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但願少年有知／詹宏志
（本文摘自《人生一瞬》, 馬可孛羅出版）
法國人的諺語說：「但願少年有知，但願老者能為。」(If the young only knew, if the old only could.)這句諺語句型優美，對仗工整，令人一聞難忘，可惜我只聽得懂它的英語譯文，另外那一句聲調鏗鏘動聽的法文，對我來說只是陌生語言的歌曲旋律一般。
當一個年輕人出現在世界時，擺在他面前的是無限的可能，他可以愛更對的人和做更對的事，可惜他對這種命運的豐富和美好一無所知，註定要揮霍浪費泰半；當他變成老人，他已嘗盡失敗與錯誤，對人生與感情已有所悟，他知道怎樣可以做對很多事，但他已經錯過時機，再也無能為力，除了悔恨和惋惜；當他看著擦身而過的一群群新鮮年輕人，他看著他們鮮艷顏色的頭髮和任性無邪的笑容，他多麼著急想讓他們知道他的悔恨，好像地獄回來的鬼魂，急著要訴說彼岸的景觀；但年輕人仍然毫無所覺，鬼魂渾若不存，他們相信所有的事都會等著他，悲劇就這樣世世代代重複地上演。
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年紀才二十出頭，雖然也覺得它音調優美好記，彷彿富涵哲理，懵懵覺得有點意會。現在回想起來，諺語中那種滄桑蒼涼的口吻，深沈悲哀的感傷，其實那時的我是無法真正體會的。
十幾歲到二十幾歲之間，人生通過否定與反抗而成形。我急著要否定父母，否定老師，否定權威，否定秩序，否定社會，否定建制，希望從眾多的「不是」當中，看見「我是什麼」。這也顯然是一種成長本身的「生物設計」，否則他將如何形成自我，甚至有勇氣遠走高飛，像一隻成長飛揚的鳥一樣，毅然離開他熟悉的環境與依賴的體系？
我沒有趕上父親的全盛時期，我只是從母親、親戚、父親友人的口中聽到許多父親的傳奇。包括他如何在近乎文盲的家族裡單獨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如何年輕時期就事業成功，他的專業如何受到日本政府的珍重，他如何慷慨幫助在困難中的友人，他如何成為全村尊重諮詢的智者……。
父親生長在窮困的捕魚家庭，讀完公小學之後應該就要回家勞動；但他在學校表現得不尋常地出色，又寫得一手上乘書法，他的日籍校長覺得絕對不能讓這樣的小孩失去教育。這位在異鄉從事教育工作的校長，特地全身盛裝(也就是戎裝和軍刀)，大跨步走到漁村，來到祖父家中，村裡頭都奔相走告說：「大人來了，大人來了。」校長說服祖父讓父親繼續讀書，校長則供應他學費和食宿，一直讀到技術學校畢業。我還留有父親唸技術學校時的一本《橋樑工程》教科書，和一本筆記，裡頭密密麻麻的鋼筆眉批，依稀還看得到一個用功的青年學生昔日的形象。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父親的煤礦事業受到沈重的打擊，我後來問他為什麼，他告訴我，台灣那時候沒有工業，只有糖廠和鐵路局需要一些煤炭；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的煤主要是外銷到日本九州去的，一九四五年以後就改銷上海，那都是當時工業比較發達的地方。一九四九年以後，煤就沒地方去了，價格一落千丈，做炭礦的人都很慘。
煤礦發生困難時，礦場發不出薪水，父親是工程師，不是老闆，但他覺得工人都是他雇的，他有責任照顧他們，他要所有的工人和眷屬都來我家吃飯。我記憶裡仍有這樣的圖像(我不能確定是真實的，還是後來想像的？)，上百的工人帶著全家老小，把舖蓋都攤在我們家的騎樓下，難民一樣浩浩蕩蕩睡滿了一整條街，媽媽和阿姨用巨大的鍋子煮鹹稀飯，每個人都拿了一個盆子來盛著吃，在騎樓的每個角落，火紅的燭光搖曳在一張張灰撲撲的臉上。
這些英雄事蹟多半是經由親人轉述的，我從懂事以後，父親就是一個待在家裡的病人，他已經失去事業也失去健康。我很想向同學炫耀父親的光榮歷史，但我不能，因為這和父親咳嗽駝背的猥瑣形象太不相稱，沒有人會相信我。我剛搬到山城時，因為畫了停滿飛機的航空母艦，被從未見過船隻和大海的同學嘲笑了一頓：「怎麼可能船會比飛機大？」我怒沖沖地辯駁說，船本來就比飛機大，結果在同學間贏得一個大騙子的名號，有了這個教訓之後，我並不覺得可以把潦倒的父親再說成一個英雄。
父親並不嚴厲，從不大聲斥責我們，也許他覺得斥責打罵子女是女人持家的瑣事；但他非常威嚴肅穆，至少是沈默寡言，每天都坐在固定的位置，像座雕塑一樣，几上一盞熱茶，抽著菸想著我們無法理解的事情。我並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和他說話，連一起走在街上也從不交談，雖然我也衷心相信他是疼愛我們的。
很快我就來到我青春年代的「否定時期」，我渴望逃離家庭，逃離學校，逃離一切管束，以及逃離鄉下無所不在的空白與苦悶；我對課外書本發生興趣，我對陌生事物發生興趣，譬如宗教和哲學的議題，還有文學和愛情的誘惑。就在青春期的混亂和焦慮中，我的注意焦點離開了家人，也就遠離了父親；大學唸書時，當我頂著一頭憤怒的長髮回家，進了家門，一聲「回來了。」是我唯一的招呼。父親坐在他的老位置一動也不動，盯著我半晌之後才說：「那頭髮怎麼不理一理？」
我雖然一身叛逆的姿勢，其實內心已經因為新的知識而轉為柔軟。我對父親重新有了好奇，在大學的圖書館裡，我奮力尋找關於台灣礦業發展史的各種資料，想從中找到父親的蛛絲馬跡，結果父親口中常常提及的那些煤礦，果然都在書上有紀錄，那些他的工程事蹟可見是真實的了。
但不和父親交談已經成了習慣，我只能偶而冷箭一般問他一個問題，譬如在兩人默坐讀報時突然問他：「你讀了那麼多書，為什麼家裡一本書都沒有？」他沈吟了半晌，壓低聲音說：「二二八事件後，到處在抓讀書的人，那些日文書都丟到古井裡去了，連同校長的照片，穿日本服裝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從他口中聽到那些禁忌的語詞，聽到他的謹慎和低調。
大學畢業，我到報社工作，我開始想要從寡言的父親口中得到更多的歷史故事；我假裝報社有意做一個煤礦史的專題，問他願不願意幫忙，還說有一筆錢可拿，父親無可無不可地答應了。來台北時，我到車站去接他，父親已經老了，他爬座陸橋已經是氣喘吁吁，我覺得有點不忍。他還是堅持要帶我往深坑、石碇，到昔日的煤礦去找他的朋友；但那是一場尋鬼之旅，礦場裡他全然找不到認識的人，每當他問及一個人，場裡就有人應答說：「你說那個陳火生仔呀，昨年就過身了。那邊一位就是他的後生。」
夜裡父親坐在我租來的公寓客廳沈默不語，像個暗處的黑影，一閃一閃的紅光是他的香菸，我不敢驚動他。他倒是開口了，他指著窗外，「以前這裡什麼都沒有，半山腰那裡有一個柑仔店，上面住的都是山地人，我從上面礦坑開了一條路下來。」我看著他指的大片山地，柏油路蜿蜒爬滿整座山，各種大型坡地住宅社區點著閃亮的燈火，他原有的世界已經變得不可辨識了。
我沒有再要他做任何口述歷史或帶我回他昔日的地方，我自己生涯波折不斷，身不由己，總覺得可以晚一點再說。等到再要做一點紀錄的時候，當然，和人生其他所有的悔恨一樣，父親已經不在了。
我所知道他的故事，仍然是由教育程度不高的親人所敘述，但這些是可靠的嗎？正確的嗎？但願我少年時候有知，就不會有今日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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