響。」
現在氣氛開始活躍起來，希特勒向我提出了很多問題，我發現他對目前正在電影院放映的電影非常瞭解，我向他一一介紹，他很有耐心地聽了很長的時間。突然間，在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他對我說：「如果我們上台的話，到時您一定要幫我拍電影啊。」
「這我做不到，」我有點衝動地回答他，希特勒沒有任何反應靜靜地看著我。「我確實做不到，」我幾乎是以道歉的口氣說。因為兩天前我才剛剛回絕了天主教教會要我幫他們拍電影的請求。我從來不拍受人委託的電影，因為我缺乏這方面的天賦。我只能拍我熟悉的題材，否則我就不可能有獨創性。希特勒仍是一聲不吭地聽我說。過了一會，我鼓起勇氣告訴他：「請您不要誤解我的這次造訪，我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我也不會加入貴黨的組織。」
希特勒有點驚訝地看著我說：「我不會強迫任何人加入我們的組織，等您年紀大些成熟些，也許您會理解我的想法。」
我有些遲疑地回答說：「您有種族偏見，如果我是出身自印度或猶太人家族的話，您就絕不會同我進行談話。我怎麼能夠為持有種族偏見的人工作呢?」
希特勒回答道：「我希望，我身邊的人能同您一樣毫無偏見地回答這一問題。」
這就是我們之間的談話內容。
在我們交談過程中，布呂克納和紹布已有幾次走過來提醒希特勒，他該啟程去參加競選活動了。我當時也想趕快向他告辭，因為晚上我還要乘火車去漢堡。但是希特勒卻對我說：「請您還是留在這兒。對我來說，能同一位真正的女藝術家進行交談是很難得的。」
「非常遺憾，我明天必須準時在漢堡上船。」
「請您不用擔心，」他打斷我的話，「您明天一早就能到達那裡，我會安排一架飛機送您過去」。
接著他讓紹布先生幫我預定一個房間。不容我再說什麼，車子馬上就開過來了。他們匆忙地上了車，飛快地趕去參加競選大會，因為預定的開會時間早已經過了。在這個名叫霍盧默西爾的小漁村有一家旅店，希特勒和他的陪同人員都住在這裡。樓下是飯館，樓上是客房。因為旅店裡已經沒有空的房間，紹布就將他的房間騰出來讓給我住，他自己不知到哪裡另找住處。
晚上天黑前希特勒同他的隨從人員回來了，車子上掛滿了鮮花。晚飯的時候充滿了歡樂的氣氛，希特勒也顯得很興奮。他說，從來沒有一位女士與他一起參加過這種活動。他的身邊不再只是男人們圍著他，真是好極了。
吃完晚飯，大家都走出了旅店，大部分人朝著海邊走去，在海邊散步。希特勒等了一會兒，然後請我陪他一起走走。兩位副官仍然是隔一定的距離跟著我們。我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感覺，但我又不想拒絕一起去散步，這樣會顯得不禮貌。希特勒則非常輕鬆，同我談他的私生活和他特別感興趣的事情。話題主要涉及建築學和音樂，他說到了華格納、路德維希國王 和貝魯特 。他說了一會兒後，突然改變了語氣和聲調，富有激情地說道：「與所有這一切相比，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政治使命。我覺得我身負著拯救德國的使命，我不能也不允許回避這個問題。」
這又是另外一個希特勒，我心裡這麼想著，這就是我在柏林體育場見過的那個希特勒。天色已經很黑了，跟在我們後面的兩位副官也不見了。我們肩並肩走著，大家都不說話。過了較長時間後，他停住腳步站在那兒，盯著我看了很久，然後慢慢用雙臂摟著我，朝他的懷裡拉去。我當時有些驚慌失措，因為這一舉動令我始料未及，他有些激動地看著我。當他發現我不是很情願的時候，馬上就鬆開了手，側著身子對著我，舉起了雙手，向我發誓說：「在我完成我的事業之前，我不允許自己愛上任何女性。」他的這些話，使我深感困惑。接著我們就朝旅店走去，一路上再也沒有說話。到了旅店後，他同我說了聲 「晚安」就與我道了別。我覺得似乎有些傷害了他，我甚至後悔來到這裡。
第二天一早，我們大家一起在餐廳吃過早餐，希特勒問我睡得怎麼樣，對昨天晚上的事隻字未提，他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過了一會兒他問布呂克納，送我去漢堡的飛機是否已經準備好，布呂克納回答說已經辦妥。希特勒陪我走到樓下，然後吻了我的手以示告別，並說道：「拍完電影後，祝您順利返回德國，到時候可要向我講述您在格陵蘭的經歷啊！」
「我回來的話，一定會向您通報，但您要當心有人會暗殺您。」
他回答的聲音聽上去有些尖刻，他說：「那些無賴的子彈是永遠不會打中我的。」
車子啟動後，在拐彎時我轉身看到希特勒仍一直站在那裡目送我們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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