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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傳統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探討

    經過一學期中國社會結構課程的修習，加上於碩士階段有關傳統中國地方領導精英的研究。個人以為，事實上有關傳統中國仕紳的探討，可以被安置在中央與地方這樣的一組權力關係之中，來加以理解之。在對於清代台灣社會變遷的了解中，個人發現，所謂的地方領導精英，應不僅只於被一般學者所認定的仕紳類型。在清代台灣社會的移墾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它類型地方領導精英的存在，同時配合當時特殊的社會結構，有其重要的社會功能。從如此的觀點回過頭來反省傳統中國仕紳階層的意義，應該可以開展一些值得探究的問題。於是我們可以作如此的質疑，假如仕紳並不是傳統中國社會地方領導精英的唯一類型，那麼其它類型的地方領導精英又具有何種特性呢﹖然而從歷史的常態來看，我們仍必須承認仕紳是傳統中國地方社會的領導者。這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其它類型地方領導精英在實存的環境之下，必須朝向仕紳這個類型同化，那麼這又反應什麼意義呢﹖

  　依個人的看法，上述的問題，必須安置於中央與地方這組權力結構關係中，加以定位。仕紳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群特殊身份（status）群体，而造成其與一般庶民的最大差別則是功名（ honor degree）的有無。所以仕紳從某個方面來說，正是傳統中國在政治上，甚或社會整體上，加以結合政治秩序與地方社會秩序的一個重要機置（mechanism） 。而事實上，這個機置所代表的不僅是勢力（ force）與政治權力的銜接，同時也反應一種經濟資源的分配法則。也就是說，傳統中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透過仕紳群體的存在加以銜接，展現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種穩定的關係仍有其蛻變的契機，而照個人初步的看法，中央與地方的緊張關係，特別容意呈顯於經濟利益的衝突下，而這時候，仕紳很可能被瓦解為代表不同地方利益的零星群體，彼此為爭奪地方利益；同時也是個體利益，而受到中央政權的操弄。

（二）從台灣歷史的發展看中央與地方關係所造成的台灣社會獨特政經體制

      這個主體若從台灣歷史時間的劃分，應可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清代台灣社會、日據殖民時期台灣社會與光復後國民黨領台至今的台灣社會，約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發展。而個人企圖貫穿這三百多年的問題意識仍以中央與地方關係為主線。延續第一個來自傳統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假設，仕紳作為一個銜接中央與地方政經關係的機置點，事實上仍然在清領台至割讓台灣與日本前，依希可見。然而日據後，這個問題被轉化成一種殖民地政府與殖民地方間的關係。如此的轉換過程中，在經濟利益上形成一種殖民地政府獨佔的優勢地位，僅開放少數經濟利益讓台籍地方人士參與，實有強烈扶持親日地方有力人士之企圖，此點可從清代台灣與日據時期台灣各大家族的衰落與興盛中看出。此時期基本上中央與地方的機置是被完全的格絕，因為中央與地方之間實存一種民族的差異性。正因為如此，地方永遠是地方，很可能造成台灣強烈地方因素的可能歷史根源之一。

      至於光復後的問題，目前個人尚無特別的看法，唯一想探究的是，是什麼因素造成今天台灣地方社會如此的活動力；包括在地方政治活動上、經濟活動上。而為什麼這些活動力缺乏整合的可能性﹖中小企業或許可以作為一個研究台灣民間社會動力與運作法則的一個策略點。究竟台灣社會這種民間旺盛的活動力能不能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加以勾勒呢﹖在直覺上，個人仍以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模式應當可能作為一個可能的說明點，但如何拼湊此一相關的圖貌，目前仍有待努力。

（這中間個人以為土地改革與台灣地方自治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但現階段尚缺乏有力點來加以連接。）

ｐｓ．以上兩點僅為個人思考問題的假設，缺乏論證基礎，盼引發諸同仁之高見，以作修正諸多個人的憑空妄想。

編註：該文刊登於《社會與經濟》，19900316  ，第21期，P.31-2，台中市：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