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治安 死刑不是萬靈丹
2006/2/24 人間福報 文／鄭佑璋
媒體報導有人因為佩戴狀似「手指虎」的飾品，遭航警局以違反槍砲刀械彈藥管制條例移送法辦，這是否是因法令過苛導致擾民？而在美國，費城警局卻想出以槍枝換ＮＢＡ球票的方式，鼓勵民眾繳回槍械，以降低兇殺案的發生率。在這兩個不同的狀況下，筆者不禁質疑，死刑的依法執行真能維持法律的尊嚴嗎？或只是呆板的治安至上的論調，能夠真的防止治安繼續惡化嗎？
當一個國家的領導高層偏向何種風格，往往會產生「風行草偃」的效應，而在「極化效應」的干擾下，更容易產生民眾「過猶不及」的對立式反應，因此產生過度偏向意識形態與泛政治的口水，在此之下，屬國家根柢的「經濟」與「教育」不免偏廢，直接受衝擊的是「法律」與「治安」，而民眾的觀感也反映在這些問題上。
因此我們將會看到法律無法因應時代變遷，甚至給民眾「無法保障安居樂業」的觀感，使民眾質疑法律的尊嚴是什麼？更會懷疑無能力依法執行的國家機器，是否能正常運轉？
換個角度思考，一個正常的法治國家是否需要以傷害、剝奪人民生命權，作為教化人民的方式？如果我們同意「治亂世用重典」的觀點，那麼台灣是不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呢？如果台灣沒有「王法」，人治的政府缺乏維持法律尊嚴的「權力」，那麼要治理這個亂世，「不殺無以教之」肯定是唯一手段，如果法制廢弛不彰，那麼「殺人立威」絕對是一個在短期內，能收最大效果的「殺雞儆猴」利器。
如果是因政客偏好政治鬥爭，導致當前法律僅是好大喜功地強調「人權」的普世價值，而忽略了道德與教化的根本價值，那麼以死刑維持「法律」的尊嚴，這又算什麼呢？劉邦入秦以約法三章不過是權宜之計，而歷代往往以「道德教化」取代死刑，站在倫理的觀點來看，如果我們不能接受人可以殺人，為何縱放國家機器以「法律」之名剝奪人命？
尤其當國家政治混亂，法律的尊嚴只剩下條文而缺乏精神，道德與教化愈發不顯，死刑犯愈來愈多時，難道只能審一個殺一個嗎？不會愈殺愈多嗎？大家沒有想過，有多少死刑犯在執行前仍不悔改？又有多少人是被誤判當生命遭剝奪時，法律的尊嚴又能減少多少誤判？
在治安至上的思維下，也應思考人權問題，法律不是用來保障司法尊嚴的，而是在維持道德的基本底限，如果要將「殺人者死」合理化，那麼當官逼民反時，會不會變成統治者的合理工具？或歹徒在犯案時萌生反正大不了一死，多殺幾個墊背的極端想法？
因此筆者懷疑，在教化與道德風氣無法提升前，依法執行死刑除了不能遏止治安繼續敗壞，還可能增加酷吏，並不能治好治安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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