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們!好好背包包 調... 【冰島】追北極光去吧愛心餅乾模!限量出清中 謠傳政府金援香港遊行 ...
2016-10-27 15:42:14 | 人氣(669) |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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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當我沒辦法從別人的眼中,看見我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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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修習犯罪學的過程中,有個教授曾經講過一個殘忍的笑話:如何區分第三世界國家與工業化國家呢?很簡單:看大規模隨機殺人的次數。次數越多,那個國家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當在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社會當中的生存,已經被大環境的壓力化約成單純的工時收入比的時候,或許除了社會頂端那1%的人以外,其餘都必須在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的抉擇之間,載浮載陳,且最終都必須臣服在生活的壓力之下。在這樣的環境裡,忙碌的家人間想要交心,何其不易。於是,我們奉獻生命換來了衣食無虞,但同時我們也真正失去了彼此,喪失了對絕望的免疫力。
在此有人或許要問:一個衣食無虞的人,為何他會陷入絕望?但我認為:正是因為衣食無虞,才讓他們更無法處理這種疏離的絕望。當我沒辦法從別人的眼中,看見我自己的存在,這像是一個漩渦。你不斷地去找別人確認自己的存在,卻越加發現你的存在是透明的、不被看見的。
根據鄭捷在法庭上的公開陳述,在他執行計畫前,他吐了,也拉了肚子,他是緊張的,但他仍執意進行,因為他想要被記得。若各位曾經關注本案,或許可以發現到鄭捷很執著於他與自己的誓約,而他的誓約就是終極地毀滅自己。他告訴我們:他必須這麼做,因為這是他與自己的約定;如果他沒有守住這約定,那他的存在又更薄弱了。原先已經透明的自己,將變得更加無色。
.........
所謂的「怪物」,不會是天生生成的。我身為兩個小孩的父親,承辦這個案件,給我最深的啟示是:單是願意傾聽,就可能免除一場災難。傾聽與真切的關心,這是最便宜的,卻也是最珍貴的。如今我們都汲汲營營於自己的生活,難以撥冗去傾聽別人說出心底的話。
回到主題,如果一個個體對自己的存在感到懷疑時,他會選擇抹滅自己,但在抹滅自己的同時,又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同時滿足這些要求的手段是什麼?不就是鄭捷所採取的手段?
.......
一個剛滿二十歲的人,他是實際「成年」了嗎?我認為,一個人即使滿了二十歲,他社會化的程度可能仍很有限。若今日一個社會化有限的個體,因為感受到疏離,而想要抹滅自己,又想要讓眾人記得時,那該怎麼處理?在這個時候,刑罰的存在,反而變成犯罪者用以展現自我的工具。
這種透過國家之手毀滅自己,也就是我稱為 suicide by proxy 的行為,通常會伴隨著大規模的周邊傷亡;但這種「人神共憤」、「罪無可逭」的處境,卻正是犯罪者渴望的最後一哩路:自我毀滅的同時,又得到社會的注意。可怕的是,我擔心這個現象將會日益普遍。一個人一旦在群體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這可能會是一條選擇的途徑。差別或許只在於:你要直接把刀子送進自己的身體,還是藉由國家之手來毀滅自己?
..............
每每說到這,總要有人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單純視其為個人的犯罪?而非得要每次都與社會、社群掛鉤處理呢?為何每個人做的事情都要賴給國家社會呢?
我承認,幾百年前,或許應該有「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單純時代。但時至今日,人類的互動已經交錯密切到難以想像,我們很難說,一個人的決定完全出於己意,而與他所處的社會無關。舉一個例子,一個人的性格,難道與他所遭遇到父母、親人、同儕的對待、冷落或排擠毫無干係?
若我們承認上述這點,那應該也要認識到:國家作為一個系統的管理者,有其應負的責任。這個責任也正是「福利國原則」另一方面的體認──國家既承受了人民的稅收,就必須提供一個較為友善的生活水準,像是提升工資,減少過勞的處境;或許試著讓父母有機會在六點前下班,有餘裕和孩子共進晚餐,降低小孩內心的疏離與孤寂。
各位可以去研究各國的重大犯罪史,你可能會發現到這些罪犯毀滅性的人格,其形成都與一件事有關:被忽視。不一定要被虐待,但都會受到長期的、嚴重的忽視。因為被忽視,他們很早就學會了自我否定,以及認識到一件事:他必須長期跟「欠缺安全感」這件事相處。
這裡的安全感,並非侷限在飲食的溫飽有無的安全感,而是延伸到:你能否確信,有人會在你需要時對你伸出援手,你墜落時是否底下有網子會承接住,你在絕望時是否仍有路可去。但是,在我們現在這個高速運轉的時代,要形塑出這樣的安全感顯得很困難。而一個長期欠缺安全感的人格,最終往往會學會以暴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形式。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27-opinion-leonhuang-mon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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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修習犯罪學的過程中,有個教授曾經講過一個殘忍的笑話:如何區分第三世界國家與工業化國家呢?很簡單:看大規模隨機殺人的次數。次數越多,那個國家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當在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社會當中的生存,已經被大環境的壓力化約成單純的工時收入比的時候,或許除了社會頂端那1%的人以外,其餘都必須在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的抉擇之間,載浮載陳,且最終都必須臣服在生活的壓力之下。在這樣的環境裡,忙碌的家人間想要交心,何其不易。於是,我們奉獻生命換來了衣食無虞,但同時我們也真正失去了彼此,喪失了對絕望的免疫力。

在此有人或許要問:一個衣食無虞的人,為何他會陷入絕望?但我認為:正是因為衣食無虞,才讓他們更無法處理這種疏離的絕望。當我沒辦法從別人的眼中,看見我自己的存在,這像是一個漩渦。你不斷地去找別人確認自己的存在,卻越加發現你的存在是透明的、不被看見的。

根據鄭捷在法庭上的公開陳述,在他執行計畫前,他吐了,也拉了肚子,他是緊張的,但他仍執意進行,因為他想要被記得。若各位曾經關注本案,或許可以發現到鄭捷很執著於他與自己的誓約,而他的誓約就是終極地毀滅自己。他告訴我們:他必須這麼做,因為這是他與自己的約定;如果他沒有守住這約定,那他的存在又更薄弱了。原先已經透明的自己,將變得更加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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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怪物」,不會是天生生成的。我身為兩個小孩的父親,承辦這個案件,給我最深的啟示是:單是願意傾聽,就可能免除一場災難。傾聽與真切的關心,這是最便宜的,卻也是最珍貴的。如今我們都汲汲營營於自己的生活,難以撥冗去傾聽別人說出心底的話。

回到主題,如果一個個體對自己的存在感到懷疑時,他會選擇抹滅自己,但在抹滅自己的同時,又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同時滿足這些要求的手段是什麼?不就是鄭捷所採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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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剛滿二十歲的人,他是實際「成年」了嗎?我認為,一個人即使滿了二十歲,他社會化的程度可能仍很有限。若今日一個社會化有限的個體,因為感受到疏離,而想要抹滅自己,又想要讓眾人記得時,那該怎麼處理?在這個時候,刑罰的存在,反而變成犯罪者用以展現自我的工具。

這種透過國家之手毀滅自己,也就是我稱為 suicide by proxy 的行為,通常會伴隨著大規模的周邊傷亡;但這種「人神共憤」、「罪無可逭」的處境,卻正是犯罪者渴望的最後一哩路:自我毀滅的同時,又得到社會的注意。可怕的是,我擔心這個現象將會日益普遍。一個人一旦在群體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這可能會是一條選擇的途徑。差別或許只在於:你要直接把刀子送進自己的身體,還是藉由國家之手來毀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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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說到這,總要有人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單純視其為個人的犯罪?而非得要每次都與社會、社群掛鉤處理呢?為何每個人做的事情都要賴給國家社會呢?

我承認,幾百年前,或許應該有「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單純時代。但時至今日,人類的互動已經交錯密切到難以想像,我們很難說,一個人的決定完全出於己意,而與他所處的社會無關。舉一個例子,一個人的性格,難道與他所遭遇到父母、親人、同儕的對待、冷落或排擠毫無干係?

若我們承認上述這點,那應該也要認識到:國家作為一個系統的管理者,有其應負的責任。這個責任也正是「福利國原則」另一方面的體認──國家既承受了人民的稅收,就必須提供一個較為友善的生活水準,像是提升工資,減少過勞的處境;或許試著讓父母有機會在六點前下班,有餘裕和孩子共進晚餐,降低小孩內心的疏離與孤寂。

各位可以去研究各國的重大犯罪史,你可能會發現到這些罪犯毀滅性的人格,其形成都與一件事有關:被忽視。不一定要被虐待,但都會受到長期的、嚴重的忽視。因為被忽視,他們很早就學會了自我否定,以及認識到一件事:他必須長期跟「欠缺安全感」這件事相處。

這裡的安全感,並非侷限在飲食的溫飽有無的安全感,而是延伸到:你能否確信,有人會在你需要時對你伸出援手,你墜落時是否底下有網子會承接住,你在絕望時是否仍有路可去。但是,在我們現在這個高速運轉的時代,要形塑出這樣的安全感顯得很困難。而一個長期欠缺安全感的人格,最終往往會學會以暴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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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 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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