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諸世界各國刑事司法系統在犯罪者社區處遇的領域，幾乎皆有專門之社區處遇專法，美國早在1925便公布施行了《聯邦觀護法》（The Federal Probation Act）；日本在1949年、1954年相繼公布施行《犯罪者更生預防法》及《緩刑者保護觀察法》；韓國在1950年公布《保護觀察法》；新加坡在1951年公布施行《犯罪者保護觀察法》（Probation of Offenders Act）；澳洲巴布亞新幾內亞（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在1979年公布施行《保護管束法》（Probation Act）；加拿大在1988年公布施行《保護管束法》（Probation Act）、南非共和國在1991年公布《保護管束服務法》（The Probation Services Act）；民主法治腳步較慢的對岸，也在2003年第10屆全國人大會議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立法議案，截至2006年10月已經有85個市、375個縣、3142個鄉（鎮）開辦社區矯正，司法部也在2009年4月正式起草《社區矯正執行辦法》，期許形成深具中國特色的非監禁式刑罰的執行專法。
反觀國內犯罪者處遇制度，在機構處遇方面既有《監獄組織通則》作為成立硬體矯正機關之依據，更有《監獄行刑法》、《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羈押法》等做為執行依據，惟社區處遇行為專法數十年來始終付之闕如。尤其觀護制度問世迄今一百多年，依舊借用《保安處分執行法》做為依據，除了賦予保護管束的執行法源及一連串拘束性規定之外，隻字未提「保護」與「輔導」。事實上許多現行的觀護處遇機制，例如社會勞動的執行、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判決中附帶的義務勞務處分、戒癮令、治療令、法治教育令、輔導教育令、遠離令的執行，皆非「保安處分」的概念所能涵蓋。又因為犯罪者處遇系統的研發與實踐，遠遠不及偵查與審判系統，十年來的司法改革促使偵審人力激增3倍以上，卻始終旁落犯罪者處遇人力的問題。配置在地檢署的觀護基層更因檢察行政的排擠效應，衰減原本應有的執行力道，全國區區2百名觀護人職司數萬觀護案件及司法保護業務，較之偵、審系統配置近萬名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比例可謂懸殊。此外，因為檢察行政與觀護業務在行為準則、基礎思維及學識背景的殊異，迭生非專業領導的困擾，「保護司」寥寥數人掌理十餘個地檢署觀護人室，也與檢察司間接形成督導權的扞格。
特別是機構處遇及社區處遇長期以來各行其道，難以貫徹犯罪者處遇的一致性與專業性，觀護體系常需重構基礎資訊，徒使矯正機構在收容階段做過的努力白費功夫，形成疊床架屋及公帑的虛耗。以假釋制度的篩選機制為例，不論其請求、審核、決定，本應平衡考察犯罪者在監內的教化成效與其復歸社會的更生能力，始足以具體落實假釋的意義，這在撤銷假釋上也是同樣的道理。現行模式礙於人力單薄與事務分工的不均，以聊勝於無的極少數人從事形式審查，洵難落實受刑人悛悔情狀的考評，甚至造成教化人員在呈報業務上疲於奔命，無法著力於教誨工作，再加上觀護法制的缺漏，國內的犯罪者處遇，可謂鮮有專業元素，難躋現代法治國家之列。故應迅即制訂《觀護法》做為社區處遇及社區刑罰的專法，賦予觀護執行者實質的權責，得以就其刑事法學、刑事政策學、犯罪學、心理學、輔導學、社會工作學、管理學……等知識背景，對個案作成實證經驗之客觀評價及相對處遇，同時改善假釋審核機制，俾盡觀護效益，於國家治安之計，始謂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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