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那些我曾流連的城市（之三）╱詹宏志
發表於《蘋果日報》2019年7月
本文來源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731/1608307/
過了一星期，我為這位年輕攝影師撰寫的報導刊登出來，因為使用了她許多美麗的照片，文章就佔滿了大半版；當我把報紙帶給她時，看不懂中文的她瞪大了眼睛，充滿感恩的表情：「哇，這麼大一篇？我該怎麼感謝你？」我要怎麼回答她？我每天都苦惱怎麼把版面填滿，其實我還想感激她讓我有了一個工作簡單的日子。我每晚要繳出兩個版面，但手下一個記者都沒有，我要自己採訪取材，寫將近一萬字的稿子，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校對……。
是呀，那是一個近乎「華工血淚史」的故事（每位新來的移民都是相對容易剝削的，因為他們毫無憑恃，雖然我的報社可能沒有剝削我們的意思，報社給我們的薪水換算成台幣也比台灣貴很多，但結果我們都變得比在台灣更窮了），當然我的處境也還包含了一點辦公室內部的鬥爭排擠（給了我版面卻不給我人手，似乎有想要逼我走路的暗示）。我有點苦惱於人手不足，我卻不曾抱怨，因為我「得到了」紐約的生活，而我對這個城市充滿嚮往，每天醒來都覺得興奮驚奇。
但工作的確是辛苦的，每天要湊足文章字數，還要找到動人可讀的題材，我確實傷透腦筋，每天晚上的上班時間都緊張得像打仗一樣。我通常先專心做完一個生活版面，送進排版工廠；然後走到附近一家麥當勞，買一杯咖啡走回來，再開始動手另一個文藝版面。辦公室裡其實是有咖啡的，買咖啡並無必要，但走出去幾條街對我來說，是喘一口氣也轉換心情，也就是療癒的意思。
80年代紐約治安很壞，夜晚空蕩蕩工廠區裡的麥當勞害怕搶劫，整個店都是密閉的，只有一個鐵窗接受外賣點餐，我隔著玻璃和鐵柵欄向店員要了咖啡，把錢放進窗口下的小轉盤，店員把零錢同樣用轉盤找給我，再從另一個小洞口遞給我一杯咖啡。冬天的時候，大雪紛飛，走過幾條街到麥當勞變成一場艱困旅程，黑夜街上空無一人，我步履蹣跚，捧著熱騰騰的咖啡走回來，掌心溫暖，我呼出的氣全部化成白色煙霧，掩蓋了我的眼鏡，彷彿是我的茫茫前程；我心裡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也許我應該考慮回台灣，但我捨不得離開紐約。
70年代末的台灣，錄影機與錄影帶已經進入生活，我們開始有機會觀賞在台灣電檢制度底下原本不能公映的電影，而在某些特別因緣，我們甚至可以找到一些影史上重要的電影；同一個時間，金馬獎的國際電影觀摩展，也開始帶進來一些讓我們打開眼界的另類電影（我指的是不同於好萊塢與港片的非主流電影）。那個時候，我已經耽讀各種影評與影史的圖書，我對很多經典名片與電影導演如數家珍；但儘管如數家珍，我卻多半的電影都沒看過，因為當時還沒有電影圖書館之類的收藏，讓我們去補足不曾謀面的作品。
在紐約落地之後，我發現紐約城裡有各種觀看經典名片的機會；城中當時還有各種專映舊片的戲院，是所謂的retro cinema或revival house。這些戲院映演的舊片，有大量影史上赫赫有名的經典之作。譬如當時影迷愛去的戲院有家位於布力克街的「布力克街戲院」（Bleecker St. Cinema），位置就在格林威治村的中心，專門映演各種經典老片或獨立製片，或者一些無處可去的藝術電影。布力克街戲院的營運開始於1960年，後來不敵世界的變化，它的營運結束於1991年；70年代與80年代是它影響力的高峰，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電影創作者，人生命運的安排讓我遇見它的全盛時期。布力克街戲院接受會員申請，繳交十五塊錢年費成為會員後，一張兩塊半美元的戲票可以看兩部電影，每兩個月它出版一張報紙型的通訊，預告下兩個月的排片（每天映演兩部電影，天天不同，還有各式各樣的主題，也就是所謂的策展的概念）。
當我來到紐約的第一周，我就發現了這個寶山一樣的場所，立刻加入了會員，我簡直不知道如何料理這個豐富的寶藏，每一天的排片幾乎都是我想看的，或者聞名已久，或者一無所知（我一無所知的東西有時候更吸引我）。布力克街戲院只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專映藝術電影與獨立製片的戲院是非盈利組織「電影論壇」（Film Forum），也在格林威治村的另一角落。我一開始以為這些電影的放映都是千載難逢，心裡非常著急，每天都想排出時間去看這些電影，結果我到了紐約的前三個月，我在這些戲院看了超過一百部電影。後來我才發現，你不用著急，這些電影永遠會回來的，只要是經典，三兩個月，它會被排到另一個主題之下；等我發現這個真相，我才放下心，開始把注意力分配給其他活動，我才開始去劇場、音樂廳、畫廊，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都市活動，也才真正懂得享受或體會紐約的豐富與多元。
即使我後來不再只是專攻電影，但電影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最主要的原因電影還是最庶民的娛樂與藝術，一張戲票通常不超過五塊美元，但坐進音樂廳或者劇場，最便宜的票極可能也要四十塊，而我是沒有很多四十塊可以用的窮人（但我上班工作，有一份薪水，我已經比大部分的學生富裕得多了）。
我與藝術家有諸多往來，這讓我也有很多機會受邀觀看戲劇或舞蹈；第一次經驗是有一位華人編舞家將有一場公演，我聽到消息想為他做一個報導，他約我在格林威治村一個小咖啡店見面，我要了一杯咖啡，他點了一杯酒，後來他發現我不僅願意報導他的演出，還搶著付咖啡店的帳單，舞蹈家鬆了一口氣，問我說：「我還可以再點一杯酒嗎？」
正在力爭上游的藝術家們其實也是貧困的，他們比我更窮，所有能夠取得的資源都用來爭取演出的機會；小咖啡店裡的女服務生長得非常漂亮，動作儀態也美得出奇，華人舞蹈家和她們每個人都打招呼，還頻頻站起來吻臉頰致意，我很意外他的交遊廣闊，他看出我的疑竇，解釋說：「喔，不，她是艾文艾利舞蹈團的團員，她只是在這裡端盤子打工。」
嗄，為什麼？
編舞家進一步解釋，即使加入頂尖的舞團，除非你是地位崇高的台柱，多數正在奮鬥中的年輕舞者可能一年只能領到九個月的薪水，半年是演出期，三個月是排演期，她們有錢可領，其他時候她們要自食其力，三個月的零工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大部分的人只能找餐廳、咖啡店、酒吧打工了。
但我看著那些舞者輕盈的動作穿梭於咖啡桌之間，表情愉悅，態度明朗而開心，看不出一點委曲，編舞家下了註腳：「這裡是紐約，年輕人的尋夢之地，我們沒有什麼不開心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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