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只是一種情緒
──從「感覺結構」看末日氣氛 李展鵬
世界末日預言是什麼？是迷信？是偽科學？是古代智慧？是《聖經》啟示？我想問的是：世界末日，會不會只是存在於世人心裡的一種情緒？
每個時代都有一種情緒
先介紹文化研究一個經常被運用的概念：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大師級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把人的看似很個人的感覺連繫到社會文化大環境；在某個時代，在某種特定的文化與政治氣候下，人的生活經驗、共同價值觀，以及對世界的認知，會形成一種特有的集體感覺。而人就往往透過這感覺去看、去認識身邊的事。威廉斯發現，這種感覺在真實生活及虛構作品（如小說）都有體現。而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是擊中當時的人的感覺結構，而成為後人藉以了解某個時代的經典。他用了大量英國十九世紀的文學去說明在英國的殖民事業迅速拓張之時，一種殖民主義的感覺結構如何透過文學表現出來。這個理論，其實不難理解：在長期戰亂的時代，人們的集體感覺會趨向悲觀和避世，如中國魏晉南北朝流行的清談和玄學；在太平盛世，人們則有自傲的精神氣韻，如盛唐時期中國文學的自由奔放。而不同時代的人如何以不同的感覺結構看世界，則可以一個用老掉牙的比喻說明：半杯水，樂觀的人看到半滿，悲觀的人看到半空。
世界末日可以理解為當下世人的某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可以從十多前的千年蟲說起。所謂的千年蟲危機是一九九九過渡到兩千年時，電腦的年份99自動變成00，而造成辨識不到是2000年還是1900年的混亂。當時有預言這會造成全球電腦系統大混亂，從飛機升降到火車進站都受影響，有災難性的事故發生。當年的恐慌，的確有電腦技術問題，但其實那也是上世紀末的感覺結構的表現：早在九十年代，不少人已把「（二十）世紀末」與「末世」混合使用。
再往前推，在八十年代，西方興起一股「新紀元運動」(New Age)。這運動摒棄西方的科學精神、理性思考與基督教一神論，轉而擁抱多神論，相信前世今生、占星術、超自然力量，並學習大量東方的宇宙觀與宗教思想。九十年代的台灣出版界曾經翻譯了不少這類書籍，從生活層面的《簡樸生活》到有點靈異的《前世今生》都有引介。「新紀元運動」與世界末日本來沒直接關係，但出現於上世紀末的這種思想潮流與生活方式側面說明了西方的不安，以及部分西方人對現代文明的質疑。這種情緒，恰恰容易結合神秘的末日論。後來，踏入二千年，人類從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不安感更強。這不安感，恰恰透過千年蟲危機得以具體化，承載一種「我們活得到二千年嗎？」的感覺。因此，當年全球迎千禧的氣氛，其實滲雜了很多複雜情緒。
荷里活電影提供末日景象
跨過二千元之後，不安的感覺結構並沒有離開世界。廿一世紀的頭十二年，世界繼續動盪不安：九一一事件帶來的餘悸與種族仇恨、伊拉克戰爭的荒謬無理、金融海嘯的震盪全球，再來一次又一次的全球性傳染病沙士及豬流感肆虐，還要加上南亞、四川、海地、日本等地的世紀性地震及海嘯，以及隨之而來的核擴散危機。我們的新世紀圖騰，是紐約世貿的滿目瘡痍，是美伊戰爭的生靈塗炭，是失業者破產者的哭喪臉，是滿街人群戴上口罩的荒誕畫面，是海水把整個城瞬間吞噬的畫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悲劇其實是人禍多於天災，並非完全不可避免。這一切，透過發達的傳播技術，迅速傳到地球不同角落而成為一種感覺結構。在以往，我們不過是透過短短的電視新聞去了解外地的巨型天災，但在今天，人人都是攝影師、攝錄者，甚至是記者的情況下，各種畫面可以繞過傳統傳媒在網上快速流傳，如是，我們跟各地災禍的距離變得更近，感覺更強烈。
說到傳媒，不得不提電影工業對末日的感覺結構的推波助瀾。談電影內容之前，值得注意的是電影技術的進步以及隨之而來的創作潮流。九十年代，荷里活經歷一次影響深遠的創作轉向，就是從明星主導變成特技及動畫主導。湯告魯斯、茱莉亞羅拔絲等巨星級演員的叫座力，不敵電腦特技與動畫，《天煞：地球反擊戰》及《反斗奇兵》等電影的空前成功讓特技成為屢試不爽的票房靈藥。從此，荷里活最紅的明星叫做特技。為了要展示傲視全球的特技，荷里活的超級賣座片漸漸少了接近一般人生活的題材，轉而一股勁的拍了不少關於漫畫英雄、外星人、未來世界、大型災難以及世界末日的電影，一部比一部賣座。
最近常被提起的《明日之後》及《2012》既是直接拍世界末日，就是表面上不是講末日的災難片（如《龍捲風》）、科幻片（如《阿凡達》）及漫畫英雄片（《如蝙蝠俠》）亦瀰漫著大敵當前、大禍臨頭的末日氣氛。這些電影絕非只是娛樂，它們用逼真的特技提供了末日的想像：《聖經》的＜啟示錄＞的末世預言只有文字描繪，對生於影像時代的我們震撼有限，也沒法讓我們把末日情況視覺化，而這些電影的最重要之處就是為我們腦中空白的末日景象提供了生動的材料，《明日之後》中整個紐約被冰封，《2012》的天崩地裂，都成為我們想像末日的重要依據。最近不少人在網上談末日，他們心目中末日的情況就是來自這些電影的畫面。當這些電影席捲全球地賣座，再結合現實世界的瘟疫傳播與驚人天災，一種末日的感覺結構就在全球滋長。
中國：最相信末日的國家？
最近有關末日的新聞中，有一兩則非常有報。有國際調查公司訪問廿個國家的國民，發現全球平均有約百分之十的人相信世界末日，而中國人相信的比率最高，達百分之二十。然後，新聞報導不少內地人因相信末日時會天黑三天的預言，最近瘋狂搶購蠟燭、火柴、乾糧，更有商人推出「末日救生包」。內地人早有在沙瘁士時擔板藍根、在日本懷疑核擴散時搶鹽的紀錄。有人說，這是內地人迷信、人云亦云、缺乏常識，但除此之外，有沒有其他社會文化的因素？例如，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是不是處於一種特別惶恐不安的狀態？是不是某一種的感覺結構，令中國人對天災無情與人生無常特別敏感？更甚者，是否有種看不見前路的悲觀氣氛瀰漫在中國人社會，以致我們的文化中雖然沒有耶教的末日預言（中國人應該更相信否極泰來──「道」的循環與生生不息），但我們仍比其他國家更深信末日來臨？
有關末日預言，從宗教、古文明、科學去討論當然非常有趣，但很多人忽視了一個事實，就是世界末日其實是社會問題，它不是外來的什麼災難，而是存在於我們心裡，是某個時代、某種社會文化狀態下的產物。相信末日，甚至為末日去籌劃準備什麼，其實都是出於一種集體感覺結構。而這個層次的問題，並不會在十二月廿一日之後迎刃而解──就算末日不來，我們的這種末日感覺仍不會立即消失，因為我們真正憂慮的，其實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而是這個時代的社會政治文化困境──諸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流弊、現代文明的局限、持續被破壞的環境、從沒停止的種族仇恨與戰爭、未有徹底消除的各種性別與階級壓迫。
(澳門日報 1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