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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次戰後香港與中國關係的轉變

 

十九世紀末香港在經濟與社會文化上與中國的密切關連，一直持續到二次戰後。雖然在這段時間，中國出現一九一一的國民革命，香港也曾從英國人的手上被日本佔領。但是，從既有相關的歷史研究與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上述香港與中國在經濟與社會文化上的關係是一直持續，甚或加強的。既有的研究，多半肯定香港在由孫中山所發動的國民革命過程中，一直有其重要地位。（註九）而日本佔領香港時期，雖然意欲將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切除，但是，卻反而加強了在港華人對於中國的認同。（註十）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二次大戰後香港經濟得以迅速恢復，主要的原因仍是依賴轉口貿易的復甦，一九四八年進口總值達２０．７８億港幣，出口總值達１５．８３億港幣，超過戰前最好的水平。這其中對內地的轉口貿易，有著重要影響。香港從內地輸入的貨物共值４．３１億港幣，佔進口總值的２０．７％，而對內地的輸出則達到２．８０億港幣，佔出口總值的１７．７％。（註十一）

 

然而隨著世界情勢的轉變，以美國為主的民主國家與以蘇聯為主的共產國家，逐漸形成二十世紀的兩大對峙強權。香港對內地的貿易在民主國家實施戰略物資的禁運下，一蹶不振。而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共產黨採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將中國內部的市場完全封閉，另一方面，同時實行一連串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在政治態度上也採取與資本主義國家對立的立場。長久以來香港與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關係，在整個世界國際情勢民主與共產的對立中，被隔離了。從歷史的發展上來看，這段時期應該是香港與中國關係最為淡薄的時候。所謂的『淡薄』是相對於在這之前，香港與內地間長久密切的經濟與社會文化關係而言。事實上，在政治面向來看，中共是一直否認英國與清廷所簽定條約的合法性。然而，在其所謂『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政策下，香港在政治上，則並沒有多大的轉變。另外的一個意涵是，在這段時間中，從經濟與社會文化來看，香港與中國都有各自的發展與轉變。在這段時間香港開始朝向製造業發展，首先是紡織業，既之如製鞋、塑膠、手套、電筒、膠花等雜類製成品。而在六０年代，香港以其輕工業生產制所創立的優勢，更進一步朝向新興的塑膠（玩具）、電子（電晶體收音機）、鐘錶業邁進，在國際的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在製造業發展迅速的同時，香港的金融業、房地產業也開始發展，經過七０年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的中心之一。（註十二）香港長期作為轉口港，使它熟悉進出口的業務，中國內地的貿易既然受到禁運的影響，香港只好擴大從其它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五０年代以前轉口貿易一直是香港經濟的支柱，其中尤以對內地為主。進入五０年代以後，香港轉向加工出口的製造工業生產，出口產品以港產為主，轉口貿易退居第二位。而從五０年代到六０年代末期，在製造業的興起與配和之下，香港的對外貿易，仍有著穩定的成長。反觀這時期的中國大陸，由於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一連串運動下，經濟的情況反而出現比戰前還要惡烈。如此不同的經濟發展過程所造成的結果是，香港與大陸內地在經濟發展上出現極大的差距。而香港在這段時期自我的轉變，調整了其長久僅是作為內地轉口港的角色，慢慢的開展其製造業，同時將市場擴大到全世界，減低與內地的經濟依賴度。雖然在政治上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而在經濟上，這段時間香港與內地也出現各自的差異發展，然而，從社會文化來看，香港則仍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中國人『血濃於水』的觀念，卻又超脫政治與經濟的連帶，將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作了某種程度的維繫。在這段時間裡，因於大陸內地種種改革而引起的幾次難民潮，對於香港製造業發展過程，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這些逃到香港的難民，之所以能夠很快的適應香港社會，同時香港社會也能接納這些人，這其中潛藏的社會文化的共同性，是重要的基礎。然而在另一方面，香港在社會文化上，隨著戰後愈來愈國際化，加上許多新一代（戰後出生）港人大多接受西方教育，在都市化與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成長下，新一代的在港華人，逐漸產生有別於以往傳統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念，這段時期，也是所謂『香港文化』的形成階段。

 

編註：該文刊登於《社會與經濟》，第50期。台中市：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