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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分散的』地方社會（涂一卿）

 

一．前言

 

 

本文企圖透過『相對分散的』地方社會（Relatively Ato—mistic Local Society ）這個特質的呈顯，來重新面對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特性。主要探討內容區分為三個部份。第二個章節：『地方史』研究之意義中，筆者從歷史學者與人類學者『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指陳面對傳統中國歷史，或許研究者可以揚棄一些『僵化』、『刻板』的史觀，而從一些實質的地區研究著手，回過頭來面對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問題。第三個章節：『相對分散的』地方社會。本節基本上是筆者立基於一些傳統中國社會『地方史』的研究成果下，嘗試以『相對分散的』這個概念，組合既有研究的看法，論証何以這樣的特質，是適合於幫助我們掌握傳統中國地方社會結構。第四章節結論：帝國官僚與『相對分散的地方社會』－－鄉紳的角色及其重要性。在作為結論的這個章節裡，筆者企圖面對一個問題：如果『相對分散的』是傳統中國地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特質，那麼，在分散與獨立的地方社會存在下，如何形構出所謂的『整體性』意義﹖

 

 

二． 『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之意義

 

 

中國社會發展前後相因，綿延不絕，研究中國社會，不從歷史觀點著手，很難窺探全貌。然而，即使認可歷史的重要性，卻並不等於解決了歷史的複雜性。面對如此綿延流長的歷史時間，對於了解中國社會結構特性這樣的一個課題，究竟應該抱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想探討中國社會的性質，不講分期便很難了解演變的大勢。然而，即使說分期，馬上的又面臨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依照什麼樣的標準來作為分期的依據呢﹖傳統中國政治史上朝代的興替，是常見的分期慣例。當然，從某些角度來看，帝國政權的替換本身，可能也呈顯著某些意義，特別是有關軍事或外交等問題上。然而，若我們所感興趣的問題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不再局限於傳統政治史上所關懷的主題時，既有中國政治史上的朝代區分，對於我們而言，便不見得是一個適當的標準。甚至於，我們可以從相關的研究，重新來反省以朝代興衰為分期標準，所可能忽視的一些問題。事實上，許多研究傳統中國社會的學者們，已經對於上述那種以傳統歷代政權興替的分期看法，提出批判。於此，筆者擬借由施堅亞（ G. W. Skinner , 1984 ）及翁之鏞（ 1952   ）兩位學者的看法，加以說明。

 

美籍學者施堅亞教授在其一篇重要著作『中國歷史的結構』（註１）中，透過其對於傳統中國不同區域經濟的長期經濟活動觀察，指出，傳統中國的歷史結構，基本上是反應著不同經濟區域經濟周期的轉折。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不過是偶然地反映出發展周期的上升或下降的轉折點而已。因此，對於掌握傳統中國的歷史結構而言，掌握不同經濟區域在中國歷史時間中，興起與衰落或替換的轉變，要比政治上朝代的更替，更為的重要且關鍵。正如施堅亞所說：『人類有十個手指頭、十個腳指頭，十進位的發明無疑是數學史上的重要突破。但不能就此論斷人類歷史也可以用十世記為單位來進行處理是得當的。在分期方面，中國的朝代似乎可以作為一個分期的標準，只是因為它們可以被看成是辨證發展的『插曲』中，具有連續性的各個階段。但是，這些階段主要反應的是最高的一體化層次，即帝國本身的政治史。（Skinner ,1984: 21）相較於最高的帝國政治一體化層次，潛藏於這個一體化表面下的是一個具有等級結構差異（hierarchical structure ）的歷史結構。因此，對於施堅亞而言，了解中國歷史的結構包涵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它是一個由網絡相連接的地方史和區域史所組成的層級結構，它們的作用範圍體現在人類相互關係的空間形式之中。（二）在每一個層級上，某特定的區域體系的關鍵時間結構都是持續不斷的周期性插曲。如果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政治一體化所呈顯的最高層次，甚至誤以為這個層次所反應的便是整個中國歷史結構的全部。那麼，在相當程度上，是把許多複雜的現象簡化了。施堅亞透過其研究指出，經濟的發展和朝代的更替並不必然一致，正如區域經濟並不完全受帝國的行政單位影響一樣。在如此對於中國歷史結構的了解上，顯然的施堅亞已經拋開傳統以朝代政權興替來面對為中國歷史時間的分期慣例。同時在其區域經濟體系所構成的等級結構下，回過頭來重新面對政治史上朝代替換的老問題。

 

類似的看法，同樣的呈顯在翁之鏞先生《中國經濟問題探源》（翁之鏞 , 1952 ）一書中。對於中國兩千多年來歷代王朝的興替，翁之鏞企圖從空間與時間消長關係所呈顯的治亂循環來加以解釋。依治亂循環的起伏，中國歷史自秦漢到明清，基本上可由五個時期收受。每個時期展現由治入亂、治少亂多的共同徵象。因此，對於翁之鏞而言，這種治亂循環的演變結構，才是真正中國歷史的結構。朝代間的更替，只不過是呈顯此一歷史結構最表面化的徵象。在如此的認知下，翁之鏞在《中國經濟問題探源》一書中所論述的主題，便不再像傳統政治史中關注的以政治、軍事、外交、內政等事件（event）為核心。究竟是什麼樣的結構因素，造成中國歷史上治亂循環的演變，是翁之鏞質問的主題。對於這個問題，翁之鏞認為是人口與土地所成就的一種空間與時間的消長關係。透過對於中國自然地理的考察，翁之鏞企圖指出，中國雖然幅員廣大，但是嚴格而言適合耕作的土地卻十分稀少，而在有限狹隘的生存空間裡，卻匯集著大量的人口。土地受了人口過剩的壓迫，農業縱然較為豐富（相對於中國其它區域，東南小半壁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是較適合農業生產的自然地理區域），而農民終不免手口為活（ From hand to mouth ）到手口吃盡的窘態。（翁之鏞 , 1952:33-76 ）狹隘生存空間的人口壓迫，造成土地與人口上的消長關係，而歷代治亂循環的起伏，基本上都受到此一結構因素的影響。

 

當然，不管是對於施堅亞的區域經濟體系的層級結構或是對於翁之鏞人口土地的治亂循環，我們都可以進一步的再加以反省，沒有必要視為絕對的接受。但是，透過這兩位學者的觀點，卻能夠幫助我們在面對思考有關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問題時，觀點上的反省。事實上，不管是施堅亞或是翁之鏞，都透顯著一個如此的訊息：面對中國傳統歷史，我們必需更為的謹慎思考。既有政治史的分期方式，僅是面對中國歷史時間的其中一種方式，有其適用性，自然也有其不適用性。重要的可能不是慣例與否，而是對於傳統中國歷史的了解，能提供多少的助益。施堅亞與翁之鏞兩位學者，在面對中國傳統歷史的研究中，都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區域差異性的存在與其多樣性。這樣的觀念，事實上已經企圖超越對整個中國『一體化歷史』的認識。誠如施堅亞所說：『對整個中國一體化的歷史的認識，不能超越各區域的多樣性，或抹煞各區域體系的特點，相反，一個整體性的文明史建立在其各個組成部分的明確而非偶然的歷史的有機組和基礎之上。』（施堅亞，1984:24 ）假如我們接受施堅亞與翁之鏞兩位學者的看法，承認傳統中國的歷史發展，基本上由各個不同具有多樣性與差異性區域的歷史組合。那麼，同樣的對於所謂『一體化』中國傳統社會的認知方式，必然的也可以成為我們進一步反省思考的對象。事實上，不管是對於『一體化歷史』或是『一體化社會』的反省，並不是企圖否定中國整體性文明的存在。相反的，正是為了掌握與了解這個整體性文明，我們必需真正的去面對多樣性與複雜性的存在（不管是歷史或是社會）。唯有這些多樣性與複雜性能夠被確立，拼湊一個整體性的圖像才有可能。

 

相較於一些早期西方漢學學者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的研究，晚近的一些西方歷史學者與歷史人類學者在認知態度上，已有了重要的轉變。他們不再視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可以單純的用某個概念所能全然含蓋的社會實體（ social reality ）（例如封建社會、家族社會、一體化官僚體系社會等）。為了能夠拼湊出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的理解圖象，他們把現階段的工作定位在『地方史』（local history）的研究上。所謂的『地方史』當然研究的對象仍是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不同的是在『地方史』的研究趨向下，研究者希望經由對於一些實際例證的深入掌握與研究（ case study ），重新的來理解傳統中國的歷史與社會。放棄了『一體化歷史』與『一體化社會』的框柩之後，許多以往不曾出現於所謂『正統史學』的歷史資料或素材乃至於研究的題目，都開始受到學者的注意。事實上，這些從事『地方史』研究學者並沒有以一個案例的研究而自滿，他們相信，對於傳統中國歷史與社會的理解，是必需透過許多不同『地方史』研究的累積。越多實質『地方史』的研究，就愈能讓我們掌握傳統中國歷史與社會的多樣性與複雜性，而任何對於傳統中國歷史或社會的詮釋，應該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地方史』的研究趨向之於傳統中國研究最大的意義，倒不在於研究對象（research subjects）由『整體』轉為『部份』，或是『大範圍』與『小區域』的差別，而是一種面對歷史或面對社會，在研究態度上的轉變。而對於提供一個進一步了解傳統中國歷史與社會圖象的基礎，這些學者們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註２）

 

 

    歷史學者James H. Cole 在其重要的研究著作《紹興－－十九世紀中國的競爭與合作》（"Shaohsing: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ineteenth -- Century China " , Cole ,1986 ）的序言中曾提到：『雖然說地方史的研究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然而，對於中國社會或歷史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單純案例研究的累積。有關部份（ parts ）與整體（ whole ）間的關係探討，應該也同時的被進行。』，『經過許多學者對於傳統中國地方史的研究之後，對於有興趣於研究傳統中國的學者而言，主要的挑戰已經不在是重複的去論述既有地方史學者所指出的多樣性與複雜性，而是可以開始嘗試去思考，如何將這些研究（pieces）作一個收授與組合（ putting back together ）。當然，現階段的組合，不見得能滿足每一個人，必然的有其缺陷。而也正是如此，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有立基於別的經驗研究累積的學者，提出更具說服性的詮釋。』（ Cole ,1986:2 ）

 

    從上述 Cole 的呼籲，筆者嘗試面對這樣的挑戰，希冀從既有學者所累積的許多實質經驗研究中，試圖提出一個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社會的特質－－『相對分散的』地方社會（ relativelyatomistic local society）。

 

編註：該文刊登於《社會與經濟》，第52期，19911219，。台中市：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