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ujiの不合時宜的偏見 GREAT MIND─偉大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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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報導，塞尚(Paul Cézanne)的畫「玩牌的人」(Les Joueurs de cartes) 以二億五千萬美金（約75億台幣）天價賣出，成為世界上價值最高的畫作。對於這樣的新聞，可能很多人會有相同的疑問：這幅畫倒底好在哪裡？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提問，當然不是一小篇劄記能夠承載的，只是這個問題讓我聯想到Milan Kundera在《帷幕》一書中提出的一個相關問題：

試想有這樣一位當代作曲家，他創作出一部奏鳴曲，從形式到和弦到旋律都與貝多芬相似。甚至進一步想像，這部奏鳴曲創作得如此恢宏，假如它真是貝多芬的創作，將會被列為他的傑作之一。然而，不管它多麼美妙，假如出自當代作曲家之手，那只會成為人們的笑柄。至多人們會稱許作者是位摹仿高手。

為什麼會這樣呢？一件藝術作品的美學愉悅不是應該是一種直覺式的感受嗎？相同的風格應該給予人同樣的美學感受，「難道美感不是自發的，由我們的感性決定，而是由大腦的智性決定，受到對日期的了解的制約？」

Milan Kundera提出了他的解釋，「歷史意識如此內在於我們對藝術的感知」，因此「我們對延續性的意識是那麼強烈，以至於它在對每一件藝術作品的欣賞中都會介入」，所以如果我們發現一件藝術作品創作時間的顛倒，我們便會「自發地（也就是不帶任何掩飾）視為可笑的、假的、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可怕的」。沒辦法，我們就是這樣被制約著！

這表示，其實在我們美學感受力的背後，有一個結構性的「客觀的美學價值」存在，這才使得藝術史得以存在，否則「藝術史將只是一個堆積作品的巨大倉庫，作品的年代延續將毫無意義」。（〈對延續性的意識〉）

Susan Sontag更早地在她的《反對闡釋》裡便提到了藝術作品的「歷史意識」問題。她說：「我們對某個既定的藝術作品的風格的感知，總是充滿了對該作品的歷史性及其在編年史中的位置的意識」，因為，「風格的可辨性本身就是歷史意識的產物」。（〈論風格〉）

這多少可以解釋藝術作品之價值的問題。自從上個世紀開始對「高級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判準進行解構之後，雖然許多經典作品的地位未見動搖，但對大眾文化的推崇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方，同時，「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見解亦大行其道。當然，反智不始於今日也不限於此地，在每一個時代裡總是會有這樣的見解存在，只是加上當代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以及實用功利主義盛行，「反智論」在今日比起以往來更顯得理直氣壯。

要理解、欣賞古典作品（無論是音樂、繪畫、文學等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視聽者必須有相當足夠的「智性」要求，不是單純感官的感性接收，借用Ernst Cassirer的說法就是，藝術直觀的背後仍需要一定程度的理性基礎。Milan Kundera在《笑忘書》中曾經提到他對他父親在去世的前一年裡關於音樂的一句話的解讀：

音樂有其「原始狀態」，此狀態發生在音樂史有紀載之前、在人們想像過或思索過像基調和主題一類的觀念之前。此一音樂的初級狀態（音樂無思想之狀態）便反映了人類生命裏與生俱來的愚不可及之一面。要使音樂超越此與生俱來的絕頂愚蠢，就得在心靈上和思想上花很大的功夫，就是這麼一頂燦爛的拱頂覆蓋著歐洲達數世紀之久，就在它最輝煌之際，突然像煙火慶會中的沖天炮一樣，一爆異彩之後便歸於幻滅了。

「我們今天的音樂已回到了它原始的狀態」，於是，「荀白克已死，艾靈頓已死，但吉他卻永生。千篇一律的和聲、陳腔濫調的旋律，和既無趣益嘈雜的節拍──那便是僅存的音樂了，那便是音樂之不朽了」。

（別急著開罵Kundera，他在下一章馬上就接著說：「只跟貝多芬打交道是危險的，就像所有的特權階級一樣地危險。」）

這個對音樂的見解其實同樣也適合於所有當代藝術作品。當所有的人為創作（所有的藝術作品都是人為創作）缺乏一種「心靈上」和「思想上」的廣度和深度，而僅僅是一種感官的刺激、一種共同回憶的喚起、一種假借通俗本土的低級趣味時，而大眾媒體與政府文化機構還以此為榮、以標榜其國家民族意識來凝聚民眾的認同感時，我們離藝術的「原始狀態」就已經越來越近了。難怪我們都處於「歷史之後」！

塞尚的「玩牌的人」好在哪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堅持我拒絕「歷史之後」的趣味之智性偏見！