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共同體想像下的校園/社會關係
如同第二章所描述的，關於東海校園的共同體想像起自1970年代處於內外環境丕變時，東海師生對當下環境的不滿與批判。東海校園的「共同體想像」的形成，有點近似柯司特所說的「抵抗性認同」的建構--嘗試建構一個能抵抗外界的壓迫或衝擊的集體，而且通常建立在歷史、地理、生物等能夠清楚界定，並使抵抗的邊界本質化的基礎上（Castell，2002：9）。
在「抵抗性認同」建構的過程中，有心的東海人運用過去的歷史，召喚校園師生、校友進行校園改革的工作，並樹立起東海大學在台灣社會高教市場中的獨特性宣稱。在共同體想像的作用下，東海校園內部被想像城市純潔而同一，或者本來是純潔而同一的，但因著內部的背叛者或外來的入侵者，使其失去原本美好的特質。聲討背叛者、防禦入侵者就成了改造/重建共同體的重要目標之一。
之所以說是重要目標之一，是因為柯司特強調「抵抗性認同」的建構過程並不必然導致「部落主義」，它也有可能透過延伸個別社區的利益，建構出「不同的生活計畫」，再以這個計畫延伸向社會的轉化，筆者特別將這個轉化的路徑稱做：「認同的基進轉化」。
就90年代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來看，如同第三章所言，雖然在「相思林事件」後異議性社團一直企圖將校內空間議題的討論帶離校園圍牆的視域，但是整體看來內外界限分明的共同體想像，依然支配著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最具體的檢驗，就是東海大學對待東別問題和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完全不同的態度。
神聖之光照耀不到的角落
東別地區環境問題，如同第五章所描述的，可以以1987年的「東大學生十大罪狀」事件為開端，是「東潮時期」校內學生運動關注的重要議題，也是「相思林時期」的女研社成立後第一個關注的議題。
除了文字的討論外，異議性社團最早有組織的介入東別環境問題的行動，應是在1991年暑假，由第3屆東海學生會、人間工作坊、環境生態社共同進行的「東海別墅社區調查」。三個團體的成員組成十五人的工作隊，分成三組，第一組負責電玩、茶藝館、租書店等休閒娛樂行業的調查，第二組則針對房租、交通、空間做探討，第三組則負責環境衛生，生活安全等部分。以兩星期時間，進行實地勘查以及拜訪鄉公所、派出所等相關單位（羅雅美，1991）。在1992年並曾派員參與、觀察新東村居民的「新東村反納骨塔事件」 。
東海學生會方面，改善東別環境品質幾乎是每次學生會選舉中，候選人都會提出來的政見。而學生會生促部因職責所在更是對東別問題保持持關注，但是多半在處理房屋租賃的問題。在第4屆學生會時，曾提出過一個構想龐大的「別墅問題整頓計畫」，計畫成立一個委員會，由新東村村長擔任委員，本校校長或訓導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執行委員則由弘光護專、靜宜大學及本校幹部共同擔任，整頓範圍大約致是以國際街、遠東街、東園向及新興路地等處為範圍的別墅地區。並成立「清潔工作隊」、「交通問題處理委員會」、「別墅交通工作隊」等，以維護東別的環境整潔、交通問題，並和相關單位溝通研擬交通解決方案（東新第38期，1993.3.12）。但是後來這個計畫並沒有持續運作，而之後的學生會除了房屋租賃問題外，也未再針對東別問題提出過有組織的行動計畫。
東海校方除了第五章所描述的，成立「新東社區學生服務中心」外，並曾在1995年間由學務處致函台中縣政府縣警局等有關單位，對本校附近學生密集租居之新東社區安全予以重視，實施安檢，促請限期改善違規設施或拆除。並以阮大年校長名義函請新東社區各房東，改善租居環境，檢視消防安全，以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另外在1996年3月，台中縣政府曾函請本校輔導學生勿租賃違建物，以維護學生住居之安全。校方並將新東社區違建物的詳細地址，刊登於校刊上，公布給校內學生（東行，民85.3.20）
另外為了改善校園和周邊社區的關係，學校偶而也會透過課外組發動學生社團進行清掃社區環境的活動。例如在1996年10月29日，為慶祝創校41週年，東海發起「敦親睦鄰淨街活動」，分16區同時進行，動員學生匯集校內師生、服務性社團學生約千人，清掃包括校內退休宿舍區、校外榮總醫院至東海別墅地區（東行，民82.10.30）。
東別和東海學生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但是細數東海校方和學生會、學生運動的行動，往往都是斷裂而缺乏持續性的。這些行動的未竟全功當然和東別地區的非正式部門的空間發展結構有關係。非正式部門的運作使得空間的管理單位變得十分複雜，林松範理事長曾描述過一個十分驚奇的經驗：
那時我們和社會系的王崇名老師就有個想法，想先針對東別的一條巷子來做新的規劃，我們當時先想到的是4弄（何媽媽冰店那裡），而東園巷4弄商家們也都簽名同意了此想法…後來等到我們一切準備就緒，商家們也都簽署完成，結果公文送到鄉公所那裡，卻發現那條街不是屬於台中縣政府的，而是屬於澎湖縣政府的土地。也許是以前財務上的問題拿去抵押…。（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5）
東別的地主多半是房東，未必皆居住在當地，店家的店面也多半是租來的，空間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混淆不清，使得運動不易找到具體的負責任對象。同時居住在在東別的不只是東海學生，還包括附近靜宜大學、弘光技術學院的學生，也增加了運動動員的困難。
不過相較於也是非正式部門運作下發展出來的淡江、文化等校學生外宿區，都還曾經發生過抗租運動與遊行，然而同樣空間結構下作用的東海卻不曾發生過。而如果對比於因校內重大工程建設而持續不斷發生的運動，這個對比就更加明顯了。對於校園內景觀十分敏感的東海學生，卻對於每天要生活最少八小時，環境景觀更加惡劣的東別完全沒有感覺。這裡面觸及到的已不只是資源動員難易的問題，還有學生對於校園內外的感覺結構、文化想像的形成。
東別並非是個完全不存在於東海校園空間論述中的「看不見的城市」。在90年中期的《東海風》還有大量的學生刊物都曾經介紹東別，甚至是專輯的介紹，然而大部分的內容多半是針對東別地區的消費、休閒景點的介紹。隨著週休二日制推行，國民觀光旅遊風潮的崛起，東別更是作為「東海大學」與「都會公園」區之外，大度山麓另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特別是東別的小吃：彎豆冰、仙草凍、剮包…等等。學生和遊客在剮包的攤位前大排長龍，卻對身旁混亂吵雜的交通與沖天的廢氣視若無睹。
在《東風》61期刊載的一篇文章中，曾生動的描繪出校園和東別之間的關係：
圍牆內，進行的是知識的生產與積累；圍牆外，則是商品的消費和商家的營利。兩個空間雖然如此緊鄰，但是卻有各自的社會邏輯，在它們之間唯一流通的是學生口袋中的貨幣。學生與當地社區居民的互動，似乎僅有貨品的消費與販售。
這道圍牆的阻隔，隱喻地切分了學生與其他社區居民的連帶，也讓某些具有基進色彩的學生社會實踐主張，總是不及於他們原來最接近的社區。（丘麥可，1993：8）
如果對比於東海大學對工業區問題的態度，這種文化想像上的差異就更為明顯。
捍衛君父的城邦
如同第三章所言，在1970年前後東海大學發生「校園發展方向爭議」初期，《東風》即以學生的立場積極參與討論，持續關心校園轉型時期的變化。不過一直到1979年工業區第二期開發後，才開始注意到學校周圍環境的變化 。
由於東海大學設有環境中心，因此對於工業區設立所可能引發的公害污染問題格外注意。在1979年的〈轉變中的東海〉專題中，即已提到必須以學校名義行公文給市政府，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對整個台中工業區做統籌計畫。特別是關於污染公害的防治問題，東海可以事先作調查研究，「如果其可能污染的程度超過法令規定，那麼我們全體師生都將抗議！」（《東風》49期：46）
對於即將進行的中港路拓寬工程，與會人士多認為從東海的立場來說其實並不適當：
問：是否可以談談台中港的興築對東海大學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馬先生：單純以東海的立場而言，台中港路的拓建對我們的影響是壞的，東海並不需要一條較寬的馬路，原來的馬路對我們來說，已經夠了，拓寬只給我們許多危險和不便而已。
江所長：站在政府的立場而言，台中港路的修建是必要的，而對東海大學來講，卻是一種相當大的衝擊（《東風》49期：47）。
江所長認為從壞的方面來說，中港路拓寬會製造交通安全、空氣污染以及噪音干擾等問題。但從好處來說，可以提高東海大學校地的土地價值，同時增加學校與外界的接觸，他建議可以以設置綠帶等人為方式來改變壞的影響。東海對於工業區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整體態度上仍顯溫和。
但是在1980年後，由於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東海對於工業區的態度轉趨強烈。東風社在1980年12月2日舉辦了「台中工業區發展對東海校園環境之衝擊」之座談會，邀請莊濟安總務長、江玉龍、林俊義、吳介英、王俊秀等師長列席報告，以增進校內同學對工業區問題的瞭解。
莊總務長於開場報告聯外道路問題時即表示，聯外道路問題實際上只是問題的表面，真正問題癥結在於工業區完全啟用後，將替我校帶來更嚴重的影響。工業區之區位選擇，原擬在中興大學附近，後改於現址，當局並未通知我校，直至聯外道路欲徵用我校土地，而我校不允始發生爭端。東海雖提出多項替代方案，但台中市府不予接受並妄言我校「受恩不報」，雙方關係始正式表面衝突化。
其後發言的王俊秀、林俊義兩位教授則針對工業區設置可能造成的污染問題提出意見，其中林俊義教授的態度尤其強烈：
...台中工業區在先天上規劃已非健全，一個工業區除了顧及內部影響外，還必須替區外設想，而將一個工業設立在負有教育功能的大學之旁，僅一溝之隔，在區位規劃已犯了絕大之錯誤，且原先擬為無污染之工業區，竟在第二期宣布為機械工業區，內中包括了電機、塑膠、化工、造紙、鋁業都是造成公害污染最大的工業。
…今天東海之環境，不可漠視的，已逐漸有嚴重破壞之傾向，無論工業區內再如何監督、防範也無法消弭。所以我們當謹慎的注視著台中工業區之步驟，對每一變遷提出我們的看法。否則今天的我們都變成二十年後東海之罪人，相信這絕非在座的各位所願意承擔的（《東風》51期：13）
共同體想像支配下的校園空間運動
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中對待東別問題以及工業區問題的差異，可以有很多社會結構性的原因可以解釋，例如前面提到的非正式部門發展造成的管理權責混亂，組成份子複雜造成的動員困難，但是僅只以此很難完全解釋運動實踐上的差異。筆者認為必須引入文化想像的問題，才夠能完全解釋運動實踐在校內/校外、東別/工業區對待上的差異。
共同體想像的支配性作用，在做為校園空間運動重要的歷史記憶與正當性來源的「相思林事件」中就可以看到。這個共同體想像建立起校園師生特殊的感覺結構，對於校園景觀的劇烈變化感到不適，但是對東別狹隘、污穢的生活空間卻視若無睹。
從1980年代開始，東海師生就對工業區的污染問題十分關注，但80年代中期逐漸惡化，性質上也屬於環境問題的東別問題，卻沒有引起同樣強度的關注，最早的討論還是由於社區居民對於東大學生的聲討而產生的。對於工業區污染問題的關注，反映的是對於純潔、同一的共同體本質被破壞的恐懼 。侵犯、混淆內外界線的行為如果會引發這麼強烈的情緒，那麼分割、切斷共同體的行為當然就更不可想像了，開闢聯外道路的計畫勢必會遭受到校園師生的強烈抵制。
事實上工業區聯外道路的開闢，牽連到的不只是東海和工業區兩造，還有附近的社區居民，例如：第三期工業區社區、龍井鄉鄉民等等。但在兩造劇烈的拉扯角力中，完全沒有這些居民的聲音，東海也從沒有想到要去爭取社區居民的支持（王光旭：156、157）。
而在1995年8月間，由大度山地區居民發動的持續一年的「反大肚山鄉街計畫事件」 中，東海學生會雖曾經提出鄉街計畫完全沒有考慮當地為數眾多的大學生，計畫案的大學生活特定區的公共設施還是不夠，但是這個聲音除了見報一次外，並沒有組織化成為運動（蕭名宏，1987：98）。換言之，學生並沒有參與進這個當時大度山上最激烈的社會運動中。
由這兩件事情看起來，東海學生之所以在東別問題上缺乏行動，恐怕不只是資源動員上的問題而已，而是在既有的文化想像、感覺結構中，東海師生根本沒有想到：東海校園和圍牆外的世界都是大度山的一部份。
東海校友建築師白錫旻曾以自己推動「理想國」計畫的經驗表示，只要有有心人，要改善「東別」的環境非常容易：
太容易了，只要有有心人。真的！為甚麼我說有心人就能做？妳聽說過理想國這個狀況吧？三戶一百萬沒有人要，門窗都沒有，有的全都是不良少年，它這樣都能救活，妳說為什麼〔東別〕不能救活呢？（白錫旻口述，林作修、陳明志等訪問，1999：253）
但是他也承認，願意為改善東別環境而付出行動的人太少了，幾乎沒有！
我對這東別已經興趣缺缺了，每年有那麼多的學生來問我，我實在不知道他們做甚麼事去了，我的氣力有限，像離島、小島，很多地方需要我去服務，可是東海的同學們不再奮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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