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世界娛樂場》宣傳照)
澳門劇場的「社會轉向」
──談藝術節的四個本地作品 李展鵬
今屆藝術節的好幾個本土劇場作品有個共通點：雖然題材各異、風格不一，但它們都在尋找一種跟澳門對話的方式。
曉角劇社作品《通知書》的導演之一盧惠儀這樣說：「多年前在圖書館發現了哈維爾的劇本《通知書》，一直奇怪為什麼沒有本地劇團把它搬演──因為它簡直像是為澳門的社會、人心度身訂造的。」這番話帶出一個問題：經典是一直在那裡的，盧惠儀也不見得是第一個讀到這劇本的劇場人，然而，到了今天才首次有劇團搬演，這是否說明，劇場人看名著劇本的目光跟以前不一樣了？會不會在劇場內外有股關注社會的氛圍，令創作人的態度起了微妙的變化？
看得見、看不見的劇場
今年藝術節的不少本地作品都抓緊劇場跟社會與本土文化的關係：曉角的《通知書》以捷克名作家、前總統哈維爾的劇本，影視今天澳門的政府運作與社會風氣；土生土語劇場的《投愛一票》以嬉鬧方式諷刺社會，焦點是立法會選舉；足跡的《大世界娛樂場》直面賭場的人生百態；石頭公社的《影落此城》把居澳印尼作家玉文的詩歌化為舞蹈劇場。四部作品，有取材自文學名著的，有全新創作的，有詩情畫意的，有通俗惹笑的，驟看南轅北轍，但都有跟此刻澳門作對話。換句話說，同一作品同一題材如果在廿年前，根本就不會被創作人青睞──就像盧惠儀所說，當年看過《通知書》的人也許根本想不到它跟澳門的關係。這種轉變，是劇場人的一種覺醒，也可以稱為近年來本地戲劇的一種「社會轉向」(social turn)。
談四部作品之前，不如回顧一下八九十年代的澳門劇場。資深劇場人陳栢添曾表示，當時的劇場重視實驗性，在藝術風格方面作出不少摸索與突破，而近年的本土戲劇跟多了跟社會的聯繫。也就是說，在十多年前的劇場最在乎的是這個戲在藝術上的革新性，而非與社會對話的潛質。當然，當年也有另一批作品更接近傳統戲劇，即是重視所謂的好戲本、引入人勝的起承轉合、立體的人物刻劃等。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少有跟澳門本土文化及社會對話；至於劇評亦傾向傳統狹窄，當年的評論自是多從戲劇藝術的角度去談（更糟的情況是只有隨感而沒有分析），今天的評論亦往往對作品牽涉的社會、文化、政治脈絡輕輕帶過或視而不見。甚至有香港劇評人這樣看劇評：「不要寫你看不見的，只寫你看得見的！」當然，這句話的本意是叫劇評人不要只談劇情，要談導演手法、演員表現、舞台調度，這無可厚非。但這句話的誤導性是叫人忘了劇場以外的世界──但試想，談《等待果陀》可以不談劇場以外為何會有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潮嗎？談林奕華可以不談他如何跟香港社會的男權及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對話嗎？談艾略特可以避開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道人心嗎？
影子落在澳門世遺與文學上
如是，這句話應該改成──「從你看得見的寫起，目標是談你看不見的。」從這角度看這屆藝術節的幾部作品，當可看到劇場作品的更寬廣、也更為重要的意義。首先，《影落此城》貫徹了石頭公社的兩個獨特的創作元素：以城市空間作舞台、以文學作品創作舞蹈。這一次，在何東圖書館演出的《影》把印尼移居澳門的詩人玉文的作品化為舞蹈，在圖書館的氛圍舞動、唸詩，效果相得益彰，而石頭公社亦再次展示活用空間的強項，圖書館的前園、後園、天井、長樓梯，都得到很好的運用。然而，更重要的似乎是這次演出的選材，這是他們首次以澳門的文學為題。作為移居者，玉文作品大談本土社會的不多，尤其是她的兒時回憶更是屬於印尼的，然而，因印尼排華而移居澳門的經驗，以及她作品中不同文化的痕跡，正正是一種澳門的「本土」敘事──是的，所謂本土有時跟流動密不可分。當這次演出看上了澳門的建築遺產與本地作家，其對話的對象是澳門文化。其實，早在「本土」在澳門還不是一個議題時，石頭早已有意識地書寫本土，是最早有意跟城市空間對話的劇團。可惜的只是《影》並沒處理玉文作品牽涉的移民歷史、多元本地文化等議題。
除了《影落此城》，《投愛一票》亦是以土生土語劇場的一貫方式書寫本土，繼續用《歡樂今宵》趣劇的草根庶民惹笑方式諷刺社會。這次《投愛一票》講的就是澳門選舉，用澳門人熟悉的政治事件、社會人物大開玩笑，高官的照片、議員的口音、甚至是那個在中區出沒的橙衣示威者都在劇中出現。比起前年《熊到發燒》的神來之筆──熊貓館開幕前的一連串包括竹葉是假貨、工人罷工、色誘高官等事件，《投》明顯比較遜色。但這一種通俗的、對社會時事敏感的劇場風格，從土生的角度看澳門，是獨有的澳門本土味，仍然無出其右。
至於《通知書》及《大世界娛樂場》一個改編一個原創，卻有同樣的社會反思力量。前者以發生在捷克某政府部門的有關推廣一種全新語言的荒謬事件，處處指涉澳門社會的歪風陋習：荒謬的行政措施、上班時間都在梳頭的公務員、陰險的人事糾紛，在在令人忘了看的是捷克劇本。而哈維爾的劇本雖然荒誕，但卻不是存在主義式的哲學探問，更多的是對政治社會的發問，這又令《通》劇跟澳門現況更容易接通。至於圍著劇場的紙箱，實際功能是防止回音，在主題上也成了畫龍點睛的一筆：那個困著劇中人的政府部門的牢獄，並非牢不可破，而是不堪一擊；出路從來近在咫尺，只看你有沒有勇氣把圍牆推倒。
我們都活在俄羅斯輪盤中
無獨有偶，《大世界娛樂場》的劇場佈置亦是全劇精神所在。四面牆是紅黑相間的絨布，地下則是一片綠色；這個大大的俄羅斯輪盤，一直包圍著觀眾。當這個佈置提醒著我們都不免活在賭場的氛圍中，演員不斷的跑圈動作更道出了澳門人有時只是輪盤上的一粒粒身不由己的滾珠。來自馬來西亞的編導高俊耀更把多年來思考賭城問題的足跡劇團導演莫兆忠放在劇中。跟其他演員不同的是，他始終是抽離於賭場的，而從他口中，亦道出了澳門作為一賭城的歷史背景──一些澳門人不知道、不關心的問題。當不同角色在賭場中迷失，他始終面無表情地冷眼旁觀，而這個人，既是馬來西亞編導眼中的莫兆忠，亦是一部分始終刻意對賭業置身事外的澳門人。
賭業對澳門的影響有多大，人所共知，但劇場人始終甚少去探討賭場員工及賭客的生活與心聲，而往往對他們隨便貼個負面標籤就算。去年在一個講座中，莫兆忠說這是澳門劇場人的「潔身自愛」。在澳門，直視賭場故事的劇場作品是何其的少。這正是《大世界娛樂場》的最可貴之處：當無論藝術工作者或表演藝術的觀眾都覺得不須關心賭場的那個庸俗的世界，《大》劇卻放下這種駝鳥政策式的自命清高，戴上了創作人應有的社會觸覺，而一一把荷官、編更員工、外籍雇員、病態賭徒各式人等的故事寫進劇本中，而成了難得一見的澳門賭城故事。
這股劇場創作潮，令藝術節這文化盛事不只是關於藝術價值高的好戲，而還可以透視今日澳門。香港導演及評論人林奕華曾批評香港的傳統劇團，說他們只管去尋找有什麼所謂的好劇本去發揮導演或演員的功力，卻很少思考作品跟社會的關係，以及在某個時代為何要演某個戲。言下之意，對他們來說，搞戲劇只是表現自我的工具。林奕華的批評，亦適用於其他地方，包括澳門。然而，觀乎這四個藝術節作品，在澳門人近年的社會覺醒及本土意識中，澳門劇場人曾經的「社會盲」也許漸漸開眼了。或許，這可以稱為──劇場的一小步，社會的一大步。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演藝版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