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如其人」這句話，可以是句委婉的罵人的話。或者罵其詩傷於快直，或者罵其人城府深沉。
一
胡南溟《大冶一爐詩話》一書似乎欲以文學謳歌日本統治，不值一觀；但他大力標榜的「諷刺之正」，卻有令人深思之處。他說：「近代諷刺之詩，非不靡麗，非不敢言，失諷刺之體，使人難堪。」文學因有諷刺的作用，因而必須委婉，使人讀之，能知道自己的過失、又不至於惱羞成怒。令人怒而不令人思的詩，對胡南溟來說，就不是正體的詩。
這種「以委婉方式說人過錯」成為詩的性格，不獨近代有之，遠自《詩經》的時代，就已如此。詩作為外交詞令，可說是「有話不直說」的民族性的展現。非不欲直說，而是直說了，在外交場合上，便輸人一著。因此必須用委婉的方式，將心中所要說的全部譯成一套符碼，再讓對方去破解這套符碼。這樣的動作其實是承認溝通中必有的誤解，並將誤解扶正，使它理所當然，成為文學的性格。
原本最好的狀況，應當是沒有誤解的溝通。人與人從想說、到說出、到被人理解，都沒有耗損、變形，語意百分之百的傳達了。這樣的情形真的存在嗎？它或許存在，或許不存在。我們不妨假設它是不存在的，這樣我們對於充斥於現實中的誤解比較不會感到焦躁憤怒。既然它不存在，那麼不如一開始就承認誤解的必要，在傳達╱理解的過程中，讓雙方都意識到符碼╱破譯的必然。因此用詩來當外交辭令。用詩來大聲說出自己的立場，再看看對方怎麼破譯；對方也用詩作出回應，我們也以我們的方式加以理解。
能不這麼複雜嗎？以中國人的民族性來說，恐怕是很難的。即使表面上想說大白話，回歸簡簡單單的溝通，溝通的雙方、或者單方，也免不了揣測：「他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說沒別的意思真的是沒別的意思嗎？」人們揣測大白話背後的訊息，使得原本不是詩的語言和詩一樣曲折難解。「人情練達即文章」，說得正是這種情形。要讓人情練達，那就跟經營一篇文章、安排文中寓意一樣的複雜難辦。
因此中國人有一部《詩經》，可以用來作為政治溝通的共通語言，可謂是一幸事。它至少讓這種複雜的溝通浮上檯面、並縮小範圍。不用詩的時候，應當就是不揣測的時候。在複雜的生存競爭中，人們有權要求回到簡單的溝通。
將《詩經》視為這樣的政治語言之後，對於「詩無達詁」一語的體會當可更深入。「詩無達詁」是必然的，它指出了「簡單溝通」的一去不復返，它提示了詩不會有「達詁」，因此解詩、破譯時當有此體認：你現在已經找不回簡單的溝通了，不會有人承認他的語意讓你百分之百的接受了。
詩的「含蓄」，本來是一種美感，但其實它也演變為一種溝通策略。以語焉不詳、雲龍一爪的語言形式，不將自己所有語意推上檯面，那麼對方在破解時，對你也就永遠感到幾分神秘而不得不戒慎畏懼。
詩從生活出發，後來變成一套這麼複雜的語言。它含蓄委婉的美感形式，正好對詩人的現實生活有直接的幫助──例如有效的溝通、或者避禍──，但即使沒有這層幫助，詩也不應當就此而變成不含蓄不委婉的。含蓄委婉的美感不能用理性思維剖析，只得從讀者的心去感受。但我們可以理性地剖析出附生在美感外層的兩層實際功用：一層是就作者而言，可以避禍、可以有效的溝通；一層是就讀者而言，含蓄的形式因容量廣大，讀者可以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對文本投入不同的經驗。換言之，因為詩不走向娓娓道來的親切溝通，因此它更能溝起讀者在不同年紀所擁有的不同經驗、記憶，而有不同的體會。
二
大體而言，能寫出好詩的人，大都具有耍心機的天賦；但人以詩人自命的同時，往往又輕視耍心機、玩手段，而更願讓生命簡單些。因此而有了前面那句話：「作人貴直，作詩貴曲」。
人們對詩人可能有許多刻板印象。我想，或許人們認為詩人是個性直爽的、不拘小節的、浪漫的、易感的……。但這不妨礙他們具有精密思維能力去架構一篇完整的詩。
「文學我」和「現實我」並不必然統一，元好問有詩曰：「心情心畫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如果風格即人格，那麼〈閒居賦〉高情萬古，它的作者潘安仁怎麼是個向權貴鞠躬哈腰、送塵而拜的無格詩人呢？可見詩不一定就是心聲。或許，「文學我」和「現實我」是互相救濟的。一個詩人，在現實生活中，懦弱了、投降了、鞠躬哈腰了，但他心中對美善的信仰仍然存在，他不承認鞠躬哈腰是一種美善，於是他以「文學我」自我救贖，在文學世界中，建構出一個現實社會中無人可以侵犯傷害的理想之我，甚且希望後人認識的、只是這個文學之我、不要再是那個可憐猥瑣的現實我了。如果人們不曾認識這個現實我，那麼這個文學我就能用很美好的形象留存下來。文學我與現實我在分離之初，便已帶有宿命的悲哀。
另一個可能是「現實我」救助「文學我」。「文學我」已經走向精密設計一途，簡單溝通的渴望漸行漸遠，那麼在現實生活中，人就不要這麼複雜吧！因此，一刀剖開，作人貴直、作詩貴曲，二者皆得其貴，乃適得其所。現實中的人笑詩人天真、笑詩人笨；詩人也笑，我不是不能懂人情世故，而是不願去懂。我有心機深沉的能力，只是擱置不用，而用單純的熱情與人們相處。單純地相信人們的善良，則固然有惡人以惡心惡行對待詩人，詩人也相信他的邪惡只是源於懦弱；等他有一天夠堅強、夠勇敢，能肩負起道德了，那麼他或許會默默地改變過去懦弱時養成的惡心。而詩人只佯裝什麼事都沒發生，認為他始終都是善良。如果有改變，就是從懦弱轉變而為堅強而已。
「相信」的力量，有時能改變現實。
200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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