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內心的荒地／詹宏志
—強納森‧雷班與他的旅行文學
（本文摘自《窮山惡水美國夢》, 馬可孛羅出版）
（Jonathan Raban, 1942-）
如果要談強納森‧雷班（Jonathan Raban, 1942-）備受推崇的旅行文學，那麼我們又何妨勇敢一點，鍥而不捨往上追蹤那一線隱秘不顯，卻又不絕如縷的伏流傳承，或者我們也可以連同今年（指2001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裔千里達作家奈波爾（V.S. Naipaul, 1932-），以及幾十年與奈波爾愛怨交織的文學接班人保羅‧索魯（Paul Theroux, 1941-），拿他們的旅行文學來一併談談？
奈波爾主要寫兩種作品，小說和旅行文學；保羅‧索魯也是，也主要寫小說和旅程，作品中的兩者甚至是糾纏不清的（小說作者正在旅行，小說中的角色也在旅行）；強納森‧雷班亦復如是，他寫的小說和旅行文學，數量不算多，但質地精良，各界評價奇高，幾乎把英語世界的幾個大獎都得光了。
保羅‧索魯視奈波爾是他的精神長輩，奈波爾則事事依賴他，他與波奈爾數十年交往，為他讀作品初稿，拿定出版主意，並撰寫廣告文案，在旅途中還不斷給奈波爾寫信或寄明信片，在他們絕交之後，索魯還寫了一本糾葛纏綿的《維迪亞爵士的影子》（Sir Vidia’s Shadow, 1998），回憶兩人的長年友誼。強納森‧雷班不比保羅‧索魯年紀小多少，但在文學創作上是索魯的晚輩，他敬佩索魯，仿傚索魯，並把他最成功的名作《窮山惡水美國夢》（Bad Land, 1996）題獻給索魯，然而罕見的是，自視甚高的索魯也視雷班是自己稀有的朋友。
證據在那裡？在《維迪亞爵士的影子》一書的的末尾，當保羅‧索魯為失去奈波爾一段三十多年的友誼而黯然神傷時，他的兒子不解地問他：「你以前不是都說你一個朋友也沒有？」索魯辯解道：「我還是有幾個朋友啊。強納森就是。維迪亞是另一個。」強納森‧雷班對索魯的尊敬是世人熟悉的，但索魯如此看重他的晚輩的友誼，這是一條少見的線索。
三個人的旅行文學都不是賞心悅目、令人愉快的「輕讀物」。奈波爾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認是一種「玫瑰多刺的」（brambly）風格，行文尖刻沉重，亂槍掃射，殃及無辜，對人間世事毫不留情，好像要與所有的閱讀者為敵；他對印度、伊斯蘭、基督教三大宗教文明幾乎都沒有好感，帶刺的文章也得罪所有宗教文明的熱情擁護者。他最近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的「祖國」（他的祖父來自印度）和「母國」（他生長在千里達）都覺得不太開心，可見他惹人嫌的本事絕非等閒。
保羅‧索魯何獨不然？他的旅行文學也以尖酸刻薄聞名，對路上所見的荒謬愚昧一向手起刀落，只見犬儒，不見慈悲，有一次一位書評家忍不住說：「如果他這麼不喜歡他在路上所看到的人與事，他又何必勞煩去寫一本旅行作品。」索魯在比較自己和奈波爾的不同時說：「（他）總是喜歡驚擾與試探對方，而我的態度總是迎合討好。」這句話絕對不是事實，在我看來，所有對奈波爾一針見血的批評，幾乎都適用於索魯本人身上。
強納森‧雷班則是三人當中最溫柔敦厚的一位，他比較少那麼直接地攻擊他所描寫的對象（但諷刺性的側寫也絕對不少），用功也最勤，他的作品裡總是閱讀涉獵廣博、相關研究也特別深刻，連細微線索也不放過。但他的旅行文學仍然不能讓人輕鬆愉悅，讓你讀而悠然神往，激起你去某地旅行的慾望；反而讓你掩卷深思，心情沉重，歷史與地理在腦海交織錯綜，五味雜陳，彷彿剛剛歷經一場心靈的天使角力。
三個人所代表的，我相信，是旅行文學進程的一種全新階段。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李察‧柏頓（Richard F. Burton, 1821-1890）那一代的探險家們，代表的是旅行文學的「發現時代」；新一代旅行者如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910-2003）等人，所代表的則是旅行文學的「認識時代」；來到奈波爾、索魯、雷班這些作家的世代，旅行文學就進入了一種「反省時代」。在「發現時代」裡，我們對地表上的地理和人文還一無所知，旅行扮演驅探看者的角色，他到了一個前人未至之地，說：「看呀，這裡有…。」他就完成了旅行者的任務；到了「認識時代」，旅行者不能只告訴我們那裡有土著生活，他要告訴我們土著的情感和心理世界，他要讓我們認識他們存在的方式與內在意義。但來到「反省時代」，世界邊陲已探無可探，就連「認識」也氾濫成災，我們還要多一分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嗎？唯一能讓一場旅行有差異的，是旅行者內心進行的事。
就拿雷班的《窮山惡水美國夢》來說吧，你很難拿它來當做某種旅行的靈感幫助。他行走的是美國大西部裡最空曠無人的蒙大拿州，放眼看去是一望無際的田野，公路越過一重山丘又一重山丘，直線前行直通天際，你可以幾個鐘頭不見人車鬼影，你的車猶如大海一舟。在他的旅行敘述裡，既無景點，也無路線，只是平淡乏味的公路車程，和千篇一律的路邊餐廳，它更像一部公路電影，而不像通常豐富多彩的旅行遊記。
他就有本事在這空無一物的大地，變出一個一個故事來，鐵路的故事，小城的故事，拓荒者的故事，公地放領的故事，廢棄學校的殘書的故事，酒吧裡聽來的故事…。然後，這些故事解構了我們熟悉的景與物，竟交織成一場美國開拓時代的夢想與幻滅，一場時空交錯的旅行敘述，最後歷史上尋夢者的幻滅變成了旅行者的幻滅，而旅行者的失落又變成傾聽者（也就是做為讀者的我們）更深沉的失落，慨嘆世事的無情與真實的殘酷。一部追索舊蹤的旅行敘述，最後竟然能成為對美國歷史的反省，對自身來歷的回顧，以及對「美國夢」的重新批判檢驗，不能不讓人佩服作者的才氣了。
雷班的作品大體如此，乍看似細碎的拼圖，其實都是大處著眼，更上溯到某塊土地的靈魂深處，他是絕不肯把自己變成俗眼熱觀的過客，每一場旅程都有他背後的「大意義」。在《窮山惡水美國夢》裡，他重新反省美國「西部」這個意象與概念；在《沿岸航行》（Coasting, 1986），他駕舟環遊英倫三島，想追究「英國性」的意義；在《水路入朱諾》（Passage to Juneau, 1999）裡，往阿拉斯加的「藍色公路」（內陸航道）成了他探究海洋意義的場景。而在後兩本書裡，強納森．雷班對海洋的深刻理解，就讓一位本身也是旅行作家的書評家讚歎說：「這是康拉德之後最好的海上作家。」
「反省時代」的旅行作家，作品通常是深刻的，而不是飄逸輕快的。奈波爾是其中最需要搏鬥的作家，他的文字黏稠緊密，思想幽深迂迴，偶爾還會長篇議論，考驗讀者的誠意與耐性，你常常必須多停多想，才能了解他的用意。相形之下，保羅‧索魯與強納‧雷班就節奏明快得多。旅行中的索魯，一個心思接一個心思生滅不斷，好像是推理小說家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 1888-1959）筆下的硬漢偵探馬羅（Philip Marlowe），對世間什麼都有意見，恨不得一切用雙拳解決；而強納森‧雷班則像是一位更有耐性也更世故疲憊的偵探，細心地在桌上拼出逝去時光的真相。
雷班的旅行文學是立體的，有場景，有歷史，有活在其中的人物，更有敘述者自己的追憶，又精緻又細膩。它也許不會讓你讀完馬上想去那裡旅行，但它讓你終卷掩面，想了解自己出身與文化的來歷。一旦讀過了這樣寶石似的旅行文學，再要你閱讀眾多平庸的旅行作品，你可能就失去了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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