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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神秘國邊境不安

　　在藏史學者賀文宣所編的《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1993, 北京)裡，光緒三十年條下正月二十日乙亥(1904年3月6日)有分條記載：「裕綱奏陳藏人以英人欺淩無禮，力阻藏臣赴邊與印督會議，難于起程。旨著暫允藏人之請，檄馳委員等力阻入亞東關前進之英兵再進，俟有泰到任徐籌善策。」

　　這個條目內容展示的是歷史上某一刻一個緊迫危急卻又複雜微妙的處境，當中，心焦如焚向北京中央朝廷急報情勢危殆的是清廷駐藏大臣裕綱，而提兵已侵入錫金、西藏的邊關亞東，並躍躍欲試亟欲東進的是英國印督特使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37)，清政府不想與英國發生戰端，要求裕綱親赴邊境與英人談判，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卻意有未平(他有俄國人在背後搧風壯膽)，藏人執意要自行抗英衛土，而大清政府派來即將接替裕綱的新任駐藏大臣有泰已經在路上…。

　　如果把故事景觀再放大一百倍，這是更大的歷史矛盾的一個小片段。英國設東印度公司始於1600年，也就是遠在鴉片戰爭之前，堅船利砲的大英帝國早已在中國一旁(印度)虎視眈眈了兩百多年，期間它逐步吞併了尼泊爾、布丹、和哲孟雄(今稱錫金)，清廷雖然在1890年簽訂中英藏印條約，保住了西藏主權，但西藏南方屏藩盡去，邊陲門戶洞開，鎖國自守的香格里拉神秘國其實已經是岌岌可危，再也保不住了。

　　同樣的故事，我在<旅行與探險經典文庫>收入的另一本書：法國女旅行家亞歷山卓．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所著《拉薩之旅》(My Journey to Lhasa, 1927)的導讀中就曾經描述：「在地理上印度緊貼著西藏，英國人想對西藏有更大影響力的念頭從未間斷；尤其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擔心俄國人的影響力自新疆南下，恐將危及印度，更覺得需要控制西藏做為緩衝；兩個強權在中亞地區爾虞我詐地暗自角力，被英國作家吉卜齡(Rudyard Kipling, 1866-1936)稱之為『大競局』(The Great Game)，更在小說《阿金》(Kim, 1901)中把它不朽地形象化…。」 除了吉卜齡目中無人卻又生動難忘的「大競局」一詞，也許近人英國史家彼得．霍浦寇克(Peter Hopkirk)筆下的通俗史書《世界屋脊的私闖者》(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1982)是另一個對當時歷史氛圍最佳的全景式描繪。總之，上面所說的孤獨無援的邊臣急報，背後有一個雄大奇詭的場景；西藏長年的閉關自守(只對中國、布丹、尼泊爾、哲孟雄等地開放)，既不准外人入藏，亦不許藏人與外人往來(違者的處罰極其殘酷嚴峻)，西藏內部佐國的政教合一高僧們不一定能夠了解十九世紀末世界帝國主義的複雜競爭情勢，對日益衰頹的大清帝國也有不服之心，而俄國人和英國人內心都有不可告人的算計，而其間更穿插了一群立意要探索西藏奧秘的旅行者與傳教士…。

　　熟悉近代西藏歷史的朋友可能已經知道上面那場「英軍進逼，邊臣告急」故事的下一回合，英人進軍當然不聽清政府的勸阻(他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藉口，不是嗎？)，而揮舞著中古世紀武器的西藏僧兵肉身當然也擋不住新式洋槍洋炮，1904年4月9日，英軍在骨魯地方大敗藏軍，4月11日就攻抵江孜，並繼續往拉薩推進，儘管中間清廷與駐藏大臣都做了各種外交上的努力，也攔不住探險家軍人榮赫鵬的部隊和意志，8月3日英軍入拉薩，達賴倉皇逃離布達拉宮，有泰不得不率官員迎英軍，西方人眼中第一位抵達拉薩的探險家榮銜終於落到榮赫鵬頭上(那是他多年的夢想)…。

　　．日本學問僧識見不凡

　　包括彼得．霍浦寇克在內的西方旅行史家，都傾向於認定榮赫鵬是第一位進入拉薩的「外國人」，而前仆後繼競相入藏的旅行家也至此終於有了結論，用霍浦寇克的話來說，榮赫鵬是「這場無與倫比大競賽的真正贏家」(really the winner of this extraordinary race)。 但，且慢！如果榮赫鵬是第一位進入拉薩的外國人，他們要如何面對另有一位異人在1901年3月21日喬裝僧人漢醫率先來到了拉薩，整整比榮赫鵬早了三年有半？事實上，如果把印度人算進來，這位異人的藏文老師孟加拉人達思(Sarat Chandra Das)則早在1879年和1881年就曾經兩度成功抵達拉薩。

　　這裡說的異人指的是日本僧人旅行家河口慧海(1866-1945)，俗名河口定次郎，他是出身黃檗宗五百羅漢寺哲學館(今日東洋大學的前身)的學問僧。他在讀破一切藏經之後，為了追求比漢譯大藏經更古老的梵文經文(日本語佛經都由漢文轉譯而來)，發願入藏求經，三十二歲(1897年)自神戶出航，先至印度大吉嶺追隨達思習藏文，三年後決意假扮中國僧人潛行入藏。他從尼泊爾加德滿都出發，順利經日喀則進入拉薩。河口慧海在拉薩遍訪聖地、求法問道將近兩年，並以漢醫身份濟世治人。他的醫術高明，又對窮人不取分文，聲名乃逐漸遠播，遍交藏人權貴，甚至連達賴喇嘛十三世都聽聞有此一「中土高僧」，還多次接見了他(漢文流利的達賴十三世喇嘛並未識破這位冒牌貨)。

　　但薄紙終究包不住火，他的行醫善舉得罪了若干原本地位崇高的藏醫，拉薩又至少有兩位藏人曾經在大吉嶺見過他(他在大吉嶺是個名人，而且並未偽裝中國人的身份)，他的秘密就逐漸有隨時走漏的風險。1902年5月，他的真實身份傳到達賴喇嘛耳中，河口慧海立即面臨急切如風的追捕；他連夜動身，以十八天的時間迅速逃到錫金邊界，不久後，他就安抵大吉嶺他的師傅達思的住所。一場長達兩年不可思議的旅行就此落幕，只是可憐了在拉薩與他交往的藏人朋友，以及在逃亡路上幫助過他的藏人，後來都受到了嚴刑酷罰。

　　河口慧海在1903年返回日本，隨即在報上連載他的旅行所見所聞，1904年更以《西藏旅行記》之名由博文館出版；1909年，他又將全書親自英譯為《西藏三年記》 (Three Years In Tibet)，風行一時，他的冒險行蹤乃為世人所周知，如今此書已經是了解西藏民族風俗與昔日旅行歷史的經典了。

　　回到旅行史上入藏競賽一事，西方史家主張不該把河口慧海計算在內；他們的理由，河口慧海是亞洲人，身份偽裝有了太大的優勢，而歐洲人不管藏文多麼流利，微服入藏的難度高太多了。譬如正當慧海居停拉薩之際，另一位歐洲大探險家斯文赫定試著假扮蒙古朝聖者自北方入藏，在距拉薩五天的行程之外被識破，功虧一簣，可見競爭不公平。話雖如此，但我們別忘了稍晚抵達拉薩的女探險家大衛尼爾，不也是假扮藏人成功混進入了拉薩？

　　也許我們不要太計較西方史家的小家子氣，河口慧海畢竟是識見、氣度都極不凡的東方旅行家，他的旅行條件也絕不是寬裕容易的，他自稱他的旅行方法是「頭陀乞食」(也就是沿途托缽)的，不是西方探險家那種駱駝成隊、挑伕成群的富人之旅。河口慧海又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與忠誠的記錄者，他在西藏所見並不是一個和睦的理想國，而是一個神人合一的恐怖統治；而藏人特有的艱苦生活條件、以及從而衍生的獨特風俗，他也不畏可怖，一一據實以錄，部分內容恐怕不是腸胃不健康的讀者所能吞嚥。但也正是如此，他留下的記錄的深度、準確和全面性都不是浮光掠影的西方探險者所能比擬。

　　東方僧侶旅行自有傳統，他們不是垂涎他人國土的侵略者，而是求法問道的自我追尋者；榮赫鵬進出西藏，在他國文獻裡充滿了倉皇恐懼的兵災急報，而慧海入藏取經，完全是孤獨來去的鬼影，他國文獻根本不曾彰顯。從今日生態的觀點來看，那高下是分明的。我必須說，這是法顯、玄奘以降的東方旅行傳統，我們在河口慧海身上，再度看見久逝的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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