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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企圖從香港歷史發展來看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關係。在各個發展階段中，筆者嘗試就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幾個面向，在不同時期的中港關係中的重要性，作一呈顯。同時希望進一步經由歷史的探究，讓我們在面對香港與大陸未來關係的發展時，能有更好的關照點。

有關正文主要區分為如下幾個章節二．傳統中國建制下的香港。三．香港的『誕生』－－英殖民的開始。四．二次戰後香港與中國關係的轉變。五．中國經濟改革對中港關係的影響。六．結語。

 

 

 

二．傳統中國建制下的香港

 

從香港歷代的建制上來看，幾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元前二一四年），便成為帝國的管轄縣治。從秦到清（道光二十二年），香港歸屬縣的名稱和管轄範圍，雖然有所變動，但是就其所屬縣治時間連續性區分，大體可以歸為四個歷史時期：南海郡番禺縣時期（從西元前二一四至西元三三一年）、東莞郡寶安縣時期（西元三三一至七五七年）、廣州郡東莞縣時期（西元七五七至一五七三年）、廣州府新安縣時期（西元一五七三至一八四一年）。（註　一）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中，香港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僅是龐大帝國的一個邊陲地域，很少受到注意。雖然明末清初，由於沿海地區屢遭海寇的侵擾，曾提高香港的海防功能，然而在經營上則仍不脫其消極的態度。香港地區的生產，除了魚、農業之外，有三種歷史上較為著名的產業，即鹽業、採珠業與香木業。採珠業大概到嘉靖年間因禁令而消失，至於鹽業與香木業多數歸官辦，生產者的收入不多，普遍生活都很貧困。香港的名稱，便是因於”莞香”的生產而由來。（註　二）然而，這三種產業充其量僅是『地方特產』的意味。相對於帝國所統有的龐大區域，香港是絕對算不上富裕的。直到西方資本主義勢力開始向中國擴張之前，相對於帝國所統轄的龐大區域而言，香港是微小而不起眼的地方。在經濟上，它只是一個位於珠江口外缺乏自然資源的貧窮漁村。在社會文化上，它只是一個接受著傳統中國文化價值『薰陶』的邊陲社會。唯一之於帝國有重要意義的，應該是在政治上，因為它是帝國皇權宣稱其權力所及之地。這一點明顯的反映在歷代各朝對於香港的建制上。因此，至少在十九世紀末香港未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所謂的『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其內容所蘊涵的，不在於其自然地理的相關，而是在政治實體上的意義。然而，諸如這些情況，隨著十九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強權的勢力侵入，香港對於中國的意義也徹底的改變了。

 

 

三．香港的『誕生』－－英殖民的開始

 

自從十五世紀末歐洲發現通往東方的新航線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勢力，便逐漸向東方擴張。在這些東來的國家中，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中國廣大的土地物產，成為這些國家在東方發展的主要對象。中國東南沿海各地就成為其進入中國的首要目標。從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到一八九八年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的簽定，所謂的『香港』於焉誕生。它是指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所構成的英國殖民地範圍。作為英國殖民地，它所實行的政治體治，大體上與英國的其它殖民地相類似。根據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根本法－－《英王制誥》與《王室訓令》，總督是香港最高的領導。最高當局設有兩大機構，即由另行指派的人員組成的行政局和立法局。而兩局又是在總督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英國殖民體制的建立，代表一個截然不同於中華帝國的政治實體的存在。於是，在十九世紀末葉，隨著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與中國在政治上，形成不同的體制。早期作為中國領土一部份的意義，也隨之被切除。然而，如果說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也隨著殖民地的割讓而消失，那將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因為香港在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在經濟與社會文化這兩個面向上，反而出現比未成為殖民地前更為強烈的連帶關係。

 

英國之所以看上香港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有一個島嶼作為基地，能夠對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貿易的商業活動。而從各方面看來，無論出口入口，香港水陸環繞的地形，的確是無與倫比的良港。事實上，對於英國而言，其所著眼的絕不是香港，而是中國這個廣大的市場。十九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整個世界（不僅止於東方，包括美洲、非洲）的積極擴張，基本上是帶著濃厚的商業貿易性格。這一點是絕然不同於傳統中國所謂『德澤遠播』、『教化蠻邦』的政治考量。因此，香港幾乎一開始便在英國殖民政府的期望下，擔負起對華貿易（尤其是對中國東南沿海）轉口港的重要角色。從經濟的面向上來看，十九世紀末起，香港與大陸之間便有著密切的相關性。此種密切的相關性，表現在香港與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的相互需要上。對於香港而言，東南沿海區域是其主要的商業貿易場域，同時東南沿海區域又提供了香港所缺乏的一些民生物資。而在另一方面，香港對於中國東南沿海區域而言，它也提供一些優良的出口條件（如海港、船運、倉儲）。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經由香港出口到世界的產品以農產品為主，包括糖、肉桂、樟腦等產品。而大部份進口的產品，也是以香港作為轉口港，再運銷到中國東南沿海重要都市。根據資料，一八六四年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總額高達８７，９２０，５１８英鎊，而在一八六五年更提高到１０１，４２０，１０４英鎊。到一八八五年香港佔中國貿易總額的３３．１％，兩年後更昇高到４６．８％，一八九三年時更已高於４８％，幾乎佔了一半。（註　三）這些資料所呈顯的正是香港與中國在經濟關係上的變化，甚至我們可以說，香港與中國在近代所具有的經濟互動，是研究近代中國經濟發展不能忽視的重要課題。（註　四）

 

 

除開經濟面向外，十九世紀末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在社會文化方面與中國的關係，同樣的也呈顯一種強烈的連帶性。香港的經濟繁榮，吸引了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移民，而一如中國東南沿海（尤以廣東、福建兩省最多）移民所具有的特性一樣，絕大多數的移民多屬於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下階層居多。他們移民多半是單身（男性居多），很少攜家帶眷。離開自己故鄉的理由，是希望尋求發展的機會，有朝一日能衣錦還鄉。早期內地往香港的移民以此類人居多，他們在香港多半從事雜役、攤販、開小雜貨店等工作。英國殖民政府雖然希望能吸收一些內地的資產者到香港，但是情況一直不如所願。一個重要的轉變是來自晚清中國東南的內亂－－太平天國之亂，由於政治與社會情況的不穩定，許多內地的顯貴家族，選擇香港作為避難的場所。這些人在原有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本就是社會的上層階級，雖然移居多少有些逃難性質，但是維持其原有的生活模式（ life style ）則是不變的。有些後來都投身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商業貿易活動，由於其原本在內地所擁有的人際、商業網絡，直接的更帶動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互動。除此之外，香港也是近代中國移民海外的第一站。當時許多移民舊金山、加拿大、澳洲的移民，多半都以香港為進階，先在香港停留一段時間。由於中國民族刻苦耐勞的精神，往往在海外形成中國人的社區（如中國城），再加上移民又都保有許多傳統的生活習慣，他們需要一些生活上的物品。在如此的情況，也進一步造成香港成為散居海外中國人民生物品（以食品為主）的來源。而實際上，這些物品又是由內地所生產，香港只是一個轉口站。同時，除開供應華僑地區的需要外，在中國與世界的商業貿易上，也建立起香港與其它地區貿易的連接管道。根據資料，從一八五三年的３９，０１７的內地移民，增加到一八六０時的８０，０００。而從香港再轉移民到海外的人數，從一八五五年的１４，６８３，增加到一八六一年的１２，８４０人，這個數字顯示，香港不僅是作為一個中國貨品銷售西方的轉口港，同時也是中國海外移民的轉口港。（註　五）

 

隨著華商在香港商業活動的熱絡，無形中也強化了香港與內地間的社會文化關係。社會文化的關係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根據 K. C.Fok 的研究，香港華人經商所累積的資本，包括香港以外海外華僑，以香港為媒藉，透過匯款與借貸或捐助的方式，對於中國近代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有其重要的貢獻。（註　六）許多資料顯示，香港的商人，對於其家鄉的教育工作（學校的興建）及慈善事業（如水、旱災的救濟）有著積極的投入與回應。（註　七）另外從 ElizabethSinn對於香港二次世界大戰前有關『地緣組織』（regional associations）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類似許多商會或公所的成立，都顯示在港華人與中國之間的強烈連帶。（註　八）

 

 

編註：該文刊登於《社會與經濟》，第50期。台中市：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