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de Islam
published by Marlowe&Company
Edited by John Miller and Aaron Kenedi
Islam-A Short History
2000 Modern Library Edition
Karen Armstrong
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
凱倫‧阿姆斯壯著
王瓊淑譯
究竟出版
911事件經過了一年，今天來注視伊斯蘭世界的問題似乎可以比較客觀、冷卻，至少不必那麼劍拔弩張了。美國的反恐行動雖然持續進行，但許多人對此已漸顯出不滿，甚至反感的態度。這一年來，我們對回教世界的留意是增多了，但偏見不一定去除，理解也不一定加深。這段時間在我的腦海裡一直盤旋著一個問題，為何回教世界會如此仇恨西方？她們彼此之間的仇恨是如何造成的？當然一個顯見而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國支持以色列，但是這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這幾個世紀以來阿拉伯人對西方世界的態度如何，可能是許多人都感到疑惑之處，也是值得探究的領域。
最近閱讀的幾本關於回教信仰與伊斯蘭文化的書籍，其中一本在編輯上很有整合的創意，對我們這些門外漢很有參考的價值。伊斯蘭內部(Inside Islam)分成三個部分：信仰、人民與衝突，當然這裡的衝突主要就是指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衝突。這些年我常在此地的圖書館看見這類型的書籍，編輯把當代那些富有爭議熱門的話題、事件作為書本的命題，例如：種族、多元文化、校園暴力、中東情勢等等，把正反各方的議論、說法、意見分門並列，你說這是辯論也好，討論也好，說它是展示也可以，讀者能藉此對議題產生入門性的認識，也促使讀者在判斷之前，先理解事情的真相，或先聽聽各方的意見。先入為主是人的常態，偏見也再所難免，但是在研讀的過程中，我們對事件漸有縱深的理會，偏見自然就不會支配所有的判斷。伊斯蘭內部的編選和前述的書籍具備了相同的方針，在911事件之後，更深廣、全面的認識回教信仰與文化的確是個必要。
當然這些討論當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還是這兩個區域之間的互動與衝突。作者們從歷史與現勢的多重角度，為我們拼湊出相當清晰的圖像。對大體發展中的國家而言，現代化就是西化，甚至就是美國化，向西方學習不只是一種必要，更代表了時髦進步。但當今的回教國家可就不這麼想了，這其中的歷程包含了諸多的羞辱與挫敗。回教徒由原本極端的羨慕、渴望進而學習、模仿，和當時遠東國家中國、日本人心態上基本上是相仿的。但是一兩個世紀以來，這個模仿的過程不但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甚至在普遍回教徒的記憶中留下醜惡的傷痕。
薩伊(Edward Said)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納瑟(Jamal Abd al-Nasser )，對他充滿了肯定與仰慕。他奮勇抵抗英國人，振奮了衰微多時的大阿拉伯民族意識，在大英帝國的強弩之末，納瑟的出現，的確帶給阿拉伯人濃厚的希望，也加速英國人在回教世界統治的敗亡。
當初納瑟 號召阿拉伯人抵抗帝國主義的利器，其實也是從西方進口的舶來品：民族自決、社會主義、阿拉伯的統合（民族主義），但是Nasser的實驗成敗如何呢？如今三十年過去了（Nasser在1972年下台，沙達特接續），今天整體的狀況並不比三十年前好。目前埃及的失業率是25%(去年的資料)，而失業的人口中 百分之九十是大學畢業生。你可以想像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心裡的苦悶，當初納瑟極力打壓的Muslim Brotherhood(埃及回教基本教義派的組織)正在埃及境內熱烈的滋長，而失業、貧窮正好提供了這類極端思想的溫床。其他的中東國家也沒有好到哪裡去，貧窮不在話下(經濟仍是少數人操控)，政治封閉獨裁，內戰紛攘，沒有新聞自由，女人的地位依舊低落，和三十年相比的確是更形艱困。
書中選錄了Bernard Lewis(美國著名的伊斯蘭學者)的長文〈穆斯林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1990年在大西洋月刊上（Atlantic Monthly）發表。文中簡略說明了回教世界引進西方思潮與方法的挫敗，例如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帶來了大多數人民的貧困；西方型態的政治運作與體制，帶來的是暴政與獨裁；而西方的社會福利思想也沒帶來好結果。這些痛苦的經驗在Karen Armstrong的伊斯蘭簡史(Islam-A Short History)中有不少精彩的論述。正因為這一連串的失敗與挫折，回教社會自然會試圖回到伊斯蘭的傳統去尋找抗拒現代化的養分。其實這種情緒對有同等經驗的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
Bernard Lewis在他的文中闡釋，西方世界正因為經過嚴重的宗教衝突，才漸漸產生政教分離的政策，使宗教漸漸不再成為政治、科學和其他領域發展的障礙。中世紀期間，教皇挾宗教權力干預世俗政治，藉審判異端之名，行信仰迫害之實，要經過十七、十八世紀的世俗化的歷程，政教分離的政策才使這種迫害逐漸減少。然而這個過程在回教世界裡並不曾發生，所以在理論及實行上，回教政權並沒有預備好面對政教分離的狀態(雖有少數例外)，也未曾發展出一套因應新時代衝擊的法律與制度。
伊斯蘭的思維基本是相反的，對穆斯林而言救贖無關於罪得赦免，而是在現世創建一個以伊斯蘭信仰為基礎的公平社會，這等思維是很難和民主政治相容的。所以即使在近代雖有些國家嘗試世俗化的政策，若不是無法徹底也常以失敗收場。
然而這個失敗並不能完全責怪回教國家，歐洲人也有責任，因為歐洲人也砸自己的鍋。兩次世界大戰都在歐洲的領土上發生，這個當時號稱人類最文明、最富理性的區域作了人類最糟糕、最惡劣的示範。這些醜惡的例證相對的把穆斯林殘餘的信心完全摧毀了。
書中另一篇文章，相當準確地提出了當前兩個領域共同面臨的窘境。Fareed Zakaria(美國外交事務與新聞週刊的編輯，印度出生的回教徒)的文章：Why do they hate us，是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寫的。他除了提出近代歷史的回顧，也敘述親身的觀察與精力，頗能說明近年來回教保守勢力膨脹的危機。他說他小時候在印度生長時所見到的豐富＼多彩＼多元＼溫和的伊斯蘭，已經轉變為下沉、清教徒式，由警察管理的神權政體。
他也提到十年前和一位回教學者的對話，對話中他表示中東地區政府管理經濟與社會的狀況讓他十分懊喪。他說：『看看今天的香港、新加坡及漢城』（很奇怪他就是沒提台北），意味這些地區的經濟成就很值得稱道。但是這位狀似溫和的學者激烈的反駁：『看看他們，他們根本就是在模仿（aped）西方，他們的城市根本就是休士頓和達拉斯的廉價樣本。』，這種批評一面來說並沒有錯，但是這些國家力圖改革，試圖現代化的企圖心，那些內在的結構，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輕易抹殺的，這也是那位回教學者無法看見的。至少這些亞洲國家已漸漸摸索出一條自己民族的現代化路徑，而這正是今天回教世界最嚴重的缺憾，最需要迎頭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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